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26日应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和中国同学会的邀请，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在多伦多大学发表了题为了《孙中山与共产党》的专题演讲，就孙中山与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下面就请您跟随辛灏年先生，去瞭解那被篡改了的历史，去探究那被掩盖着的真相。
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不新鲜。但是，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却包含着太多被“强权”所尘封的历史内容，所制造的虚假概念，和一大批中外历史家们的势利和胆怯。是它们，才造成了历史的误解，更为继续制造政治的误解，提供了方便之门。之所以产生了这样的悲哀情形，原因是，孙中山先生确实与中囯共产党有过关系。这个关系，虽然前后只维持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就随着孙先生的逝世而终结;但因这个关系留下了过于沈重的影响，太多可以被利用的空间，特别是为制造历史谎言和政治谎话，留下了一个很难动摇的历史“源头”。于是，这个关系，就既变得“光彩眩目”，又变得“迷雾漫天”。
特别是当1949年的胜利者中国共产党，又采取年年讲、月月讲和天天讲的手段，更在他的大中小学教科书里，年复一年地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启蒙教育”之后，这个关系，就由于共产党长期宣传──孙中山曾“联俄联共”并实行“国共合作”，孙中山曾决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还用“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代替了他的民族民权民生的“旧三民主义”，而共产党还在孙中山危难之际支援了孙中山和他的国民革命等等。于是，这样一些“历史的事实”，也就显得“言之凿凿”的了。后来，共产党“逢年过节”都要把孙先生拉到广场上去，偶而也让他跟在马恩列斯的后面“晒晒太阳”;共产党更是对台湾和海外频繁地使用孙中山，高唱曾被他自己弃之如蔽屣的“民族主义”;直至他今天终于开始努力宣传“共产党才是孙中山革命建国之最忠诚的继承者……”，以在危难之际继续博取他的“权力的历史合法性”;却又因为对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惶恐不已，而继续使出“革命的两手”，“放言放人”到海外大肆诬蔑和“恶攻”孙中山先生……
如此一来，在一个“只准许自己说谎、却绝不容许别人说话”的时代，一个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的历史性误解──“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过”，和一个在眼下已经为共产党所迫切需要制造的政治性误解──“共产党继承了孙中山”，便理所当然地形成了，和顺理成章地被制造出来了。而，这一切不过都是些历史的谎言，不过都是些共产政治的伎俩，当然也是中外许多历史学者的胆怯和势利所使然。
今天，我将就孙中山和共产党的真实关系，作一个较为详细的敍述。主要内容就是孙中山和共产党的四大关系：思想关系、政治关系、历史关系和现实关系──即已经逝去的孙中山和眼下还没有死掉的共产党的关系。
一、
众所周知，孙中山有一个革命建国的思想理论，就是三民主义。而共产党所要的“革命建国”的思想理论，却是马列主义。显然，这个事实，不需要证明，因为，它已经人尽皆知，所谓铁的事实。但是，为了监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马列主义，孰是孰非，谁为进步、谁为倒退，我们还是有必要，对他们各自的基本思想作一个极简单的比较。
我个人认为，在孙中山数十万字阐述三民主义理论的著述中，其对自己的理论进行过最简单明瞭之概括的，就是他在1923年11月所写的“中国革命史”，曾对三民主义的理论作过一个简要概括和介绍。我主办的历史文化季刊《黄花岗杂志》第18期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曾将它的题目改成为“中国共和革命史”，其意，就是要与中国的共产革命划清界限，以示泾清渭浊。
在这篇文章里，孙中山是这样地论述他的民族主义的。他说：“……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诸民族也。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
生活在、又革命在晚清时代的孙中山，如此地提出了他的民族主义理论，当然是正确的。因为，晚清时代的中国，外有东西方列强──既包括民主列强、又包括专制列强的欺淩;内有满清一族的专制统治和满清贵族对汉民族的歧视和欺辱。辛亥元勋李福林将军就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说过：“……享有特权、不把汉族平等相待的满州人，自从入关以来，为了镇压汉族，就分兵驻扎在各重要省会，谓之八旗驻防营。驻防之区，我们汉族同胞称之为‘旗下街’，有的说是旗营。……民国元年以前在旗下街被劫财劫色，是一件无法无天不敢通过的事情……(李福林革命史料，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第4页)。所以，他才认为，“辛亥革命的确成功了五族共和──国内种族平等。生在辛亥革命以后的人对于这个问题不会惹起多大注意，因为这已经是过去的问题了。人们总有一种不良的习惯：过去了，便遗忘!”(李福林革命史料，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第3页)今天，有所谓民运人士在狠批孙中山先生的时候，其论点之一，就是“孙文提出民族主义毫无必要”，因为那个时代根本不存在“民族的问题”。不知他们是“过去了，便无知”，还是为了“助台独，装无知”了。
