炮打张春桥其实是张春桥以我划线、排斥异己而导致的自食其果。解放日报事件后，上海市委大势已去，徐景贤见风使舵，落井下石，按照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乘机率领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从上海市委内部举旗造反。接着1966年12月，徐景贤的市委造反派、王洪文的工总司、大学的红...

由于大量的人涌进报社大楼，而大楼已被围困，进出都很困难，第二天一早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厕所不够用。有些人就在大楼角落随便大小便；还有不少人不会使用大楼里的抽水马桶，用后不冲水和乱扔杂物，几天下来厕所污物四溢，楼道臭气熏天。这么多人成天呆在报社里，吃饭成了问题。

张春桥对未来的计划很清楚，只要经济发展的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实行在赤柬实行过的纯化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消灭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从而一劳永逸地消灭资产阶级。——这种残酷的反人性的乌托邦规划，不仅在毛时代的“一穷二白”下无法实现，即使物质生产丰富了，也会遭到强大的抵制。而更为紧迫的现实是：他们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毛泽东的疾病，医生知道活不过两年，毛的死亡，张春桥的这一套计划便没有机会在中国实行。

康生要说什么呢？他的话，使这两个年轻人惊呆了：“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都是叛徒！”等这两个年轻人从猛烈的冲击波中镇静下来，康生这才继续说下去：“你们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只向主席报告——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如果主席想仔细了解情况，可以派人去找王观澜调查。至于张春桥是叛徒，我是从张春桥的档案上看到的。”

1980年底，“特别法庭”对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中。张春桥被判“死刑缓期执行”，两年后改为无期徒刑，1998年“因病保外就医”，2005年因病死亡，88岁。40年过去了，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四人帮”的姓名。但是，在2016年纪念文革发动五十年的活动中，“四人帮”的主要人物张春桥的名字又被人捧起来，他的幽灵在飘荡。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编者注：《张春桥狱中家书》一书中，附有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的一篇访谈录——《女儿眼中的张春桥》。这篇访谈录，披露了有关张春桥在文革中以及入狱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颇有历史价值，值得人们阅读。】

【苏晓康按：习近平复辟文革，有“群众基础”；时间是记忆的杀手，这句话太真切了，把张春桥这么个极权理论家说得“美好”乃轻而易举，只是需要彻底掩埋他对骷髅累累之赤柬的赞赏，这也极容易，现在它已经是“中国模式”最早扩展之地，逃过屠杀者的后代们都是廉价劳力了。幸亏...

从我所亲历的事实来看，应当确认：上海“一月夺权”的指导思想是来自毛泽东的，总体指挥也是由毛泽东亲自担任的。在夺权的过程中，张春桥、姚文元充当了组织者、领导者的重要角色。而这个过程又是互动的，即毛泽东以上海为试点，上海的造反组织每有新的动作，毛泽东就立即抓住，作为典型，加以总结，进行指导，并且推广到全国去。这就是“一月夺权”全过程所显示的基本特点。

文革期间，张春桥曾在上海收罗和驱使反革命别动队——游雪涛小组。这个当时在上海鼎鼎有名、令人谈之色变的特务组织，专事跟踪、绑架、抄家、监禁、秘密审讯和搜集情报等活动，从1967年11月到1968年3月，共搜集、编造中共华东局97名领导干部的材料，绘制了华东局...

文革期间，张春桥曾在上海收罗和驱使反革命别动队——游雪涛小组。这个当时在上海鼎鼎有名、令人谈之色变的特务组织，专事跟踪、绑架、抄家、监禁、秘密审讯和搜集情报等活动，从1967年11月到1968年3月，共搜集、编造中共华东局97名领导干部的材料，绘制了华东局...

毛邀张治中一同巡查，张极其高兴。张治中很会说话，谈到当时的“大好”形势，张捧毛说：“这可真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哪。”“您是中国的列宁，不是中国的斯大林。您和列宁一样，领导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胜利。可是列宁在革命胜利后八年就去世了。您身体这么健康，全国人民都认为您可以继续领导三、四十年，直到进入共产主义大道。这是中国人民最大的幸运，这又和列宁不同。”

1972年12月17日，贺培真从贵阳赴京，向毛泽东反映贵州省部分干部的情况，并想问问弟弟贺绿汀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到现在仍不能释放？毛泽东没见他，但委托王海容在“全聚德”请他吃烤鸭，还送了1000元钱，以补贴他们自费赴京的费用。1973年1月24日晚，王海容匆匆赶到饭店，通知贺培真：“主席要你去上海看看贺绿汀。”张春桥立刻给上海下达了“急急如律令”：在贺培真到达的时候，要让他看见贺绿汀已经坐在家里了。

虽然人们常说历史是由战胜者来写的，但是战败者的历史却绝不容忽视。且不说这种逆向思维的叙事常常可以提供鲜为人知的史实，成为对胜利者历史的一种难得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它常常在不经意的细节中剥落胜利者历史中人为的油彩，提供对完整的场景进行观照和审视的多维视野。近...

我在文革期间最早看到“夺权”这个词，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份文件中，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一段话：“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张春桥接着说：“这次炮打就算了，可是，我要告诉你们，上次我跟文元一起到北京去汇报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毛主席很关心上海炮打这件事，主席说：‘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啊？红革会这笔账还是要算的。’你们对这件事心中要有底。这次炮打，我认为至今有些事、有些人还没有查清。但是，毛主席的这些话，我只对你们讲，你们不要外传。”

值得一提的是：张春桥大概是文革中所有中央领导人中没有直接为毛泽东批评过的一个。唯一的一次他批评张春桥写的评经验主义的文章（其实为姚文元所写），却主动为张承担责任，说自己没有看出来，“对不起春桥”。以致后来为张写传的学者都惊叹：“这是罕见的态度，甚至让张春桥在接收批评时面有得色。”

毛泽东曾建议自己‘钦定’而又为中共党章‘法定’的接班人林彪接受张春桥为林彪的接班人，这就使得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很有可能走入不归之路，更有可能致使文革的高层人事变动成为某种宿命。毛泽东或许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其‘接班人’与其‘接班人’的‘接班人’之间的关系。

病态性的偏执表现在储君和最高皇权的政治关系中，都可能成为被废黜的导火线。庐山会议上林彪及其军人集团企图“揪出张春桥”失败后，毛泽东采取了步步紧逼的措施，相继对黄、吴、李、邱、叶作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对叶群的批评，无疑是指向林彪的。

我的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出版以后，有的读者在读后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们一九六七年在上海发动的‘一月夺权’，究竟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夺的，还是你们自己的发明创造？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顾事实。我在文革期间最早看到夺权这个词，是在...

我的结论是，张春桥不但是文革兴起和发展的主要设计师和鼓吹者之一，也是残酷迫害人民和实行激烈社会改造的实施者和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一个在道德上残忍和冷酷的人。他参与造成了经济上的贫穷和匮乏，人权方面的残酷和残暴，文化方面的荒芜和贫瘠。他不是一个可以跟谁“媲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