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被批判的四大问题主要有：一是1966年4月在接待法国建筑师代表团时在女团长的面颊上吻了一下，“丧失民族尊严”；二是曾出任联合国大厦的设计顾问；三是担任过国民党“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副主任；四是反对毛的城市建设指示。今天看来，这样的罪名真是可笑至极。

从1949年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开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毛泽东对公、检、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是十分重视的，始终把它置于自己的绝对领导之下，别人不得干涉。文革中，毛泽东提出要“彻底砸烂公、检、法”，特别是他亲自领导、关怀有加的公安机关，有五大原因。

因为党内都知道，第一个提毛泽东思想的是刘少奇，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是彭真。但是，尽管彭真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依然成为首批被打倒的“黑帮”。1966年6月27日，北京时间下午四时，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与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讨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几个同志的问题，刘少奇也没有想到，没有几个月阶级斗争的对象成了他。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扫除的最大障碍是以刘邓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精明老到的毛深知刘邓身边有一大批人掌握着许多部门的实权，一开始便对刘邓下手风险太大，所以毛先剪除刘邓的羽翼，使刘邓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然后再对刘邓下手。所以“文革”一开始毛就把彭真、罗瑞卿、杨尚昆、陆定一作为首先打倒的中央级老干。

如果说这么些年，通过真相的被还原，很多国人对毛泽东的真面目多少有了些了解，那么对于地位仅次于毛的周恩来的真面目，则仍受中共的宣传所迷惑，认为周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在文革中忍辱负重保护了不少人。然而，真实的周恩来绝非如此，实际上为了自保，他可以出卖任何人，无...

利用、胁迫社会中上层人士做中共国安线人，一直是中共控制国内民众、渗透国际社会的「常态」。中共把特务的谎言出卖、金钱酒色、威胁暴力、破坏道德的行为，上升到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被中共利用的线人也自知这些行为是败坏人伦道德、践踏自由人权、违反法律的卑行，无法见光...

逐个地捉拿彭罗陆杨，正显示倒罗瑞卿是毛泽东缜密部署、从容操作的一步，而林彪还不可能想到倒罗瑞卿会发展成揪斗彭罗陆杨一个集团、进而揪斗一大批“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与阴谋家”，而且与自己日后蹿升到副统帅竟是息息相关。

邓拓为什么会在“文革”初期即遭受打击呢？关键是后来复杂的政治斗争，邓拓跟错了人。邓拓作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紧跟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而彭真又紧跟刘少奇与邓小平，毛刘之争，自然，邓拓成为了第一只替罪羊。

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著名建筑学家、北京市副市长梁思成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梁思成大吃一惊，他表示，北京是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应该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成为政治文化中心。毛泽东最后拍板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为了拆除古建筑而哭泣的梁思成遂遭到了批判。

周恩来的表态，使彭真在政治上陷入困境。因为这已经不再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了，而是代表了在京中央常委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彭真不得下向毛写了书面检讨，承认自己"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这样一来，整个局势急转直下，彭真已经注定要下台了。由此毛泽东重新夺回了对中国政治中心的控制权，在与刘少奇的较量中赢得了第一个回合。

30年前，在中共“八老”为首的保守势力的操控下，中共军队开着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镇压了刚刚兴起的中国民主运动，至少数千无辜学生和北京市民在“六四”血腥镇压中丧生。其后，这些中共权贵的后代迅速发家，到如今富可敌国。有美国媒体追踪了“八老”后代的财富状况，发现他们瓜分把持了总资产至少1.6万亿美元的国有企业，并在“拥抱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聚敛了巨额私人财富。

刘主张，如果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在那次会上刘还一再强调，要追上面的“根子”，他说，“朝中有人”、“危险在上面”，“公社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县委、地委有人保护。地委有问题，一定是省里、中央有人”。比他地位低的其他高级领导人都可以被当做“赫鲁晓夫”批判打倒，而毛则认为，刘少奇也算是“赫鲁晓夫”！

在党内权力斗争中，那些一线人物和毛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他永远是早早就挖好坑，诱着你一步步往里跳。一线人物还要管理国计民生杂事一堆，毛却是两耳不闻民生事，一心只虑保权经。在毛心目中，怎么会容得下“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就是真理的化身。而且真理也有阶级性，一个判断，由于下判断的人属于无产阶级阵营，这个判断就是真理。而且因为一个人属于什么阶级根本无客观标准，全凭当权者意志决定，所以指鹿为马也可以是真理，只要赵高属于无产阶级。

五十年前的1965年15人在北京饭店吃这样一桌菜要花多少钱？1967年9月“北京饭店把八一八斗批改联络站”在大字报中给出了答案。文中还说，里面最贵的是一列谭家菜的“烤鱼翅”，要150元。

“这个通知的重要性还在于，在中央决策的组织形式上，毛更借助于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完成了他一个人挑战、推翻了整个中央决定的历史转折。《五一六通知》标志著毛正式凌驾于‘中央’之上，开始了他一个人说了算——他的话才是‘最高指示’的新阶段。”

1980年9月8日，彭真（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工作。彭真说，起诉书所列的犯罪事实，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划开了。起诉书不涉及路线问题、工作上的错误。邓小平说：“起诉书的内容不能涉及毛主席、周总理的错误，这一点要特别慎重。”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美国之音近期访问了直接参与这场历史性变革的资深改革派人士鲍彤等人。鲍彤先回忆了改革开放初期一些中共领导人突破毛泽东路线的果敢作为和历史贡献，其中包括已故中共领导人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以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时阐述了他对改革开放深层意义的认知和感想。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期间，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旋律时，毛主席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旋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但是，建政前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明确告诉全党：“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1966年文革初起时，我曾请教张国焘，他常用最简单几个字，答复我的问题。例如，问：毛泽东如何？答：润之一天没有登基做皇帝，是不甘心的。问：林彪如何？答：他不是这种料子，不会久的。问：周恩来如何？答：恩来善泳，他自称弄潮儿；凡是善泳者，有时难保不会失足的。”

据胡耀邦之子胡德华：“1971年‘九一三’之后，周恩来请示毛主席解放一些干部，毛主席有心结，要求被解放的干部一定要写检查，而且最后一定要有类似永不许翻案，拥护文化大革命的词句。”小平就是按照这个“规定动作”写了检查才得以复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