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捷奋战傅作义附逆
在天津一陋巷中
到天津后，经过一位朋友的介绍，我就住在一家估衣庄里，老板是山东黄县人，伙计四人， 也都是山东黄县一带的乡下人。他的估衣庄不大，前边是门面，后面则是老板和伙计的宿舍。我们山东人外出经商，不论是下关东或者到平津一带，向来不带家眷，小伙计要替老板打洗脸水、点烟倒茶，不过不做针线活。所以那家估衣店，住下来到也方便。只是山东商人会省钱，而且特别节俭，所以除了旧历初一和十五加一点菜以外，平常总是吃窝窝头和白菜炖豆腐。
那家估衣店，在一条陋巷中。住闲的人，除了我以外，尚有一位刚自长春逃出的军统局的王先生。也是老板的朋友介绍到这家估衣店中暂住，候船南下。我们两人，都是惊弓之鸟。所以在那家估衣店住下之后，没事时，都不多讲话，怕有匪谍潜伏在店中。但经过几天之后，才发觉四个伙计，都是在山东老家被清算斗争，扫地出门的人，对共匪十分痛恨，于是我们也就敢于放言高论。每天在打烊以后，并且和老板下几盘象棋，谈谈天下大势。闲得无聊时，就看德龄公主着的「御香飘缈录」。那是记述清廷宫中西太后的故事的小说。
我们两人住在天津，都是在等候轮船，因为那时长春大学和长春青年训导班有一批流亡学生，住在天津郊外的大王庄，当时长春青年训导班的主任张曾明─也是长春市议会的副议长，把这批流亡学生集合在一起，借住大王庄的一所小学中，由教育部拨款，供给伙食。因为我在长春大学做过讲师，所以张曾明告诉我，不必急于南下，等载运学生的轮船驶沪时，同乘一条船前往。
就是由于贪图省下船票钱，所以就又沦陷在天津。而造成以后的再度逃亡。自然在天津攻防战中，我又是在炮火声中，亲身经历了那次浩劫。又一次看到林彪匪部，戴着「火车头」式皮帽，进入天津。
风云变幻
我逃亡到天津的第二天，便到一家图书馆，去翻阅旧报，看看在我逃亡的十五天中，国内情势，有些什么变化。有那些地方的国军，反攻得手。华北的局势，能不能够稳得住。结果是令人失望的。
根据当时的报纸记载是：十一月五日，华北守将傅作义飞往南京，向中枢请示机宜。同一天新疆省主席张治中也飞到南京。六日中枢决定进行总体战，九日徐州会战开始，共匪发动五十万人，猛攻徐州。同日南京和上海发生了抢购食米风潮。十日首都卫戍司令部宣布戒严，自每晚十一时至翌晨六时宵禁。
十一月十一日，国军师长刘声鹤将军，殉职于徐州东方的八义集。同日我国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博士，在联大指责苏俄援助中共匪帮。十二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元券办法」政府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准银元在市面上流通。十三日陈布雷先生以「油尽灯枯」在南京自杀。十四日徐州东翼前线的国军，打了一次胜仗，收复八义集。十五日共匪窜宿县。十七日邱清泉兵团击溃进犯徐州之陈赓匪部和刘伯承匪部。二十日自徐州溃败之共匪部队，获得鲁南匪军之增援，又卷土重来，与国军在碾庄一带，展开激战，宿县失守。廿二日黄伯韬兵团深入杀敌，因后援不继黄将军和副军长杨廷宴将军，壮烈殉职。二十六日华北重要城市保定沦陷。
我在图书馆中，翻阅我逃亡期间的报纸，看来看去，热泪竟夺眶而出。最后是视线模糊，觉得报上的标题字在旋转。特别是读到陈布雷先生的「油尽灯枯」时，心中有着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痛楚。我深深的记得，在第一次改革币制时，不准人民持有金银，布雷先生，首先把他历年积蓄的一点金子，全部拿去换了金圆券，以示倡导。但后来金元券毛得不值钱了。而在他自杀的前一天，行政院却又公布了修正金圆券办法，准许人民可以持有金银。……
北平没有改变
我在抵达天津的第三天，搭乘火车，去了趟北平，到上海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去看张高峰，并请他替我发一封电报到上海总社，转告胡政之先生和张蓬舟先生，说我已经脱险，逃抵北平。第二天胡政之先生的电报就回来了，大意是说：我在担任该报驻渖阳记者那段时间，表现优异，并能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为报社拍发新闻电报，使他十分感动。即由北平办事处拨应变费若干元，表示慰问之意。同时对于我能化装逃出匪区，深感快慰，并希望我把今后的行止告诉他。当时发给我的金圆券数字多少，已记不大清楚，但是所拨的钱，刚好是三两黄金的价钱，也可以买到九十袋面粉的价钱。在当时那真不是一个小数目。
记得张高峰当时向我说：拿了这笔应变费，赶紧搭轮南下，他预料平津的局势，将步东北的后尘。然后他说：大公报现在仍在国民党的政学系手中，仍然是反共的。到上海总社去，政之先生会加以照顾。接着他又说，他自己如果不是携家带眷，有妻室之累，早已回到上海了！因为他知道，共产党来了，对知识份子，必加残害。我在北平东城的一位朋友家中住了几天，把应变费买了一两黄金，五十几个银元。趁机再逛了一次故宫。
华北的局势，虽然一天比一天吃紧，但北平人的悠闲情调，并没有改变。老北京人对于局势的看法是：北平历尽多少浩劫，都没有改变，日本人占领北平，没能使北平改变，而且被同化了。满清王朝，入主中夏，结果也被北平同化了！他们的结论是不论什么朝代，不论什么政治体制，都奈何北平不得。他们相信，即使共产党进了北平，也一样被北平所同化。但他们却不知道共产党是所有政治体制中，最阴狠、毒辣的东西，是最不人道，最残酷的东西，也是最没有人性的东西。
那是冬天，是「霜露既降，木叶尽脱」的冬天。在政治上是冬天，在军事上也充满了肃杀之气。但北平人却执拗的认为，北平的冬天不长。他们没想到北平的冬天，一过就是二十五年，共匪的极权统治，一下子就是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是抗日战争时间的三倍。
流亡的一群
我回到天津，一直住在估衣店中，和那位军统局的王先生，下棋聊天，但我们都在焦虑的等待搭乘免费的轮船南下。我虽然有一两黄金和五十几块银元，但不敢轻易浪费，我们在那家估衣店中，住得无聊时，他就出去访友，我则到郊区的大王庄，去看长春大学和青年训导班的学生。
那一批学生，大都来自松花江北岸，有三分之二男生，三分之一女生，他们没有家，也没有钱，一切伙食费用和御寒衣服，都要靠教育部接济和张曾明外出张罗。他们的生活也仅止于吃窝窝头和咸菜头。我每次去看他们时，同学都要向我问起局势的演变，以及什么时候能有船南下。有时我也会找三五同学到附近吃一次小馆子，所谓吃小馆子，也仅是每人一盘焖饼，一碗高汤，却不敢叫菜，也不能喝酒。
那批学生视青年训导班主任为唯一的依靠，曾明对于学生，也以诚相处。可以说是共患难的师生。在那种情况下，学生当然不能上课，但他们也很少外出，因为外出时，衣服单薄，会露出一付窘像。
在大王庄流亡的一群，一直到共匪占据天津后，张曾明被共匪通缉，逃往北平后，才自动解散，有一部份人，被共匪送回东北，另外大部份都自行逃亡，抵达台湾。
和这批流亡学生有很深感情的张曾明先生，在抗战时间，在东北作抗日工作，他的夫人就是他的报务员，由于工作，他们要伪装夫妻，后来竟然弄假成真，由假夫妇而变成真夫妇。在大王庄时代，曾明的夫人，也常替同学们，作些缝缝补补工作。
张曾明在天津的家，就住在流亡学生群的附近，我也常到他的家中吃饭，但吃饭时，没有桌子，地上仅垫块木板，盘膝而坐。他知道我喜欢在晚餐时喝两杯，也常要他夫人，出去买四两白乾。那时候真是肚子里边缺少油水，看见一块红烧肉，就想一整块把它吞下去，酒瓶刚打开，就觉得满屋子都是香味。
四十年代的几件大事
我在三十七年十一月廿日，抵达天津，一住就住了四十多天，在这段期间，有几件大事，那是十一月廿六日，翁文灏内阁总辞，由孙科继组新阁。十一月廿七日，徐州战事南移，蚌埠受到威胁。廿八日秦皇岛和山海关的国军主动撤退。
十二月五日淮阴淮安陷匪。七日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由徐州南下时，在夹沟一带，遭共匪狙击，战况激烈。十日总统颁布命令，全国戒严。十五日共匪逼近北平，政府派了一架专机，接运胡适等学者名流到南京。二十五日李宗仁和程潜，乘军事逆转之际，倡导与匪和谈，要求总统下野。二十九日行政院发表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
三十八年一月一日，总统发表元旦文告，呼吁国内和平，不计个人进退，促成永久和平。一月八日总统召见孙科、张群、张治中等商谈和平有关问题，十日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在永城殉职。
这一连串的新闻，都不是好消息。特别是李宗仁和程潜要求总统下野的消息刊出后，使许多人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悲观。因为除了蒋总统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可以领导戡乱剿匪工作。很明显的要求总统下野，那是共匪的阴谋。现在，历史可以为我们作证，程潜投匪了，李宗仁也附逆了！当时被人称为「和平老人」的邵力子和张治中，都先后投匪了！后代的史家，将不会饶恕这一批「政治贩子」。
在今日想来，如果三十八年一月间，总统不宣布隐退，美国的军援能适时而到，中国的现代史将会改写，如果政府中，没有匪谍潜伏，军事上不节节失利，中国的现代史，也将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天津公园的伤兵
在天津，我看到了一批一批的伤兵，从前方退下来，他们没有人照顾，就睡在公园中，没有吃的，就到商家去乞讨，后来散兵游勇多了，竟然「成群结队」的到大商店去强讨，于是商店看见「散兵群」，就纷纷关门。
天津的警备司令部，正忙于部署作战，没有人来处理伤兵的事，于是事情越闹越大，那时候，共匪的渗透份子，也穿上伤兵的衣服，最嚣张时，伤兵们居然在闹区发表演说：他们看见经过的部队，竟然高叫，「你们还打什么仗，你们看见我们的榜样么？替国家打仗，现在落得如此下场」。这些话当然是共匪所作的瓦解民心士气的心战工作，但在当时竟然没有人取缔，于是共匪份子化装的伤兵，一声呼叫，我们的伤兵，就随声附和，天津的民心士气，就在这种情形下瓦解了！
那时如果要是有像今天的「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会」这一组织，来安置伤患，共匪也就无法向伤兵们作渗透活动，天津的攻防战，可能不会很快的就土崩瓦解。
我在天津公园内，看到伤兵躺在石凳上睡觉，饥饿时就出来乞讨，心中自然难过，但奇怪的是天津市政府不管，当地的军事机构不管，而且允许他们到处发表演说，当时的心境，真是预感到另一个末日，就要接踵而来。
当时天津的守将，是陈长捷将军，他个人的战志很高，听说他的幕僚中也多主战，失败主义的气氛，并不浓厚。他也常抓了匪谍，就地枪决，他不是想和共匪妥协的投机份子。
当北平和天津间的交通，被共匪在杨村一带，毁掉一段铁路时，天津的人心，立即惶恐不安，那时天津的「民国日报」，尚能沉得住气，一连写了许多篇社论，安定民心。
天津市因为存粮丰富，所以物价也还稳定，在那个动乱的岁月中，一切的物价，都跟着粮价走。由于粮价未涨，所以其他日用品，也没有跟着上涨。那是当年各大城市沦陷前，唯一的例外。
陈长捷战败
不幸的日子，终于到来，三十八年一月十一日，天津的西郊发生战事，那是林彪部队以胜利者的姿态，向华北进兵的第一次攻击。当时在林彪身边的彷佛有吴法宪，和政委谭政等匪军头目。那也可能是毛匪泽东，最依靠林彪的时候。
林彪匪部，进攻天津的战术，是先切断北平与天津的交通线，先向北平围城，似有越过天津，直取北平模样，但对北平却围而未攻。
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向天津发起总攻
他们进攻天津时，所采用的仍是「人海战术」，被打死一波，再冲上一波，一月十二日军方发布公报说，「进攻天津的匪军，一度被击退」。但在第二天，匪军又大举来犯，十三日战事呈胶着状态，十四日在天津城内，已听到了炮声。
十四日中午，我曾到郊区大王庄去看长大和青年训导班的学生，从天津市内到大王庄，要经过小船摆渡，在船上就听到人们说：郊外的战争，打得很激烈，天津大概是守不住了！不过我到大王庄以后，看到同学们都很宁静，那些大孩子们，还不知道天津已危在旦夕。
十四日的晚上，不仅炮声越来越近，市区内也发现信号枪，那是渗透市内的匪谍和匪军联络的信号。我住的估衣街不是匪军攻击的中心，但我和军统局的王先生以及商店的老板，却常常跑出屋外查看。到了下半夜，不仅炮声越来越大，也听到了枪声，有时铮铮的步枪声，也凌空而过。不过没有炮弹飞落。
王先生说：「完了！一切又都完了！我们又沦陷在天津城内」。我说：「在东北，我们能大难不死，这次也一定可以逃过」，我说那话时，是一种自我安慰，是夜行人吹口哨，用来壮壮胆子，实际上心里又感到一阵凉森森的，一种没有依靠的感觉。
那一晚我们自然没有入睡，想到自己的命运，为什么会坏到如此程度，第二次的逃亡，又不之能不能逃得成功。冬天的夜很长，阳历的一月十五，快接近阴历年了，不知道自己又在什么地方过年。
夜好长好长，王先生和我都在房中坐立不安。他说：我们都是「国特」，被抓去是要扒皮的。我告诉他，「逃！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们不能等着别人来埋葬我们。
一月十五日凌晨，枪声渐息，店老板打开门缝，向外张望：他说了一声：「进来了」！「真的进来了」！又过一会他打开大门，我们也跟他向外张望，果然进来了！正是那批戴火车头帽子，穿灰棉袄的林彪匪部。他们端着枪，在街头疾走，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向他们注视。
一月十五日，天津没有报纸，打开收音机，已是匪军的广播，告诉人们各安生业，商店要照常营业，街头也在贴安民布告了。我和王先生又变成小老鼠，我问店老板 还敢不敢收留我们，他说：这几天不收留你们又怎么办，不过千万不能说一个是军统局的，一个是新闻记者。我们告诉他，我们都有商人的身分证，那个老板因为痛恨共匪，对我们十分同情，并嘱咐他的四个伙计，不要说出我们的身分。那四个伙计对我们的态度，也毫无改变。
就在天津失守的同一天，共匪的广播说：陈长捷已经兵败被俘，他们已经有效的控制了天津。同时北平傅作义的机关报北平「平明日报」也提出主张：北平「局部和平」，那当然是傅作义要附匪的先声。十七日我们又知道，国军已撤离塘沽港。华北的局势，是阴黯的。
关于天津的失守，以及失守得很快，颇令人失望。但较诸一些「不战而降」的将军，陈长捷的格调是高洁的。至少他没有像傅作义那样，附逆投敌，不保晚节。
陈长捷
又遇到林彪匪部
天津失守后，我候船南渡的念头断绝了，但却也不敢外出。天天躲到房子里，闷得发慌，每天脑子里想的全是怎样逃亡。那时王先生说：先逃到北平去，可能安全一些，他预料天津在一周后，一定要进行一次大搜查，果然不出他之所料，再天津沦陷后的第七天黎明，住在郊区大王庄的青年训导班主任张曾明，仓慌而来，他说： 林彪的政工人员，昨天夜里，曾到他的住处搜捕他，因为他最近两天，躲到别处，林匪的政工人员扑了个空。
他提了一个包袱，催我赶快上路，一同到北平去躲躲，我把一两黄金，早就缝在兜袋中，五十几个大头，也分别缝在破棉袍中和破被子中，于是提了破被，随他奔向天津车站。
那一天，是三十八年一月廿三日，刚好是「北平局部休战，协议生效」，傅作义宣布投匪。天津车站，挤满了向北平逃亡的人群，我们买了票，朝人多的车上挤，虽然是冬天，却挤得一身冷汗，因为人多的地方，可以「鱼目混珠」。
车开到杨村，说是前面的路轨断了一大段，需要步行过去，我和曾明也混在人群中，朝前一站走。路上看到一批傅作义的部队，在田野间休息，像是在作行军演习。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自北平撤出，由林彪匪部的四十九军入城接防。
傅作义的「出城部队」在休息时，全部武装，并且站岗放哨，枪口向外，以防匪军偷袭。同时我看到部队的士兵和军官，每个人的眉宇间，都充满杀气，愤愤不平。很明显的他们是不服气，而且不齿傅逆作义所为。
不久，休息的部队向天津方面前进，唱起了军歌。歌词是：「劝人莫当共产党呀，当了共党没有好下场呀……」。由这首歌词证明，我所判断的傅作义部队，并不愿投降的正确性。
现在再回想这首歌词：「当了共党没有好下场呀」！果然不错，二十三年后的林彪，果然给共党杀害了，做共党作到了「副主席」的地位，说杀就杀，是共产党员们，值得深思的事，也是左倾的共党尾巴们，值得深思的事。共产党的功狗林彪，被共党处死，或者是飞机被打落而死，那都是狗咬狗的事。因为共党本身，就是又阴狠又毒辣的东西，如果要他们改变，也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了！
傅作义附逆
我们走过杨村，继续挤上了开往北平的火车，在上车时受到一次匪军不大严密的检查，便放行了！因为他们相信我们是商人。
