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
共干捉刀沈醉署名
客从纽约来，寒喧数语，就说：「大陆出版的『戴笠其人』，在美国，到处可以看见，是共产党诬蔑蒋委员长和戴笠将军，丑化国民政府的宣传书刊，阅后令人发指。后来在中外杂志看到你的『为戴笠辩诬』，才略微舒了一口气。但是你批判了文强，却放过沈醉，何薄于文强而厚于沈醉呢？」
我并不厚于沈醉，我确信用沈醉的名字发表「我所知道的戴笠」，决不是沈醉本人的作品，是由共产党干部捉刀代笔，他们拿上沈醉挂名做傀儡，利用他的名字而已，所以懒得批判。
沈文对于国民政府，不是说「反动政府」，就是「反动政权」，完全是共产党人的口吻。又说戴笠在「反共、反人民」这一方面，是和蒋委员长一条心，这也是共产党人的口吻。
共产党喜欢把他们和人民连在一起，但是他们在那一方面是为人民呢？他们剥夺了人民的一切自由，骑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虐杀人民，压榨人民。他们没收了人民的土地和房屋，没收了人民的商店和财产。他们拆散人民的家庭和骨肉，扫地出门，使大陆的十亿人民变成赤贫，都成了共产党的农奴和奴工。究竟谁是真正反人民呢?
有一段沈文说阮清源部配合熊剑东部税警总团「把距离上海市区只有三十华里的七宝镇一支新四军的部队，深夜包围起来，进行偷袭。这一支由顾复生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多年来在敌后活动，屡建奇功，搅得敌伪日夜不安的几百名抗日英雄，他们没有死于日军枪炮下，而在抗战八年，日本宣布投降的胜利之后，死于忠义救国军手中，实在令人气愤！」
沈醉没有在新四军待过，他怎么知道，距上海市区三十里七宝镇有顾复生这几百名抗日「英雄」，屡建奇功，搅得敌伪日夜不安呢?这明明是共产党谎言臭表功。
沈醉没有在忠义救国军待过，抗战胜利时，他远在重庆，不在上海，而且他主管的业务是总务，和这一方面，毫无关连，他怎么能知道阮清源部深夜包围顾复生部几百人，进行偷袭呢? 沈醉凭甚么能写出这些文章呢? 绝对不可能。显然地，是共产党人所撰写的，和沈醉毫不相干。
错误百出简直可笑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三月十七日，戴笠将军的座机在南京以南岱山失事殉职。那天的飞机从青岛起飞，军统局的同志，人人都知道。身为总务处长的沈醉，自己还说当时重庆打算派他飞南京调查，见过委员长，不应该不清楚。但是他却说：「当天到天津住了一夜，第二天由天津起飞，准备经上海再转重庆。……所以，他于三月十七日由天津动身，不直接飞重庆，而先去上海。」
这是一件大事，从青岛起飞，绝对不能错为从天津起飞。尤其身为总务处长的沈醉，万万不能错，捉刀的共产党，忽略了这重要的一点，露出马脚。所以我说「我所知道的戴笠」，绝不是沈醉所撰写的。
其他错误，俯拾即是，在在足以证明我的主张是千真万确的。
戴笠将军系浙江江山县，闽浙交界的仙霞岭山麓保安乡人，距江山县城一百里。抗战期间，保安成了大后方通往东南的交通要道。好些军统局同志，派到上海或东南工作，以及由上海或东南回重庆，路过保安，都受过戴老太太的招待。这位老人家的慈祥热烈，有口皆碑．身为总务处长的沈醉，反而弄不清楚他是那里人吗? 沈文说戴将军「一八九六年（民前十五年）秋生于浙江省江山县硖口镇。」
硖口距保安二十五里，距江山县七十五里。是从保安进城，必经之地。系故立法委员姜绍谟的故乡，并不是戴笠将军的出生之地。
一个管总务的人，对于长官的家族情形，总比别人知道的确实一些。张冠夫的太太和戴将军系姨表兄妹，戴将军经常提起。戴将军的母亲蓝太夫人系蓝兴旺老先生的第四个女儿，张冠夫的丈母娘系蓝兴旺老先生的第三个女儿。沈醉不应该派张冠夫做戴将军的老表，更不应该把表妹说成表嫂。沈文：「他在上海住在老表张冠夫家中，睡在地板上，他的表嫂很讨厌他，常常闭门不纳。」
