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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突然发现自己不会打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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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才知道自己的女儿原来早就是地下党员,也从女儿口中,得知了当年她利用弟弟窃取情报的经过。虽然傅作义最终选择了原谅自己的女儿,但父女之间毕竟有了这道坎。文革期间,傅冬菊作为“阶级异己分子”被揪斗,遭受残酷斗争。有次,傅冬菊携子探望父亲,傅作义沉默良久后说:“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来了。”

1948年,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抗日名将傅作义,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不会打仗了,无论运筹帷幄、还是行军布阵,都在对方掌握之中。对手似乎特别会神机妙算,能将他训练有素的部队分割、包围、歼灭,让他处处被动,不是劳而无功,就是掉入陷阱。他百思不得其解,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要自杀。

后来他才知道,他的作战计划、部队的移动布防、兵力配备,对方全都了如指掌,就好像是他的作战室,安放在人家的院子里一样,毫无遮拦,全都被人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仗还怎么打呀!

后来他才知道,他最喜欢的女儿,也是和他最谈得来的女儿,他最信任的女儿傅冬菊,把他所有的机密,都事无巨细地传送给了对方。难怪对手“用兵如神”,把自己打得处处被动,狼狈不堪。

话说也是奇了,内战时期,许多国民政府高官的子女,衣食无忧,却在学校读书时,思想激进,奔着与自己父辈相反的阵营去了。像陈布雷的小女儿陈琏、傅作义的大姑娘傅冬菊,莫不如此。

这傅冬菊出生于1924年,是傅作义的长女。母亲张金强是傅作义的第一任妻子,随傅作义入驻太原,生下傅冬菊。傅冬菊从小在太原长大,1937年抗战爆发,她随母亲辗转来到西安,再到重庆,考入从天津迁到此地的南开中学。1942年,傅冬菊18岁,考入昆明西南联大,攻读英语专业。读书期间,她先是在中学加入了青年进步组织号角社,后又在大学被吸收为民主青年联盟(民青)成员。这些组织会经常开展一些活动,有次傅冬菊在昆明参加集会,军警赶来驱散学生,她在奔跑中崴了脚,蹲在地上难以挪步。此时,一个男青年飞奔过来,架起她躲入小巷。

这个人是西南联大新闻系学生周毅之,越南归侨。两人后来有了交往。1947年,傅冬菊毕业后,回到北方,在天津《大公报》担任编辑。这天,地下党李定通知傅冬菊,写好自传,届时会有人手拿一张报纸前来与她联系,正式履行入党手续。到了指定时间,傅冬菊在房间等候,有人在外面敲门,打开房门一看,竟然是周毅之。这让傅冬菊深感他来得不是时候,正想让他改日再来,却意外发现周毅之手中握有联络暗号的报纸,顿时欣喜地跳了起来。

对女儿女婿的真实身份,傅作义一直蒙在鼓里。陈布雷更单纯,直到死,也不知道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是中共党员。

傅冬菊和周毅之后来成了终身伴侣。傅冬菊当时的任务,是利用自己身为傅作义女儿的特殊身份,通过设在天津黄家花园的“华北剿总”办事处,搜集傅作义的军事情报并将情报秘传给中共,让傅作义的许多军事行动屡屡遭受失败。正是通过她提供的情报,中共获悉了傅作义的兵力部署和战略意图,恰当地抓住战机,令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将傅作义及其所率部队困在了华北。

1948年底,傅冬菊奉地下党之命,来到北平她父亲身边。当时两军正在私下接触,商讨和谈事宜。傅冬菊的任务,是负责了解相关动态,将傅作义的一举一动及时上报。整个和谈期间,中共正是利用傅冬菊提供的情报,始终掌握着和谈的主动权。傅作义同意和谈,最终双方达成了和平协议。

一切看来都平稳顺利,和平交接指日可待。但就在此时,中共却以胜利者的姿态,起草了一份《平津前线司令部致傅作义将军公函》。这封形同最后通牒的公函措辞强硬,语气严厉,信中说:“……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

傅冬菊看到这封公函,大吃一惊,她深知父亲“士可杀,不可辱”的性格,倘若父亲逞一时之气,怒发冲冠,下令撤销协议,愤然抵抗,那将是一场生灵涂炭、玉石俱焚的血光之灾,千年古都也将毁于一旦。幸亏这封公函是邓宝珊与中共代表苏静转来的,恰好被她看到,趁父亲此时不在,她才有机会将公函压在了傅作义中南海居仁堂办公室的文件下面。