在下午五点钟左右，我们从前门车站下车，那一天共匪的四十九军，仅有一团人，开进北平。北平确是比天津自由得多了！张曾明把他住的地方告诉我，我也把我的地址告诉他。就此分手。
到了北平，我又住进东柳树井的一个商人朋友的店中，那也是山东人开的小杂货店，后面有三间客房，到也雅洁。北平的世界日报，继续出版，总编辑仍是方乃和。到北平以后，翻阅报纸，才知道总统已经在一月二十一日宣布：「身先引退」，由李宗仁代行职权，并于二十一日下午四时搭专机离南京飞往上海。也知道谷正纲先生，在总统引退那天，曾痛哭流涕，向新闻记者表示，他要：「一心学可法，誓不作承畴」的名句。当我看到那条新闻时，心中像有一块铅在压着，透不过气来。
北平城的人们，都知道傅作义投降了，我住的那家店铺老板就说：傅作义的半世英明，付诸流水，他抗战时的一切功绩，全被他自己糟塌了！
傅作义附逆，是和谁接触，由谁牵线，当时都语焉不详，但傅是在风平浪静中，把一座历史上的古城，献给共匪，却是一个事实。当然傅作义的身边，有高级匪谍，在影响他，□动他背弃中央，是不容置疑的事。
傅作义投降时，毛匪泽东的总部，已移到石家庄，不过在傅投匪后，在城区内的小机场中，我仍看到了几架小飞机，据说：那些飞机，是到北平接运不愿投匪的政府官员，后来那些飞机，是否飞回南京，就不得而知了！
历史会对忠臣烈士，有所记载，但乱臣贼子，也逃不过历史的审判。傅作义甘心作乱臣贼子，是因为他读书不多，他不是误上贼船，而是甘心卖身投靠。很不幸的， 我在北平又遇上了「政治舞台」的落幕。虽然我是坐在最后一排的观众，并没有看清楚舞台上那批政治丑角的真正面目，或是他们化了装的面目。
1949年1月，傅作义部接受改编。图为解放军在朝阳门接防
在北池子边上徘徊
北平陷匪以后，住在王府井大街的渖阳中央日报采访主任袁笑星，有一天派了他的一个侄儿到天津去送信，要我到北平共商逃亡的方法，但他的侄儿，走到半路，被共匪搜出函件，要他「坦白」，他果然「坦白」了，说他叔父是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我是「新报」的采访主任，于是共匪派人到天津我住的地方搜捕，结果是那家老板告诉他我已返回渖阳。袁笑星的侄儿被放回后，带了一个口信，那是说：匪干们要他告诉袁某和于某，「逃不出人民的掌心」，笑星知道了那件事，躲了几天，后来我到王府井大街去找笑星，他的夫人告诉我那一段经过，于是我也搬离东柳树井的住处，跑到西城的汪伯母家，汪伯母的大儿子，是我大学时代的同学，他们是自渖阳迁往北平避难，那是在渖阳沦陷以前。就在西城租屋而居。以后一直到我再度自北平逃出，就一直住在汪家。
那时和我接触最多的是渖阳和平日报的采访主任陈骥彤，渖阳新报经理刘兴武，渖阳中央日报采访主任袁笑星，他们都是在我逃出渖阳前后，先后脱离虎口。我们在北平，常到刘兴武的姐姐家中，商讨逃亡之策，有人主张走山东，有人主张走徐州，我则主张走西北，入潼关，经秦岭赴重庆。而最重要的是，要找一张路条，以便应付路上匪军的检查。
就是这样，藏藏躲躲的混过了二十多天，但每天都是坐困愁城，无计可想。
有一天我在北池子边徘徊，突然有一个人从我的身后拍了我一掌。回头一看，原来是长白师范学院的刘汉漠，他在长春青年训导班做过职员，和我同过事，握问他今后的行止，他说：「像我这样为国民党工作的职业学生，那有生路。要逃走又没有钱，看来只有跳北池子了」！在那个紧要关头，难得他有必死的决心，在激动之下，我告诉他，我有一两黄金，五十几个大头，足够两人逃难了！于是我们互相留下地址，作为以后联络之用，果然刘汉漠成为我以后逃难行程中，最忠实的伙伴。
读明史凄然泪下
我住在汪伯母家，天天翻看地图，天天愁眉苦脸，他家是书香门第，刚好有一部明史摆在书架上，我睡不着时，就夜读明史；所看到的大部是「州官献城，太守请降」，越看心中越不是滋味，最后是读几行，便凄然泪下。
汪伯母告诉我，要逃还是早一点逃，但路条要准备好，我到那里去找那东西？在渖阳时我是共匪列名的第五级的小「文化战犯」，刚好有一天，他家来了一个会刻图章的金石家赵先生，我私下求他替我刻一个小机关的图章，他说他有一个亲戚在顺义县的修械所做事，于是他用豆腐乾替我刻了一个顺义县修械所的图章，我用印泥盖在旧毛头纸上，真像机关的大印，于是我自己用劣等黄信纸，写了一个证明书：上面共写了八行字：第一行是：「临行证明书」，第四十三号。以下是顺义县政府修械所，姓名于春财，年龄三十二岁，籍贯甘肃、兰州，职别杂役。右给氏名，贴付照片，确系本所员工，返原籍地，希沿途军警验证放行，此致。下署主任师自久，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二月五日。这东西原是用来骗骗共匪的，但这东西居然在路上畅通无阻，过黄河时，共匪的检查人员，居然在我的证明书上，盖了一个验字图章，并且用笔注上了三月五日。这个证明书现在还保存在我的手中，作为「出生入死」的纪念。一转眼已经是二十四年了！当然我写的年龄，比我的实际年龄，大了五岁。那是为了和我留着胡须，不梳头，不洗脸的样子配合。
有了证明书，我决定逃亡的路线，是远走西北，不去南京，以避开共匪的正面攻击目标，把我的原籍，改为甘肃兰州，是便于西行。
看你横行到几时
我把逃亡的计划，告诉了刘汉漠，他十分高兴，但是他要弄张假路条，我又把计划告诉刘兴武，他也出去想办法弄路条。为了等他们弄妥路条，我大约在北平多隐藏了两周多。那时汪伯母告诉我说：逃难时不要在涿州停留，因为他家的老二，已加入了「八路军」，驻防涿州。他家老二，在胜利以后，俄军占领渖阳时期，曾抄收过重庆的广播，分送给同学，当时是个爱国青年，仅仅四年间，竟又作了共匪的鹰犬，真是令人不解的事。
我计划离开北平之前，也去看了一次张曾明先生，那天他刚要出门买菜，把帽边压得低低的。我说我要走了，希望他和我同行，他说：他夫人正在怀孕，行动不便，作丈夫的不能丢掉她。同时他表示：北平的情形不算紧张，他在日据时代，做过特工，谅共匪也奈何他不得。然后他约我到他住的朋友家的后屋，屋子十分清洁，而且墙上还挂了一幅齐白石的画 「蟹」，上面题了：「看你横行到几时」他说：这题词是说给共匪厅的。我告诉他多加小心，他要我路上注意，然后约定，在重庆再见。没想到他竟然没逃出来，十多年前，我在中央党部看到一张匪报，而被共匪以「国特」罪名，枪决的名单中，张曾明先生，竟然列名。现在回想起他胖胖的身材，他在长春市议会发言时的神态，我们一道提着小包，自天津逃往北平的情形，犹历历在目。而他却真的成为烈士。离开我们这个世界。遥念故人，不禁涕泪滂沱。
出北平记
离开了古城
民国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我终于离开北平，作第二次逃亡。同行的伙伴，有渖阳新报副经理刘兴武，长白师范学院学生刘汉漠。那一天我们在刘兴武姐姐的家中，吃了一顿高粱米饭，然后出西城，在路上碰到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和长白师范学院的学生王铁军兄妹以及张泽民等，数数人数一共是十一个人。同学们穿着蓝布长衫，那是当时北平城中，最时髦的打扮。我仍然穿了我自渖阳逃难时的破棉袍，我的一两黄金缝在兜袋中，它的位置刚好在肚脐眼的位置，如果搜身时，那一两黄金，刚好补了肚脐眼的空隙。
在刘兴武姐姐家出发时，我嘱咐刘汉漠和兴武，在路上遇到他们的同学时，千万不要说明我是新闻记者，一定要说我是修械所的杂工。出了西直门后，刘汉漠就替我背起棉被包，他知道那床棉被中，缝了许多银圆。而那一两黄金和四十几块银圆，正是我们逃难的全部旅费。
北平的二月末，没有一点春天的气息，出西直门后，更显得寒风刺骨。我对于这座古城，没有什么留恋，脑子里所想的，全是如何应付匪军的搜查，如果被敌人逮住了，该怎样脱身。我在长春时，领的假身份证，要不要带在身边。逃往西北的路上，会不会比由渖阳逃往山海关的路上，搜查得更紧。一边思索，一边走路，走到海甸时，遇到了大批改易便装的国军宪兵，他们毫不讳言，他们是为了反共，而要远走绥远。他们并说：驻守北平的宪兵二十九团，没有一个人投匪，事实上确是如此。我当时在想，北平的宪兵中没有一个人投匪，正表现出宪兵中具有高度的军魂，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的知识水准较高。在路上听到宪兵们的谈话，多是痛骂傅作义的附逆和李宗仁的无能。
逃难的第一天晚上，我们住在北河，我和刘汉漠睡在一家小店的马棚中，人躺在马吃的杂草中，觉得特别温暖。当然我们睡马棚，仍然是为了我常在睡眠中说梦话。
石家庄戒备森严
逃亡的第二天，我们住在保定，那是出北平后的第一个大城。保定失陷时，似乎未经过激烈战??，所以县城也很完整，我们住在保定的一家小客栈中，夜里匪军草草的查一次店后，问问学生们到什么地方去，并没有每一个人都加盘查。学生们上床休息，我和刘汉漠仍住马棚。
从保定出发时，往石家庄的路上，有北方大车招揽生意，我们十一个人，就雇了一辆大车，黄昏时候，到了石家庄。那时候，石家庄是共匪的政治中心，因为毛匪泽东就住在那里。我们到石家庄那天，是二月二十五日，前三天，毛泽东就在那个地方和李宗仁的代表邵力子见面。
石家庄戒备森严，岗哨很多，有三道关卡，对来往行人进行检查，不过他们对学生的检查，比较松些，但夜里来查店时，仍要详细看过「路条」，核对照片。那一晚我告诉刘汉漠要特别当心，如果听到我说梦话时，一定要把我推醒，刘汉漠在那个晚上，没敢睡觉，第二天清晨，我看见他满眼血丝。
当我们自石家庄搭上汽车奔向娘子关时，汉漠悄悄的告诉我，昨晚他听到店外的脚步响时，就心里发慌，现在总算逃过了一个大关口。因为我们在北平时，就知道毛泽东躲在石家庄，迟迟不入北平城。在石家庄看到戒备森严的情形，证明了毛匪泽东，确实是在石家庄观望战局的演变。并引诱李宗仁等坠入他布置的陷阱。
那时共匪的兵力，布置在长江北岸，林彪的部队，取得天津和北平后，也把他的主力向南调动。共匪对山西的太原，围而不攻，他们对太原城的战略，似乎是采取围困长春的方式。
在南京的李宗仁，仍在梦想能与毛匪隔江─长江─而治，而最昏庸的是他在二月十七日，发命令给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不得将中央银行储存的黄金外运。
出娘子关
从石家庄到娘子关的途中，在一个村庄里，听到有火车汽笛的声音，于是我们决定改乘火车西下。当我们抵达那个不知名的车站时，看到了一辆货车，车上挤满农民。我和刘汉漠相互递了一个眼色，往人最多的车上挤，车上有持枪实弹的匪军，也在人丛中挤来挤去，但他们没有搜查。车子走了一些时候，停在一个大站上，那是有名的娘子关。
出娘子关后，经过许多小站，火车忽停忽驶，二月廿六日，我们在火车上过了一晚，在天亮时，抵达榆次。火车继续向西南方向缓缓行驶，经祁县、平遥、介休，二十六日午夜抵达焓别??谲苏旧希????礁浇??碾u鸣。车子不开了，我们就在灵石车站上，坐到天明。
那一晚真是百感交集，因为在路上，我看到了华北农村的贫穷，在石家庄附近的小村头村，我看到农民们穿着补了又补的破灰衣服，面黄肌瘦，在田中散布粪类肥料，在头村中，我们休息时，一个农民并和我们聊天，他竟然敢骂攻共匪的剥削农民，比地主还要厉害。他说：过去交地主的地租是每亩二斗，而现在交给共匪的地租，则是三斗半。他并且说：头村的人民，从日本投降后，一直就没有看见过中央军。那老农和我们谈话时，悄悄的流着眼泪。
在灵石车站，鸡啼声一声接着一声，我和汉漠背对背靠着，他在打着瞌睡，我则想到自己的命运和头村那批农民的命运。他们曾经告诉我，粮被共党徵去了，人民吃杂粮作成的米糊。同时我看到，八九岁的孩子，眼边都烂了，那显然是营养不良所致。
头村的旱田，显然土很薄，村庄也没有树木，那一些农民，在日本占领时期，苦了八年，好容易祖国光复了，但他们却没有看见「汉家旌旗」。当然他们都是一批宿命论者，认为一切都是老天爷的安排。
在灵石听鸡鸣，在深夜里，在万籁俱寂时候。一个流亡者，一个失去国家保护的人，我忽然想起于右任先生的一首诗：「仓皇变姓出关门……」之句，我虽然出了娘子关，但生死未卜，前途茫茫，就像灵石早晨的迷雾一样。
逃亡的伙伴
我们十一个人的逃亡群，那批学生的顾虑较少，他们在路上，可以大骂共匪，也有人在大车上唱，「跑马溜溜的山上」和「揭起你的盖头来」，有一位男生和女生，并在旅途中热恋起来。不过大家的反共意志很高昂，我深深的记得，其中一个同学问道，「如果在我们的行列中，发现匪谍，我们应如何处置？」大家异口同声的 说：「砸死他，用石头砸死他」。
从灵石到霍县那一段路程，大家又雇了一辆大车，中午就找一间小店吃饭，山西的小饭??，设备简单，一??面、一碟辣椒粉、一碟咸盐、一碟醋，用这些盐醋和辣椒粉拌面，便是一餐。逃难的第六天，我们就住在霍县，那是二月廿八日。那一年二月是个小月，所以廿八 日，也是二月最末的一天。当然同学们仍然睡木板床，我和汉漠照样住马棚。
一路上没有看见共匪的正规部队，只由少数匪干，指挥地方的民兵，从事来往行人的检查工作。住在霍县的那一晚，我们仍未受到严格的盘查。
山西的境内很穷，我们经过的地区，似乎没有什么大的战??，所以看不到田园寥落干戈后的迹象，但人民对共匪都没有好感。我们在大乡镇吃午饭时，常有乡民问起北平的情形。他们知道这一批逃亡者的去向是政府区的西安。同学们也不讳言。至于我，因为打扮是一副傻像，再加上棉袍上露着棉花，倒没有人理会我。他们以为我是学生们的雇工，替他们背行李的小工。
三月一日，我们从霍县，雇了大车，直奔洪洞。洪洞县是戏剧中「苏三起解」的地方，县城不大，匪军不多。一日晚上，我们就住在洪洞小县。在大车上，同学们有人唱起「一十六岁把怀开」的戏词。而我则没有那份听的兴致，我自己的感觉则是：「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只要能逃得出去，什么都好了！
不过这次逃亡，确实比自藩阳走出时，平安多了，相对的危险也少得多了！
三月二日，我们走了一天，进入新绛县境内，夜宿大杜村。那个村庄，是个大镇，晚上没有人来查店。刘汉漠说：照现在的情形估计，我们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希望，逃离匪区，但我告诉他仍应心为是。
木头店打锣开会
从大杜，坐大车，进入了稷山县，那一天是三月三日，也是我们逃出北平的第九天。大约下午四点多钟，就到了一个大村庄「木头店」。在木头店。我们刚刚住进小客栈，便听到街上锣声四起，居民们奔跑着向鸣锣的地方走去。其中包括老人、妇孺、连小客栈的「小二」，也跑光了。
我们没有人前去看热闹，怕惹上一身麻烦，黄昏时候，客栈中开会的人回来说，那情形每隔几天，便有一次，因为那地方，己被共匪列为「老解放区」。不断的进行政治教育。那家店 小二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党开会说瞎话」。那个店小二，从心里对共匪有着反感，他为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他们村庄里有一个人，不愿替共匪当兵──共匪称之为「参军」，理由是他胆子太小，不敢和任何人打架，共匪准许了他的请求，但六个月后，一场大??争开始了，于是共匪告诉那个由于胆子小而不愿当兵的人说：现在共党要试验一下他的胆子到底小不小，同时要帮助他把胆子变大，使他能有机会为「人民」服务，参加「人民的军队」。
店小二说：??争开始时，村中的妇女都出动了，每人拿了一个扫帚，向那位不愿当兵的人身上打，最初他不还手，拼命的逃，由他们的村庄，逃到另外一个村庄。但在那个村庄中仍有大批妇女，用扫帚打他，他再逃回本村，妇女们再群起围攻。他在不能忍受的情形下还手了！于是共匪便说：他懂得抵抗，证明他的胆子，已经大了起来，于是村庄的匪干，为他「双??花，十字披红」，送他参军。
店小二说：共匪整人，有他一整套方法，逼人非上他的圈套不可。在他们整人的过程中，一步比一步逼得紧。接着他又说：他之所以能当店小二，是因为他的右手食指在铡草时，给铡刀铡断了，由于不能放枪，所以才被留在后方生产。然后他伸出右手给我们看。
这个故事，隔了二十三年，在我的脑中，仍留有深刻印象，那店小二带的瓜皮小帽和一付憨直相，直到现在，也还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善良的北方农民的典型。
河津之夜、相互对泣
在我们住稷山县木头店的前一天中午，在临汾县城内午餐。在临汾，我们看到上空有国军的运输机，正向太原城的方向飞行。那时候太原城正在被围困中，也正是阎锡山将军身上披了一块写着「与太原城共存亡」的牌子的时候，用以激励士气。我们在临汾城内，看到了乱糟糟的市场，也在那里卖了几个银圆。但作生意的，摆地摊的，也全是老弱和妇孺，在城内没有看见壮丁。
三月四日，我们由木头店出发，坐大车赴河津，河津是黄河边上的一大县，第二天我们就 要渡过黄河。黄昏时候，我们抵达河津，住在一家较大的客栈中，客栈的窗子是用白纸糊的，显得很乾净，客栈的耳房边，就是马棚，马棚旁则是草料茅棚，同学们选定了耳房过夜，我和刘汉漠则选定的茅棚。
那是一个凄风苦雨之夜，晚上十点多钟，匪干们堤着马灯来查店，那一晚查得很严，连马棚和草料房都查到，匪干们看了我的假路条并没有怀疑，但是他发问了，「为什么住草料房」？我说：「因为身上没有店钱」。「你到兰州做什么」？「探望老太爷」。「你的老太爷做什么」？「在兰州毡鞋店做工」？「听你的口音不是兰州人，为什么路条上写的是兰州人」？「我出生山东，落籍东北，父亲在东北军当兵，在西安住了几年，开小差到兰州毡鞋铺做工」。匪干点点头，不再问了，但他走后，我的心反而跳起来。因为那些话是我临时编的。他要再问下去，就难于对答了！
