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0日白崇禧（左）与蒋中正（右）在重庆会晤，商量如何支撑残局。（翻摄：钟元／大纪元）
在中共党史和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将1927年4月12日发生在上海的国民政府“清党”事件描述为“反革命政变”，因为该事变导致至少几百名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被杀。此后，在5月，南京又发生“马日事变”，更多中共党人、亲共分子被捕被杀，中共组织的总工会以及农民自卫军武装被解除。自此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国民政府在多地抓捕、屠杀中共党员，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被中共反复颂扬的那个“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党员夏明翰就死于1928年。
是什么原因导致国民政府“分共”、“清共”？中共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惹恼了国民政府，中共党史中却一直语焉不详。近日翻阅胡适日记在其1952年4月12日的日记中贴上了一份剪报，内容是台湾军闻社采访曾任国民政府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兼淞沪卫戍司令的白崇禧将军，回忆当年清党往事。
白崇禧，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有“小诸葛”之称。他还是中华民国首任国防部长。他与李宗仁是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地方军事势力“桂系”的重要将领，为抗日战争做出重要贡献。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后，白崇禧被委任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66年在台北病逝。
对于当年“清党”的前因后果，白崇禧非常清晰地给出了答案。他说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孙中山提出了“联俄容共”政策。对外联俄，是希望联合可以平等对待中国的国家，“共同奋斗”。当时苏俄派了军事顾问德箕山嘉和加伦、政治顾问鲍罗廷前来联系国民党。彼时由于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之邪恶认识不清，希望得到苏联支持的孙中山上了苏共的当，决意与苏联联合。
在与苏联联合的同时，孙中山对内则采取“容共”政策，即允许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推行三民主义，希望与中共党员一起为国民革命而努力，并将中共同化，将隐患在无形中消除。而中共接到苏共“借国民党的躯壳，以发展自身的组织”的指令后，令党员相继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的愿望是美好的，但中共的邪恶本性决定了“容共”的后果是严重的。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不但没有遵循孙中山提出的“应该服从纪律，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的要求，还不断发展自己，并攫取了国民党宣传、组织部门以及黄埔军校的领导权，同时制造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和右派之分，即以“亲俄亲共”和“远俄反共”为划分界限，开始了左派对右派的反对和斗争，将不亲俄亲共的国民党人骂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将他们开除出党。
白崇禧亦点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暗中发展，“阴谋篡窃党权”。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中共的夺权计划在此次会议上得以完全实现。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执委和中央委员中，共产党身份者和国民党亲俄亲共的“左派”领袖已分别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认为是中派，蒋介石则被压到了中共党员谭平山之下。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中，中共党员占了大多数。也就是说，国民党中央的重要领导职务几乎全部被共产党所占据，国民党各级地方组织也几乎全部为“代国民党建立党部”的共产党所把持。
此时，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根本无人问津，而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大”上提出的北伐建议，遭到了全体苏俄顾问和中共的反对，中共更在广州市区到处散发传单，广贴标语，公开反对国民党北伐，并散布流言，首指主张北伐的蒋介石为“新军阀”。
中共对国民党的侵蚀引起了国民党内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有识之士的不满。为了限制中共在国民党内的扩张，蒋介石于3月下旬利用“中山舰事件”提出了整理党务，收回了一部分党权，并决定北伐。
白崇禧回忆说，在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长沙、占领武汉、南京和上海后，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共党分子目睹国民革命军声势浩大，妒忌日深，野心益亟”。一方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三名中共党员极尽挑拨离间，分化国民党，并利用汪精卫、唐生智等“败类”把持国民政府，倡议免除蒋介石总司令之职，以图动摇军心；另一方面，秘密计划组织两湖农民，企图颠覆政府，按照白崇禧的话说是“赤焰嚣张，如火如荼”。
历史档案显示，正是在中共组织、策划、煽动下，湖南湖北出现了红色恐怖。比如，由毛泽东领导建立的湖南各级农民协会号称有518万人，协会不仅形同各级政府，有权有枪，而且自设公堂刑狱，动辄批判斗争，随意逮捕杀人。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即为农民协会所枪决，而北伐军中许多出身于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斗争、关押或捕杀，财产被没收。
湖南颇有名气的大知识分子叶德辉被中共以“封建余孽豪绅领袖”的罪名公开处决，更是震惊了国民党和湖南。湖南众多乡绅纷纷加入反共的行列。
时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兼任淞沪卫戍司令的白崇禧，也得到情报说，中共准备利用上海租界未收回、华洋杂处的情况，暗中发动上海数十万工人暴动。当时情势十分危急。
在此危急情况下，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等人，几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清党”问题。在4月2日的会议上，通过了吴椎晖草拟的“请查办共产党呈文”，蔡元培则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阴谋破坏国民党之证据”，及“浙江共产党破坏本党之事实”两个报告.共罗列了共产党“阻止入(国民)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四项内容，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也作罪证附后。
4月9日，蔡元培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联名发表了“护党救国”的通电，将中共窃夺国民党党权和军权的阴谋公诸于众。
蒋介石也也随即乘军舰前往上海，并命令白崇禧执行“清党”任务，同时询问其需要多少兵力。白崇禧表示只需要第二师和第二十六军就够了。然而，当这两支部队奉命调来上海时，中共却暗中策划民众代表情愿，阻挠第二师接防，还多方要挟。白崇禧断然拒绝了民众的要求，并迅速在军事上部署。
很快他们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军行动需要通过英法租界，而当时英法租界已经布置了防御工事，严加戒备。最初，租界拒绝国军通行，后在与英法驻沪使领馆交涉后，得到允许。
于是在4月12日这一天，白崇禧率军按照既定计划，一举完成上海清党，“摧毁上海共匪总机构商务印书馆工厂，搜获一部分武器手榴弹。共匪首要分子汪寿华、侯绍裘等三百余人悉已被捕，无一漏网。其余附从分子，一律准许自首、自新。”
白崇禧说，不出三日，上海清党任务全部完成，这之后各省先后响应，执行清党，将共党分子彻底清除。白崇禧最后表示，“清党运动，实为本党之一大转折，亦革命成败之重大关键。”事实也是如此。自此之后，中共被迫从城市逃到偏远的农村、山区，建立根据地艰难生存，其后在国军的围剿下，北上逃跑，在延安落脚，并利用国民政府抗日之际，发展壮大自己，最终窃取政权，为害中国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