「他在未进黄埔前，到处搜集一些情报，但只能在蒋××出门时拦住汽车，递上一份报告。」这也是胡扯。
戴将军于民国十五年到广东时，校长已经统帅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他的小学同学周念行和姜超岳，都随军北上，不在广州，没有看见。十月间他考入黄埔第六期，编入入伍生第一团第十七连。第二年，即民国十六年入骑兵营，开往苏州，正遇校长下野，返回故乡奉化。他和刘艺舟、赖云章代表骑兵营同学到奉化晋谒校长。后来校长去日本，他为胡靖安搜集情报，转报校长。十七年胡靖安把他推荐到总司令部，任上尉联络参谋，才和总司令发生关系。
当时总司令的侍卫长是王世和，王不让他晋谒总司令，也不给他转呈报告。他不得已，才等侯总司令下汽车时，跑步去呈上报告，这是他公开对人讲过的，绝不是拦汽车，拦汽车会发生意外，捉刀的人不曾用脑子想过。
八一三淞沪战争开始时，沈醉正在上海工作，对于当时苏浙行动委员会的组织情形，应当很清楚。构成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委员为吴铁城、俞鸿钧、宋子文、贝祖贻、钱新之、杜月笙、杨虎、张治中、俞作柏、张啸林、刘志陆、吉章简、蔡劲军和戴笠将军。而沈文则说：「由帮会头子杜月笙当主任委员，刘治陆（沈文把志误为治）、杨虎、梅光培、向松坡、陆京士等委员。」
沈文这一段叙述，把组成苏浙行动委员会的主要人物吴铁城、俞鸿钧、宋子文、贝祖贻、钱新之、张治中、俞作柏、吉章简、蔡劲军等政治军事大员漏列，而加上不是委员的梅光培、向松坡、陆京士。可知不是沈醉写的，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出入。
「只有当时上海特区区长周伟龙，答应留在上海法租界内任潜伏区区长，专门干点破坏、行动等工作。他怕周不可靠，又加派了他的小同乡姜绍谟成立上海特区第二区，专门搞上海沦陷后的情报工作。」
查姜绍谟参加军统局工作，是二十七年夏天，在武汉，不是二十六年八一三，在上海。政府迁重庆后，姜绍谟曾任渝特区区长。二十八年汪伪组织在南京开锣，姜绍谟认识伪组织中的许多人，才要他任沪二区区长，以陈祖康为书记，二十八年秋，才从重庆出发，到上海建立工作，要比沈文所述退后两年。沈文似是而非，捕风捉影。
方鼎英先生原系黄埔第四期、第五期、第六期的教育长兼入伍生部部长，十六年四月国民党清党时，方教育长把黄埔的共产党、政治部主任熊雄、入伍生部总政治教官廖划平、政治教官萧楚女和其他共产党统统放走，大家以为他同情共党而已。黄埔军校代校长李济琛，大概因此对方鼎英不满意，改换李扬敬任教育长。
方鼎英离开黄埔，曾任第十军军长，可见校长对他不薄，没有听说他有反对校长的言论，更没有听说要暗杀他。沈醉的捉刀者，系共产党，卖弄聪明，无形中泄露了共产党的秘幕，原来方鼎英不只是同情共产党，且已是共产党。
沈文：「方鼎英先生住在法租界时，方先生的同乡苏业光便是派去侦察方先生的军统特务。他可以去见方先生，经常谈谈。原来也准备透过苏业光的关系暗杀方先生，由于以后方的反蒋言论越来越少，蒋××渐渐放了心，才没有下毒手。」沈醉和方鼎英没甚么关系，为甚么扯上这一段，盖共产党重视方鼎英，因此无形中也暴露了方鼎英的真面目。
宣传技术十分拙劣
如果「我所知道的戴笠」由共产党人出名发表，不论怎样诬蔑丑化戴笠和国民政府，阅者看来，那是共产党笔下的国民党人，这样污蔑丑化，都是理所当然。现在利用沈醉做过戴笠的总务处长，由他来污蔑丑化他的老长官，用字用语，又非常恶毒，自然会引起读者的反感，宣传的效果和作用，也会适得其反。所以，我说这本书的宣传技术太拙劣了，并不高明。
从这本书来看作者沈醉，简直不是东西，是一个没有骨头，没有人格、人品、人味的投机小丑。为讨好共产党欢喜，而去侮辱自已的老长官，以中国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他本身就不为人所齿，狗嘴裹吐不出象牙，谁还相信一个没有骨头，没有人格者所说的话呢?