匪干走后不久，刘汉漠从毛厕里走出来，原来那时他正如厕，趁机会躲了起来。他出来说，好险啊！这是「雁过拔毛」的地方。然后他紧紧的拉住我的手。他说一会儿会不会再来一次检查？匪干去了，没有再回来，但一个打着灯笼的老婆婆出现了！他提着灯笼，直奔耳房、我和汉漠侧耳静听。那是一个苍老的声音。
「他们（指匪干）走了，不会再回来了」那老婆婆大约已经六十出头。
「你们是从北平来的大学生」？
「是的，我们由北平出来」。
「是到西安去吗」？
「是啊」！
「哀！你们真是好福气」。
「还不是在逃难」。
「这地方不是人住的，共党的一套，是嘴甜心狠，他们不是人呀。他们心狠手辣。他们是梁山泊魔头变的」。
「老太太怎么知道」？
「他们刚来时，老大娘老妈妈，叫得满亲热的，住民宅，在开拔时，把院子扫得乾乾净净。借的针线、盆??，一个不短的送回来，但在他们站稳脚步时，什么都来了！??完富人，??中等人家，??完中等人家，再??穷人。??完穷人，??地痞流氓。那些流氓、地痞，把共党勾引进来，替他们作眼线，最后他们也完蛋了」！
「是啊，好可怕的共产党」。
「你们还不知道，他们要人参军的方法更毒更辣。我的三个儿子，全给他们弄走了！现在我开这座小店」。
「没有请帮忙的么」？
「我的几个女儿帮忙照顾，这个店不知道能开到那一天」？
「老太太不要难过」。
「我问你们，蒋委员长还要不要我们，他什么时后来救我们，这日子没法过了」。老太婆呜呜的哭了起来。学生们也呜呜的哭了起来。我和汉漠把这段对话，听得清清楚楚，于是我们也在草棚中用袖子擦眼泪。
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夜里，在黄河边上一个旅店中，那个苍老的声音：「蒋委员长还要不要我们」。那是多么沉痛的一句话！二十三年了，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回忆这段往事。那苍老的声音，也常在沉重的回忆中环绕耳际。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拯救她和他们？那一大批我们的同胞，他们同样是皇帝的子孙，如今在共匪的统制下，他们却成为一大群蓝蚂蚁。
河津之夜，是我半生中，永难忘怀的一夜。
渡黄河到龙门镇
三月五日清晨，我们没有和那位老婆婆道别，徒步走向黄河边。在河津检查哨。果然是「弓上弦，刀出鞘」，共匪的刺刀，装在步枪上。刘汉漠向我示意，要提高警觉，我先伸手在棉袍袋中，取出路条，顺便摸一摸兜袋中的一两黄金，刚好在肚脐眼处。
共匪的政工人员，检查得很严，并且搜了身，然后问学生们到那里去，他们说是到韩城探亲，一位匪干苦笑一下，明明你们是去西安，明明你们是到「白区」去──当时共匪称政府区为「白区」。不过让你们去好了！问到我时，我粗里粗气的说，「回兰州看老太爷」，他居然没有再盘问，并且在我的假路条上，盖上「验」 字图章，上面用毛笔写上三月五日。
我们上了渡船，居然顺利的通过这道「鬼门关」。汉漠用臂肘触了我一下，在船上，面现笑容，那是他一路上第一次给我看到的笑容。我心想这个要跳北池子自杀的学生得救了！但我却没说出口。
过了黄河，没有大车，也没有其他交通工具，问了去韩城的路，沿黄河边上步行，黄河岸上，到处是蚁穴，常常一脚踏入蚁穴中，就陷了进去。被陷过一次后，大家开始小心。
走了一天，晚上住在龙门镇，那就是旧小说中，描写鲤鱼跃龙门的地方。龙门镇上，显得很荒凉，一路上都是风沙。
黄河的这一边，是□西省界，虽有风沙，但是多少有点春天的气息。龙门镇虽然也是匪区，但比黄河那一边松得多了！我们住在龙门的那一晚上，连查店的匪军，也草草了事。
龙门镇属韩城县，我们看到的居民，仍然是老弱妇孺，穿着也是破烂的衣服。那一天因为徒步走了一天，晚上睡在小店的草料棚中，下面铺草，身上盖草，醒来时倒出了一身热汗。不过脚已经起了泡，刘汉漠替我擦了凡士林药膏，并用一块白布包扎。三月六日清晨，是我们逃亡的第十一天，龙门镇有大车去韩城，于是我们就上了大车。
在韩城看扫街
在大车上，坐了一段时间，到了韩城，韩城街道整洁，全是清砖瓦房，但却很古老。很明显的韩城没有遭到兵??。
我们抵达韩城时，天未过午，但满街都是妇女在打扫街道，而且扫了再扫。那是我们沿途所见匪区中最乾净的城市。过去中国有句老话「闲来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在共匪的统治下，那个观念完全改变了！
在韩城休息时，有一名梁姓老人，和我聊天时说：自从共党来了以后，一切都改变了，他们的刑罚残酷，人与人之间，已经再不能有什么情感，韩城现在没有盗案，但那不是由于人民的生活好，而是畏惧共党的严刑峻罚，和豪不留情的清算??争。因此每月都有两三起悬梁自尽事件发表。他说：人们生活在恐怖中，活着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那位梁姓老人并说：城外的农村，比城里更苦，现在没有地主了，但共党却是真的大地主。他讲的话没有错，因为我在沿途农村中，没有看见过一头肥牛，和一只瘦狗。共匪区内没有狗的原因，据说是为了便于匪干们侦查人民的行动，因而把狗全部杀掉了！
韩城城内的生意照常，那是黄河边上一个宁静的城市。在城中，我没看见共匪的军队，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政工人员。
三月六日晚间，我们坐了大车抵达韩城县属的吴庄，并在那里过夜。七日通过颌阳县，住在一个叫做三家村的地方，八日走了一整天，晚间住在朝邑县城。朝邑渐渐接近国军的防守区，我们预料检查得一定很严，但结果却出人意料的平安度过了一晚。
朝邑的前一站就是赵渡镇，是真空地带，没有国军驻守，也没有匪军驻守。
冒着枪弹前进
在我逃难行程的第十五天，中午时分，抵达真空地带，赵渡镇，那是黄河边上的一个小村庄。当我和汉漠正在暗暗的庆幸已经逃离匪区时，突然传来了两声枪响，不久一小队匪兵，突然出现。他们迅速的揭掉墙壁上的标语，那些标语写的是：「拥护蒋总统」，「反对共匪的清算??争」，「三民主义万岁」。……匪军揭掉那些标语后，贴上了他们的标语。然后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退回去，这地方就要发生战??。接着一批一批的匪军来了。那批大学生们，听说那地方，要有战??，掉头回去了！只有我和刘汉漠没有动。匪军问我们，你们两个不怕死吗？我答：父亲病重，必须加紧赶路。他们没有再理会我们。汉漠和我计议，这是生死关头，我们怎么办？我说：向前走可能逃得一命，要退回去，则可能被押解回去。他同意我的意见，背了小行李卷便走。果然不到五分钟，战??开始了，我们听到枪弹铮铮的从头上飞过，并有些子弹趴达趴达的落在前面，把土地打得一股烟一股烟的。我们开始躲在黄河边的土崖下，心想这回真的要「性命交关」了！于是我默默的祷告，愿上苍能保佑我们的安全。若是这样死去，实在有些不甘心。
枪声越来越密，但落地的子弹不多。半小时后枪声小了！我们决定，退回赵渡镇。那批匪军仍然没有退走，并且讥笑着说：怎么样，你们一心只想向「白区」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作冤死鬼。我们躲进赵渡镇的一家民房的里面，那座房屋，没有人住，屋子里也没有东西。又过了些时候，枪声停了，我和汉漠出去查看，夕阳将落，那股匪军已经全撤走了！
赵渡镇真的成了「真空」，因为对面的国军也没有进驻。刘汉漠说：这回可真的逃出来了！我们要趁天还没黑以前，继续前进。当然往前再走，会不会再被打在夹缝中，是一件不可预料的事，但前面不会再有匪军，则是可以用常识来判断的。
刘汉漠背起我的行李，迈开大步疾走，他的脚力很强，我在后面急追，走得一身大汗。那是在逃命的时候，人为了求生，格外有的一种力量。
在薄暮冥冥时分，我们抵达了三河口江边，在距离五十米的正前方，出现了两个人，黑色裤挂，头系白布「包头」。他高声喊叫，你们举起双手，我和汉漠，立??高举双手。
三河口夜话
那两位黑衣人拿着手轮，前来搜身，然后问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我们说：「来自北平，投奔政府」。于是其中的一个人说：「难得你们千里迢迢的奔来了！」。这一句话使得我和汉漠，放声大哭。我们彷佛失去母亲的孩子，又投向母亲的怀抱。痛哭以后，心里觉得特别舒适，彷佛一路上的委屈，都倾吐了出来。
黑衣人掏出两个馒头，为我们裹腹，然后他说：他们是谍报队员，今天晚了，不能渡河，明天一早，有大船摆渡。说完，他们的影子消失在暗夜中。他们竟自去了！留下我和汉漠，坐在河边上。三河口边，还在结冰，但河心的水在流动。
大约是九点钟左右，那批退回去的大学生，结队赶来。大家就坐在江边，汉漠特别嘱咐我，今晚仍不能向学生们暴露新闻记者的身份，以防万一。那一天是三月九日。
夜很冷，坐在江边无法入睡，我和汉漠共同披着我的那床被子。两人都十分兴奋。汉漠说：这次跋涉了几千里，已经百分之九十，保住了一条性命。此外他认为这次行程，对我而言，等于在匪区中，作了一次化装采访。是最有价值的一次采访。尤其是河津的老婆婆与学生谈话时，双方痛哭失声的那段故事。希望将来能完整的把它写出来。
我告诉汉漠，这次逃亡，比起由渖阳奔向山海关的那一段，真算是幸运多了！因为一路上没有被关过，也没有讨过饭。更幸运的是渖阳陷匪和天津失守，北平易手，我都没有被俘，而成为漏网之鱼。我们山东人在「逢凶化吉」时，第一要感谢老天爷，第二则要说是「祖宗有德」。这两种感激，在当时我都体会到了。
那一晚，夜似乎很短，不久看见东方发白，我说：天亮了！过了河就是我们自己的政府。汉漠说：过了河才能算真正安全。
重获自由的疯狂
三月十日，早晨八点多钟，从三河口的对面，驶过来一只木船，船上站了一个士官，年纪二十多岁，船没有完全靠岸，他涉水踏水而过，对我们一个一个盘问。同学们说：大家来自北平，职业是学生，他问到我时，我说是工人，他看我穿的过于破烂，指着我说：不许你上船。眼看着那批同学，踏水涉水，奔上木船，汉漠说：不要管他，我背你上船，因为他知道我的脚上，又起了泡。汉漠背了我约走了五十几步，我看他又要拿行李，又要用一只手拖我的腿，为了争取时间，我从他的背上滑下来，两只脚立刻插入水中，由于急的混身出汗，又突然两只脚落入冰中，觉得寒气直入心肺。两只脚立时抽筋。在船上发现，左腿已经青筋突起，从那时起我便患了静脉曲张。那是共匪给我生命史中，留下的记号。
我和汉漠上船后，那位士官，突然发现我也挤在船上，不由分说，就打我两个耳光，打得两眼直冒金星。他一边打一边说：叫你不要上船，你偏要混了上来。我看你一定不是个好东西，然后他操起船上的一只空桨，要拦腰打下。这时候我大喊了：我是「新闻记者」呀！我的一声吼叫，惊动了岸边站着得一位军官，他也大声喊叫，不要动手。那位士官，才算饶恕了我。于是军官隔岸发问，你叫什么名字，我答称：于衡。对方问：是不是常给新闻天地写文章的于衡，我高喊是的！没想到给新闻天地写文章，竟然在危急情形中管了用。
船上的学生们，都用惊奇的眼光注视我。船靠岸后，那位军官，先扶我下船，然后骂了那个士官，并向我致歉。我说：他是应该的！因为我穿得太破烂。
下了船后，那批学生和我，为了重获自由，大家似乎都已疯狂，不能自己的伏地叩头，感谢上苍。过了三河口，我们所看到的是，人们有了笑容，彷佛土地也有了芳香。
那位军官告诉我他姓李，是一个上尉连长，中央军校毕业，他守的阵地就是三河口的这个河岸。昨晚的两名谍报员，也是他的部属。于是他把我和刘兴武邀到他的连部。因为混在学生群中的刘兴武也是记者。那位李连长，自掏腰包，要勤务兵到附近小铺，打酒买肉，招待我们在连部午餐。我和兴武是主客，刘汉漠和其他同学作陪。
一杯白乾下肚以后，李连长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七亿美援，什么时候会来，李宗仁有没有坚定的反共意志」。我没有答覆他的问题，但眼泪却流了出来。……
作者附记：
（一）采访二十五年之九：将张曾铭先生之名字，误为张曾明，承刘慰严女士指出，特此更正。
秦岭上的春天
拔髯弃袍
三十八年三月十一日，我从华阴抵达西安。住到西京饭店，在旅社中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掉一路上穿着露了棉花的长袍，并把它丢掉。我希望在以后的岁月中，永远不要再穿它，再过逃难的日子。第二件事，是在洗脸以后，用手拔掉长达两寸多的胡须，拔胡须时，似乎并未怎样痛苦，只是留了一点血。那是在一种兴奋和愉快的心情下拔掉的。
在西安，我有很多朋友，但我上街的第一件事，是买了本「日记」，晚间在电灯下，开始写我的「脱险日程表」。然后开始写到：「从三十七年冬渖阳沦陷时起，我便停写了日记，随着生活也失去了重心，四个多月，过的不是『人』的生活，日子不知怎样打发过去，然而在今天，我毕竟从险恶的环境中，冲了出来。很自由的写我的日记。四个月的灰色生活，四个月的被迫害生活，现在结束了！
三千里的跋涉！餐风露宿，当灾难结束时，心境感到特别的轻松，但同时也感到：我们该如何拯救那些身陷匪区，而无力自拔的人。他们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敢讲，只能像一之驯顺的牛似的，为共匪服劳役，而所得到的是不能一饱。
让中国好起来吧！我们要国家。爱好自由的人们团结起来吧！因为世界上再没有比失掉自由，生活在恐怖中的人更痛苦。」
在西安我和刘兴武先生同住在一起，一路上和我共患难的刘汉漠，则回到流亡学生群中。
季节的春天和属于我们的春天，终于来了。在西安停留的一周中，我去看了胡宗南将军，他下了个条子，可以免费乘坐飞机飞往重庆，也可以免费乘军运办公处和归军方指挥的车子走秦岭去重庆。并要他的部属替我们安排。
西安的「记者工会」在一家最好的餐??中，请我和兴武吃饭，并且把我们逃出匪区的消息，刊在「西京日报」上。那一餐饭，是我们几个月来，所吃到的最好的一次晚餐，因为我们的肚子中，没有一点油水。
西安的温暖
在西安，朋友替我们换季，量制新衣，白天我和兴武到各地去玩，晚间则在西京饭店，接待朋友，谈论北平沦陷后的情况。三月十六日，我们到临潼去洗温泉，临潼由于「西安事变」而闻名天下。那里有正气亭、中正林，中正林旁，就是「长生殿」旧址─那是历史上传说：唐明皇汉杨贵妃游息的地方。也就是白居易诗中：「七 月七日长生殿，半夜无人私语时」的骊山之麓。
我和兴武在贵妃池里沐浴，在华清池院内，看异草奇花。几个月的疲倦，一下子洗得乾乾净净。从正气亭向下眺望，田园桑麻，已绿成一片，那是春天，是风和日丽的春天。
我们做在软椅上，一杯清茶，一支香烟，默默的欣赏骊山之麓的风景，直到黄昏，看山下炊烟四起，也使我想起中国的唐汉之盛。
西安，给与我的是无限温暖。在西安也没有看到一些战时的景象。西安的人民相信，在抗战期间，日本军队，没有占领它，共匪也打不进这座古城，因为胡宗南将军的部队，正是「士饱马腾」。
西安的社会秩序也好，物价低廉，街头的反共书刊也多，我走在秦岭的途中，一路上所看的一本书，便是在西安所买到的，科拉夫青科所着的「我选择了自由」。那是一本反共最深刻的著作。
在西安的一周中，我也到西京日报去翻看了旧报纸，在报纸上看到了孙科所领导的行政院于二月四日迁到广州，二月十四日李宗仁下令，要孙科把行政院再迁回南京，但孙科则称病不理。二十日李宗仁自己也飞到广州，二十一日飞赴他的根据地广西桂林。
三月一日，京沪治安机关，破获了李济琛所布置的勾结共匪，颠覆政府的一个机关。同一天台湾省实施「军公教人员及旅客入境办法」。三月六日李宗仁指派吴铁城，邵力子等十人，研究与共匪的和谈方案。同一天共匪的林彪部队，则沿平汉路南下。
三月八日孙科内阁总辞，十二日李宗仁提名何应钦组阁，并经立法院同意。
三月十八日陈毅匪部陈兵长江北岸，林彪匪部也向长江地区衔枚疾走，那时匪军的士气很旺盛。李宗仁显得进退失据。
庙台子的钟声
在西安停留的第五天，胡宗南将军派他司令部的一位参谋来告诉我，搭飞机赴重庆的机位，还要等一段时间，如果赶着要走的话，坐军车走秦岭，日内便可成行。川□公路，过去我曾经走过，山路十分险峻，但为了急于要到重庆，最后还是决定走秦岭这条山路，那也是自西安赴重庆唯一的一条陆路。
三月十九日，上午十时我和兴武自西安搭火车赴宝??，车子经过咸阳和马嵬坡。马嵬坡就是旧小说中传说的杨贵妃埋香处，晚九时车抵宝鸡，已是万家灯火。那一晚我们住在新生饭店。那是当地最好的一家旅??。
第二天一早「通俗日报」和「统一日报」的负责人来访，晚间并邀我们餐叙。宝??是一个山城，也就是「楚汉」相争时的「古陈仓」。人口虽少，但却是一等县。在这里出版的「通俗」、「统一」、「新世纪」三家日报，都靠手摇发电机发电，平版印刷。
我们要在这里等候晴天，因为从我到宝??那天起就连续落雨，在宝??没事时，就到通俗日报去玩，晚间提着灯笼，返回旅??，别有一番韵味。
在宝??我卖了一钱二分金子，得银圆四圆和流通券二万三千九百元。当时每一银圆值流通卷五千三百元，所以那二万三千九百元值银元四元半，合计起来，是一钱二分金子，卖了银元八元五角。而当时的物价，是一块银圆，可以买一袋面粉。我们整整在宝??住了一周，临走时结算旅??费时仅仅是银圆三元。
三月二十八日，我们从宝??出发，军运督导处和三家日报负责人都来送行，当时我从未想到西安和宝??，在不久之后，也很快的沦陷。而且当地新闻界的朋友，一个也没有逃出。
