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俄与容共
1.初期的联络
民国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G．Maring）到桂林，逗留三日，两谒总理，并提出三项建议：⑴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农工大众。⑵创办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武力之基础。⑶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总理期期以为不可，反覆辩论，马林毫无所获，废然而返。不久远东共和国在赤塔开劳工大会，北方以李大钊（守常）为代表，南方则以我为代表，即向总理请示，以定行止。总理说：「现正出师北伐，你如前往，谁负责工会和运输工作？」乃改派黄文山参加。
陈炯明叛变之前，我在广州作工运工作，经常晋谒总理，谈论劳工问题，以及青年人的理想，有时则用电话交谈。很多重要会议我也应邀参加。其时陈独秀担任广东省教育会长，马文车作秘书长，谭平山、杨匏安、陈公博等都在广州，这一批人都是共产党。S．Y．（社会主义青年团）、C．Y．（共产主义青年团）、C．P．（共产党）都很活跃，他们阴谋夺取工运领导权，以便打击本党，我随时将彼等活动情形与陈逆叛变阴谋报告总理，廖仲恺却骂我挑拨离间，可见其成见之深。
2. 总理联俄容共的苦衷
民国十二年一月，总理与苏俄代表越飞在上海晤谈，越飞说明列宁的主张，是解放被压迫的民族，放弃沙皇时代在中国掠夺之一切特权，尊重中国之独立及领土的完整。总理对人，向来推心置腹，闻越飞之言误信为真，颇有联俄容共之意。当时我与孙哲生在苏州、无锡，闻讯赶回上海，力劝总理应慎重将事，并陈述中国共产党的反覆无常，非但在粤拥护陈逆，并向各地工会诋毁本党主义，肆意捣乱。上海工界领导人物，亦对共产党深恶痛绝。希望总理万不可轻信越飞之谎言，任共产党羼入，纂夺党权。我俩八次密陈，最后总理对我们说：「现在国家患严重的贫血病，南北都被军阀所割据，要打倒军阀，救国救民，一定要靠青年。青年热情澎湃，思想激进，本党如不收容他们，反易误入歧途。如今虽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但有党的纪律可以制裁，不怕他们不服从。而且有我在一天，他们决不敢胡作妄为。」言时声泪俱下。我俩说：「我们不是不要青年，是不要共产党。」但终无法改变总理的决心。
3. 永安公司谈判
十一年某月某日，总理派张继、居正、汪精卫、戴传贤、谢持诸同志，假上海永安公司大酒楼，邀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等谈判，我与工界代表吴公干、何中民、关民生、张志余、张渭川、王光静、吴子恒，等亦皆列席。先由本党同志说明三民主义是救国建国的主义，全国人民莫不拥戴。中国共产党，企图以共产主义赤化全国，唯苏俄之马首是胆，本党同志坚决反对。中国并无所谓阶级_争的情形，但中国共产党却在北京、上海、广州、四川、天津、青岛各地，挑拨阶级_争，制造纠纷，本党同志，咸感惋惜。最近广州「群报」，竟著论拥护陈逆叛变，尤乖情理之常。后经陈独秀说明，广州方面谭平山、陈公博等所主持之报纸，其言论并非出自本人授意，须由谭平山、陈公博负责。继而解释中国共产党决无意制造阶级_争，更无鼓动工人反对三民主义与孙总理之意向。经此次谈判后，双方意见渐趋接近，遂有总理与越飞共同宣言之发表。
4．汪精卫之妙喻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我参加广州市党部工作。市党部委员为孙哲生、吴铁城与我三人，我兼任工人部长。那时中央党部的工人部长是廖仲恺，他的思想左倾，受共党人员操纵，每次谈到共党问题，他都意存偏袒。我因职务关系，与廖时有接触，辄发生激烈争论。每当他理屈辞穷，便面红耳赤的说：「人家行，我们不行！我们落伍！落伍！落伍！」虽然如此强辩，但我毫不为其所动，广州一市，我们绝对不允许共产党逞其鬼蜮伎俩。
