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被叫做中国革命的“圣地”,以共产党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著称。真正使延安能够生存发展,靠的是什么呢? 延安有两项重要外援。一是国民党政府(在头几年)的接济,二是莫斯科的大量秘密援助。一九四。年二月,斯大林亲自把援助规格定在每月三十万美金上。这相当於今天的四千五百万至五千万美金一年。 来自本地的主要收入是农业税,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救国公粮”。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公粮数字年年直线上升。有记录在案的头五年的官方数字是这样的(以石计算):一九三七年 一三,八五九一九三八年 一五,九七二一九三九年 五二,二五。 ;一九四。年 九七,三五四 ;一九四一年 二。。”。。。 一九三九年的急剧增长,是因为那年毛泽东开始大规模扩展军队和根据地,需要钱粮。徵粮常常靠强制与暴力,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战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提道,徵粮有“逼死人,的。谢觉哉地位既高,跟毛又是几十年的老关系,所以胆敢一直记日记。一九四。年天灾歉收闹饥荒,公粮仍增加了近一倍。一九四一年,收成减少两三成,可是公粮却再次翻一番。 当地人怨声载道,毛也知道这一点。他後来对高级干部讲了个故事,说一天雷雨中某县长被雷电击毙,一位农民就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毛声称他了解到农民的反感後,决定减徵公粮。事实恰恰相反。那个雷雨天和农民的诅咒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而四个月之後的十月十五日,毛的政府宣布了史无前例的高额公粮。也就是说,毛得知农民的怒气後反而加倍向他们徵收,甚至还添上一项新的税收:公草税,即马料。 另一次,毛提到一个“装疯的人”冲过来打他,“对我有义愤,原因即那年公粮负担重。”他没有提到其他悄悄流传的故事,其中之一说一,个农民买了张毛的肖像,把像上的眼睛挖出来。审问他时,他说:“毛主席不长眼睛。”真实的公粮数字此後不再公开。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陕甘宁政府宣布的公粮数字比实际上起码少说了两成。 中共宣传说陕甘宁边区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低得多。可是谢觉哉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裏写道:边区的农业税跟国民党地区比并不轻,有的人“交公粮後没得吃,所交公粮之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宾全家四口,收粗粮五大石,须出公粮四十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粮不够交公粮”。 能为陕甘宁边区带来收入的还有盐。盐很容易生产。根据一九四一年边区政府工作报告,边区有七个大盐池,“产盐方法靠天,夏季太阳一晒,水面结晶,稍微下点雨,融去硝质,打下就是。过去只要盐有销路,产量是无穷的。”共产党占领头四年,没有产新盐,把几十年的存盐都用光了,致使“西北各地都闹盐荒。”报告说这是因为“我们缺乏远大计划。 一九四一年,边区政府终於看到了这个赚钱的宝贝,开始产盐。盐成了本地收入的第二大来源。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出口中,盐占了百分之九十。中共宣传说延安处在蒋介石严密的经济封锁之下。事实上,它跟国统区之间贸易不断。盐产在边区的东北边,出口口岸在南边,运输全靠农民做义工,跋涉在七百公里的崎岖山路上,称之为“宫督民运”。谢觉哉等人向毛上书,反对这个“人民赔累,荒废农时,强所不愿”的严酷政策。但毛告诉他们:“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要农民,农暇必须去,非去不行”。他还在“农暇”二字下加了著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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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地老百姓来说,鸦片的主要好处是不再受驻军骚扰。在此以前,他们的房子被占据,日用品和农具也被徵用。鸦片带来财富以後,毛泽东采取措施要改善与当地人民的关系。部队退还拿用的老百姓的东西,他们得填“赔偿群众损失统计表”等,还帮助农民种田。据毛说,迄今老百姓对共产党都抱著“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外来共产党人跟当地人之间的关系局限在工作需要,或是新年到村子裏去扭扭秧歌,象徵性地拜拜年。通婚,甚至一般来往,都是稀罕事。 鸦片带来的财富并没有用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准-据谢觉哉记载,共产党吃大灶的,每年也吃肉二十四斤,而老百姓平均每人吃肉仅五斤。毛一面储备巨额财富,一面不放过机会搜括人民。一九四三年六月,他称蒋介石军队要打延安(其实蒋并没有要打),要陕甘宁边区人民“自愿捐献”柴火、菜蔬、猪羊、存款,还有他们终生的积蓄:一点点金子。 贫困给陕甘宁边区带来高死亡率。这使中共高官也感到不安。谢觉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的日记写道,延安市厂一年生一百八十三,死二百二十四”;志丹县“今年上半年出生率百分之三,死亡率百分之十四”,死亡率是出生率的五倍。至於原因,谢说是:“衣食住均薄”r,咱豹吃牲口,人畜同居”。生了病又“没医生”。财政部长李富春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说边区是“财旺,人不旺(疫病流行、人畜死亡率仍高)”。 有一个故事广为人知:毛在延安搞厂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实际上,毛泽东要征服中国,需要更多的干部,更多的兵,精兵简政是不可能办到的。但这是个有利於宣传的口号,他便接了过来,利用它把老弱病残和政治上不可靠的“落後分子创,清理出干部队伍,送去“参加生产”。为了防止他们寻机逃跑,有特别规定说,对这些人“须安置在较中心地区,一则能使他们安心生产,再则免遭边境顽固分子之破坏挑拨与勾引。” 即使算上这些被精简的人,从一九四三年三月的机密文件《各级政府及参议会整编办法》可以看出,边区政府工作人员总数是“较前增加”。增加的大多在基层,目的是加强控制。毛也以精兵简政为名,合并最高层的部门,便於自己一手掌控。 人们熟知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有所不知的是陕甘宁边区毫不逊色。据谢觉哉日记,一九四四年跟中共初来的一九三七年比,盐涨了二千一百三十一倍,清油二千二百五十倍,棉花六干七百五十倍,火柴二万五千倍。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解放日报》一篇文章,标题是“娶不起老婆”。裏面说:过去娶老婆费钱是几十元至一,二百元,现在花数万元边币才能娶到个寡妇。 中共在抗战中的政策是“减租减息”,但陕甘宁边区高利贷盛行。原因是政府发放的贷款太少,要靠私人贷款来弥补,利率“听任民间自行处理”。谢觉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记载:“一般放帐利率,去年月息为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更可十白的还有“每集(五天)每万元出利一千五百至二千元”,即五天之後就涨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为了筹款而被迫卖青的农民,有时要价只相当於收获时粮价的百分之五。毛统治中国多年後,延安像其他老根据地一样,依旧穷困不堪。一个对红色中国热情澎湃的瑞典人米尔达(”.Myrdal)一九六二年跟毛有这么一段对话: 米:我刚从延安地区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