那天中午我和兴武从宝??搭车，一个下午仅跑了二十华里，住在一个叫「酒店沟」的荒村中。那一天我们看见了骆驼队。秦岭上樱花开了，杨柳树绿了。酒店沟虽是个荒村，但名称却十分典雅。
三月廿九日，天一放亮，我们就上了汽车，那一天共走了一百八十公里，途经汉时张良的故乡「庙台子」和萧何追韩信的地方「马道」，过诸葛武侯墓，夜里住在青羊驿。这些地方都属于褒县。褒县也就是东周列国志上所记载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地方。
车过柴关岭时路旁的桃花盛开，一大片松树林，被蒙蒙的细雨浇着，更显得清新。在庙台子，停车二十分钟，看着苍松翠柏，独木桥，小溪流，蒙蒙的迷雾。还有从留侯庙中，传出的悠扬钟声。触景伤情，我忽然悲从中来，泪如涌泉，想到从渖阳和北平逃出时，一路上??是「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在敌人的迫害下，居然检回一条性命，现在又处于一个悠美的环境中，是不是在作梦？若不是司机站在旁边，真想痛哭一场。
在秦岭上
三月卅日，天亮时起身，坐在司机座旁，那一天走了一百四十公里，天黑时到了广源县城。车子经过五丁关和西秦第一关时，走走停停，有时刹车不灵，倒退下去，甚至随时都可翻车，经过西秦第一关后，便进入了四川省境，我又看到了嘉陵江，嘉陵江水静静的流。川中父老，仍然头系白布，在稻田里工作，他们似乎不知道北 方的局势大变，大片的土地和人民都被关进「竹幕」之中。
在广源，因为司机要修理车子，一住便住了三天，那三天我游了皇泽寺，参观的武则天的塑像。在皇泽寺山门前，向下看去，江山在望，广源市街，尽在眼底。嘉陵江畔的小船，和从船上冒出的清烟，还有在江畔洗衣服的女孩，那??是太平盛世的一幅山水画。
在广源看到了三月十九日到三十日的报纸，但报面上，仍然没有令人兴奋的消息。在廿二日报纸上，一眼就看到了毛匪泽东宣布：他要用武力占领南京。廿五日李宗仁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章士钊、李蒸为政府的和谈代表，共匪派周恩来、林柏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谈判自四月一日开始，地点在已经沦陷的北平。三十日：国民党的中央执监常务委员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在广州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和谈的五项基本原则，其内包括（一）停战须在和谈以前实现，（二）国体 不容变更，（三）修改宪法须依法定程序，（四）人民之自由及生活方式必须保障，（五）土地改革首先实行，但反对以暴力实行土地革命。
四月三日中午，从广源出发，走了八十公里，黄昏时抵达剑阁，住竟成宾馆。一路上看到的是千年古柏和野圃黄花，剑门关上，有张群写的四个大字：「古剑门关」。
剑门关这个小城，宁静得和往常一样，夜里，使我想到唐明皇「剑阁闻铃」，和「忆??妃」的大鼓词。也听到了午夜打更的梆子声，还有城里的红灯笼。
四月四日，由剑阁出发，车子抛了两次锚，那一天仅走了八十华里，黄昏时抵达梓童，在车子抛锚时，我就坐在路边读科拉夫青科着的「我选择了自由」，那本书中，所描绘的苏俄的恐怖统治、清算斗争方式，和毛匪的统治方式，完全一样。住在梓童的那个晚上，仍然有打更的梆子声。
四月五日凌晨自梓童出发，那一天是旧历三月初八清明节，一路上看到纸灰飘扬，处处祭扫，在绵阳和三台一带，看到麦子已经长穗，风过处，麦浪起伏，使人心旷神怡。晚上住在射洪的「集云旅社」，店主人告诉我们，从梓童到射洪路程是一百五十公里。
四月六日黎明??起，继续南行，车行一百三十公里，抵潼南，住在滨江旅社，七日车子仅行八十公里，下午二时，到了西泉。那是一个重庆附近的小镇，周围有山，瀑布从山上流下来，潺潺有声，那一晚我计算从宝??出发，整整走了十一天，但这十一天中，却像是作了一次春季旅行，虽然局势并没有好转，但一路上却过得很闲适。心理想到：「没有恐惧的自由」，对于一个人该是多么重要。
四月八日的下午五时，我们终于抵达了重庆。重庆显然比抗战时萧条了许多。一般旅社的客人，只有四成。在抗战期间，重庆人爱说：外省人把重庆吃穷了，而现在则说：抗战结束了，重庆也萧条了！在重庆和川□公路唯一不同的是这里又有了电灯，有了黄包车，晚间也有许多人在街头闲逛。早晨，有许多人和过去一样，在茶??里聊天，闲话「天下大势」。
重庆小住
在抵达重庆后的第二天，我到一家茶??去喝茶，听着重庆人谈论天下国家大事。在茶座上大家高谈阔论著：「北平被共产党占据后，一切都没有改变，而且老百姓过的生活和平常一样」。我听了那些话，觉得浑身不舒适，一股怒气，涌上心头。突然间，我踏上我自己坐的凳子。我像在教室里讲书似的，高声说道：「我刚刚从北平逃出来，我要告诉诸位，那里的情况」。居然全座鸦雀无声。「现在我要说：那里的情况，不像诸位所说的，那是一所人间的地狱，那里的情况，全改变了，富人们收起他们的皮大衣，穷人们被劝说参加军队。清算斗争，已经在市郊的农村进行，他们生活在恐怖中。共匪正开始制造仇恨。他们告诉市民，那不是中国的改朝换代，而是惊天动地的大革命。一切要血债血还」。
接着我解说了从北平到河津，一路上所见到的匪区情形。把河津之夜一个老婆婆打灯笼问我们：「蒋委员长还要不要我们」，和学生与老婆婆共同哭泣的事也述说一遍。
我不知道那里来的那股勇气，居然疯狂般在茶??里发表演说。也许是我要把在匪区里遭受的委屈和迫害，藉那个机会，倾诉出来。
我讲了那些反共的故事以后，茶座中有稀稀落落的掌声，但也有人窃窃私语。我讲完以后，马上付账离去，老板却连说「免了！免了！」。但我还是付了茶钱，愤愤而去。那件事在今日想起来，确实有些鲁莽，但在当时，我却以为做得很对。无可否认的，那时的情绪，确实不很稳定，甚至失去平衡。
那一天，我整天情绪很坏，中午喝了四两白乾，回到四川饭店，呼呼大睡。一觉醒来，已是黄昏时候。那一天刘汉漠和一群流亡学生，也到了重庆，他打听到我住的地方，到旅社来看我，当我告诉他：我做了一件「愤愤不平」的演说时，他说：如果是他遇到这种情形，他也会和我一样，不顾一切的驳斥那些谬论。果然后来他到了广州，借住中山大学，在当地学生为共匪作传声筒时，他现身说法，讲述共匪在北方的罪恶。同天晚上，他的行李，就被中山大学的学生给丢出宿舍。
呆不下去了
我抵达重庆的第三天，到重庆的「大公报」去看王文彬先生，王文彬是当时重庆社的负责人。他尚能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掌握住大公报的原则，支持政府的重要政策，维持国民党政学系办的「大公报」，对政府的态度：「小骂大捧场」的方针。
王文彬先生是□西人，满脸麻子，但为人厚道，那一天他留我在编辑部里晚餐，饭后并要我向编辑部的编采人员，报告北平沦陷后的情形。我当然毫不保留地把共匪进入北平后，如何虐待知识份子，如何欺骗人民，如何在乡下，进行清算斗争，以及张高峰嘱咐我快些逃走，北平世界日报的总编辑方乃和如何大骂共匪，说原先他只看见国民党腐化，在共党进城后，却目击他们的阴狠毒辣。方乃和的结论是国民党虽然腐化无能，但却想推行仁政。而共党口唱一切是为了人民，实际上却在残害人民。我的结论是：在共匪控制地区，「人的价值，已不存在，人的尊严，全被抹杀」。那是知识份子所无法忍受的事。
我报告完了以后，没有掌声，也没有人表示同意我的意见，相反的则听到窃窃私语：「一个国特，怎么会跑进大公报的编辑部来」。这些窃窃私语，我听到了，王文彬也听到了！
王文彬送我到四川饭店途中，他说：胡政之先生写过信给他，说我可能经过西北，转往重庆，并介绍我在渖阳兼任该报社驻渖记者时，表现的不错，要是我愿意留在重庆社工作时，希望他给我一个记者的位置。王文彬说：因此他才留我在编辑部晚餐，并介绍我和编采两部的人员见面，想不到我竟然说了许多没有分寸的话，被编辑部的人，目为反共的死硬派，被目为国民党的特务。现在他只有替我买张船票，投奔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了！最后他更明显的说：他本想留我在重庆社工作，俾对政之先生，有个交代，但实际情况是：我已无法呆下去了！
我给他的答覆是：我无意在重庆停留，但对政之先生和他的好意，衷心感激。文彬先生当晚就派人送来一张船票。那一天是四月十日。王文彬和我是第一次见面，他留给我的印象是诚实而儒雅的职业报人。当然那时候大公报的重庆分社已为部份共匪份子所渗透。后来听说：共匪进入重庆后，王文彬也给渗透的匪谍斗争过，经过劳动改造后，在一所中学里作教员，现在恐怕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朝辞白帝彩云间
四月十日夜，在万家灯火中，我和刘兴武自四川饭店，赶往江边码头。因为我有了船票以后，告诉兴武赶紧也买一张船票。以便继续同行。从重庆坐江轮东下，我是第一次，兴武也是第一次。
我们从码头，坐了小划子，登上「民来轮」。在甲板上眺望重庆市的灯火，像似繁星，从江北岸不断传来犬吠声。民来轮停在江心，水平如镜，船上的灯光，照入江中，十分壮观。
四月十一日凌晨五时左右，民来轮牛吼了几声，缓缓的开始移动，船身轻轻的摇荡，就像孩提时睡在摇篮里一样舒适。过去我坐过在海上航行的大轮船，坐小火轮在长江中航行，还是第一次。
站在民来轮的甲板上，可以看到两岸的田舍、人家，还有在江边浣纱的少女。黄昏时，看江畔人家的炊烟四起，又是另一幅图画。天要黑时，船抵万县，已驶离重庆八百华里。
四月十二日民来轮航行的路线，正是唐诗中所说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地带。在三峡一带，我站在船头上，看两岸的景色，山势险峻，江流湍急，在我们船的四周，有很多小船，扬帆起航。在三峡一带，我注意到民来轮的掌舵老人，坐在船尾，一会儿伸出三指，一会儿伸出两指，一会握拳，原来那是航行的手势，要船长看他的手势，决定航线，因为一不小心，船就会触礁。
当然在那一段航线中，我也看到的岸上的猴子，听到了啼声。??是个「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一幅上好的江山图。那一晚船停在宜昌。不继续前进。我们换乘了二○五登陆艇，继续东下。
十二日晚，我们舍舟登陆，到宜昌街上看看，宜昌的戒备森严。是一种「弓上弦，刀出鞘」的景象，因此我和兴武在街头兜了个圈子，就回到二○五登陆艇上。
四月的长江，江水尚寒，我们在登陆艇上，露宿一宵，第二天醒来，四肢发冷，一清早便钻进锅炉房烤火。二○五号登陆艇，在宜昌停留了一整天，并不开船，一个张姓水兵告诉我，从沙市到城陵矶这一段航路，岸边常有匪军出没，袭击船只。
四月十四日清晨登陆艇自宜昌开出，下午五时在沙市抛锚，我和兴武下船到街上去玩，虽然只有一道街，却很完整，只是物价很高，我们两人在一家餐??进餐，化掉金圆券三万五千圆，约合银币一圆。比起重庆来，物价要高出三倍。
四月十五日，我们正式受到船上警告，从沙市，到城陵矶的一段航程，要经过监利，那地方，有匪军不断出没，时常袭击船只，因而我们搬到船舱下面。夜里登陆艇 停在监利附近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并熄掉灯光。十六日上午十时，船抵城陵矶，我和兴武，还有其他乘客，顾了四艘小艇，逆流而上。中午时分，抵达岳阳。并且看到了岳阳楼。在岳阳我卖了一块银圆，得金元券九万元，晚八时登上粤汉路的火车，车上挤满了人，黑鸦鸦的一片，二等车厢内，也无隙地。在长沙车站下车时，听 到??叫，看看表，是凌晨四点钟。我们被接车的人引导，住进车站附近的永泰旅社，那是四月十六日。
长沙、弥漫着和谈气息
在长沙，我们住了三天。并且到望城坡的第一兵团司令部，去看过陈明仁将军，当时的陈明仁除了担任第一兵团司令官，还兼任长沙警备司令。我们去望城坡时，要渡过两道江，其中一道是汨罗江，江水是黄色的，滚滚浊流，江中桅杆林立，大都是渔船。
当时的长沙，正弥漫着和谈的气息，有一张左倾的报纸叫「自由报」，主张和谈最力。他们之所谓和谈，不外是要共匪兵不血刃的进入长沙，国军无条件的投降。
在长沙街上，我看到「反战」和「反政府」的标语，前面有人贴上，警备司令部的人便在后面用大刷子沾水，把它刷掉。但却不逮捕贴标语的人。当时湖南省的主席，就是后来投匪的程潜。
我和兴武去看陈明仁那天，问他如何应付战局，他说：共匪如果打长沙，他将用手枪自杀，以报党国。听他的口气，十分坚定，和他当年在东北守四平时的态度，没有什么改变，不过他说：第一兵团的编制是，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敌人来了，他除了自杀以外，别无他途。
谁知他后来，竟然变节，随同程潜一同卖身投靠，向共匪投降。使他在抗战期间和剿匪期间的战绩，尽付东流。
长沙的物价，天天上涨，一元银币卖到金元券三十万元，在长沙我所看到的是暴风雨??将到来前的宁静，宁静中有着不稳定的情绪。
街头上的士兵，懒散的缺少斗志，刺刀虽然??在枪上，刀尖却是向下的，背在士兵的身上。城里的社会秩序，虽然还维持着，但人心是浮动的。车站前面「叮叮当当」的是叫卖银圆的声音。从长沙到广州的火车，连车头上都坐满了逃难的人群，车票更不易买到。
局势阴沉
在长沙的青年会馆，我再翻阅自四月一日起到十九日这一段时间的报纸，局势一点也没有转机。出现报面上的是「和谈」和「投降」。是毛匪泽东狂妄的叫嚣，是李宗仁软弱无力的答覆。
在报上我看到了四月一日，政府的和谈代表飞抵北平，二日政府和谈代表团向周匪恩来建议，在和谈前，双方军队，固守原防。五日和谈开始了，匪酋毛泽东却向李宗仁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在十二日前，向共匪投降。七日李宗仁拒绝毛泽东的要求，主张隔长江而治，共匪则说：无论和战，他们的军队都要过江。十一日阎锡山飞到奉化溪口，谒见蒋总裁。同一天安庆战事复起，十二日，毛泽东再通知李宗仁投降，但展期到十五日为最后期限。十三日在北平举行和谈第一次正式会议，匪方重申他们要渡江的坚定立场。十四日监察院通过「政府把俞鸿钧自南京运到台湾的金银，再运回南京」。
四月十五日和谈第二次会议，共匪提出了八条二十四款，要政府的代表签字。并以二十日为最后期限。他们所谓八条二十四款，用一句话可以代表：??政府向共匪无条件投降。
十六日李宗仁的代表黄绍□从北平飞返南京，携回共匪的八条二十四款。同一天共匪开始猛攻山西省会太原。十八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重申政府的和谈五原则，不能作投降式的和谈。十九日李宗仁所领导的政府，拒绝了共匪提出八条二十四款。那时长沙的传说是：共匪就要渡江，南京危在旦夕。
四月十九日晚，我和刘兴武挤进了长沙车站，在混乱的人群中踏上开往广州的客车。但火车停在车站不开，直到午夜三时，才缓缓移动。二十日黄昏抵达郴县。在车 上过了一夜，廿一日突然觉得天气热了起来，那天中午火车开进广东车站，看见人们已经开始使用扇子，广州已经是夏天了！
好热闹的广州
随着人潮，走出车站，当我正在东张西望时，袋里所有的十几万元金元券，却被扒手掏走。幸而刘兴武身边尚有现款，于是我们叫了车子住进银门旅社。
广州使用港币，一圆银币，可兑港币五元七角，一圆港币则可兑金圆券六万。也就是说一块银圆，价值金圆券三十四万二千圆，广州人称金圆券是按分秒贬值的纸张。事实上这种说法一点也没有错，因为我站在一个香烟摊旁，看见那个卖烟的人使用毛笔，按分秒在香烟上涂改价钱。那恐怕是这个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
在广州我我的心里落了底，因为广州的「中正日报」，仍继续出版，而编辑部负责人正是长春「中正日报」的总编辑张知挺先生。我 在银门旅社挂了个电话给他，他马上跑到旅社里来看我和兴武，并且约我们一道晚餐。他说：长春中正日报的同事，在这里的工作很多，要我第二天就迁到报社去 住。那时候我??有回到自己家里的感觉。
在「中正日报」内，我也看到了我的老社长王侯翔先生，他和张知挺要我??日起开始工作，因为中央党部，已迁到广州，立法院也迁来了，他们正缺少能说国语的记者。
我迁到中正日报的客厅中，张知挺先生送给我一张行军床，于是我又「以报为家」，正式恢复记者的采访生活。「北平脱险记」，是我替中正日报写的第一篇文章。
我到中正日报工作，没有谈待遇，也没有谈名义，没有固定的采访路线，但却包办了整个的政治新闻。
广州给我的印象并不太好，只觉得那地方，街上的人太多，太热闹，公共厕所多，但并不乾净。街上走的人，全是黑布唐装。而且天气热得使人喘不过气。
我在中正日报工作的第三天，就在爱群大酒店遇到了立法委员侯庭督先生，他既惊且喜，一下子就掏出二百五十元港币，要我制装。因为他在渖阳做前锋报社长时，我兼过该报的驻长春记者。我接过那笔钱时，眼泪几乎要流出来。因为那不是一个小数目。
又过了两天，中央宣传部长程天放先生派了龙书祁到中正日报来访，他是看了我的「北平脱险记」那篇文章，约我到宣传部去，听听北平的情况。从那时起我认识了现在教育部担任参事的龙书祁先生。
我到广州的那一天共匪发动了全面攻击，并在荻港渡过长江。同一天政府发表文告，坚决作战，李宗仁并发表何应钦兼任国防部长，指挥作战。