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汪精卫视察京、沪、汉党务后回粤，在广州市党部暴行秘密会议。当时出席者，有邓泽如、黄隆生、孙科、吴铁城、刘芦隐、黄季陆、陈其援、潘歌雅与余等十余人，汪精卫报告视察各地党务经过，历述跨党份子之凶狡情况，他幽默的说：「本党容共，如患绞肠痧症，吞下一颗药丸，谁料这颗药丸，就像孙悟空钻入腹内，大翻筋斗，使你痛得肝肠寸断。」这个妙喻，甚为恰当，共党之患，就是病急乱投医的结果。可惜汪精卫缺乏自知之明，终于也上了共党的圈套。
5. 工运之斗争
「二七」惨案（十二年二月七日京汉铁路罢工案）发生后，我在上海联合海员工会、机器工会、纺织工会、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等团体，发起组织上海工团联合会，经筹备半月，即正式宣告成立。参加之工团有三十二个单位，所属会员，达三十余万人。是年上海工人节（即「五一」劳动节）大会即由该会召集，赴会者达八万余人。本党特派汪精卫、叶楚伧、邵力子诸人到会演讲，而各国工运领袖，如日本劳工总监木铃文治、西尾朱广，国际劳动局之安特生女士，及万国劳动联合会书记雪恩脱等，均应邀莅会，盛况空前，并通过工会运动方案。
工团联合会成立后，原大有可为，惜上海华洋杂处，情形复杂，本党控制力量，尚未巩固，而中共重要份子毛泽东、恽代英、沈泽民、向警予等，又奉派在本党上海执行部担任要职，彼等利用职权，向工人_众进行渗透，并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北京移至上海，不久此项组织即将上海工团联合会之领导地位，取而代之。
共党既得志于上海，复开始对广州工运工作进行纂夺，但因我在广州，无法逞其狡谋，他们乃利用中央委员于树德，及顺德县党部诬控我与孙哲生、吴铁城三人，阻碍广州市各级党务发展，为唯一之反动派，此为跨党份子对本党反共人士公然之攻击。而当时本党上海、汉口、北京、东北、哈尔滨等处执行部，纷纷函电密报共产党员加入本党之阴谋，与其制造纠纷，肆无忌惮的情形，事实俱在，不容狡辩。故彼等对我们的控告，在中央党部亦未收到预期之效果。
总理北上与逝世
1. 北上
民国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冯玉祥、胡景翼两军由热河潜回北京，联合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扣。张作霖进军天津，段祺瑞入京主持政局，张、段电请总理北上，召开国是会议。十月三十日，总理由韶关回广州，先派孙科、谢无量赴东北报聘，并准备北上与会。
我于十一月初先乘英国皇后轮赴沪，召集在沪本党同志及工运领袖，积极筹备欢迎总理北上大会。十一月十日，总理发表北上宣言，十三日乘永丰舰到达香港，改乘日本春阳丸，于十七日抵上海，民众十余万人，齐集码头欢迎，全市悬旗，热闹非常。十九日总理在沪寓（莫利爱路二十九号）举行茶会，招待新闻记者，宣布此次北上目的。那天总理召汪精卫与我到他房间，对我们郑重的说：「此次北上，关于军事政治事项，由精卫负责，关于民运工运事项由星樵负责，你俩人要多作联系。」
总理原拟由陆路北上，惟津浦路受军事影响，尚未通车。而在两星期内，复无船直航天津，此时日本朝野有电邀请总理先往日本，商洽中日合作问题。总理乃作绕道日本之决定。于二十一日启程赴日，我亦随行，二十三日船泊长崎，二十四日抵神户，二十五日晚由在东京、大阪、神户之本党同志开欢迎会。二十六日以后，总理接见日本友人并赴各地演讲，「大亚洲主义」是总理二十八日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之讲词。
总理北上之际，北方同志，原主张政府采取委员制，俟总理到京后，再决定组织政府，讵料安福系政客，迫不及待，不等总理到京，十一月二十四日，段得各军阀之拥戴，自称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于一身，成立执政府。总理在日闻讯，深为诧异，惟念国民久困兵燹，亟待苏息，为谋国家和平，仍毅然北上，并派我与汪精卫奉同志数人先行。总理于十一月三十日，自神户乘北岭丸，向天津进发，经黄海黑水洋，狂风巨浪，总理备感辛劳。十二月三日抵大沽口外。