所以，彼时的孙中山，才要坚持继承中华先人所留下的好江山和好文化，吸收世界之好文明，对外求中华民族之独立地位，对内求各民族平等相待。而对于那个不知道杀了多少革命党的满清的遗民，也绝不还以报复。这该是何等高尚的民族情怀!难怪被中共禁演的大型历史剧《走向共和》，就称赞孙中山发动的“辛亥革命是历史上少有的革命”!因为，孙中山的革命成功后，既不镇压反革命，又不残杀地主富农资本家，更不会发动各种运动来迫害新旧知识份子们……
如此，我想问一句：以满清作历史的背景，不论是对内或对外，孙中山提出这样的民族主义到底是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
在这篇文章里，孙中山又是这样地论述他的民权主义的。他说：余之从事革命，以中国非民主不可，其理由有三。……既知民为邦本，一国之内人人平等，君主何复有存在之余地……满洲之入据中国，使中国民族处于被征服之地位，国民之痛，二百六十余年如一日，故君主立宪在他国，君民无甚深之惑感者，犹或可暂安于一时，在中国则必不能行，此自历史事实而首之者也……中国历史上之革命，其混乱时间所以延长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为，遂相争相夺而不已。行民主之制，则争端自绝，此自将来建设而言之者也……。
孙先生在这里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一有帝王不平等，二因满族专制统治不平等，三是历史上的造反者都想当皇帝制造不平等，所以，“中国非民主不可”。如此，孙先生才会总结说：有此三者，故余之民权主义，第一决定者为民主，而第二之决定，则以为民主专制必不可行，必立宪然后可以图治。在这里，孙先生已经指明，他的民权主义“第一就是民主”。第二是民主专制必不可行，也就是“民主专制不并行”。早就预言毛泽东后来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过是“假民主真专制”而已。第三是必须实行民主宪政才能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现在有一些人士，日日叫喊西方民主宪政，天天哀求共产党实行民主宪政，却又时常要骂一骂孙中山及其共和革命，到底是你们错了呢?还是孙中山先生错了呢?
在这篇文章里，孙先生又是怎样地敍述了他所要提倡的民生主义的呢?孙先生说：……欧美自机器发明，而贫富不均之现象，随以呈露，横流所激，经济革命之焰，乃较政治革命为尤烈。……故决定以民生主义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同时并行，将一举而成政治之功，兼以塞经济革命之源也。
显然，民生两字，人皆能懂。民生主义，一目了然。而孙先生“一以民生为社会历史发展之中心”的民生史观，又是十分的正确。特别是孙先生不仅强烈地表示过反对贫富对立，而且也一再地表白过“余之民生主义，绝不是均贫富之主义也”!而他之所以要将民族革命、民权革命和民生革命“并一炉而治之”，就是因为，虽然近代欧洲民族独立已经蔚成风气，民权问题已经近乎解决，却由于机器发明、生产日盛、贫富不均现象日益严重，从而造成“经济革命”之焰，“较之政治革命为犹烈”，这才使孙先生感觉到，只要民生问题不能解决，则煽动穷人造反的经济革命、即马克思的共产革命，就会象洪水猛兽，吞灭民族革命和民权革命的成果，直至复辟专制而后止。所以，孙先生在他的时代，就要戮力提倡民生，这就远远地超过了一般地倡言民生的意义。他是为堵塞洪水猛兽的共产革命而来。
谁能说这不是孙先生的英明预见!因为，近一百年来共产革命在东欧和东亚，特别是在我们祖国荒唐和血腥的革命造反历史，早已对他的预言作出了最令人痛心的证明。
我今天当然不能在此大谈马克思主义。因为我在伦敦政经学院、美国宾州大学的讲演中，曾专门将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发展，当作一个参照物，从四个方面证明过马克思主义是对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反动。这也是《谁是““新中国””》一书的“导论”曾专门论述过的。所以，我今天便想更简单地以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作为出发点，来简单地证明一下马克思主义是对近代历史发展的反动。
第一、孙中山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和科学的民族主义，马克思则将德国流亡巴黎的手工业工人的“帮语行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改造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发展成了“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和“要与一切的传统观念作最彻底的决裂”。并且，他还在对世界各民族历史极其无知的情形之下，将人类社会划定为五大历史阶段，更因为德国封建历史漫长──直到他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代，德国还处在分裂的封建社会之中，他便以为全世界各民族国家都和德国一样，都有过封建社会，都和德国的封建历史一样漫长……
他的上述思想，说白了，一是要无知地划分人类的历史，二是要否定抛弃各民族历史，三是要否定和腰斩各民族传统。以至后来世界上所有国家或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都不仅要颠覆自己的国家，否定自己民族的历史，毁弃自己民族的文化，甚至都把前苏联当成了自己的“祖国。”为此，他们不仅曾为了保卫前苏联而反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而且为了保卫一个坏苏联便可以背叛自己的民族和国家。1929年，当前苏联对我们的祖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侵略时，中囯共产党就曾坚决地和一再地服从史达林的命令，实行“武装保卫苏联”，以与前苏联侵略中国里应外合。就不说毛泽东和共产党是怎样地“要与我们民族的所有传统观念作最彻底的决裂”的了!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反民族主义的，而且是祸害各民族和阉割、糟蹋各民族之自身传统的。