四月廿二日蒋总裁自溪口赴杭州，会晤李宗仁、何应钦、张群、白崇禧。廿三日国军撤出南京，李宗仁飞往桂林。廿四日太原失陷，山西省代主席梁敦厚等五百人自杀殉国。廿五日中央政府正式迁到广州。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时刻。
作者附记：
谢谢署名酒徒先生的来函，纠正「出北平记」坐车及徒步，坐火车和坐汽车，没有交代清楚。酒徒先生的指示：十分正确，将来出单行本时，将加以更正。
漫天烽火近羊城
采访时局越来越坏，李宗仁却在情况紧急时飞回桂林观望，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未随政府迁到广州。但他的住宅，给共匪搜查了。就在那段历史上最阴暗的时期，蒋总裁在四月廿五日由象山乘太康舰驶往上海。驶往最危险的地方。
在黄埔江的复兴岛上，蒋总裁接见了顾祝同、周至柔、桂永清、郭忏、汤恩柏、毛人凤、陈大庆、石觉、谷正纲、陈良，听取报告。并指示作战机宜。
四月廿七日，共匪大举渡江，尔蒋总裁却不顾危险，住进了上海市区，并发表文告说：「当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已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带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到底。」
蒋总裁在局势最危险时期，做镇上海，并发表文告，使全国惶惶不安的人心，转趋镇定，，使金钞波动的上海，转为平静。我在广州也听到了一些传说：那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在南京，在看看风色和气候，因为司徒雷登，对共匪一直抱有幻想，而当时美国的国务院中，左翼份子和共产党的同路人，气焰很嚣张，那些人正想利用机会，对中国政府，下井投石。
这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告全体党员书」，号召全体党员反共救国。那时四月廿八日的事。也就在那一天，共匪扣留了政府的和谈代表。宜兴、长兴、吴兴的国军撤守，廿二军军长杨干才殉职。
广州人心惶惶
我在广州「中正日报」的编辑部，看来自各方的电讯，没有一条新闻，能使人心振奋。金圆券按分秒暴跌，在广州流通的港币，时刻上涨。编辑部的同仁，也都惶惶不安。我一边采访新闻，一边注视局势的发展。靡败的局势，已经形成。政府的官员们大都缺少??志，何应钦内阁的阁员，大都想挂冠求去，没有人愿意支持那个危局，也拿不出抗拒共匪的办法。
在广州那个临时的首都，政府各部会中，自南京仓惶撤退时，有些会部，连机关的大印，重要文书，都没能抢运出来，唯一在撤退时秩序井然的是外交部，不仅没丢掉一样东西，而且行政工作，迄未中断。他们撤到广州后，立即办公，并和各国使馆，保持联系。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看到自己的国家混乱到那种程度，心中感到十分悲愤，但却一点劲也使不上。很明显的，烽火逐渐接近羊城，接近那个临时首督。因为我有过两次逃亡的痛苦经验，这一次一定要早些离开广州，于是我向总编辑张知挺先生说明：希望中正日报，派我到台湾工作，他马上同意发表我担任中正日报驻台湾特派员，但有一个条件，那是在离开广州以前，继续替中正日报采访政治新闻。
荔枝湾的画舫
四月廿七日，在广州的陪都饭店，遇到了我在长春大华日报工作的社长张明初先生，还有军统局过去派在长春的负责项乃光先生。异地相逢，真是悲喜交集。
那天晚上，明初请我们游荔枝湾，从「沙面」上船，顺流而下，江心中全是画舫，在船上张明初讲述项先生从被围的长春逃出时，化装北方赶大车的农夫，他的电台就藏在大车的轮胎中。我们闲话长春旧事，和当年在苏俄军队占领下，大家奋不顾身的爱国热情。
项乃光先生的豪情不减当年，他说：他仍然愿意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和共匪缠??，为国家和民族尽一点力。那一晚张明初喝了很多酒，他不断的讲，接收初期，政府所犯的错误以及熊式辉主持下的东北行辕，和苏俄交涉时期，畏首畏尾，拿不定主意，他的抱怨比悲愤多。我讲述了在我逃出渖阳，抵达山海关外，看见关内灯火辉煌，关外一片漆黑，远处有隐隐炮声，「叫关」不开，当时的心境；和我在天津，又被打在里面，躲躲藏藏的惊险故事。
张明初那时已改行经商，并在台湾成立了一家公司。他说，过去他实在太傻，为了爱国在苏俄军队占领下，办大华日报，险些送掉性命。以后的岁月中，他决不参与政治活动。我告诉他，中国的社会，正因为聪明的人太多，才把国家弄成这个样子，当前我们所需要的仍就是一批有傻劲的人。我们也谈到国家的前途，谈来谈去，实在谈不出什么结论。最后则是相对唏嘘。
那一次的荔枝湾之游，到现在仍清楚的记在我的脑中，广州「沙面」上的船娘喊着：「游河阿！游河」的声音，也时常出现在脑际。
五月五日，中正日报的一位同事陈复伟，陪我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在烈士墓前我落了泪。那天晚上，我在日记上写道：「中国会亡吗？不，不！中国绝不会亡于苏俄及其附属共党之手。因为我穿过匪区时，见到的人民，都恨共党入骨。然而可惜的是，我们的官员太不争气，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人毁家纾难。黄花岗的先列们，泉下有知，将永不瞑目。黄花岗的风景虽好，只是我的心情沉重，没有兴致来观赏。……」
赴黄花岗后，一连好几天，我的情绪很坏，夜里常常做些恶梦，大叫而醒。那时我虽然每天还是照样采访，但是情绪总是宁静不下来。于是我加紧办李台湾的入境手续，并拖采访市政的梁若萍小姐，替我在广州市府领了一个国民身分证。
西安失守的晚上
战火逐渐向广东逼近，身为代总统的李宗仁，仍然躲在桂林，五月二日，居正、阎锡山、李文范、白崇禧等飞往桂林，确请李宗仁到广州主持政务，六天以后李宗仁才从桂林飞到广州。那一天他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说：大局虽然阴黯，政府当力求革新。当时我们所看到的李宗仁是一脸晦气，全无战??意志。
在李宗仁抵达广州第三天，也就是五月十日，立法院在广州集会，由行政院长何应钦将军报告和谈破裂经过。事实上共匪在那个时候，已经不愿再谈，所谓和谈破裂，就是政府没有接受共匪单方面所提出的严苛条件。
在广州我一边采访新闻，一边利用空闲时间，办理到台湾的入境手续。同时接洽到台湾的交通工具。空军总部的副处长钱国勋，为我安排机位，但要等候一个相当时期，陆军训练司令部在广州负责招收青年学生的负责人黄亦晨主任，答应我可以做他们接运学生的轮船赴台。但我所盼望的仍是国军能够打一次大胜仗，把局势稳定下来。而出现在报纸上的则是五月十二日，昆山、嘉定，国军撤守，十五日武汉沦陷，十六日共匪发动四十万人，猛攻上海。二十日国军撤离西安。
在西安撤守的那天晚上，我整夜未能入睡，因为那地方有许多曾经在我逃亡中，帮助过我的人，那天晚上我写完稿后，一个人在「沙面」徘徊，许多熟悉的面孔，一个一个的在脑子里出现，我想到在西安时，有的朋友替我写临时身分证明书，有的朋友，替我量制新衣，有的朋友陪我到各地去玩。曾几何时，他们遭遇到我同样的命运，不知有多少熟人，能够逃出来。回到报社，躺在行军床上仍然不能瞌眼。再爬起来，默默的为西安的朋友们祷告，愿上帝保佑他们，安全的脱离匪区。
我也怀念那座历史的名城，整洁的街道，宁静的市区，三个朝代建都的古长安。还有我曾经凭吊过的西安附近的「长生殿」故址。骊山之麓的临潼，华清池。那些美好的画面，都变成痛苦的回忆。
我在斗室中踱来踱去，在烦躁到极点时，猛吸香烟，跑下楼去，想到街头长啸几声，或者买一瓶酒，寻求暂时的麻醉。
走到排字房时，看见工人正在拼盘，真想一拳打翻那些铅字，甚至希望西安失守的消息，是一项谣传，因为我一直相信胡宗南将军的部队，是抗拒共匪最雄厚的力量，而且政治工作和组训工作，做得都好。部队也并没有腐化。
然而新闻的来源是中央社。是千真万确的消息。于是我再走回卧室，在日记上写道：「西安真的沦陷了！距我离开那个城市，仅仅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战火燃烧的竟是那样快，出人意料之外的是胡宗南将军，也失败了！古长安竟然也没有逃过红色的浩劫。那是我自北平逃离匪区，重获自由的第一站，是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地方……」
阎锡山的战??内阁
日子是在煎熬中渡过，那时我常常到中央宣传部去采访，中宣部长程天放先生，是为反共意志很坚强的人，他总是说：政府官员中，灰色份子太多，失败主义的色彩太浓厚，如何组织一个「战??内阁」，是当前最需要的事。
五月廿五日上海的保卫战，进入紧张阶段，廿七日国防部发布新闻说：「上海国军在歼敌十一万人后，主动撤守」。五月卅日，何应卿内阁提出总辞。李宗仁提名居正组阁，卅一日立法院行使同意权，居正以一票之差被否决，那是宪政史上的一件大事。那一天我又到中宣部去，天放先生告诉我，党方属意阎锡山组阁，希望新闻界多加支持。他说：他深信阎锡山具有战??精神可以支撑当时的局面。
六月三日李宗仁再提名阎锡山组阁，立法院投票同意。当时广州的新闻界称阎内阁是「战??内阁」。阎锡山在广州组阁期间，对新闻记者，随到随见，而且有问必达。因而新闻记者都对他有一份好感，百川先生，可能是我在廿五年的采访生活中，所遇到最喜欢和新闻记者接近的一位行政院长。
阎锡山先生愿意接见记者的习惯，一直到他抵达台湾后，仍然没有改变。不过他在答覆问题时，总是要经过一番深思，然后再慢慢的说出。在广州他向我讲述了一个故事，他说：共产党是制造仇恨的专家，也是统战专家，他一生中，就是吃了共产党的亏，因此他在太原时，凡是抓到共产党，就分别而轮流的要他自己的干部动手行刑。阎锡山说：凡是对共党用过刑的人，他自己心中就会记住，他和共党结了怨，共党将来一定不会放过他，使他终生反共。他说：这种作法，可以破坏共党的统战工作。
阎锡山有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他看人也很清楚，当时他就肯定的说：李宗仁的才具，仅能作一个省主席，无法领导全国戡乱工作。他接见记者时爱说：「政治如棋局，一着胜，全盘赢」，后来他果然修正了那句话。并称道潘启源是一个肯研究问题的记者。
阎锡山六月九日宣布他的内阁名单，副院长朱家骅、内政部长古政纲、外交部长叶公超、财政部长关吉玉、教育部长杭立武、司法行政部长张知本、经济部长刘航琛、交通部长陈良、蒙藏委员长周昆田、侨务委员长戴愧生、国防部长由阎先生自兼。政务委员长张群、吴铁城、陈立夫、黄少谷、万鸿图、王师曾。阵容是坚强的。说他是战??内阁，当不算过甚其辞。
阎内阁组阁的当天，政府郑重宣布：国军关闭上海港口，警告外国船只，迅速离开上海。人们在徘徊迷惘失望之际，对于阎内阁，寄予极大的希望。
坚决反共的梁华盛
在广州我也目击了一幕，查封报纸的故事，那是「新闻天地」周刊的一部分同仁，集资在广州创办了一份报纸，「天地新闻」。主持人市做过中央日报采访主任的陆铿。那张报纸出刊不久，就销路大增，因为那张报纸的出资人全是职业新闻记者，所以内容和编排，都十分新颖，一时竟然洛阳纸贵。尤其是零售报，竟为全是报纸之冠。但由于刊布新闻「横冲直撞」，为符合当时的政策，于是当局下令查封，并拘捕了陆铿。
陆铿是党国元老于先生右任先生最欣赏的新闻记者之一，于是于右老自动出面奔走。一天中午，我在中正日报的楼上，听到报社的同事说：「天地新闻」给高信查封了！理由则是登载了一幅不该刊登的图片。当时的高信先生，是广东省党部的负责人，在政界中很有力量。
由于于右任先生的奔走，陆铿不久就被释放，不过「天地新闻」事件，在当时的新闻界中，确确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件大事。
战火由浙江、福建逐渐向西南燃烧，广东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我在广州公园里，也发现了伤兵，没有人理会的睡在石板上。使我马上想起了天津公园的伤兵。马上想到烽火接近羊城。
于是我加紧赶办入台手续，同时并询问船期。那时广州中正日报的董事长，仍是梁华盛将军，当时他担任广州绥靖公署的副主任，我在五月八日，曾到东山他住的官邸去看过他，他对于大局的演变，虽不乐观，但仍有战??意志，而且坚决反共，他说：必要时他将组织反共游击队。我想我在离开广州以前，应该在去看他一次。再听听他对时局的意见。就在我想在看一次梁华盛将军的那一天，陆军训练司令部的大队长宛敏盈中校，打来电话说：他们接运青年从军的轮船，日内即将自黄埔启航。我说：我的入境证还没有办好，他问我有无其他证明？我说中正日报的记者证和中央宣传部给台湾警备司令部请准予入境的公函，他说：那个公函比入境证更为有效。
于是我开始整理行李，所谓行李，也仅是随身衣物，重量大约有两公斤，另外则是花剩下的十几块银元。我去看总编辑张如挺先生，说我要走了，他下了个条子给会计室，要我领取薪水和旅费，但会计先生仅发给我到台湾后第一个月的薪水，算起来换不了十块银元，而钞票却是一大堆。
六月九日我邀集了刘兴武和另外四名学生，其中有两名是长春大学的，两名是青年训导班的，坐在大卡车，直奔黄埔滩边。那天的气温接近华氏一百度，坐在卡车上，热风扑面。夜里，我们就露宿江边，仰看天上星斗，觉得心境十分宁静。
第二天我打听到轮船尚要等几天，才能启航，于是在回中正日报，总编辑张知挺先生又送我一具行军床，作为在江边露宿之用。
钟声、圣诗、孩子们
又是一段闲散的日子的开始，我和兴武以及四位同学，白天到附近地区的乡间去玩，晚上则在江边过夜。有时我们六个人去吃小馆，有时在江边买米自炊。我们自己洗衣服，在江边野浴，有时并跑到附近农村去看农民打谷。我们唯一不能适应的是晚间蚊子太多。
六月十一日宛敏盈大队长告诉我，我们所搭的轮船是「海湘」轮。他并下了个条子给队长艾立精，上面写到：「于衡同志六人，准先上船，可与梅副处长同住一处」。那时军的青年住在江边的大部队里。同时我们知道这艘船将再十三日下午启航。所以我们仍然白天下船，晚上上船。
在黄埔滩边，看到的是一片宁静，一些也没有火药味，江水静静的流，日夜不断的流。在江边的「东固」附近，是一片草原，那里有一座教堂，有一天下午，我在草原散步，沿着教堂传出的钟声，听到了银铃般的歌声，那是一群孩子在唱圣诗。我忽然觉得心境又沉重起来，我想战火就要烧到广州，烧到黄埔滩边，这群无辜的孩子，将何去何从？
我们的第二代是无辜的，善良而纯洁的，那就像他们的歌声一样纯洁。当天我在日记上写着：「听了歌声，感慨万千，我常常想救别人，然而却忽略了我也自己也需要别人来救」。
那一晚我又很久没能入睡，我想起了在北方的家，父亲老了，勤仆的二哥和他的孩子们….他们被共匪「清算斗争」以后，「扫地出门」以后，日子将怎么过？
宛敏盈大队长
在船开的前一天，宛敏盈大队长陪我去看来自各省的从军青年，那些青年都是反共的，有些是来自河北，有些是来自东南，有些来自山东，有些来自松花江北岸，他们的家庭被共匪破坏了，大部分人，都和共党有一份血债。
宛敏盈说：他担当的这份职务，是抢救这批流亡青年，到台湾的陆讯部去，做为反共的干部。这些反共的种籽，将会很快的在肥美的土地上发芽，成长，并将结实累累。
宛敏盈中校，毕业于中央军校十五期，那时他很年轻，热情而且正直。在黄埔滩边的那几天，他常常在晚间邀我去聊天，谈天下大势，谈我们军队在北方失败的原因，谈他的抱负。他告诉我，他把这批青年送到台湾以后，他希望能再有机会回到广州，抢救另一批青年。但他的第二次回广州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因为广州在两个半月以后，也沦陷了！
宛敏盈到台湾后，又进了参谋大学和三军联大，累官至副师长，两年前退役。他已尽了他所应尽的责任。过去他抢救出的青年中，现在已有很多人，升到上校，并且有许多人由政府保送到国外就读，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
在黄埔滩边的几天接触中，我深深的感到，如果国军军官，都能像宛敏盈一样，北方的战局将不至败溃得那样迅速。共匪也不会很快的渡过长江，占据南京。假如全国军官，都能像北平宪兵十九团那样，宁死不屈，没有一个人向共匪投降，共匪也不会打进山海关。
在黄埔滩边的那几天，我有许多时间思索问题，想到熊式辉、杜聿明、郑洞国、廖耀湘、卫立煌，傅作义、陈长捷，……被俘的被俘，逃走的逃走，降敌的降敌，那些人都是封疆大吏，都是方面大员。想到舞会开时，乐声起处，衣香鬓影，酒食徵逐，接官号、仪队，……而现在一切都消逝了！一切都幻灭了！余下来的却是残山剩水，半壁河山，而李宗仁还一再飞回桂林，只是他的张淦兵团，保存实力。
冠盖满京华
六月十三日下午二时，海湘轮开出了黄埔，驶向高雄港，屈指算来，我自四月廿一日抵达广州，到我离开那天为止，在广州共停留了一个月廿三天，在那段日子里，我大约做了一个半月中正日报的政治记者。刚好碰上了南京失守，上海沦陷，广州成为陪都。中枢无人主持的日子。
当时的广州，真的很热闹，我看见了大员们飞来飞去，看见了冠盖满京华，更看见了我们的议论未定，而贼兵已经渡江。那是多么悲惨的岁月。