2. 天津之停留
总理抵大沽口时，海河已封冻，轮船驶入，须赖破冰船引导。当时执政府派许世英、龚心湛（内务总长）在津为总理筹设行馆于张园，我与汪到津，郎前往会商布署。那天傍晚，闻总理已抵大沽口，我与汪精卫、孙科、张国元、陈剑如及段执政代表姚堤昌暨京奉铁路警务处科长郑家荣、副官李荣等，深夜由天津北站乘火车赴大沽口，夜宿车内，拂晓，转乘小火轮，驶向大沽口外北岭丸。适遇狂风，惊涛万顷，几经三小时，始驶近北岭丸，我等以绳索软梯攀登而上。总理闻讯，自卧床跃起，并邀我等与李烈钧、戴季陶、黄昌谷、黄惠龙、马湘等同进早餐。餐后，日本船长、机师等各携宣纸，求总理赐墨宝，总理据案挥毫，尽数十幅。此时破冰船开冰引导，北岭丸随之徐徐驶进码头，登船欢迎者，有段祺瑞代表许世英、冯玉祥代表张之江及张作霖代表等，其他民众立于岸上，向总理欢呼。总理登岸，乘马车至张园行馆，甫经登楼，即感腹部剧痛，面色苍白，稍事小坐，乃立即偕汪精卫、孙科往河北曹家花园奉军总部，访张作霖，五时返行馆，即请德医克利博士诊视，晚间各界代表在张园举行欢迎会，总理遵医嘱不克赴会，派汪精卫代表参加，同时张作霖回拜，总理卧床未起，张即坐于榻旁，两人纵谈国事，历两小时之久。第二天张复设筵招待总理与随从人员，我亦参加，席间张氏盛称孙先生主义正确，谋国公诚，遵循其道，定能救亡图存。张氏语简言赅，颇有推诚合作之意。张外表文质彬彬，身材短小，佩一小剑，穿一外套，颇为英俊。
总理在天津行馆，疗养四周，病势日趋沉重，并加聘德医聂彼、日本医学博士管简勇、及山东留日医学博士癌症专家王伦，共同处方，仍毫无起色，最后乃接受医生劝告，入北京协和医院治疗。
3. 汪精卫之行为
汪精卫负党政重任，总理依畀至殷，惟汪氏个性好大喜功，领袖欲太强，此时掌理机要，不免矜持。共产党乃利用其弱点，大肆阿谀，奴颜婢膝，故示服从，嚣然拥汪为领袖，汪受跨党份子之包围，乃与本党老同志意见扦格不入。凡遇李（大钊）陈（独秀）介绍之青年（多为SY、C Y、C P份子）来谒，汪即喜形于色，笑逐颜开，特别兴奋。而本党老同志来谒总理，汪反不愿代为接见，常要我出面接谈。老同志专程访汪，他又托词拒绝，偶尔接见，又复大言炎炎，不得要领。使老同志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汪送客后，对来客多加讥讽辱骂，笑其无能。于是本党一般忠贞同志，咸以汪氏得新忘旧，别有私图，积愤难平，_起攻击，竟有结队准备饱汪以老拳者，总理得知，召我到榻前说：「精卫原甚精干，惜稍涉轻浮，目前来此客地，左右乏得力之人，暂嘱其主持一切。务速转告各同志，切不可对他发生误会，如有轻举妄动，将贻人笑柄。」我原对汪甚为钦佩，近见其对人态度，缺乏诚意，认为如果此人得志，将危及本党之前途；惟以总理谆嘱，乃向各同志婉劝，故局面稍形缓和。
到北京后，我除了按时指挥侍从室庞杂事务，与代表总理答访重要来宾外，每晚辄陪同汪精卫赴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举行会议，每次开会，皆由汪亲自主持，鲍罗廷、加拉罕、李守常、瞿秋白等咸来参加，经常谈至夜深一两点钟，始返旅社。因此我看出汪与彼等另有阴谋，不免忧心忡忡，常此下去，将来真不堪设想。当时一般老同志于右任、蔡元培、丁惟汾、吴稚晖、李石曾等在铁狮子胡同行馆整理总理遗嘱，尚未察觉汪的用心，毫无防范。
4. 北京就医
十二月三十一日，总理由段祺瑞代表许世英、冯玉祥代表鹿钟鳞、张之江，迎护入京，车抵北京前门车站时，各界列队欢迎，人山人海，约计有十万之众，其中以青年学生与农工团体居多数，北京政府全体阁员吴光新（陆军）、林建章（海军〉，王九龄（教育）、叶恭绰（交通）、龚心湛（内务）、李思浩（财政）、章士钊（司法）、杨庶堪（农商），暨各大学校长、警察总监、警卫总司令、各省军民两长驻京代表、国民一二三军驻京全体官兵、各民众团体皆到站欢迎。_情至为热烈。总理出月台登汽车直抵北京饭店下榻。