1949年2月1日,在共军举行入城仪式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封信函,此时傅冬菊才把公函原件翻出来交给父亲。傅作义看过后,十分愤怒,当即痛骂女儿不忠、不义。傅冬菊理解父亲此时的心情,他不是后悔签署和平协议,而是不能接受以这样的姿态,指责、蔑视他和他的部队,更不该在和平协议已经实现的时候,用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侮辱他。

此前,根据协议条款,北平城内的20余万国军已经移出城外,开至指定地点接受改编。傅作义原本提出的兵团、军、师一律不动的整编方案,最终未被接受,中共对傅作义部实行了打散合编的改编方案。

原协议中“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以及企业、银行、学校等听候“联合办事机构处理”的条款,也遭到否决。1949年1月29日,北平联合办事处召开筹备会议,中共代表叶剑英直接告诉傅作义方面的代表郭宗汾说:“此机构是在前线司令部指挥下的工作机关,不是政权机关。”并重新将该机构名称确定为“北平联合接交办事处”。加上“接交”二字,就从形式和内容上定性了它的过渡性质。至此,傅作义在军事及政治上的谋划均被瓦解。

作为回报,毛泽东评价傅作义说:“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建政后,傅作义参加政府工作,根据他本人的愿望,任命其为水利部(后为水利电力部)部长。

傅冬菊在完成了地下党交给的任务后,离开傅作义,回到天津,转任《进步日报》副刊编辑。1949年8月,她加入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在昆明参与了《云南日报》的创办。1951年3月,傅冬菊调北京人民日报社。

文革中,傅冬菊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揪了出来,遭到批斗。原因是有人在调查傅冬菊的历史时,发现她入党的细节很不清楚。于是外调人员找到傅冬菊本人,问她的入党介绍人是谁?傅冬菊说是李定。

此时的李定正在原单位挨斗,一听到外调人员问到此事,想到自己的历史问题已经够多了,再承认介绍大军阀的女儿入党,岂不罪上加罪。当即断然否认。

那段时间,傅冬菊非常痛苦,她不理解自己背叛家庭背叛父亲,入党参加革命,怎么就成罪过了?而且还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甚至,就连自己当年为避免中共公函给傅作义带来负面刺激的动机,也成了“扣押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

就这样,内查外调了多个来回,事情越闹越大,最后把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惊动了。直到有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傅作义说了一句:“你女儿的党籍没有问题,你放心。”傅冬菊这才解脱出来。

“文革”后,傅冬菊调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了13年,直到1995年退休。退下来的傅冬菊在美国与孩子生活了两年。此后的傅冬主要居住在北京前三门的高层公寓里,从窗户可以眺望北京市区。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十分清贫,甚至可以用窘迫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因为身患多种疾病,需要住院治疗,她的那点退休金根本不够。虽说她属于中央机关司局级离休干部,医疗费可以全额报销,但她住的特需病房,是给需要额外护理的普通患者提供的病房,每天400元的住宿费;护理费还要自己出,两人12小时轮班,每人每月数千元,费用低了人家不干。好不容易找来几个干护理的,开口就要价5000元/月,两个就得10000元,如何支付得起。

前些年房改,需要个人把公房买下来,就是这样象征性的不多的钱,她都拿不出来,以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多次向她催逼房款。

原本,可以考虑将她收治进高干病房,但她资格不够,只有副部级以上人员才可以入住这种病房。院方也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傅冬菊,可规定就是规定,不能破坏,院方也是爱莫能助。

她没卧床的时候,倒是常常牵挂希望工程,曾联系各方人士捐款,在山西省建设了两所希望学校。当年平津战役时的那些熟人,许多后来都身居高位,待遇远比她好得多,只有她默默无闻,与世无争,仅仅停留在了厅局级。

2007年,傅冬菊病逝,享年83岁。

生前,有记者曾对她说:“傅作义将军的一生是很值得写的……”她岔开话题说:“茶已凉了,要不要我给你冲点热水?”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才知道自己的女儿原来早就是地下党员,也从女儿口中,得知了当年她利用弟弟窃取情报的经过。虽然傅作义最终选择了原谅自己的女儿,但父女之间毕竟有了这道坎。文革期间,傅冬菊作为“阶级异己分子”被揪斗,遭受残酷斗争。有次,傅冬菊携子探望父亲,傅作义沉默良久后说:“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来了。”

父女两人的感情再也回不到当年了,还写什么写?人一走茶就凉啊……

参考资料《北京和平解放的幕后英雄》《傅冬菊眼中的父亲》《傅作义生平简介》《傅冬菊的丈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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