我永远不会忘记，广州市的香烟摊子，一秒一秒钟，用毛笔改变香烟的售价，在饭馆吃饭时，掏出一大堆金圆券，抵不上一毫子港币。还有从粤汉路涌过来的大批逃难者群，连火车头上挤满了黑鸦鸦的人群。
在局势一天比一天严重时，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大家正该团结一致，抱头痛哭一场，共谋抗敌大计之时，而李宗仁却在杭州失守那天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说：「政府未能善用美援」，自己去挖自己的墙脚。……我更记起在广州采访的那段日子里，我常到中山大学和五三小学，去探望从北方流亡到广州的学生，他们旁徨、迷惘，想救国却使不出力量，谈反共却被当地的左派学生所敌视。
一切是乱糟糟的，那情形一直延续到阎锡山组阁，似乎才算有了一个领导中心，有了一个中央政府。就在那一段时期，有些封疆大吏，席卷金银细软，逃到海外去做寓公。那些寓公们称当时的台湾是「绝域」，因为他们认定，台湾四面环海，无处可逃。但在韩战发生以后，杜鲁门宣布协防台湾，「中日和约」和「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台湾稳定了，他们却又回来做官。这些人虽然比卖身投靠，辱身事敌的傅作义之辈，稍好些，但在午夜梦回，自抚良心，应当会感到内咎。报纸的记载，也许会原谅任何一个人，但后代史家，写「人物论」时，将不会宽恕那一些政治残渣。
当然，再广州停留的五十四天中，我也看到了一批孤臣孽子，他们为国家前途，忧心如焚，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表现出「时穷节乃现」的政治情操。
海湘轮驶向台湾
六月十三日海湘轮驶向黄埔，在轮船的甲板上，我听到了从军的青年合唱着：「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然后再听到他们合唱：「中华儿女，打起背包，拿起枪刀。……」
海湘轮共载了两千多名从军青年，第一天波平浪静的航行在珠江上，黄昏时分，看见九龙的灯火。第二天一觉醒来，在甲板上远眺，天连着海，海连着天，真是一望无际，这是我第一次航行台湾海峡。看见的东西，都感到新奇。海鸥绕着我们的船飞行，远处有几只巨轮，那一天是六月十四日。是一个晴天。海上风浪不大，但可 以看见白色的浪花。
船上歌声嘹亮，两千多年轻人的生命在跳跃，宛敏盈大队长，坐在甲板上和大家聊天，有人展开台湾地图，我们正航向高雄，航向自己所向往的地方。满船充满了欢笑，充满了希望。
那天夜里，我又兴奋得睡不着，躺在甲板上，看天上的星晨，北斗星显的特别明亮。尽管夜晚很凉，我却是热血沸腾。那一年我仅二十九岁。是我做新闻记者的第五年。
海湘轮在宁静的海上夜航，满船的人都入睡了，那是个仲夏之夜，我进入舱中，写了一首短歌，题为：
南海夜航
一艘船，
航行在黑夜的海上，
无风也无浪，
载着两千多颗自由的种籽，
航向自由的地方。
仰首看天，
天空的星光灿烂，
这宁静的仲夏夜，
彷佛又回到了童年。
似乎有许多话要倾诉，
却不知该向谁去讲。
海天茫茫，
面对着无际的汪洋。
大陆上正烽火漫天，
祖国遭遇到空前的灾难，
历史在呼唤着中华儿女，
重新缔造破碎的山河。
看见了高雄港
六月十五日，凌晨四时，海湘轮停在高雄港外，船虽然停驶，但浪却很大，船身摇荡的很厉害，船尾上一群青年高喊：「高雄到了」！天渐渐放亮，海已由深蓝色变成淡绿，我们看见了一批小帆船，也看见了高雄港。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
中午十二时许，海湘轮驶进高雄码头，在陆军训练司令部工作的寒爵先生上船来接我们，他是我在长春采访时认识的朋友，当时他在新一军的政工处担任科长，长春围城时，他就被围在里面，吃过豆饼吃过米糠。他自长春逃出后，迳来台湾。我在广州时和他取得联系，并告诉他我决定搭陆军训练司令部接运从军青年的轮船赴台。「函爵」是他写文章时用的笔名，他的本名叫函道诚。两人异地重逢，十分激动，他连连的说：「你来了就好了。你来了就好了！」然后他要我搬到他的凤山家中，先住几天。
下船后我身上仅有银圆七元，从北平逃出时所带的一两黄金和三十几块银元，抵达广州后，就已全部花光。那一两黄金，是在西安、宝鸡、重庆、湖南、广州等地，一片一片用银楼的刀子分切成片，一钱一钱的卖出，然后换成银元。在一元一元的把银元换成金圆券。这七元钱，是广州中正日报发给我的薪水的一部分。
在高雄码头，我和刘兴武先生以及长春大学及青年训导班的同学傅永林、佟光武等分手，我送给四位同学，每人银圆一元，自己留了三元，那就是我当时全部的财产。此外还有一个行军床，一个包袱。十五日晚间七时抵达凤山，住在寒爵的家中，那时他住在凤山镇西六巷六十二号，院内有小圃、凤凰树，院子里花木扶疏，一片幽香。从那时起，我听到了「含羞草」和「相思树」这个名词。寒爵的夫人，杀鸡待客，我真像似回到自己家中，尝到了家庭的温暖。也结束了八个月的流浪生活。
六月十六日，我已中正日报特派员的身分，参加陆军训练司令部举行的中央军官学校廿五周年的纪念会，那一天蒋总裁莅会致训词，提到大陆上的失败教训。因为演辞感人，与会的人员，有很多人落泪。
作者附记：
谢谢周剑心先生，陈伯诚先生，郑剑泉先生及不愿发表名字的赵先生来函指正「采访廿五年」文中的错误之处。
周剑心先生：「出北平记」中，所提到的宪兵二十九团，应为宪兵十九团，「秦岭上的春天」文中，「广源」应为「广元」。
陈伯诚先生指出：「陈长捷奋战」文中，为东北战败后自北宁路涌入的散兵游勇，致大商店中强讨，而非天津防守时之伤兵，作者未能交代清楚。郑剑泉先生指 出：「秦岭上的春天」文中称宝鸡新闻界的朋友一个也没逃出，当时郑先生是新世纪报的发行人，已于三十八年七月十三日，宝鸡沦陷前夕，发行最后一张报后，乘最后一列火车离宝鸡赴天水，后辗转来台。作者且因本文之发表，与二十三年前结识之郑先生，取得联络，再度晤面。赵先生指出：「秦岭上的春天」，庙台子非张良之故乡，而系张良隐居之处，「褒城」为褒姒出生之地，而非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地方。
诸位先生所指出的错误之处，均在此先行更正，并致诚□之谢意。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候
蕉风椰雨
在凤山那个宁静的小镇，我在寒爵先生家里，住了七天。给广州「中正日报」写了一篇台湾通讯，题目是：「蕉风椰雨看台湾」。
六月廿二日清晨七时，寒爵送我到凤山车站，并替我买了一张到台北的二等车票，票价是老台币四十八万元，合银元三元。至于我自己仅有的三块银圆，寒爵嘱咐我要节省着用。
在战火的边缘上，在敌人的追逼下，几个月来，一直没有获得一刻喘息机会，到了台湾，看到宁静的社会，觉得她处处可爱，在北上的车中，一路上从车窗向外面望，沿铁路线上的绿色竹林，黄色稻田，豆棚瓜架……还有朴质的农民、田舍、人家，一切都有着和谐的美。
一路上我没有看见军队，没有看见兵车，车厢中也不拥挤，车长来查票时，先脱下帽子，显得彬彬有礼。那是我几年来，最舒适的一次旅程。
车到台北，已是黄昏时分，我找到南京东路的「东明贸易行」，因为那家公司的主持人张明初，就是我在长春大华日报工作时的社长。在广州时他约我抵台北后，就住在他的公司里。
我到那家公司时，刚好明初又到香港，他的侄儿主持公司的业务，他和我并不熟悉，见面后，只听见他说：「住闲的又来了一个」。因为那时他的公司里住满了来自大陆的逃难者，其中保括立法委员、国大代表们。
第一晚我把行军床打开，放在走廊上，没有蚊帐，任由蚊子叮咬。第二天早上，他们开饭了，没有人来请我上桌，我身上除了三个「银圆」以外，没有一文台币，咬紧牙关，饿了一个上午。
中午十分，一位姚老先生走过来和我聊天，他是渖阳教育局局长姚彭龄的叔父，他告诉我，大家都是住闲的人，听到碗筷的声音，就上桌吃饭，不必矜持。于是在中午开饭时，我自己上桌吃饭，虽然明初侄儿的脸色很不好看。
四家著名的日报
第二天我到「新闻天地」办事处去看刘竹舟先生，他送我老台币一百万元－合银元六元多，并代新闻天地社付我稿费两百万元，那是我在天津时所写的一篇「我亲眼看渖阳陷落」文章的稿费。
大约有两星期左右，我穷得连写信的邮票也买不起，广州的中正日报，我已预支了一个月的薪水，不能马上写信要求报社寄钱，饿一顿饱一顿的，又得了胃病，但没有钱买药。
当时的台湾，刚刚开始改革币制，当局所采取的措施，市把大陆上的坏习气和坏毛病，和台湾完全隔开。台湾省主席陈辞修将军，为了使台湾和大陆完全分开，他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件是在大陆上的银行，一律不准在台湾复业，以避免金融紊乱，第二件是大陆上的公私立大学，一律不准在台湾复校，以避免学潮，第三件是，大陆上的报纸，除了南京中央日报以外，一律不得在台湾复刊，以避免乱糟糟的新闻界，随便发布新闻，混淆视听。此外从大陆上溃败下来的军队，在高雄或基隆登陆时，一律按实际人数，加以收编。不得带武器上岸。
这些措施，在当时有一个比喻，那是大陆上的失败，像一场大火，既然灌救不成，无法扑灭，只有采取隔离政策，不使它烧到另外一条街。
那时候，在台北仅有四家著名的日报，一家是省府的机关报新生报，是台湾销数最大的报纸，当时的新生报，以上海申报为班底，网罗了报界中第一流的人才，由上海申报的政治记者张明担任采访主任，申报的漆敬尧、欧阳醇、李蔚荣，还有中央社的齐振一，分别担任政治、外交、国会军事记者。套一句三国演义的话，真个是「猛将如云，谋臣似雨」。当时的第二大报是自南京迁来的中央日报，在社长马星野教授主持下，力争上游，要和新生报一争短长。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是王洪钧，采访阵容，也十分坚强，像国会记者龚选舞，政治记者江德成、王康、张力耕，军事记者刘毅夫、潘启元，社会记者蔡策，都是一时之选。第三家大报是本省名流李万居所经营的公论报，也是当时台北唯一的民营大报，总编辑是重庆时代大公报的政治版编辑郑士éF。李万居在办公论报以前，是新生报的第一任社长，他是法国留学生，对读书人十分尊重，他不懂政治，但却偏偏做了省参议会的副议长。
第四家日报是中华日报，再中央日报迁来之前，是台湾省的党报。公论报和中华日报网罗的是地方上的才俊。当时在中华日报担任采访主任的是钱塘江，政治记者是卜幼夫和张鲁琳。
傅斯年校长
我刚抵台湾时，很想到这几家日报中，谋个兼差，但一时却挤不进去。不过「中正日报」在广州的报誉不错，从广州抵达台湾的政府官员，还乐于接见「中正日报」的特派员，所以那时我除了穷苦以外，工作起来，到也方便。只是没有钱拍发新闻电报，但每周总有一篇通讯，寄到广州。总编辑张知挺也时常来信嘉勉。
那时我常到台湾大学去看傅斯年校长，他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他常常拉我到福州街二十号的校长宿舍吃馒头和稀饭。他对于新闻记者特别具有好感，但却认为新闻学，不算一门学问。那时他常常和我讨论天下大势，他经常把「新乐园」香菸撕开，放在烟斗里吸。「新乐园」牌，是当时最廉价的香菸，看见他口吐白烟，悠然远举，听他讲毛泽东就是「水浒传」中宋江的化身，专门玩弄权术的故事，十分深刻。他的客厅中，挂着他自己写的「埋骨于田横之岛」，他常常说：台大学生，有些人说他怕台湾不保，要□到美国去，他乃把这个中堂高悬在客厅之中，表示他将和这个海岛共存亡的决心。
那时台大学生的情绪，极不稳定，在四月间，并曾发生过一次学潮，他一提起那件事，就很伤心。但他却有决心，把台大办好，他尽量聘请第一流的教授，来奠定台大的学术地位。但却不浪费一文经费。
我每和斯年先生在一起时，听他聊天，真是如沐春风。他的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激浊扬清，是我所接触的学人中，最具有正义感的一个人。
傅先生闲居无事时，爱下象棋，他下棋的对手就是他的司机。他在烦恼时，下象棋是他唯一的消遣。他是「人师」也是「经师」。他的行为和他所讲的话，完全一致。他不大写文章，但每写一篇，就是掷地有声的文章。
当一些「失败主义」者，正做离开台湾的准备时，只有他对国家的信心，十分坚定，那时候，他就喊出，台湾是我们复兴的基地，自由将永远不会沦亡。
危急存亡之秋
三十八年六月，真是国家危急存亡之秋，那时从美国放出了试探汽球，谣传联合国要托管台湾。后来证实了，当时的英国恐怕共匪席卷大陆以后，国军不能固守台湾，于是在幕后策动美国，要把台湾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甚至当时的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元帅，也对台湾问题，感到焦虑。怕台湾一旦不保，就被划入苏俄的势力范围之内，直接威胁到整个亚洲的安全。
那些托管台湾的「试探汽球」，刚刚升起时，立即受到蒋总裁的强烈反对，蒋总裁在六月下旬要我国 驻日代表团朱世明将军向麦帅说明：中国政府决不接受由盟国或联合国托管台湾，因为那将违反中国人民的愿望，尤其是和蒋总裁本人自开罗会议争回台湾、澎湖的一贯努力与立场，根本相反。同时台湾在短期之内，即成为中国反共力量的新的政治希望，因为台湾一直就没有共党力量的渗入，而且它的地理位置，使今后的「政治防疫」工作，容易澈底成功。因此蒋总裁希望麦帅向美国政府主张两事，一是不可考虑承认共匪，二是以积极的态度协助中国的反共力量，协助我国政府，确保台湾。由于蒋总裁坚定的态度，后来美国也就不再提托管的事，更不再放出试探汽球。
六月二十四日，蒋总裁正式迁居台北近郊的阳明山─当时称为草山─并决定成立总裁办公室，筹划反共大计。为以后的反共复国工作，奠定下良好的基础。
在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广州虽然是中央政府的首都，但却缺少坚强的反共意志，而真正的反共决心，则在台北郊区的阳明山。
反共前途初有转机
进了七月，大陆上各地的情势，越来越坏，七月七日由蒋总裁领衔的各党派领袖八十多人共同发表：「反共救国宣言」，宣言中指出：中国如为共匪所统治，民族的历史文化，将被灭绝，远东的安全与世界和平，将受到莫大的威胁。在国难当前，时机迫切，吾人将共誓精诚，一致团结，为救国家争自由，而与共党匪徒，奋斗到底。……
在共同宣言发表的同一天，留在上海观望风色的美国驻上海副领事欧利文，被共匪拘禁。那是共匪向美国打出的第一个嘴巴。使得杜鲁门政府感到震惊，也成为台北各报的加框新闻。
七月十日，蒋总裁应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之邀，自台北飞往菲律宾举行「碧瑶会议」，当晚即开始正式会谈，十一日两国发表共同宣言，号召远东各国，组织同盟，遏止共产主义，十二日下午，蒋总裁飞回台南。那是亚洲国家团结反共划时代的历史纪录。在台北读到那篇联合国宣言时，感到非常激动。也觉得反共前途，有了转机。
但大陆的局势，仍然十分恶劣，代总统李宗仁，觉得实在支持不住了！于是他和行政院长阎锡山，留在广州的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等电请蒋总裁到广州主持大计。蒋总裁终于在七月十四日到了广州。
十六日中央非常委员会在广成立，推蒋总裁为主席，李宗人为副主席，非常委员则为孙科、居正、于右任、何应钦、阎锡山、吴忠信、张群、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等。当天下午并召开了第一次非常委员会议，通过了阎锡山的「扭转时局方案」。
在广州，蒋总裁筹划了稳定东南政局和保卫广州的军事计划。七月十九日，韩国总统李承晚电邀蒋总统访韩，那是李承晚在响应蒋总裁和季里诺的共同声明的具体表现。当时在广州的美国驻华公使克拉克特别重视那件事，于是他要求面见蒋总裁，希望知道一些中菲韩计划联盟的事。蒋总裁明白的告诉他，因为美国不肯积极的负起领导远东的责任，所以中菲韩三国不得不自动的起而联盟。
记者群逼迫李宗仁
蒋总裁那次广东之行，共停留了一周，他勉励军政干部的，仍是团结一心，共为抗拒共匪而努力。于二十一日上午，乘华联轮离开黄埔，转赴厦门视察，二十四日由厦门飞返台北。蒋总裁的那次广州之行，另一项重大成就是完成了国民党的改造方案。并在七月十八日举行的中央常会中，正式通过。
七月二十四日，李宗仁飞到了台湾，蒋总裁希望他能对反共大业，有点作为，特别到机场去欢迎他，并把他安排住在阳明山的第二宾馆。那一天到机场欢迎李宗仁的，除了蒋总裁之外，在台湾的军政首长，民意代表，云集松山机场。新闻记者也挤了一大群。
二十九日下午，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在「台北宾馆」举行酒会，在酒会中他被记者们包围了。我们大约有十多名记者，开始向李宗仁发问，其中有许多问题，使他无法回答，其中最使他难于答覆的是，他是不是尚准备保存桂系的实力？为什么张淦兵团没正面和共匪作战？如果大陆不保，桂系的实力，也将难保，国家到了这个时候，李先生为什么还想不开？