第二、孙中山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和进步的民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却在十九世纪正在走向民主和自由的欧洲，高喊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专政”呀!我们的先贤梁启超先生早在1926年就说过，“什麽资产阶级专政，什麽无产阶级专政，凡是专政，都不是什麽好东西”!”更何况马克思鼓吹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是一个“砸烂的只是自身的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的革命，既然无产阶级已经在革命中得到了整个世界，那末，他们还是“无产”的阶级吗?世界上已经灭亡的和还没有灭亡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其无产阶级专制政权在一切方面的贪婪和无耻，就正是他们在历史的转眼之间就会走向亡党亡国的根由。
第三、孙中山提出了正确的和具有永久生命的民生主义，以追求民生幸福和堵塞经济革命、即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则在十九世纪欧洲已经摆脱专制经济和行会经济，正在走向自由经济和建立市场经济的进步历程上，不仅号召发动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以图摧毁这一伟大的历史进步，而且在他们的革命旗帜上，还鲜明地写着这样几个血淋淋的大字：“消灭私有制!”至于已经灭亡的和还没有灭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曾在消灭私有制的“血旗”之下，迫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制造了怎样痛苦的民生，这在今天已经不是什麽秘密了!
我当然不能就马克思主义这个毒瘤所制造的一切人间灾难继续说下去，比如它鼓吹阶级斗争，更要用阶级性来消灭人性等种种无边罪孽……。因为我今天要讲的只是孙中山和共产党的关系。而我刚才讲的，就正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结论是：历史已经证明，虽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是正确的、科学的和进步的，但中囯共产党却不要三民主义，他要的恰恰是他的反面，即对世界历史进步起到了可怕倒退作用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才可以肯定地说，在思想上，共产党绝不是孙中山的继承者，而是他的敌人。
1.
一个铁定的历史事实是，孙中山先生从来只有一个主张“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11月，《民报》发刊，孙中山为它作发刊词，正式揭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以为中国国民革命之思想方针和理论基础。其后《民报》自然对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进行了很多的讨论，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将孙先生的三大主义简称为“三民主义”。至1906年8月，香港《中国日报》在广告上介绍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因用语太长，不够简练，才开始简称“三民主义”，此后各地报纸才开始采用“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便日渐地成了一个专有的理论名词，或曰政治概念，而得以迅速普及。
之后，直至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辞世，其间20年，孙先生虽曾专门演讲和著述三民主义不下十数次，涉及三民主义犹不下数百次，也都是讲的民族、民权和民生。其中，于1919年攥写成稿的卓越的三民主义文言本，和1924年的春天，即在先生已经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后，因先生于广州作三民主义之最后一次系统讲演而出版的白话本《三民主义讲演录》，凡二十余万言，讲的也都是“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而从来没有讲过其他任何内容的三民主义。至于先生在已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后的最后一次三民主义讲演中，曾明确、科学和系统地批判过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我在后面会说。
所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从来就无所谓新，更无所谓旧;无所谓真，更无所谓假。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后来居然有了“新和旧”的问题，真和假的问题，并且还有人要用新的取代旧的，用假的否定真的，甚至用新的批判旧的，直至要用“革命的三民主义”否定“不革命的三民主义”，特别是要把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诋毁成“旧的、伪的、过时的、不革命的和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那已经是孙中山先生“死后”两年、甚至是更久远的事情了。
2.
