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失败者回忆录》：余英时与《九十年代》(图）＊阿波罗新闻网

中国思想、文化史泰斗余英时先生，于2021年8月1日辞世。殁后大半年来，网上关于余先生的话题不绝，台湾陆续有关于他的出版物，连他平日的闲谈都出了“谈话录”，掀起台湾和海外读书界的一阵“余英时热”。

新出版颜择雅编的《余英时评政治现实》，收录了余先生历来对时政的评论文章和访谈，包括从未公开发表过的、2020年书面回答香港某媒体的“展望香港的前景”。当时《香港国安法》已经生效。那是余先生去世前约一年，健康状况相信已不佳。他回信说为答所提问题花了许多时间，“但你们如果觉得不合用，就请弃之字纸桶中，我决不介意，不过请告诉我一声，我可以留作他用。我是因为香港是我的一个故乡，才为此全心全力完成此文。”

此文果然没有用。我读到这里，真是心有戚戚焉。从最自由的地方，沦为最不自由的地方之一，真个是只在顷刻之间。

书中最后一篇，是我1982年10月对余先生的访谈。此文发表在《七十年代》1983年3月号，原题为《访余英时谈传统文化与现实政治》，很可能是余先生以历史学者的身份，最早提出对时政的批判性意见的谈话。谈话颇长，录音整理后给余先生过目及补充。这篇文章1990年收在我的《知识分子与中国》一书中，2019年香港青年作家陈雅明为我编了一本《李怡语粹》，收进三篇访谈录，包括徐复观、劳思光和这篇余英时的访谈。

我在前文中，曾说过深受徐、劳两位教授的影响。但其实应该还加上一位余英时先生。只不过我与余先生接触不多，较少私人交往而已。

1982年访谈的内容很广阔，他最后总结说“关心中国前途的人不能没有历史文化的深度”。我想他这句话若换一个讲法，就是具有历史文化深度的人，不能不关心中国、台湾、香港的前途。也许这是他以后更关注两岸三地局势的变化，愿意接受关于时政的访谈和邀稿的原因。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这句话说明人类社会的悲剧何以会不断重复出现的原因，也说明历史教训对人类社会是何等重要。然而，在专权政治下，历史著述大都为当权者服务。英国作家乔治·欧威尔的名句是：“谁能掌握过去，就能够掌握未来；而谁能掌握现在，就能掌握过去。”掌握历史的话语权，对许多国家掌权者来说至关重要。

因此，一个学贯中西，真正认识历史真相，又能够诚实地以古鉴今的学者，他能够评论时政，对人们思想的导正，是多么重要。我个人在余先生评论政治现实的访谈和文章中，也受到很大启发，思想获益匪浅。

比如在1982年访谈中，谈到中国的统一问题。当时我已经从政治现实中，认识到在专制政权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中国绝不该寻求统一。但在海峡两岸都实现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情况下，如徐复观先生所言，统一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深谙历史的余先生就认为，天经地义的大一统，无形中也淹没了很多东西，“很早的统一，书同文，车同轨，人们歌颂秦始皇的功业，把很多地方文化、地方特性都埋没了”。他认为，今天对统一问题应该采取开放态度加以研究，“不能武断地、不加思索地认为统一就是天经地义……。如果用政治强力来统一香港、台湾，恐怕不用几年，现在这些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便都消失了”。

这以后，余先生给《九十年代》写过好几篇文章，也接受过我几次电话和面对面的访谈。1990年六四周年，他给我们写了文章。《九十年代》台湾版创刊，他也写了篇短文勉励。1991年2月，我参加夏威夷大学一个有中港台与海外著名学者参与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反思》研讨会，与余先生相处了几天，深感他温良随和。他应我邀请，爽快为我们台版的周年题字，上写：“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亦可以丧邦故立言者不可不慎也”。

余先生最重要的议论时政的长文，是1996年中共因台湾举行总统直选而向台海发射导弹，余先生在三至五月共写了三篇文章，分别在北美《民主中国》网页和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九十年代》在1996年11月号节录了余先生其中一文《海峡危机今昔谈》的若干段落。我也用电话访问余先生请教他“中国人能否超越民族主义激情”。

余先生文章引用一位法国社会学家提出的“羡憎交织”的观念，即企羡与憎恨的心理交织在一起又长期受到压制，不能痛快表达出来。他说，今天不少中国人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激荡著一股难以遏制的“羡憎交织”情结，而中共就把这种情绪导入“反西方”“反台湾”的轨道。他认为，中国大陆现在的民族主义，不是抗战时代或之前的自卫的民族主义，而是进攻的民族主义，与希特勒当年运用的民族主义“先后如出一辙”。

余先生三篇文章发表后，中共官方的《瞭望》周刊指斥余英时“为西方极少数反华仇华势力充当急先锋”，“连西方反华势力的人士也不敢如此放肆”。但纯粹是混骂，对余先生提出的论点全无触及。

余先生在接受我的访问时说：“因为我批评得对，它才有这样的反应。如果说不中，它何必反应呢？”

“智者师历史，愚者师经验”。我办杂志和写评论数十年，若还算有点智慧的话，那么部分的智慧，是得自于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去批判现实政治的余英时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