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教授和夫人
对于流寓海外的中国人，最难抗拒的是故土之情，也就是所谓乡愁。年纪大的人越是如此，故自从七十年代中国关闭的门户开放后。回归的人络绎不绝，特别是有声于国际，名闻于两岸的高级知识分子，如语言学家赵元任、数学家陈省身、科学家杨振宁、顾毓琇（国大代表、江泽民的业师）等。
有的是落叶归根，想终老斯土，如现在北京的杨振宁、林家翘（数学家）均属此类。因此利用乡愁争取海外的学者回归，成了中共的统战利器。现任中共总理温家宝不是喜引用诗人余光中的乡愁诗，向住在台湾和异乡的中国人招手吗？说什么「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可是在美国有一位当代的大知识分子，去年十二月获颁「克鲁吉人文奖」的余英时，却从没有乡愁的感受，也不为这种情绪所动。
美式生活 保有中国文化认同
余英时是近年中共极力要争取回大陆的海外学人，为了这个目的，中共当局出版了十余种他的著作，最大的手笔莫过于前年北京三联书店刊印的「余英时作品系列」六种，连对中共有强烈批判的「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等文字都包含在内。
四月下旬余英时在国会图书馆演讲，图书馆特辟室展出余的全部著作，其中大陆出版的简体字余着，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给。对著作等身一词，这个展览给了人们难忘的印象。对余英时而言，中共的手法真是人未归，而书已先行。由于余书开禁，大陆近年掀起余英时热，学者乃至一般人均以读余英时的书为时尚。
放行著作之外，中共也不时透过各种管道传达北京希望余回国看看的愿望，一度还派出一个十九人的安徽代表团亲访余英时，动之以乡情，但余就是不为所动，甚至直截了当的表示他没有乡愁，对方只好哑口无言的离去。
王粲不是在他那流传千古的「登楼赋」中早就说过：「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孔子周游列国，其道不行，不也曾在陈国发出「归欤」之叹吗？余英时为何能例外，超越孔丘和王粲而无乡愁？
去岁在「克鲁吉奖」颁奖典礼上，余英时已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他在答词中说：「生活在美国长达半世纪，游走于两种文化之间，除了初期需要一些心理调适外，我早已能享受美国生活方式，而同时保有我的中国文化认同」。
既能享受美式生活，而又保有中国文化认同，那么回不回中国，也就无关宏旨了，况且他早在一九七八年已随同美国史学家访问团去过。余英时以史学家的透视看过中国之后，对中共政权已不再有任何憧憬或寄望，至于中国近年的崛起及空前繁荣，在余英时的心目中，也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
举目当今，在海外的知识界像余英时这样基于个人信念而绝不和中共政权妥协的人，可说是少之又少的。这不禁让笔者忆起美国史学家塔克曼（女）和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傅尔伯莱特的一段对话。塔克曼以写「史迪威在华经验（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一书而获得普立兹奖，是有名的自由派，甚至有人认为她是左派。
七十年代初在一片「中国热」（China euphoria）声中，塔克曼应邀到参院作证，和外委会主席傅尔伯莱特对话时，塔克曼说，她对共产主义从来没有幻想，也从不怀疑如果史达林式的共产主义在美国成功的话，她将是第一批被处决的人，从塔克曼的话，不难看出，有真知灼见的自由主义者，必知共产主义绝不容许自由主义与其共存的。
这就是为何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大师胡适在一九四九年初，毅然决然的离开中国，他深知在中共统治下，他想做个顺民都不可能，何况他不想做顺民呢。
史学家看强权 对中共无憧憬
余英时是心仪胡适的，这可从他写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和重读胡适日记所写的长序中见之。可是在中国文化上，他更为服膺陈寅恪和陈的好友吴宓，尤其是他们在共党统治下，坚贞不屈的高洁人格，这也是为何余花了不少心血诠释一九四九年后陈所写的诗词及「论再生缘」一书。
对于吴宓，余在国会图书馆所作二场演讲中，第二场即以吴宓和顾颉刚二人为主题，而内容则是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日记，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日记。如吴宓在日记中斥奉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为「不易之真理」乃「可笑与可耻」，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坚拒批孔。
至于顾颉刚的日记，让世人知道顾「本有避秦台湾」之意，终因家累而未果，以致自一九四九年以后，顾在大陆上一直过着「被征服」的屈辱生活。余英时从顾的日记窥视其内心世界，写了本「未尽的才情」的书，指出顾在中共统治下，再也写不出昔日「古史辩」那样的传世之作，而为之无限惋惜。
余英时不无藉吴、顾二人的日记而自况之意，只是他比吴、顾幸运得多，能在自由的天地里从事学术研究，并不时为文放言高论。但余以吴、顾二人的日记为演讲主题，本身就有很深的含意，显然他是藉着阐发吴、顾的精神向历劫的大陆智识分子致哀和致敬，并对中共高压的统治作无言的抗议。
宁选自由天地 从事学术创作
余英时四月二十四日作第一场演讲时，国会图书馆长毕林顿博士不仅到场听讲，且从头听到尾，终场后还和余英时交换了意见，足见毕林顿对余英时的重视，因为他深知余英时是中国文化存亡绝续的代表性人物，而毕氏全程参加演讲，也凸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敬意，尽管他本人是研究俄国的专家。
余英时的演说颇具反讽意义，说的全是大陆上的「国学热」，历史的再现，寻回失落了的文化认同。可见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只是徒然，到头来，仍是回归传统，从失去的价值中找回自己。
自从去年十一月中旬报端披露余英时获得有诺贝尔人文奖之称的「克鲁吉」奖后，确实让他忙碌了好一阵子，打乱了平时的生活秩序，让余颇不习惯。更好笑的是，在众多的道贺电话中，也有一通来自一位颇有声誉的同行，名义上是向他恭喜，却未说一句恭维的话，而只是发牢骚，说是他更应得克鲁吉奖，而竟未得，然后把美国学界的偏见大肆批评了一番。
好在这一切都已成过去，普林斯顿的余府又恢复了往常的宁静，只是不时仍有访客，包括来自老家安徽的客人，余英时虽少小离家，却从无衣锦荣归的打算，也不会问什么「君自故乡来…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如果他有所谓乡愁的话，早已融合在中国文化的长河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