然而，悲剧在于，孙中山死去两年之后，自1927年至1949年的，被蓄谋制造出来的“新三民主义”，早已在共产党内部和那个思想十分自由、舆论也相当自由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发生、发展、发酵了整整22年。而自1949年起，即共产党已经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国家(改名延续了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在一切方面都实行了无产阶级的专政之后，直到目前，由于共产党只准许在教科书和一切宣传材料上，歌颂他制造的“新三民主义”，而绝不容许任何人揭露他制造“新三民主义”的来龙去脉，于是，共产党制造的“新三民主义”，便在中国大陆获得了绝对的思想和“学术”统治地位。以至于今天中国大陆的很多历史学者虽然早已经知道了真假三民主义的真相和由来，然而，当他们为共产党编写教科书时，还是要违心地说假话。因为，不如此，他们就不能够当教授、做专家，更不能成名。就象那些为了出名求利，甚至为了做共产党的文坛“宠物”，而不问良知、良心的一些所谓作家、艺术家和文艺“大师”们一样。如此，遍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人都以假代真，或曰颠倒了真假，也就毫不奇怪，所谓“习惯成自然”。
但是，也请容许我引用毛泽东说得很漂亮的一句“最高指示”：“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因为，事实是，孙中山先生直到死，就只有过一个三民主义，因而也就从来没有所谓新旧之分、真假之分、革命的不革命的之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那末，新三民主义究竟从何而来，又是何时问世的呢?对此，我在1999年于美国出版的《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曾明白地写道：所谓“新三民主义”，即被苏俄和中共解释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纯属捏造。近年来中国大陆历史反思的结果，已一再证明它们不过是共产党的“创作”。
中国大陆学者陈锡其教授早已在他的论文“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中指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这是日后‘总结’的提法。”至于日后是谁总结的，他显然不敢说。
另一位中国大陆学者黄彦教授则进一步于论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说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确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后再去查阅宣言的话，肯定会感到失望，因为它的二十三条(一作二十二条)对内对外政策都没有这样的条文。”这一点非常重要，务必请大家记住。
还有一位中国大陆学者鲁振群教授，尤在他的论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里面，进一步地证明说：“三大政策是在1926年11月及12月间由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历史的事实是，为了拖延、反对和破坏中国国民党与蒋介石所领导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决议说：“迎汪(精卫)复职，以与蒋分权，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这个目前所见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文件，竟是共产党的文件。是因为孙中山先生逝世，蒋介石护党，北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着中共为再度分裂国民党，破坏国民党北伐，和意在打倒国民党新领袖蒋介石，而使用的阴谋策略。
1927年春天，苏俄顾问鲍罗廷终于在武汉创办的中共机关报“英文版”《人民日报》上，首次公开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首次公开“为已经死去的孙中山”宣称这个所谓的三大政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参见《谁是““新中国””》下卷第一章)。然而，此时，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两年有余。
台湾著名现代史学家李云汉教授对此提出了更早的佐证，证明了大陆学者言之不虚(──大陆学者哪里敢“虚”呢!)。他说：“共产党人对于三民主义的最大诬蔑和曲解，是捏造了所谓‘三大政策’，并妄图以‘三大政策’来取代三民主义。事实上，在孙先生的全部言论和国民党历次的宣言、决议案中，从来就没有“三大政策”一词，而且在孙先生在世的时候，共产份子也不敢提出这一伪造的名词。这一名词不见于国民党的文献，其最早出现，乃在中共上海区秘密通讯第七号，时间在民国十四年的十二月(1925年12月)。共党的《秘密通讯》上有这样的话：承认一些赞成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联俄、联共和辅助工农这三个政策的份子是左派，反对者便是右派。”李云汉教授还说，“民国十六年一月起，鲍罗廷和他指使下的共产党人乃大肆叫嚣所谓‘三大政策’。特别是在武汉地区，只听到‘拥护三大政策’的叫嚣，很少人敢宣传三民主义了。”
李云汉教授的话，证明了大陆学者小心翼翼地求证。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3.