李宗仁对于那些难答的问题，都采取了顾左右而言他的方式，并且不断举杯，向记者们敬酒。然后趁机向后退。李宗仁每向后退一步，记者们就向前逼一步，而包围圈也越来越小。最后李宗仁退到了会场一角，再后退就是墙壁了，记者们才未再进逼。
李宗仁在台北，停留到七月三十日，蒋总裁并且亲到第二宾馆去看过他。也举行了多次长谈，谈话的具体内容，虽然台北各报都没有记载，但人们知道，蒋总裁曾不断的鼓励他要负起责任，与共匪周旋到底。
当然那时也有种种传说：其中最重要的是李宗仁要求把自大陆运抵台湾保存的中央银行的黄金，运回去一部份。
镇海会议
三十八年八月，是国家为了生存，在苦难中，最痛苦的一个月令，因为八月五日，美国政府发表了对华「白皮书」，使我们的民心士气，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影响。
而美国发表白皮书时，正是蒋总统应李承晚总统之邀，访韩的前夕，美国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沦陷后的南京住了三个多月后，返回华盛顿的途中。
但当时的蒋总统，却十分镇定，他如期自驻节的定海起飞，在八月六日的下五到达韩国的镇海机场，并和李承晚总统同车到镇海的海军司令部。
在韩国举行的会谈，前后共历时三天，八日下午蒋总裁飞返台北，中韩两国的联合声明，也在同一天发表了！
在蒋总裁访问韩国的前两天，湖南的情况发生了变化，那程潜和陈明仁的投匪，中央发表了黄杰担任湖南省主席。同时对程潜和陈明仁发出通缉令。在报上读到的新闻是黄杰率领忠贞的军民，一路上且战且走。
不过当时台湾的局势，仍然很稳定，币制改革后，物价也十分平稳。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将军，严格管制出入境，以防止匪谍的渗透。那时对户口的检查，也比较严格。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
八月十五日，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正式成立，由陈辞修将军任东南军政长官，辖区包括江苏、浙江、福建、台湾和海南岛特区。军政长官公署就设在现在的总统府。那所建筑是日本人统制台湾时的总督府，战时被盟军炸毁，刚刚修建完成。长官公署的政治部则设在现在的中央党部，当时那所建筑的名字叫凯歌归，是新闻记者常去采访的地方。
陈辞修将军，那时仍不喜欢新闻记者，长官公署也不大发布什么新闻。不过新闻记者从各种迹象观察，台湾的地位，已经是越来越重要了！那时我常常在凯歌归遇到中央日报的王康先生，中华日报的卜幼夫先生。尽管长官公署没有什么新闻，但大家还是照常采访。并了解一些政治气候。
当时的陈诚将军，可能是台北要人中，最忙碌的一个人，因为他不仅主持台湾省政，而且还要指挥东南地区的军事作战。
有一天我们十几名记者竟然把一大堆名片集到一起，要求和他谈话十五分钟，经由政治部转达，他竟破例的接见了！但大家坐定以后，他仅向我们说了一句话：希望新闻记者，配合国家的政策，不要像在大陆时一样，滥发新闻，然后和大家握一握手，就从客厅中，回到办公室去。
后来长官公署政治部的官员还埋怨我们，为什么不抓住机会，提出几个问题问问，我们似乎也觉得错过了一次机会。因为大家在当时也确实没有准备什么问题。
前辈先生
在初到台湾的那段日子里，我替广州「中正日报」，写了很多篇通讯，但大多是写关于台湾建设方面的，无关军政大计。报社的总编辑张知挺也常来信，有一次他在信中说，我应该在台北找个报纸兼差，因为他预料广州也迟早要丢，「中正日报」出版到那一天，谁也不能预料。不过他说，在广州危急时，他将赴香港，住到他的女婿家中。不久他又托人为我带来一个月薪水。是二十元美金，在那个动乱的日子里，在那个每个人都自顾不暇的岁月中，难得他为一个后辈，设想得那样周到。
我过去半生中，受人恩惠之处甚多，很多前辈先生，都给与我很多帮助，向吉林省教育厅长胡体乾先生，中央社长长春分社主任刘竹舟先生和我现在所要记述的中正日报总编辑张知挺先生，所给与我的帮助，每当夜深人静之际，这些长者的风范，就常出现在我的脑际。
现在知挺先生在香港隐居，已年逾八十，垂垂老矣！体乾先生，身陷匪区，生死未卜，大约已不在人世。竹舟先生，早在十多年前病逝台北。他们所给与我的泽惠，我正把它转赠给下一代的年轻人。把利息放在社会上。这就是我近年来，在采访之余，在各大学新闻系教书的原因之一。
正由于在动乱中，我接受别人的帮助很多，所以我也常以金钱帮助别人。这也是我这多年来，积不下钱的最大原因之一。我初到台湾来的那半年，我的手表、钢笔，时常押进当铺，也 时常赎出。我尝过进当铺时的不好受滋味，但当东西所得的钱，并不是我自己急于用钱，常是为了帮助几个比我更穷的青年人。而向我借钱的人，恐怕到现在还不知 道我曾为他们进当铺的故事。
受人帮助和帮助别人，我想应该是人生的意义之一。这是我在动乱的大时代中，体会到的人生境界。
冷清清的松山机场
三十八年八月间，我们几个新闻记者，跑机场的时间较多，但当时跑机场新闻，不似今日，到机场采访时，看到的是人潮，看到的是「花花绿绿」的衣服，是口衔烟斗的游客。那时所看到的是自大陆撤退的要人们，高级将领们，每个人都一脸疲倦之色，无精打采的神情，我们在民用机场和军用机场中行走，所要采访的对象就是那些撤退的人。
当然那时飞机的班次，极少极少，而且也没有国外的客机从台湾过境。机场是冷冷清清的，有一次我和卜幼夫先生在机场中聊天时，我们甚至谈到，大陆如果全失去的话，大约我们以后，就不要到机场来采访了。
我们谈那些话时，不是想法幼稚，而是当时的情形就是那样。我们也想到台湾海峡，终将会有几次战争，但我们有信心，能够打胜敌人，因为我们已经无退路。
那时候，我自己也正在壮年，而且来台湾后不久，就被团管区编为后备军人，接受过体格检查，盖过手脚印，兵种则是「宪兵」。
当时几个驻在台湾的外国记者，每隔一段时期，就发一两条新闻，预测共匪占据大陆后，在什么时候进犯台湾。在他们来说：当然是从新闻上着眼，但在我们来看，却多少有些幸灾乐祸的成份在内。
外国记者那种预测台湾将受到攻击的电报，一直发到卅九年六月廿七日。韩战发生后，杜鲁门宣布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时，才「鸣金收兵」。那段日子，对我们来说：真是「寒天饮冰水，滴滴在心头」。
当然，那时逃到来湾来的人，也有些人准备找机会迁到外国，桂永清将军在日，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某一文职大员，曾私下向他请求，要是台湾海峡发生战争时，希望在危急时候，给他留一个舱位。那位文职大员，自然是反共的，但他也十分「恐共」。其实那时候患有「恐共」病的人很多，但他们求生的意念，也比别人更为强烈。
吴铁城访晤麦帅
三十八年八月间，有一个现在已被人们遗忘的人，值得一述。那就是已经逝世的吴铁城先生。他为了巩固台湾这个基地，曾经多次衔命飞往东京，会晤麦克阿瑟元帅，说明台湾有可守的条件，并且是将来中国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希望麦帅以盟军统帅的身份，向华府建议，协助巩固台湾这个基地。他第一次飞到东京的日期，是那年的八月十三日，并且和麦帅长谈，他 的若干建议，可能就是在韩战发生后，杜鲁门宣布协防台湾的「原动力」。因为杜鲁门的宣布协防台湾，是根据麦克阿瑟元帅的建议。
当然吴铁城的访晤麦帅，双方谈得融洽的原因，不是吴铁城说服了麦帅，而是那位有大将军气度的麦帅，对亚洲的局势和吴铁城有相同的看法，所以谈起话来，就非常投机。
不过吴铁城先生生前，避免和别人谈到他会晤麦帅的事，有一次他在松山机场给我碰到了，他郑重否认，他赴东京负有什么重要任务，他仅说：到东京去访一位朋友，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流行「观光」这一名词，如果早就流行的话，他一定说他到东京去「观光」。
卅八年八月间，也有一件令人振奋的事，那是在许多国家要看风转舵的时候，韩国却派出首任驻华大使申锡雨，到当时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广州履新。那真是件雪中送炭的事。当然那是由于蒋总裁和李承晚总统镇海会谈所产生的结果。
但是在八月间，军事上的失利，毫未扭转，除了八月四日湖南长沙沦陷以外，十六日福州国军撤守！赣州也在同一天沦陷。二十六日甘肃省会兰州也被匪攻陷。
台北、广州、重庆
那时候真正为国事焦虑的则是蒋总裁，他在听到广州守军将领对于战略上的布署，有若干歧见时，又在八月廿三日再度飞往广州。去协调各方的意见，当他获悉卢汉的态度暧昧时，又在二十四日飞到重庆。
在广州，蒋总裁除了接见李宗仁和阎锡山外，并先后召见顾祝同、薛岳、余汉谋、刘安祺等十多名将军。
在重庆，除了召见张群、杨森以外，并召集西南地区的省主席，和军事将领们开会，研讨稳定西南地区局势的办法。那时宋希濂、李弥、胡宗南等都到了重庆，惟独卢汉，因为作贼心虚，不敢前来。于是蒋总裁决定派李弥先回到昆明。
二十九日蒋总裁在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召集高级将领开会时，决定以陇南汉□南，做为决战地带，希望能够确保四川。
那时蒋总裁的办公室，已在阳明山正式成立，一大批干练而忠贞的的干部，集合在蒋总裁的身边，从事幕僚与参谋作业工作。
八月三十日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并决定成立台湾防卫司令部，任命孙立人为防卫司令官，在政治方面也开始研拟：「三七五减租」政策，为后来进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步工作。
当时，大家对时局的发展，看不出什么眉目，但人们知道的是，美国发表白皮书后，美援在短期内，将不会再来。至于广州如果不守以后，中央政府势将迁往重庆。已成为人们一致的看法。特别是蒋总裁离开广州后，即飞往重庆，更增加人们对西南地区的注意力。
但人们却未料到，也会失败得那样快。理由是四川有险可守，而且粮食充足，它既能支持了八年的对日战争，自然也能支持相当时期的戡乱工作。
作者附记：
一、不愿发表名字的赵先生：来函指正：「漫天烽火近羊城」一文中，阎锡山内阁组阁时宣布之外交部长为胡适，并非叶公超。经查对当时报纸，证明赵先生的指正，十分正确。复经查证，胡适先生当时正在美国教书，曾一再电阎锡山院长，说明他不愿担任外交部长，乃由政务次长董霖代理部务。而董霖又留美不归，十月初政府正式发表叶公超为外交部长。
二、吕先生询问作者，何以能在前几期文章中，把日子记得清清楚楚？我的答覆是：那一段时期，是根据我个人的「日记」写的。我在前文中交待过，抵达西安后，我就买了本日记。
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
台北机场看撤退
民国三十八年秋天，是国家的危急存亡之秋，也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就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候，有些人在历史上留下了最坏的纪录，有些人被时代所淘汰。有些人误上了贼船，向北平的匪伪政权，卖身投靠。
在那段日子里，我和几名同业，几乎天天到松山机场采访，看到的是将军们「一身尘土，满脸风霜」之色。文官们行色匆匆，往来于台北、广州、重庆、成都之间。但没有一件消息，使人兴奋，当时灰色的失败主义者很多，对于台湾的前途，没有人敢下一个定论。
我在松山机场，看天空上的白云，看飞机起落，听飞行员们讲述大陆上各地的情况，其中包括西北的马家军垮了，新疆的对外交通断了，胡宗南的军队，步行爬过秦岭……李宗仁又飞回桂林了……
当时的共匪，没有海军和空军，所以我们的空军仍占着绝对优势。尽管大陆上到处失败，但我们的空军并没有失败。
在松山机场，看到一批一批的年轻飞行员，就像看到了国家未来的希望，虽然当时的战??机，仍是P-51，运输机仍然使用的是老式的C-46。而且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使用的。
找到了一个兼差
三十八年八月中旬，在广州失守前的两个月，我找到了一份兼差，那是公论报的采访主任。介绍我进公论报的两位先生，一位是台大校长傅斯年，一位是前新一军军长潘裕昆的秘书陈鑫上校。当然那时我想进的报社是新生报，但却插不进去。
我刚到公论报时的月薪是新台币三百八十元，合美金六十元，照当时的物价算，算得上是高薪，而且分配到一间宿舍，食宿问题，都得到解决。傅斯年先生告诉我说：广州的中正日报，迟早要关门，先到公论报做一个时期，如果不合适的话，再想法到别家报社工作。
那时的公论报，有记者十二人，编辑部设在桂林路，采访组则设在康定路，每天晚上十点多钟，便可以截稿，工作颇为轻松。下班后唯一的消遣是和同室而居的副刊编辑王聿均下象棋，下得起劲时，会继续到第二天黎明。
那时我和聿均两人合雇一个佣人，照当时的生活水准来说，算得上是中等以上的生活，我自己也未想到我在公论报会做了两年多，直到四十一年七月我到香港时报工作，聿均到中央研究院工作，才离开桂林路那所木造的房屋。
在桂林路的那段日子中，彷佛闲暇的时候很多，我和聿均也经常到前院锺国元夫妇的家中聊天，锺国元是当时公论报的主任秘书，他很好客，所以夏天和秋天，常在他家的庭院中品茗和赏月。日子就在宁静中消逝。
一块乾净的土地
三十八年秋天，在全国局势逆转时，台湾是唯一的一块乾净土地。这地方没有共党的细菌滋长，同时由于自大陆来台的人们，或多或少，都受过共匪的迫害，一个人受共匪之害愈多，他的身上就带有更多的抗体，可以抵抗共党细菌的侵入。同时陈诚将军所严格执行的出入境管制，也是台湾一直很宁静的原因之一。
那时台湾的经济还很落后，在街头看见的男男女女，多穿木拖鞋，脚踏车似乎比大陆上的任何一个城市都多。黄昏时候，街头巷尾，常听到按摩盲者笛子的声音，飘扬在晚风之中。
在政治舞台上黄朝琴的名字几乎天天见报，他当时是省参议会的议长，那时参议会的副议长是李万居，秘书长则是连震东，省议会设在南海路，现在美国新闻处所使用的建筑物。
那时在台北街头，看不到几辆轿车，除了衡阳街和延平北路一带是整齐的楼房，其他地区，几乎全是平房，而且有??生设备的人家也不多。水和电常常中断，遇到日月潭水位降低时，台北市区，就要轮流停电。
我特别注意到当时的小学生，有些孩子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上学，电影院里放映的是一些老片子。到商店里买东西，没有谎价，人们对穿制服的军官，十分敬重。但在市区内，却很少看到军人。
在那段大陆逐渐要被红潮淹没时，台湾是全国最正常的地区。
反覆无常的卢汉
三十八年九月，中央政府虽然设在广州，但真正的反共重心，已经转移到台北。而随时要发生问题的地方，则在西南，特别是昆明。因此蒋总裁在八月下旬，就由广州飞到重庆。
九月二日重庆市中心区陕西街发生大火时，蒋总裁正驻节重庆的林园。处理西南的军政大计。那时西南的心腹之患是卢汉随时都可能发生叛变，但蒋总裁处理云南的原则，则是以政治方法解决，避免流血。
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度避见蒋总裁的卢汉，在九月三日又致电给张群，表示他希望到重庆晋见蒋总裁，六日卢汉果然到了重庆，蒋总裁在林园和卢汉长谈两小时，卢曾被感动得两次流泪，并决定在返回昆明后，肃清当地的亲匪份子。
九月六日下午，行政院长阎锡山，也从广州飞到重庆，他到重庆，是衔李宗仁之命，要扣留卢汉，不使他重返昆明，阎锡山把这个意见向蒋总裁报告时，立??受到阻止，于是卢汉在七日下午飞回昆明，这件事外间很少有人知道。
九月十日，卢汉在昆明果然采取了行动，解散云南省议会，逮捕了亲匪份子，一直到十四日他的清共工作，全部完成。
在台北、我们在报上读到卢汉态度转变的消息，感到十分兴奋。九月廿三日又在报上读到蒋总裁在廿二日下午抵达昆明，由机场迳赴卢汉家中午餐，并在他家中，停留四小时，召见在昆明的重要将领，商讨保??西南的大计，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蒋总裁亲到昆明，是一种冒险，是身入虎穴。
不过在一个月以后，卢汉的态度又变了，十月廿二日，他向中央请辞云南省主席职务，十一月一日，他又把过去逮捕的亲共份子，全部释放，等到十二月九日，也就是中央政府自成都迁到台北的第二天，卢汉竟然扣留了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第八军军长李弥将军和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将军，他们是奉蒋总裁之命，到昆明去说服卢汉，不要背叛中央，结果人机全被扣留，但到了十二日卢放了张群，继续扣留李弥和余程万，直到李弥的部队，兵临域下，向昆明进攻时，卢才又将李弥和余程万释放。
关于李弥的获释，得力于李弥夫人龙娱慧女士，因为在第八军兵临城下时，卢汉放李弥夫人出城，要他说服第八军不可攻城，因为城里面有李弥在做人质。但李弥给第八军的手令，却是惟有第八军攻城，军长才有脱险的希望，而李弥的手令，就缝在他夫人出城时，所穿的旗袍中，当李弥夫人抵达第八军的防区，拿出李弥的手令，并且鼓励他们攻城时，卢汉果然放了李弥和余程万。
