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垮台前的张春桥、王洪文和中共总理华国锋。（网络图片）提要：1976年，四人帮在覆灭前夕，张春桥警告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要打仗。张春桥还自比斯大林，以为自己的威信比总理华国锋要高，想取而代之。他感到太寂寞，还让徐景贤给物色女秘书，为...

如果以对文革的态度划分，1967年的上海，红卫兵中存在着三大派别。一派是正在酝酿大联合，准备筹建市大、中学红代会的红卫兵组织，市革委会正努力将他们纳入规范，他们也尽力按市革委会的要求开展校园内外文革。虽然他们内部仍在为红代会的席位争吵，但他们的行动基本符合...

王洪文说：有的情况你不大了解。我有我的难处，上面这些老家伙根本不承认和不支持党的十大路线。只有叶帅还是支持我的，叶帅叫我来，我不能不来。王洪文这是指十大召开之前毛泽东欲立王洪文为副主席，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反对，叶剑英站出来批评了许世友之事。

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上次节目播出的《王沪宁的核心论与权威说》一文，介绍过了在三年前的中共十九大上，居然能够以大内御笔身份官居中央领导核心层、成为七常委之一的王沪宁，对中共最高领导层的重大理论贡献甚至早于他的组织关系从上海复旦转入北京中南海之前。二十六年前...

毛坐在轿车后座，可以看到前边插进来的一辆卡车的后部，坐着几个装卸工人，他们居高临下朝后张望，有一个工人发现后边一辆轿车上坐的好像是毛主席，赶紧同旁边的人说了，还向轿车里指指点点。同车的中央警卫局警卫人员紧张起来，马上递给毛主席一张报纸，假意读报把脸部遮起来。那几个人万万没有想到车上真会是毛主席，隔着保险玻璃也看得不很清楚，有点吃不准，事后才没有把毛主席到上海的消息传开去。

“三国四方”是借用“抗美援越”时期常用的称呼。“三国”指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四方”是因为越南南方、越南北方要算两方。一九七零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立果召开秘密会议，借用“三国四方”的说法，“三国”是指南京军区空军、上海空四军、浙江空五军。“四方”是指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原南空政委江腾蛟、南空副司令周建平、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他们于一九七一年在上海岳阳路少年科技站开过号称“三国四方”的秘密会议，会后根据林立果的旨意，写成了《“五七一工程”纪要》。

6月，学习班印发了第一篇批判文章，题为《彻底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评相对论的基础光速不变原理》。相对论的“罪行”如下：“相对论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根本违反了唯物辩证法，而且也没有得到实验的直接验证”……。为了增强说服力，此文引用了毛泽东和林彪的话来论证光速不变原理的“错误”。

我的结论是，张春桥不但是文革兴起和发展的主要设计师和鼓吹者之一，也是残酷迫害人民和实行激烈社会改造的实施者和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一个在道德上残忍和冷酷的人。他参与造成了经济上的贫穷和匮乏，人权方面的残酷和残暴，文化方面的荒芜和贫瘠。他不是一个可以跟谁“媲美”的人。

从我所亲历的事实来看，应当确认：上海“一月夺权”的指导思想是来自毛泽东的，总体指挥也是由毛泽东亲自担任的。在夺权的过程中，张春桥、姚文元充当了组织者、领导者的重要角色。而这个过程又是互动的，即毛泽东以上海为试点，上海的造反组织每有新的动作，毛泽东就立即抓住，作为典型，加以总结，进行指导，并且推广到全国去。

上海市委组织系统的几个负责人，偷偷调阅了文静的历史档案，这让张春桥十分生气，不仅撤掉了他们的职务，还将文静的档案锁进市委的铁皮箱，贴上封条。尽管如此，文静的历史问题还是不断外泄，后来外地一名女干部供出了当年和文静一起“叛变投敌”的事，要当面对质。外调材料到了张春桥手中被退回。

整个邓小平主政时期，王洪文情绪都十分低落。直到1975年底，名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实为批判邓小平的运动开展，王洪文才又重新活跃起来。不久，因北京群众悼念周恩来，引发1976年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革职。但王洪文也没有因此重新复权。接替邓小平的是华国锋，毛泽东再次挑选的接班人。毛泽东不会想到，这个接班人，将结束他视为自己一生所作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文革。华国锋将永远结束王洪文的政治生涯。

康生这个人，多才多艺，几乎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为了政治上的地位，他迫害人，道德堕落到了极端。另外，他又是两面派，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有些实际情况跟他讲，他心里知道。康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个很特殊的人物。文学艺术方面知道得这么多，但是他知道的，跟他表现的刚好相反，知道文学艺术的人，一般都比较文雅，人格比较高尚。偏偏他的精神非常恶浊，非常暴虐。

“文化大革命”开始，特别是张春桥被调到北京以后，与江青来往密切，常常是为“工作”谈到深夜不归，很快就有人将话传到了上海。

最近读到一些帖子，得知一些年轻书友，很希望了解一些当年情形。“十年”也者，只是对那个时代的笼统说法，不必拘泥。现拟随笔写一些“细事”，不想及“巨”，姑妄言之姑听之可也。“见微知著”，或者“抓了芝麻，漏了西瓜”，都非本意。尽管“漫录”所涉，力求“客观”...

据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披露：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夫妇前去看望在玉泉山治疗的周恩来，周曾向他们透露过一种无奈：“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

一向老谋深算、善于投机钻营的康生，对江青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他急忙与江青一伙拉开距离、划清界限，转而靠近周恩来和邓小平，并作出一系列姿态:他拒绝江青的探望，气得江青大哭大闹；他一改冷漠态度，询问和关心起周总理的病情；他拖着病体让人用担架抬到周总理那里，揭发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他托人带话给毛泽东，揭发江、张的叛徒问题；他托邓小平“在中央讲讲解决党校问题”以示“尊重”等。

比起一般工人，王洪文无论是在考虑和处理事情的能力上，还是在政治上，要强一些。他如果是一步一步地上去，在各种位置上受到锻炼，也许有可能会锻炼出工作经验和能力。但他却是一下子被提拔上去的，这使他的经验能力与责任严重不对称。而且王洪文实际是奉命造反，没有独立判断政治是非的能力。他对政治是非的判断标准就是“最高指示”，毛泽东的话。

上海交响乐团杰出的指挥家陆洪恩，一九六八年四月因批评文革被张春桥亲自下令杀害，成为上海文革中被处决的第一个知识分子。本文详述遇害经过。

在党内权力斗争中，那些一线人物和毛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他永远是早早就挖好坑，诱着你一步步往里跳。一线人物还要管理国计民生杂事一堆，毛却是两耳不闻民生事，一心只虑保权经。在毛心目中，怎么会容得下“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就是真理的化身。而且真理也有阶级性，一个判断，由于下判断的人属于无产阶级阵营，这个判断就是真理。而且因为一个人属于什么阶级根本无客观标准，全凭当权者意志决定，所以指鹿为马也可以是真理，只要赵高属于无产阶级。

毛林的上述对话至少透露以下的重要信息：1）毛深知林彪的健康情况极差，很可能熬不到接他班之日。他把林彪写入党章其实是一种过渡性的权宜之计；2）这一过渡的对象是张春桥；3）毛希望林能同意他指定的隔代接班人，并马上开始转移权力。显然，毛林之间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一分歧导致了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最终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