沈醉说：「我从十八岁便参加他所领导的特务组织，前后十八年中，在他身边担任总务处长，长达四、五年之久。」又一再说：「我在他身边的几年中……」一个从十八岁就跟戴笠工作的人，从少年干到中年，工作了十八年，戴把他提拔到少将处长。一旦政治发生变化，我们不希望沈醉做文天祥和史可法。不过既是吃国民党的奶水长大，而投靠了共产党，不必要他对国民政府、国民党和戴笠将军怎样忠贞。至少也应该保持做人的起码条件，保持人格，对于过去的长官，不出恶言吧?
然而沈醉一开头就说：「军统特务首脑戴笠，是蒋××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最善于窥伺主子意图，最博得蒋××欢心的一条忠实凶狠的走狗。」
「蒋××为了鼓励和奖赏这条忠实走狗，一心想培植他。」
「对这条忠实走狗的死去，是特别感到伤心的。」
沈醉对他在上海新亚酒店监视过的周恩来称先生，对背叛国民党，投降了共产党的无耻小人张治中称先生，对于方鼎英也称先生，而对领导全民八年抗战的委员长蒋公，却直呼其名，用极无聊的字句来形容。这种写法，恶劣到极点，任何一位读者看了，都会怒发冲冠，都会引起反感，认为沈醉无耻，没有骨头。
沈醉再三再四以「走狗」来称道戴笠，戴笠既然变成走狗，那么从十八岁就在走狗身边的沈醉，成了甚么东西?沈醉先生！你思想过没有?共产党要你骂你的长官，你就以「走狗」来称道他。假如共产党要你_争你父亲，你能称他王八蛋吗?夜静更深的时候，希望你扪心自问，你具名写「我所知道的戴笠」，不惑觉惭愧吗?
沈醉一再赞美共产党人有骨气，有志节。称赞鼓动成都抢粮暴动而被捕的中共四川省委罗世文、军委车耀光宁死不屈，决不肯为个人的生命，而背叛党，出卖同志。其实共产党搞城市暴动是看家本领，没有甚么稀奇。南昌暴动，广州暴动，都是先例。不过在抗战期间，竟在大后方成都制造暴乱，居心叵测，无异配合日本军阀，打击我长期抗战，是得不到别人同情的。
你说：「一个共产党对党的热爱和忠贞，会超过对自己的生命。」又说：「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叛变，袁晓轩不但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还出卖了在河南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的嵇文甫及张丽寰等八十多位地下党员。结果，袁在军统局得到的最高官职，只是一个上校组长。」沈醉讥笑袁晓轩不忠贞，无异妓女嘲笑另外一个卖淫者，你自己的灵魂呢? 非常可笑。
沈醉既跟戴笠工作了十八年，就应该比照罗世文和车耀光，宁死不屈，不应该投靠共产党。还讥笑袁晓轩只不过得到一个上校组长，那么你投靠了共产党，共产党会给你个元帅吗?
