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被世人称为十年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简称“文革”），是毛泽东在1966年春、夏之交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至1976年9月随着毛的去世和其后毛的余党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的垮台而结束的一场运动。这场为期十年的所谓运动，是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大悲剧，是一场革文明的命、革文化的命、革人民的命的历史大惨剧。“文革”中的种种罪恶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现在已为中国人民、也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知晓和谴责了，毛泽东这个独裁者和迫害狂也早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文革”中的重灾区广西，发生在一九六八年的那场大屠杀及它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韦国清及其许许多多的杀人凶手则是许多人（特别是当今的青年人）所不知或知之甚少的。因此，当今的“文革”研究者、幸存者有责任、有义务来记述广西“文革”中所发生的一切，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教育后人，使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永远不致再发生类似“文革”的惨剧，这是一件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大事。
广西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惨重的大屠杀，而且杀人手段是那么的残忍，杀人数量是如此之多，是全国其他地区少有的（湖南的道县和邵阳地区有与广西类似的杀人惨案）。事件发生之后，执政者们为什么长期不予处理，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压制和镇压敢于揭露大屠杀事件真相的人们。这一切无不使受难者家属们无比的愤恨而又无可奈何。这个社会的公理何在呢？
笔者亲历了广西“文革”运动的全过程，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至今尤历历在目，许许多多的镇压造反派和屠杀人民的事件常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使我不时沉浸在痛苦的回忆和思索之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使后来的人们了解当年广西的“文革”运动，总结和反思这段历史，笔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近年来所收集到的许多资料综合整理分述如后。通过这些论述如果能够对“文革”研究者们有所参考，对世人有所警示作用，就是笔者的希望所在了。
二、广西两派的形成和发展演变
在“文革”之初，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无一例外的会形成两派的斗争。这是因为毛泽东要利用群众的力量来达到搞掉他的政敌刘少奇等人的目的，他要通过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派的人物，支持群众起来造刘少奇和他在各地代理人的反；而刘少奇和各地的当权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权力，也必然要组织力量来保护自己。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两派之斗争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1、广西两派之争始于桂林
1966年的春天，当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的高潮在桂林出现时，桂林市各大、中学校的批判运动是在桂林市委和各学校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的。此时的人们不论开批判会还是声讨会，写批判文章，基本上都是当时报刊上说过的话。在一些高等学校，如广西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广西师范大学）也有结合本校的实际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但，这种批判也仅仅停留在大字报的形式而已，学校的一切秩序还是正常的。
随着运动的深入，1966年6月14日，广西区党委按照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向全区各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文艺团体、报社派出“文革”工作组，此时的形式则出现变化了。
工作组到学校后，即代行党委的职权领导运动，旨在稳定学校的局势。由于工作组在学校的许多规定使同学们不满，加之北京不时有“文革”的信息传来，同学们对工作组的不满逐步表现出来了。恰在此时，广西师院的少数学生写出了《炮轰桂林市委》的大字报，这可震惊了工作组和桂林市委，也引起了广西区党委的警觉与重视。为此，工作组受市委和区党委的指示，对写大字报的学生开展了调查，并在学校内组织大字报进行反击。学习1957年反击“右派”进攻的办法，企图把写大字报的学生当“右派”打压下去。1957年的反右运动人们尚记忆犹新，那时的独秀峰下“右派”就是“借共产党整风之机猖狂向党进攻的”，今天的“右派”竟敢“炮轰桂林市委”，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在向党进攻吗？
但，此时的独秀峰下却出现了与1957年反右时相反的情景，那时大多数的师生是听从党委的领导，反击“右派”；而现时在广西师院内参与反击的人却很少，多数人是同情和支持“炮轰桂林市委”的大字报，并反对工作组。运动一开始，反工作组、反本单位领导，甚至敢于“炮轰”上级党委，并且是多数的学生所为，这就是广西师院的“多数派”（造反派），也是后来“桂林老多”名称的由来。这与全国其他地区一开始造反派总是少数是不相同的，也是广西师院的特殊之处。