总理于卧房对门，辟侍从室一间，由我主持，来访宾客，我先予接见，非关重要公务及经医生许可，不得晋谒总理。每日来访者，数以百计，我也不能一一延见，只好按其身份，指派人员，分别接见。凡重要宾客，总理常要我代表回拜，故甚为忙碌。当时在侍从室服务者有李仙根、喻毓西、赵超、邓彦华、黄惠龙、马湘诸人，经为分配，昼夜轮值。此外有秘书韦玉、谢无量、邵元冲、黄昌谷，另辟室办公。孔祥熙及宋霭龄则各辟室一间，代表孙夫人招待女宾，及看护总理病体。
一月四日，克利博士与诸医生会议，断定总理为「肝脏痈疡」，需饮矿泉水，后探知玉泉山之水最佳，我每日凌晨乘汽车往玉泉山汲取泉水，以供总理饮料，此虽琐务，但恐遭人暗算，不得不躬任其事。当时正值隆冬，冰天雪地，寒气袭人，蜷曲于破烂车中，手瘃足僵，至感痛苦。惟念总理一身系民族之安危，只求回天有术，赴汤蹈火，亦复奚辞。
5. 马素同志问题
初到北京之际，最使我痛心的一事，即马素同志遭受开除党籍的处分。马同志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总理命令，学识渊博，为本党国际问题专家，雅具民主习尚，长期居美，来往华盛顿、纽约之间，从事国民外交活动，每年返国至沪，购运古玩返美销售，所获利润，悉充其在美为本党宣传之用，极得旅美华侨之爱戴。上年至沪，曾在沪江大学演讲，对共党略有责难，谓苏联代表来华，散播赤色恐怖之阴影，恐具有危害中国之意图，中国并无阶级_争之因素，若误入歧途，不免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英文大陆报载其全文，并稍加渲染，议论略涉激烈。鲍罗廷竟挟大陆报晋谒总理，大肆攻击，总理见大陆报，自不便为马氏分辨，鲍又包围汪精卫，并在总理面前，陈其耸听危词，乃密电粤中央党部，开除马素党籍（按：马素开除党籍为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我当时力为斡旋无效。马氏经此打击，乃愤然脱离本党，膺张作霖之厚聘，充其高级顾问。
6. 手术之经过
一月二十三日，克利博士诊察时，发现总理眼球忽有黄晕，断为肝脏作脓，渐侵及他部，非施行手术不可。我问克利：「万一开刀，总理体力不胜，将如何？」克利说；「只有听凭上帝作主了。」我听了潸然泪下，泣不可抑。二十六日，病势益趋险恶，大家向总理请示是否施行手术，总理允许，乃由汪精卫召集本党执行部，及到京之中央执行委员，假北京饭店五楼，开紧急会议，报告总理同意医生施行手术，当经决议，即日下午三时，用担架送总理入协和医院，派我与黄惠龙、马湘、赵超、李仙根、梅光培驻协和医院，日夜轮班看护。我们在病房旁另辟三室，为侍从人员办公之用，并假地下客厅招待各省代表及各地同志。
总理于入院后四日，实施手术，其时医生特许孙夫人、马湘、黄惠龙、戴恩赛、陈友仁与我入手术室看视。手术经过一小时，由克利、刘瑞恒两医生主持。开刀后，发现肝癌症已发脓，无法割治，恐施刀割去，立时殒命。只得将脓头割去，立即缝合。刘瑞恒临出手术室时告诉我：「病势危殆，在二十四小时内，恐生不测。」我听了心裹悲痛万分，幸好总理回卧榻后，历一昼夜，未见险状。
总理施行手术后，德医彼亚曾对我说：「孙博士之病，若开割时，毅然将腐乱之癌割去，可延长生命三年。」我反问他：「当时你在场，何以不如此主张？」他说：「我是旁观医生，无此特权、不能坚持主张，有什么办法？」此事被卫护人员得知，引为大憾，并疑刘瑞恒在北洋恶势力包围之下，或许受北洋军阀贿买，故意不为根治。我亦疑信参半，惟顾全大局，约束左右，不得以无稽之言，妄加传播，招人讥评。
7. 段祺瑞探病
总理动手术的第二天，段执政亲来探病，径行登楼，我立即出迎，延至天台花园客厅小憩，并马上命令卫士打电话请孔祥熙等来陪坐，我入报总理，询问可否请段至杨前相见，总理未允，我遂以总理病重，无法见客为辞，向段婉谢。
总理入京之时、段未亲至车站欢迎，寓北京饭店期间，亦未前来拜访，至此知总理病势沉重，始来探病，为时已晚。总理愤执政府之一意孤行，自不愿与其晤面。此实段傲慢于无，有以招致总理之不快。
8．中医诊治