共产党徒擅改历史
八年抗战，使共产党坐大，成了气候，占据大陆，自己也觉得有些难为情。他们擅长改变历史，于是说战胜日本军阀，是他们干的，并不自沈醉这本书开始。不过由沈醉来诬蔑委员长蒋公及戴笠将军向日本投降，令人更为痛恨。
抗战时期，毛泽东公开宣布共产党的政策：七分扩充实力，二分对付国军，一分抗日。以此政策指导八路军、新四军，在沦陷地区吞并地方抗日武力。最为人所知的，在太行山解决了乔明礼、鹿钟辚、张荫梧的部队，以扩大共产党的武力。
二十八年，在山西的新军薄一波等叛变，共产党遂据有山西北部和东部地区，打通由延安到河北、山东、苏北的交通路线，遂占据了整个河北、山东的沦陷地区。反而说国民政府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请问台儿庄大捷，三次长沙大捷，衡阳大战，是共产党打的仗吗? 有无共党部队参加 ?
沈醉奉行共产党的谎言，跟著说戴笠是投降政策的执行人，书中说：「因为戴笠便是蒋××投降政策的执行人之一，通过他的活动和他对一些问题的处理，便可很清楚地看出蒋××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并随时准备投降的内幕。」
「抗战期间，蒋××搞的一些准备向日本投降而和日本一道共同反共的阴谋，不少也是由戴笠经手办理过的。大约是一九四二年前后，日本帮会首脑头山满派日本驻绥远特务机关长黑田清一持头山满亲笔信，经香港去桂林转重庆，便由戴笠负责接待，并亲自陪同去见过何应钦和蒋××，以后的情况我不知道。」
头山满有没有派黑田清一到重庆这回事，以及是不是戴笠将军在工作上有甚么运用，我不知道。即使有这回事，是不是日本接洽向我政府投降求和?一九四一年，香港已经沦陷，通往大后方的交通已经中断，黑田清一怎样从香港去桂林呢?何不从界首经河南、西安到重庆?或由第三战区经江西、湖南、昆明到重庆呢?既然向日本投降，就应该派人去日本接洽，那有受降者反派人到投降者的首都来接洽的道理。再者头山满不过是日本帮会首脑，代表不了日本政府，他的亲笔函又有甚么作用?
日本侵略中国，原打算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没有想到成了长期战争，打到一九三九年，已经感觉到吃力，中国不能征服，不能再打下去，于是设法谋和。但是因为蒋委员长在抗战一开始，就发表声明，警告日本，一旦全民抗战开始，就要抗战到底，绝不中途妥协。日本政府想和我谋和，近卫首相提出和平三原则，我政府毫不睬理。近卫着急得团团转，老羞成怒，声明和平不以重庆为对手。既然不以重庆为对手，还有甚么和平可谈?十分无奈，才抬出汪精卫来组织南京伪中央政府，但是战争仍然不能解决，和平成了幻想。
而沈文却说：「蒋××在逃到重庆后，虽准备投降，但是还有许多顾虑，而汪精卫却经常表示迫不及待。所以汪在重庆，蒋××叫戴笠派特务监视着，不准他离开重庆。主要是怕汪先走一步，日本人有了汪，以后便不一定再要他。」
这种颠倒是非，诬蔑我领导抗战的最高统帅，共产党一向如此。但是由出卖了灵魂的沈醉说出来，格外令人气恼。蒋委员长领导抗战，虽很艰苦，但是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心是坚定的。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八年抗战是不会磨灭的伟大成就，不因共产党据有大陆而能改变的。
罪该万死还卖聪明
「总务处有一个办伙食的膳食股股长罗连胜，办伙食有一套办法。其实没有甚么巧妙，只是善于利用军统局的特权，指使外勤公开特务机关去强迫购买一些廉价的副食品，和强占一些荒地来搞菜园，并把多余的军粮私自出售，补充伙食。」
沈文这样描写，沈醉有没有想到，自己的膳食股股长罗连胜强迫购买一些廉价的副食品，强占一些荒地，把多余的军粮私自出售，这些违法的行为，总务处长要不要负连带责任? 有没有包庇部下犯罪的刑事责任?