撒谎者都有一个经验，那就是：撒谎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圆谎”。就是怎样才能记住自己的谎言，直至将他变成“本能的谎话”。因为，只要撒谎者还没有将谎言变成本能或本能的一部分，一旦重复谎言，或经常重复谎言，就可能露出“破绽”，甚至露出“天机”。
1937年3月15日，中共为图存，曾第一次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提出了“四项保证”。其内容为：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我军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这是中共第一次公开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而且，根据“四项保证”的内容，这里提到的三民主义，应是孙文“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而不是鲍罗廷制造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共产党和毛泽东好象将苏联顾问为他们制造的“新三民主义”暂时地忘却了。
所以，就在共产党刚刚做过第一次保证之后,1937年5月3日，毛泽东才会在“中囯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高亢的宣誓说：“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39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请大家注意，毛在这里为共产党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作出了明确的说明：这个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而不是连一个“民”字也没有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
1937年7月15日，因芦沟桥事变已经发生，中国人民伟大的卫国战争就要全面爆发，中囯共产党巴不得国民党赶快对外，不再对内，又第二次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作出了上述的“四项保证”。由于“保证”未变，所以“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的誓言也没有变，毛在上面提及的三民主义的内容也没有变。所以：
1937年9月22日，即在中共刚刚做过第二次“保证”之后不久，中囯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复又高亢地宣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11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又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再一次高亢地宣誓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38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彼时，全面抗战虽然已经开打，但是，由于一方面是中共的“四项保证”刚刚重复作过，不好立即翻脸;另一方面，中共这个时候还仅仅有三两万人马，两三个县地盘，也还不敢马上翻脸。所以，在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发表宣言、表示坚决抗日的决心时，他们说话还是较为小心，而不敢大胆妄为，更不敢马上就公开大撒其谎。
4.
然而，仅仅不到一个月，大概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自己“大意失荆州”，忘记了苏俄顾问和共产党早已为死去的孙中山制造过一个“新”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加上此时全面抗战已经打响，中华民国的国民革命军正处在对日寇的奋勇抗击之中，京绥、京汉、津浦三线和上海“8.19”淞沪抗战正打得难分难解、血肉横飞，于是，毛泽东才会“在他延安的窑洞里兴高彩烈地喝着红葡萄酒，大笑着”说道：“蒋介石这股祸水终于撞到日本人那里去了!”(参阅《张国焘回忆录》)意思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已经不能奈何他们了，所以：
1937年10月25日，毛便在“与英国记者贝特朗的谈话”中，含混地改口说道：“……我们同意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但这个纲领至今没有为各党派所承认，首先国民党还没有承认发布这样一个全部的纲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48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请大家注意，时隔不到一个月的功夫，毛泽东就已经悄然地将孙中山“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抛弃了，重新拾起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三大政策”为鲍罗廷“圆谎”。
但是，毛泽东还不敢来真的，还有些羞羞答答。因为，他还不敢说共产党的三大政策就是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他甚至承认，这个“假的三民主义的纲领”还没有得到国民党和全国各党派的承认。因为，毛泽东知道，继续撒谎和撒大谎的时机，显然尚未成熟。
然而，对于毛泽东和共产党来说，这个“时机”终于迅速地走向成熟了。1939年12月，当蒋介石“持久战”的战略已经实现，大中华民国的对日抗战已经转入艰苦万分的“相持阶段”;当“只有后方、没有前方”的中囯共产党(中共抗大校歌就是“到敌人后方去”)，在敌后已经拥有“游而不击，专图扩张”的50万农民“革命”军队时，这时，专心在窑洞中研究中国未来“共产建国”理论的毛泽东，终于在他的“光辉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囯共产党》这本小册子中明确宣称：“中囯共产党在1937年9月22日发表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11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