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元老之一的陆定一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中共高层担任领导职务长达50年之久。去年6月9日是他的百年诞辰。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座谈会。有党内民主改革派舆论阵地之称的中共党史刊物《炎黄春秋》7月号上发表了李锐：《陆定一党是国是漫谈录》和龚育之：《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执着追求》。该刊在今年4月号上又经“党最高领导层审阅后批准”发表了陆定一长子陆德：《陆定一晚年的几点反思》一文之半，即其中五个部份。
正如陆德在该文《前言》中所说，陆定一被海外舆论界广泛称为“中共党内的民主改革派”。由于中共当权派领导人一贯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禁锢，陆定一生前针对中共一党专政提出思想和政治上多元化改革的主张，在国内民众中还是所知不多的。
“百家争鸣”方针是陆定一首先提出的，鉴于苏联在学术领域也大搞阶级斗争，支持一派压制一派（如在遗传学上支持米丘林学说，压制摩尔根学派；反对形式逻辑，说它是反对辩证法的，等等）阻碍科学和学术发展和进步的教训，陆定一1956年4月27日在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关于双百方针》的专题发言。这篇发言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双百’方针却反应冷淡。50年代中共有些重要举措都向苏共中央通报。陆定一曾经和于光远到苏联大使馆，告诉尤金大使关于‘双百’方针的事，没有想到尤金虽然答应要转告苏共中央，却又对此不感兴趣，拿出列宁的文章要陆定一看，实际上是反对这个方针。回来时在汽车上，陆定一感慨地对于光远说：”苏联的教条主义真是厉害！‘“（见陈清泉：《陆定一的传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第207页）实际上毛泽东对”双百方针“也是口是心非，伪装开明，故作姿态。仅仅在一年以前，他曾把向中共中央三十万言上书，提出自己对文艺方针意见的胡风打成反革命并株连78人之多，并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中提出”舆论一律“的方针；又在仅仅一年以后发动”反右派斗争“，将”双百方针“完全废弃，束之高阁。后又提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把学术争论变成阶级斗争，从此”百家齐喑，一家独鸣“。
今年是“反右派斗争”的五十周年，毛泽东发动这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把全国55万知识分子通统打成右派分子，其动机和目的何在？阴谋还是阳谋？直到目前在史学界、知识界还有不同看法，争论不休。
最近读了俄罗斯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列多夫斯基1995年在“远东问题”杂志上发表的《米高扬赴华秘密使命》一文才使我一下子豁然贯通。这篇文章提到米高扬报告中关于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的一段话：“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要像苏联，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以外所有政党都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这封电报表明，毛所追求的政治目标一直就是一党专政，李锐也曾透露，他在延安曾亲耳聆听毛说过：革命成功后，民主党派都要成为革命对象，其理由就是苏、南革命成功后，都实行的是一党制。（以上转引自牟传珩：《揭秘“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从米高扬秘密报告谈起》一文）。朱正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中也说：“早在1947年11月，毛就已经有了在胜利之后抛弃民主党派的意思了，只是因为斯大林的电报才把事情推迟。到了1957年，不但完成土地改革，还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到了可让这些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离开政治舞台的时候了。”事情已经非常清楚；反右派斗争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民主党派退出政治舞台，实现中共的一党专政。
了解了这一内幕以后，我们不能不赞扬陆定一继续坚持思想上和政治上多元化的卓识和勇气。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在中央文教部门的大组会做了两次发言，赞成毛泽东在大会上提出的党内反对派合法化主张（邓力群在《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前后》一文中转述毛的话说：“党内要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只是不允许秘密的反对派存在”。（见《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第332页）陆定一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提出对中央的不同意见，不管正确与否都应当允许，党内不但允许有反对意见的个人，还应允许有反对意见的派别，即党内反对派的合法存在，这对防止党内思想僵化有利。另据香港《开放》杂志1996年9月号报导：陆定一在1996年5月逝世前夕曾对前去看望他的中央高层官员表示：“以我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经验，我认为中国应实行多党制。”
现在看来，毛在大会讲话中允许党内反对派合法化，正如他在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一样，也是口是心非，言不由衷。他在这个讲话公开发表时就把这段话删去，以后再没有提到过。正象他在多年以前曾批评国民党：“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后来不但不再批评，而且向国民党学样，也搞起“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把戏，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由此可见，陆定一临终前主张实行多党制，其来有自，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总结中共建国以来的政治实践后提出来的，可谓悟道之言。他这种毕生追求真理，敢于承认并纠正错误，真诚坦率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至于陆定一何以能做到这一点，我以为并非偶然。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出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过学）的高级干部，又长期担任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从1945年中共七大到1966年文革发动后被斗下台），对于中共党内左的教条主义危害是有较深体验的。加之他是中共一些“大秀才”中比较能独立思考并有骨气，不那么一味紧跟上面，唯唯诺诺的一位。曾在中宣部多年工作的阮铭说：“他除了文采，还有自己的思想和骨骼。”（见阮铭《反教条主义的宣传部长陆定一》）说得是非常正确的。
在陆定一离世十一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他针对中共一党专政提出的思想和政治上多元化的主张是如何地富有远见并切合实际。他在《晚年的几点反思》中说：“执政党的腐败，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有一个问题始终摆在这里，反腐机构也是党领导的，它要听从党的指挥，如果党的领导人甚至一把手腐败了，那么该由谁来管？对这个问题，列宁也始终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来。”“对于执政的党，它掌握着全部的‘政府资源’，所以一定要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衡，才能有效抵制腐败现象”。在这里，允许成立反对党，建立监督制衡体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说是已经呼之欲出了。
据报导，《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著者俞可平“近日访问美国，大讲民主，讲到中共正在转型，由‘永久的政党’向‘执政党’转型。有人问这是否意味着中共允许反对党？俞可平没有回答。”（胡平：《俞可平访美讲话小议》）在此以前，人们对俞可平口中和笔下的“民主”是真是假，是好是坏，已经有所怀疑。在此我更想到，陈独秀在其晚年才认识到“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之一是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之自由。”胡适在1949年4月写的《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中评论说：“独秀看得更透彻了，所以能用一句话概括起来：民主政治只是一切公民（有产的与无产的，政府党与反对党）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他更申说一句：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在这十三个字短短的一句话，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制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
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陆定一提出允许反对党派合法存在这一主张的重大现实意义，或许这也是今日当政者千方百计封锁消息，把他这一宝贵思想打入冷宫之原因所在。
2007年5月16日
——原载《动向》杂志2007年6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