军统局的伙食比一般机关办的好，不是沈醉做了总务处长以后的事。远在二十九年春天，戴将军就在江山招募了一些种菜的、磨豆腐、生豆芽的、养猪的、喂鸡的、酿酒的专业人员，由王华率领，到达重庆，从事生产，以改良大家的伙食。二十九年我正在重庆工作，我们吃自己种的菜，自己磨的豆腐，自己生的豆芽，自己养的猪肉，自比一般机关，又好又便宜。沈醉干总务处长，在三四年以后，这些种菜、养猪、磨豆腐、生豆芽的人，照旧在工作，不求在生产方面改进，却要膳食股股长去强迫购买廉价副食品，私自出卖多余的军粮，开倒车到这步田地，罪该万死，还卖甚么聪明，说甚么风凉话?
军统局的饭厅相当大，因为饭桌系方桌，不是圆桌，每桌八人，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全部五六十桌。沈醉说「一千人左右进餐的大饭厅」，有些夸张，并不实在。各桌之间，置有盛饭的大木桶。吃饭时，都是各人自己盛饭，不假手他人。大饭厅也有戴将军自己的座位，他经常中午去大饭厅进餐，也是自己由大木桶裹盛饭。因为他经常去吃饭，所以对伙食的好坏，进步和退步，十分清楚。
偌大一个机构的主官，能经常和工作同志在大饭厅一块用餐，注意到大家的营养，在当时或现在，都是少见的。就连当时的延安，都是饭分几等，有大灶小灶。王实味撰写野百合花，揭穿共产党的伪装，说了实话，因而失去自由，受到极严重的处分。
戴将军是一位智慧极高的人，有一次我在督察报告裹，列了一张有肺病的同志名单，七八个人。他看见这份报告，知道是由于营养不够，立刻下令，增加伙食费，改进伙食。这也是任何一个机关首长做不到的。
「夏天夜间，他还常去大宿舍看看，有没有蚊子、臭虫，并规定经常要烫臭虫。军统局厨房附近有一个大得可以同时放进两张双人床的大滚水池，常常煮床铺。不仅宿舍经常修建，厕所也要求建得很合适，一点不好，宁可拆了重建。当时军统因工作忙，除白天办八小时工作外，晚上还加两小时办夜工，又加一次夜点费。」
这是全书仅有的一段忠实的描写。军统局的工作同志，不只每天办公十小时，还要住在机关裹面，有眷属的，每周休半天假，可在家裹住一夜，第二天一早赶去上班。所以戴将军对同志们的生活，食和住都非常注意，诚如沈文的叙述。
重庆的老鼠和臭虫，有名的猖獗，他想出最有效的消灭臭虫的办法，让工作了十小时的同志，不受臭虫干扰，能够安稳地睡一夜，恢复体力，是十分必要的。戴将军想出煮床铺的方法，来消灭臭虫，既彻底，又高明，妙不可言。
将军替身胡说八道
「但在他个人利害方面，也天天提防蒋××杀掉他，担心蒋××一脚踢开他。他时常公开说，他不死于敌人之手，便是死于蒋××之手。」
沈文说戴将军怕死，真是胡说八道。他经常奔波各地，指挥工作，一直到二十八年，我在兰州工作时，他到兰州，只带一位副官，没有警卫人员，连译电人员也不携带。他来往的电报非常多，害得我们四五个人，日夜为他翻译电报，三天三夜不能睡觉。
戴笠将军真是早把生死置于度外，视死如归，从来没有想到死。他奔走各地，从来没有防避人家刺杀他，实际防不胜防。十八年冬，唐生智在河南叛变，悬赏十万元买他的人头。他去找唐生智的意兵营营长兼军警稽查处处长周伟龙，去送人头。周伟龙感佩他忠贞勇敢，不但送他安全离开，并且成了他的工作同志。二十五年西安事变，委员长被张、杨劫持。西安的叛军恨他入骨，捉住他非置之死地不可。他居然不怕危险，敢飞往西安。设非张学良全力保护他，他就不会活着离开西安。
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三民主义力行社成立，校长蒋公要他担任力行社的特务处处长，他推辞不干。他说：「团体当中，许多人都是我的老大哥，而且这种工作本身就不容易做好。」
校长说：「这不要紧，一切有我，不必顾虑。现在就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只要有决心，事情一定可以做好的。」
后来校长下了命令，当他双手接受命令的时候，他就抱定以必死的决心来做好这个工作。他很感慨地向校长报告：「从今天接到了命令之日起，我的这个头，就拿下来了。」