在台北，我在松山机场访问过张群，也在报上看到了第八军攻打昆明，救出李弥的消 息。在下笔写张群昆明脱脸新闻时，心境是沉重的，因为那时成都也沦陷了。在西南地区，仅剩下了一个西昌。
控告苏俄侵华案
三十八年九月，在政治上，有几件大事，那是九月二日政府发布了通缉令，通缉毛泽东和朱德，廿一日共匪在北平召开了伪政治协商会议，九月廿五日新疆陷匪，九月廿六日厦门的保??战开始。
但在那段阴黯的日子里，我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蒋廷黻博士，却在九月廿七日向联合国提出控苏案：指出「苏俄违反中苏友好条约，侵略中华民国」，那个案子，提出以后，获得大多数国家的支持，第二天并在政治委员会中通过，把控苏案，列入日程。
在我们提控苏案时，正是许多国家在观望风色的时候，我们忽然提出了那个惊人的议案，自然使许多国家刮目相看，那时有一家美国报纸，画了一张漫画，那是蒋廷黻举着一面大国旗，在联合国会场上挥舞着，使得许多绅士瞪着眼睛，感到吃惊。
那年的十月一日，北平的匪伪政权成立了，第二天苏俄就承认了它。半月以后。匪俄签订了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十二月十六日匪酋毛泽东有莫斯科之行，去朝见苏俄头目史达林。商讨匪俄间军事和经济上的问题，也就是由苏俄全盘控制共匪的军事、经济。那是共匪与苏俄的蜜月时期。苏俄给与共匪的军事援助，源源不断的经由西伯利亚铁路，运到大陆。
也就在苏俄承认共匪的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继续承认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汉贼不两立
在广州，阎锡山所领导的行政院也发表声明，基于「汉贼不两立」的宗旨，中国政府将彻底消灭匪伪政权，那是「汉贼不两立」字样，第一次在报上出现，当然在苏俄承认共匪伪政权以后，波兰和捷克也接着承认了共匪。
三十八年十月对我们来说：是创痛很深的月份，十月八日，广州北部的韶关失陷，十月十一日，广州紧急疏散，十二日中央政府宣布迁往重庆，十三日李宗仁又飞回 桂林、几小时后，广州沦陷。十五日中央政府，正式在重庆办公。十六日，厦门国军撤守，把主力集结到金门。在广州撤守的前四天，蒋经国奉总裁之命，把在广州的党国元老于右任和吴忠信接到台北。
那年的双十国庆，台北虽然有三万多人的反共游行，但人们的心境是沉重的。就在那个时候李宗仁继续在闹情绪，一会儿说他要不做代总统，一会儿又说要出国，一下子说他不问国事，一下子又反对汤恩伯将军出任福建省主席。
蒋总裁??要顾全大局，又要挽救大陆的颓势。要劝说在广州相互失和的将领，又要飞到西南去部署军事上的防??，所幸台湾的局面是安定的，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反共基地。
在那段不寻常的日子里，蒋总裁忽然驶往定海，忽而抵达重庆，忽而成都，忽而昆明，我深深的记得，那年的中秋节，是十月六日，蒋总裁忽然乘「华联轮」，自基隆出海，赴厦门巡视，随在他身边的是谷正纲和蒋经国，那次他赴厦门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汤恩伯的问题，因为自从李宗仁公开发表谈话，反对汤恩伯出任福建省主席以后，汤恩伯正在闹情绪，蒋总裁赴厦门主要是给汤恩伯一些精神鼓励。
蒋总裁的那次厦门之行，使得汤恩伯由衷的感激，也为后来的金门大捷埋下了胜利的种籽。
金门大捷和登步大捷
在大陆的局势逆转中，自从南京沦陷后，唯一使人振奋的事，是三十八年十月廿五日的金门大捷。
金门战事的开始，是在厦门撤守以后，汤恩伯部队，是自十月十六日撤离厦门，共匪乃开始窥视金门。十月廿二日，共匪的船团开始向金门进攻。二十四日夜战况十分激烈。
十月廿五日是台湾光复节，那天上午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现在的总统府──前有一个庆祝仪式。陈诚长官满面笑容，出现在典礼台上，他亲自向群众宣布：金门国军大捷的消息，他说：金门守军，已歼灭进犯的共匪两万多人。战果正在扩大中。
一向不愿和新闻记者接触的陈诚将军，在典礼台上，被记者包围了，他含笑答覆记者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并且告诉记者，日内他将飞往金门，慰劳守军。果然廿七日他飞往金门，卅日他到了海南岛。
十月廿六日，防守金门的汤恩伯将军，在金门宣布：登陆的匪军，已全部肃清，并且俘虏匪军的高级指挥人员多人。
继金门大捷之后，十一月三日共匪又在定海的登步岛登陆，守军奋勇激战，到五日下午，登陆的匪军，已为守军驱逐到海滨，六日上午，已全部肃清，那一战后，登陆的七千匪军，被杀得片甲不留。
金门大捷和登步大捷，为以后几次的金门防??战，打下胜利的基础。是大陆失败后，国军的空前胜利。
但在两次军事胜利后不久，一个坏消息也突然而来，那是中央和中国两家航空公司，忽然投匪。两航公司的驾驶员，驾了十二架客机飞往北平投匪。使各线的空运，突然中断。那是十一月九月的事。就在两航公司投匪后的第五天，桂林失守，在桂林失守前的几小时，李宗仁自桂林飞往南宁。同一天蒋总裁自台北飞往重庆。处理变局。
西南半壁河山
蒋总裁那次飞往重庆，是应李宗仁和阎锡山、陈立夫、张岳军等人之请，到当地去收拾残局，因为当时的中央政府，没有人能拿个大主意。七十多名留在重庆的立法委员，也联名电请总裁：「赴渝坐镇，挽救危局」。当时的情况是川东匪军在十三日占据彭水旧城，南边的匪军占据贵阳市郊的图云关。蒋总裁抵达重庆的当天，国军已自贵阳撤退，秀山已经失守。重庆的人心惶惶不安，而李宗仁虽然接到蒋总裁约他赴重庆，共扶危局，但却躲在南宁不肯动身，并在二十日自南宁直飞香港，托言医病，转赴美国。后来迳自卖身投靠，重赴匪区，而自取其辱。
当蒋总裁飞赴重庆的后四天，关外的渖阳，也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那是美国驻渖阳的总领事华德，突被共匪逮捕，华德是美国国务院留在渖阳的一个棋子，他之被捕，使得国际上大感惊奇，我们在台北读到那则新闻时，却感到那是共匪打了美国一个巴掌，而且是打得很重的一掌。
蒋总裁在重庆危城中，停留了半个月，在那半个月中，一方面召集高级将领开会，部署西南地区的军事，一方面怕李宗仁在国外丢丑。劝他迷途知返能够及早返国。因而前后派出居正、朱家骅、洪兰友、郑彦芬等人，携带亲笔函飞港劝李返国，而李宗仁却表示他的胃疾复发，决定赴美就医。
蒋总裁在重庆那段日子，不断的派遣蒋经国，冒着极大的危险，到各军驻地激励士气，但颓势已经形成，重庆仅能支持到十一月廿九日。
被感动的美联社记者
蒋总裁在重庆最后的一天，显示了他的勇敢和坚定，那??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故事。那个故事，不仅使国人激动，也感动了一个外国记者，他就是美联社的驻华记者慕沙。
慕沙在大陆时期，对我们并不十分友善，他甚至对国民政府保持批评的态度，但他在重庆撤退时，为蒋总裁的高度爱国精神所感动，以后便一直和我们共患难，在台湾的二十四年中，他写的文章，发的新闻电报，全是支持我们的。在台湾他并且把他的女儿送到辅仁大学读书，台湾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因为他在那个大动乱的时期，看见了中国的立国精神。
原来在十一月廿八日那天，重庆四周，已经被共匪包围，二十六日午夜匪军攻占綦江，守军司令罗广文只身逃到重庆，蒋总裁身边的人，都进言希望他早日离开那座危城，但蒋总裁对放弃重庆的问题，却一直不做决定，他认为如果撤退太早，共匪可能在半个月内，到达成都，那时胡宗南的部队，刚撤到汉中以南，无法转进到成都以西地区，所以决定援撤重庆守军，希望能保住成都，但匪军在二十八日，已经攻到南温泉。重庆的命运，已经注定。
二十九日，行政院已经迁到成都，重庆近郊，亦已发生激烈的战??，市内的秩序，非常混乱，到了无法维持的程度。在中午召开军事会议时，匪军已经在江津上游二十里的地方渡江。
重庆的最后一天
重庆完全处于危急情况中，但蒋总裁仍迟迟不肯离开那座危城。直到晚间十时，林园的后面也枪声大作，这时蒋经国也劝请他离开那个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也来报告，他的部队，已被匪军击溃，那时周围各兵工厂的爆炸之声四起，林园的前面，汽车拥挤在路上，一片混乱与嘈杂的情形。最后乃决定赴白市驿机场露营。蒋总裁的座车，驶出林园行邸时，因为车辆阻塞，无法前进，曾三次下车，最后乃步行前进，通过阻塞的车辆后，改乘一辆军用吉普，午夜时分，才抵达白市驿机场，在专机中过了一夜。当时的情形，给美联社的慕沙看到了，他曾经把撤退的情形，写了一篇长篇而动人的报导，那是蒋总裁在重庆的最后一夜。
三十日晨六时，总裁的座机才自白市驿机场起飞，当天上午抵达成都，驻节中央军校。当总裁的座机自白市驿机场起飞时，匪军已迫近机场二十华里，在总裁的专机起飞后不久，白市驿机场，自动爆炸，那是我方地勤人员所采的最后措施，因为当时机场尚停有驱逐机四架和教练机六架，因为气候恶劣，不能起飞，怕为匪军利用，所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
蒋总裁抵达成都后的第五天，单独接见了美联社记者慕沙，说明那次入川，系应李宗仁之邀，并尽领导国民革命的责任，所以惟有竭尽一切力量，不避任何艰难，协助政府与大陆军民，共同奋??。
蒋总裁在成都，又停留了十天才飞回台北，那时行政院已经迁到台北，行政院长阎锡山也比总统早两天抵达台北。据事后获悉：蒋总裁一直驻节成都，迟迟不肯返回台北也是为了等候胡宗南部队的南撤。
风雨故人来
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到十二月，日子过得很长，在台北我们除了在报上看到西南各省一幕一幕的落幕，也有一件令人颇为感动的事。那是美国参议员诺兰的访问台北和重庆。
诺兰参议员，是在十一月十九日抵达台北，我在飞机采访过他的新闻，并且出席过他的记者招待会和几次演讲会。
他偕同他的夫人，抵达台北时，一下飞机，便为这个苦难的国家打气，我深深的记得他穿着深蓝色西装，和陈辞修将军紧紧握手的情形，二十多年来，他那次访华的情形，一直留在我的脑中，而且记忆常新。
我记得他在演讲中，讲的一句名言：「美国的重欧轻亚政策，应该修正，这个世界上不能有一半是自由人，一半被奴役。」那时给他作翻译的是现在驻巴西的大使朱抚松，朱在当时是政府发言人办公室的组长。
诺兰在台北，停留了七天，新闻记者称他是「中国之友」，他的各次演说，都赢得雷动的掌声，直到廿五日他离开台北，飞往重庆。在重庆蒋总裁曾两度和他长谈，他到重庆时，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到廿七日他才离开那里，四天后重庆沦陷。他是政府在大陆时期，最后离开大陆的一个美国国会议员。
对中国人来说：诺兰的那次访华，是雪中送炭，是在我们旁徨与苦闷中，最诚挚的朋友。正由于他过份热爱中国，在国会替我们说话太多，被人称为来自台湾的参议员。
诺兰是中国人的朋友，是我们在患难中的朋友。直到现在许多中国记者访美，在行程表中，多半都填上拜访诺兰的一个项目。
行政院迁来台北
三十八年十二月八日行政院长阎锡山和他的内阁阁员，迁来台湾，那天下午阎锡山穿了一袭长袍，里边衬着一件白色衫衣，我特别注意到他的衬衣领上，已经很脏，但他下飞机时，仍然十分从容。那一天他虽然显得很疲倦，但依然和记者谈了许多话，他说：他的内阁虽然迁到台北，但在西昌仍然设了一个大本营，如果情况好转时，他的内阁仍将重回大陆。
那天随阎先生抵台的还有山西省参议会议长郭澄，那时郭澄是阎先生的发言人，当我们包围阎锡山时，郭澄一再示意，院长经过长途飞行，希望记者们，不要逼的太紧。那天黄昏时候，郭澄并在台北旅社的一个房间中，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
不过我们仍然觉得所获不多，当天晚上我和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王洪钧仍然找到阎锡山的住处，投刺求见，阎先生居然出来和我们谈了三十分钟。他直爽的说：他的内阁是战??内阁，今后谁要再提倡和共匪谈和，那就是向共匪投降。他并且讲出在大陆发展游击队的计划，而且他对于发展游击队，深具信心。
阎锡山抵达台北后的第二天，就举行了行政院迁台后的首次院会，也就在那一天，张群飞抵昆明，被卢汉扣留。
阎锡山抵达台北后，行政院便迁入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内办公。那时的外交部则借了一个饭??小春园办公。当然由于成都撤退的仓促，许多机关，有的丢了文件，有的失去关防。到台北的各部会，像似大户人家搬家时的凌乱。
那时要采访新闻，则十分容易，做官的人，都失去了官威，见到记者，也非常客气。不过热门的机关不多，记者们盯得最紧的仍然是外交部和国防部。
十二月十五日，行政院举行迁台后的第二次院会，院会决议改组台湾省政府，陈诚免兼台湾省主席，而任命吴国桢接长省府主席。十二月二十一日，陈诚和吴国桢办理了交接，在当时改组省府，是一件大事。那时在台湾有了三个大机关，一个是行政院，一个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另一个则是台湾省政府。
自从行政院迁到台湾以后，机场上的新闻少了，飞机也少了！但卢汉捉放张群，仍然是第一号的大新闻，李弥部队，在十九日占领昆明机场的消息，受到人们的特别重视。
不过西南的战事，到年底逐渐接近尾声！那时留在西昌的仅有胡宗南将军。那是我们寄托在大陆上的唯一希望。
阎锡山的大水瓶
三十八年的十二月下半个月，我们几名记者，采访的主要对象是阎锡山，那时我们几乎每天守在长官公署内的行政院长办公室。我们在行政院长办公室前，每天看见替阎先生背水瓶的副官到了，便准备一些问题，在门口拦住阎先生发问，每天看见背水瓶的副官出来了，便知道阎院长将要下班。
那时，年纪较轻，涉世不深，心里想到阎先生可??清苦，连喝水都由自己家带来，以后若干年，一直到阎先生过世，我去送葬，他的一位秘书才告诉我，阎先生自廿九岁，作山西督军时起，就自己带水，在当时他不喝别人的水的原因，是因为军阀时代，南征北战，树敌颇多怕别人陷害，所以他的厨师，不大换人，饮水一直从家带出，多少年来，已经成为习惯。
阎先生另外的一个习惯就是他不愿住高楼大厦，喜欢田园，因此在他辞卸行政院长后，一直住在阳明山山子后附近的茅屋中。
不过我们几名新闻记者一直喜欢他，在他住山子后的那几年，我们仍常到他的山居去看他，并和他共进晚餐，同看山间的明月，听茅庐房边的泉水声。
他是一个肯用心思索的人，一直到他逝世的前几天，还在从事著述。他常说：他一生没有吃过别人的亏，就是共产党给他的打击终生难忘。
阴沉的一年过去了
民国三十八年是国家生死存亡的一年，那年的最后一天，印度的尼赫鲁宣布承认北平的匪伪政权，那是非共国家中，第一个承认匪伪的国家，那一天我在日记上写道：印度是最忘恩负义的国家，这个血海深仇，终有一天，我们要报的。也就在那一天，卅八年十二月卅一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继续援华方案」。在局面阴沉中，那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在卅八年最后一天的日记中，我也写道：「今年是国家命运最坏的一年，这一年中，我看到了忠臣义士和孤臣孽子，也看到了官僚政客和乱臣贼子，现在总算清楚了，属于上帝的归到上帝的这一边，属于魔鬼的归到魔鬼的那一边，但愿明年，是否极泰来的一年。」
■■■■■■■■■■■■■■■■■■■■【以上内容完】
以上《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候──大陆逃难与赴台之初的见闻》，标题为HGC所拟，是以《传记文学》总第124-129号(1972-1973年)连载之于衡回忆录《采访二十五年》各同名章节全文光碟版文本为发布底本；收入析世鉴时，对光碟版文本的若干讹误作了订正。
◆如欲转载析世鉴各系列内容以广流传，请务必保留原著有关重要信息（如发表原文的期刊名称与期数等）并阅读HGC关于发布内容版权的声明！
◆除特别注明者外，凡简体字发布内容，原文均为繁体字。除有时对若干内文标题序数作技术性处理及将繁体字原文转换为简体字外，HGC成员对所有发布内容的 正文均未作任何改动。凡原文固有讹误，均一任其旧不作改动，必要时另在发布文本中以符号“【 】”插入HGC校勘说明。
◆除特别注明者外，析世鉴各系列内容均是由HGC成员完成数字化处理与发布制作。
◆阐发观感、分享网际网路稀见历史文献，请至彰往考来──
(于 衡：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候──大陆逃难与赴台之初的见闻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