二月二日，总理精神更为衰弱，李石曾请北京著名中医陆仲安至院诊视，惟总理信仰科学，并自习西医，曾谓：「中医无系统、不科学，只凭个人之聪明、经验，盲目诊断，决不能医好我的严重癌病。然中药确有效验，惜未能按科学方法，加以提炼制造，难以对症下药，是一憾事。」李石曾秘密与我商量，总理虽不信中医，尚信中药，陆仲安谓总理需服参汤，似可一试。乃由李石曾每日自炖人参汤一壶，携至医院，由我转交孙夫人，俟总理须饮水时，即以参汤代替开水，连饮两日，剧痛稍止。大家感于中药已有小效，若改延中医，或可有济。遂一致以改延中医为请。总理则谓在医院既由西医诊视，如暗服用中药，是不以诚待人，坚主出院后，方可改服中药。又过十多天，协和医院宣布束手无策，总理乃于二月十八日出院，至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宅静养，改延陆仲安诊治，初诊两日，颇见小效，继则药石无灵了。
9. 梁启超问疾
总理迁入铁狮子胡同行馆后，有一特殊之异征，即行馆屋脊，日有乌鸦飞集，千百成_，啼声彻耳。自三月九日起，_鸦飞集更众，日达数万只，密布天空，俨成张盖。
三月十一日，梁启超来行馆问疾，竟有乌鸦数千，猛扑梁氏，争啄其项，梁氏遭此突然攻击，不知所措，举手狂挥，状极狼狈。守门卫士，急举枪击一乌鸦堕地，_鸦飞集益多，行馆全为遮黑，顿时不见天日。当时在行馆同志，以梁氏为总理平生政敌，其唆使北洋军阀，破坏本党，极尽官僚政客纵横捭阖之诡谋，至感愤慨。总理北上，梁氏并未迎谒。总理弥留之际，前来问疾，迹近揶揄，飞乌予以掊击，殆非偶然，莫不称快。并有少数同志，拟乘机加以讥侮，我出面力阻，适汪精卫从外归来，遇梁氏于行馆大门，我将他们导至客厅，略事寒喧，再护送梁氏出门，一场扰攘，乃告平息。
10. 总理逝世
总理开刀后，我曾急电广州，请孙哲生速来北京（哲生原随总理北上，后总理卧病，特派其南下，赴广东宣慰）。二月二十四日，哲生与汪精卫等均在杨前受遗嘱，那两天我正忙著全国各省区联合会指导筹备各事，未得与闻。三月十二日晨，总理病笃，时作呓语，并呼「和平、奋_、救中国！」至九时三十分，竟与世长辞。
总理逝世后，本党中央执行部，组织中山先生治丧委员会，以汪精卫为主任委员，我负责护灵。当日下午将遗体送往协和医院，医院请解剖遗体，研究致死的真正原因。经治丧委员会决议可行。并派我与戴恩赛、梅光培、马湘、李仙根在解剖室负责护视。第二天上午九时，协和医院外科全体医生齐集，实施解剖，肝已全部溃烂，脓头蔓延其他各部，实为恶性肝癌；乃继续施行保存遗体手术，至十五日十时，手续完毕。遂举行大殓。
关于总理遗体之棺柩选材，治丧委员会计画在美订制铜棺，以期保持久远，惟制运需时，乃决议先用香沙木棺大殓，俟铜棺运到后，再行更换。这时鲍罗廷及苏联大使加拉罕，自告奋勇，谓将由莫斯科赶制与安葬列宁同样之棺柩，运送来华，以安总理之灵。治丧委员会当表示嘉纳，惟向美订制铜棺，亦未中辍。
总理灵榇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不久，苏联赶制之棺柩运到，加拉罕宣称，此系最新式之佳制，并大事宣传。经我与数同志加以检查乃系用锑铝皮制成，外漆白银色，片片浮起，颇似鱼鳞。我用指在上轻捺，即现裂痕，其不适用，一望便知，故摒置未用。
孙中山先生的灵柩
11. 身后哀荣
总理遗体大殓时，在协和大礼堂举行基督殡殓仪式，肃穆庄严。治丧委员会决定停灵地点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并通告三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时，敬迎灵榇。
那天早晨，群众已经纷集协和医院门外，至十时灵榇出发，由本党追随日久同志二十四人分三组，前后舁挽。沿途民众及青年护灵致哀者，约十余万人。灵衬所到之处，高呼口号，声震遐迩。花圈挽联，布满通衢。至十二时，灵榇抵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安放，择日开吊。
二十四日上午十时，举行发丧，先家祭，然后来宾依次行礼。自是日起至四月一日止，各机关团体、各省代表、海外党部、华侨、中外人士，前来公祭者，每日不下数万人。执政府曾订期公祭，届时段执政并未亲来，派内务总长龚心湛代表主祭，外交总长沈瑞麟、交通总长叶恭绰等陪祭。本党同志咸以段氏不亲来致祭，深致不满，尤以李烈钧同志，愤慨最甚，严词追询段祺瑞不能亲来之原因，段之代表，诿称段因足疾无法著靴，不能亲身参加。其实北洋军阀作风，怕致祭时遭民众之侮辱，故畏葸不来。