校长很奇怪地问他：「为甚么?」
他说：「这个工作做得好，头一定给敌人杀掉；做不好，当然要给领袖杀掉。」
沈文把这一段对话，演绎成那种卑鄙的说法，说天天提防委员长杀掉他。又编造了表兄毛权做他的替身。沈文说：「毛权长的和他几乎是一模一样，口音和举止也很相同，只是年纪稍大，略显得老一点。他因天天杀人（恶毒之至），所以也时时提防别人杀他。当他的表兄从家乡来重庆找他谋事时，他一下便看中了这个和他相似的人，留在自己身边，想用来当他的替死鬼。他和毛权穿同样质料和颜色的衣服，戴同样帽子，使人猛一看，几乎分不出来。他经常把这位表兄带在身边，两人乘汽车时，有时他坐在司机身旁，有时毛权坐在司机身旁。毛权对于他真可说忠心耿耿。」
替身应当隐藏起来，不让人知道，要在金沙滩双龙会的特殊危险局面时，替身才有作用，才有效。而沈文却说把替身经常带在身边，同乘一辆汽车，岂不是一辆车上坐着两个戴笠，何替身之有?
从二十七年开始，到日本投降时止，我曾和他在汉口、重庆、洛阳、西安、兰州及绥远的陕坝等虑多次见面，我就没有见过这位表兄毛权。沈文叙述这段故事，着重形容戴笠「刻薄寡情」。因为毛权得罪了美国友人梅乐斯，所以发他三个月的薪水和路费，把他送走。替身多么重要，且能轻易送走?
戴笠吃饭绝不豪华
「他每天吃的东西太好太多，一顿饭也得十来样菜。但肠胃却不那么争气，常常闹毛病。所以他每次吃饭之前，总要先饮一杯开胃酒或其他开胃物品，饭后更照例吃一点助消化的药物。」
戴将军的生活相当简朴，早餐照例稀饭，几碟小菜。抗战前，大概是二十三年，我去南京，他约我在鸡鹅巷五十三号吃中皈，除我而外还有一位贵宾刘戡将军，只有四五个菜。吃饭时，他向刘戡建议，以后行动，不要在报纸上发表消息。他说：「你昨天来南京，我今天中午就请你吃饭，就是从报纸上看到你的消息。」刘很以为然。
抗战以后，我每次去重庆，他总会在曾家岩公馆约我吃饭，有时四五人，有时七八人，边吃饭边谈工作，从来没有超过六菜一汤，而且非常清淡，绝没有像沈文那般描写，一顿饭也得十几样菜，故意夸张他生活奢侈豪华。
沈文又说：「他每次出门，不仅自带厨司，还得带上足够两桌用的精美餐具。与一些市面上出钱买不到的名贵食品。在出发之前，他总得先准备十来天，才能动身。如乘汽车，总得两三部卡车给他带东西。坐飞机除了专机专用外，有时还嫌不够，要先派卡车运走一部分。」
这更是耸人听闻，起码他到河南、到西安、到兰州没有这样。就以三十四年他带我赴绥远陕坝而言，先一天通知我，到宝鸡机场等侯，他从重庆起飞的飞机，路过宝鸡接我。他的专机并不大，除了他和梅乐斯，还有第四班的教官郝拉得和雷诺，总翻译官刘镇芳，加上我，一共六个人。不但没有带两桌餐具，连副官也没有带。他为行动方便，迅速，出门总是非常简便，并不是如沈文所说，那样奢侈豪华。
沈文又说：「抗战胜利后，戴笠在北平时，对那个自称清朝亲王女儿，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金碧辉）很感兴趣，除多次找她谈话外，还准备吸收她为军统特务，后因戴死去，她才被枪毙。」
七七事变以前，川岛芳子跟土肥原等日本军阀，在华北、在上海，作恶多端，是一个绝对不能宽恕的汉奸兼敌间。她以为她是日本人的身份，肃奸是对中国人而言，不会对她下手，所以住在北平，没有躲藏。北平肃奸工作开始，川岛芳子是一个重要目标，由桂洵负责逮捕的。川岛芳子靠打吗啡，维持生命，几近骷髅，已经不成人的样子。
戴将军在北平，根本没有见过川岛芳子、和她谈过话，更没有吸收她作同志的必要。沈醉没有去北平，关于北平肃奸工作，他毫无所知。沈文为丑化戴与女人关系，扯上川岛芳子，胡说一阵。
诬阮清源坐等胜利
「首先奉到戴笠急电赶到上海的那一支被上海人称为叫化子队的阮清源部，名义上是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实际上是远远躲在浙江曹娥江一带，坐等胜利。」