四月二日，护送灵衬至西山停厝，上午十一时，由于右任等八人，将总理灵榇舁至中央公园大门，驾上灵而，移往西山，是日参加执绋者十余万人，民众扶老携幼，罗列于天安门至西直门，以迄燕京大学途中；尤以青年学生、军人及工人为多，途为之塞。下午四时，灵而抵西山碧云寺，奉安灵榇于石塔内。
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总理逝世
12. 陵地觅得与兴建
治丧事务告一段落后，乃遵照遗命在南京紫金山选觅灵地。由孙夫人、孙哲生、林森与我等赴南京，分访苏皖赣浙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及江苏省长陈陶遗，商洽选觅灵地事宜。孙、陈两氏，均允协助。一日，由江苏实业厅长及金陵关监督廖恩焘陪同出太平门，登天宝城，途遇风雨，雷电交作，孙夫人及随从人员不能前进，乃折返。我与孙哲生、林焕庭三人，向紫金山极峰攀援而上，纵观八方，详察默相，发现明孝陵附近，地形甚佳。即绕道下小茅山，途中又遇大雨，羊肠小道，无处躲避，全身湿透。下午二时到福寿寺，托寺僧备面数碗，并与传灯和尚闲谈附近形胜。他说：「据先代老僧相告，小茅山之阳，有一阴穴，将为最伟大人物之佳城，葬此胜地者之丰功伟烈，较诸明太祖，高出万倍。」我等听了，私衷甚慰。
第二天再引导孙夫人等至小茅山察勘陵址。并将传灯之言转告孙夫人，夫人则言不可迷信风水，只以选择高亢之地为宜。陵墓方向位置既经勘定，在明孝陵附近，经四方城至灵谷寺一带，广袤数千亩。询系南京兴农会之地产，兴农会负责人仇来之（逊清翰林）自愿以全部贡献为中山先生陵园地址。并缮具赠约，签字奉献。
我们将陵墓选好之后，电广东中央党部与胡代帅汉民（按：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四日，孙总理决定北上，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总理逝世。十三日广州大元帅府会议，裁大元帅职，解除胡汉民代帅职务未果。三月二十一日，胡汉民（代理大元帅）、扬希闵、谭延□、许崇智、刘震寰、程潜、伍朝枢、古应芬宣言在合法政府未成立前，仍赓续成规。六月十五日，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汪兆铭、胡汉民、谭延□、许崇智、林森为常务委员，汪兆铭为主席）。即在上海组织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推定孙哲生、林森、吴稚晖、宋庆龄、叶楚伧、林焕庭为筹备委员，杨杏佛为秘书，我为总监工，并聘吕彦直为总工程师。设办事处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陵墓奠基典礼，中央党部派邓泽如为特使，自粤前来主持。某月某日完工。及北伐告成，乃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将总理遗体移葬于此，世称「中山陵」。
◆ ◆ ◆ 【以上内容完】 ◆ ◆ ◆
以上《总理联俄容共及北上逝世前后》，标题为【析世鉴】所拟，是以《马超俊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第9至10章全部内容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数位初稿首发【彰往考来】，收入【析世鉴】时对数位初稿中未及校正的若干讹误作了订正。
◆ 【彰往可以考来·后顾亦能前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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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超俊： 总理联俄容共及北上逝世前后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