阮清源的游击部队，可说是共产党新四军的眼中钉，因为他的存在，妨碍了新四军在淞沪一带发展，恨他恨到称为「叫化子队」。珍珠港事变后，在上海的英美人士都被日本人抓起来，关进集中营。美国花旗银行储蓄部经理霍更斯和开滦矿务局英国人华刺，没有被日本人抓去，逃出上海，逃到青浦阮清源的游击区，由阮清源的部队护送他们安全抵达重庆。
这两位英美人士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上海附近存在有阮清源的这支抗战的部队，装备精良，纪律严森，不是亲眼看到，简直不敢相信。他们回到英美，把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种种告诉新闻记者，才使全世界知道阮清源的部队，直接威胁日本占据的上海，耳目一新。
阮清源化名阮亚承，在澄锡虞地区，是响叮当的人物，无人不知。二十七年六月间，阮清源的部队埋伏在江阴祝塘的艾家桥附近，将无炀的敌军广野部队一个中队一百多人予以痛击，只逃回去二十八人，大快人心，阮清源成了真正的抗日英雄，受到敌区老百姓的尊敬和帮助。江阴人以有阮清源而光荣，成为台北江阴同乡会的荣誉会员。
二十八年春天，杨蔚任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官，以阮清源部为主力，在澄锡虞三县活动，对敌威胁很大。但遭共产党陈毅、梅光迪、叶琛等部，配合日伪军两面夹击，几乎被他们击溃。后忠义救国军曾调离澄炀虞地区，到后方予以整补。沈文反咬一口，说阮清源解决了顾复生部，这也是共产党的一贯作风。
阮部离开，新四军立刻跟进，他们破坏阮清源在澄炀虞地区的声威和形象，编了一首歌曲：「少将阮亚承，骗死江阴人。奔走数百里，回家回不成。」到处歌唱。
三十年阮清源任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官，率第一路苏嘉沪区挺进纵队，再度抵达上海附近，声势日益壮大，威胁上海的敌人。江苏省政府很信赖阮清源的实力，任命他为江苏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辖沙川、南汇、上海、奉贤、金山、宝山、青浦、松江、崇明等县。
十二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向英美宣战，横行太平洋的英美属地，所向无敌。我政府为打击在上海的敌人士气，曾命令阮清源于三十一年二月十四日，发动上海除夕大攻击。阮清源以五十人组成纵火队，一百人组成惊扰队，另组铁路爆破队，武装袭击队、在上海市区及近郊同时进攻，造成骛天动地的纷乱，收到威胁敌人的极大效果。沈文说他远远躲在浙江曹娥江一带，坐等胜利，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不是我好辩，纽约来客既说不应该放过沈醉，为了申张正义，辨明是非曲直，不能不对沈醉予以批判。沈文满纸荒唐，尽是谎言，批判不胜批判，只好扼要地予以重点批判，举一反三，以正视听而已。
◆ ◆ ◆ 【以上全文完】 ◆ ◆ ◆
以上《再为戴笠辩诬──批判中共满纸谎言以正视听》,是以乔家才著《为历史作证》（台北：中外图书）同名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首发【彰往考来】，收入【析世鉴】时对数位文本初稿中未及校正的若干讹误作了订正。
◆ 【彰往可以考来·后顾亦能前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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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才： 再为戴笠辩诬──批判中共满纸谎言以正视听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