由于毛泽东支持反工作组一派，7月底他回到北京后，就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工作组不得不撤出学校。8月5日，驻广西师院的工作组也撤出学校，反工作组一派的学生当即贴出“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对联，某些领导人看后大为恼火，当即组织工人赤卫队、干部和另一部分学生来揪斗当事者。8月7日，开始是辩论，后来形成武斗，打伤了十几个学生，这就是轰动一时所谓桂林“8•7”事件。
8月10日，反工作组一派的学生派出代表上北京告状，要求改组桂林市委，要求区党委领导人韦国清到桂林处理问题。8月13日，韦国清就秘密到了桂林。
8月18日，区党委书记乔晓光代表区党委到广西师院召开全院师生大会，宣布撤消桂林市委书记黄云和副书记徐为楷的职务，任命王同连为新的市委书记。当乔晓光刚宣布结束，一些同学马上涌上会议主席台，给徐为楷戴上高帽，押上汽车开到市区内游街。一时间整个山城轰动了，这是桂林有史以来闻所未闻的大事件。当晚，韦国清即在桂林主持会议，认为学生们的这种过火行为是“右派”翻天，决定组织工人赤卫队、出动桂林步兵学校师生上街宣传，以对付师院学生，并布置桂林一些重要机关部门加强警卫。这一切部署的结果，适得其反，使对立情绪更为激化。
其后数天，街上随处可见广西师院的学生遭到赤卫队和步校军人及不明真相群众的围攻，这就是最初形式的群众斗群众场面。
与此同时，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师生和红卫兵。也就是在这一天，北京的学生来到桂林串联，他们带来了北京的许多信息，到桂林后，他们到各学校串联，很快桂林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建立起来了。一开始，除广西师院的造反派是多数以外，整个桂林市各单位的造反派还是少数；而由桂林市委一手操纵成立的红卫兵和工人赤卫队则是大多数，这一派是保工作组、保市委的。从此两派围绕要不要改组桂林市委和炮轰区党委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且这一斗争很快传到了南宁、柳州和几乎广西所有的县、市，甚至传到了工厂、农村，到处都有炮轰党委和保卫党委的两派之争。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1966年的年底。
由于毛泽东支持造反派，由于从1966年的8月开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连续发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和文章，都十分有利于造反派的发展壮大。这时许多原来偏向保守的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联，学习了许多各地造反的经验，回到本地后他们逐步改变原来的观点，加入到造反派的行列中去了。由此，使保守派的组织变小，而造反派的组织则日益发展壮大。到了1967年的1月，上海发生了所谓的“一月革命”，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夺权，许多地方的造反派都先后夺权，并取得了胜利，保守派的组织几乎完全垮了。
在桂林，由于“一月革命”夺权，造反派完全取得了胜利。柳州、南宁等城市的造反派也正在进行夺权。但在广西的许多县、市和工厂、农村，由于运动进展缓慢，两派的斗争尚刚刚开始，出现了两派反复夺权的复杂斗争局面。
2、保守派重新集结后的两派斗争
上海的“一月革命”后，1月19日，桂林的造反派连续三天在市体育场召开几万人大会，批斗区党委领导人韦国清和桂林市委领导人黄云等一大批领导干部。1月22日，南宁市的26个造反派组织成立“广西革命造反派夺权行动委员会”，23日正式夺权。1月24日，广西军区遵照上级指示参加“三支两军”工作，支持左派。1月25日，广西造反大军围抄南宁市的保守组织“工人赤卫队”和“盾牌红卫兵总部”，南宁的保守派彻底垮台了。
1月26日，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夺权，驻桂部队、桂林军分区、桂林步校等均表示支持，祝贺夺权的成功。
1月29日，区党委领导人韦国清在区党委大院内贴出“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的几个问题”的大字报，表明他参加“文革”运动的决心。
1月31日，广西军区举行驻邕机关、部队“接受军委命令和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誓师大会”。
在此种形势下，标志着桂林、南宁等地的造反派取得了胜利。特别是在桂林，驻桂林的6955部队全力支持造反派，并派出部队指战员到市内各大、中学校开展军训工作，帮助学校进行复课闹革命。桂林市革命委员会也在积极筹建之中。客观的说，经过半年来的社会动乱，现在桂林市的形势确是稳定的，人民是满意的，光明日报和新华社都曾作过相关的报导。
然而在南宁，形势却在发生变化。
首先是1967年2月19日，区党委领导人贺希明、霍泛等12名领导干部联名发表“革命造反声明”（习称“2•19声明”），站出来亮相，表明态度支持革命造反派，但军区没有表态支持他们，反而在群众中做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这就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因为此时的韦国清并没有表明态度支持造反派，也未彻底检查自己的错误并获得群众的谅解）。
其次，广西军区认为南宁造反派“工总”的组织不纯，于1967年3月1日砸了“工总”总部，并逮捕了总部宣传委员熊一军。这是公然侵犯人权和违法之举。同时，在3月间军区对南宁造反派中的学生组织又强调班级联合，解散了原来的组织。这些都激起了造反派的不满和反对。
南宁的造反派反对广西军区的做法，桂林的造反派更是一马当先，公开反对军区的做法，并于3月19日公开发表“严正声明”，最先提出“打倒韦国清，解放全广西”的口号。
3月21日，广西军区召开座谈会，讨论区党委领导谁能站出来的问题。会上，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红传达中央对韦国清的看法，说“韦国清是有功的，是好同志，要支持他站出来”。
3月25日晚上，广西的造反派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逆流誓师大会”，提出“打倒韦国清”，“反对砸‘工总’”等口号。造反派的负责人对军区表态说：“韦国清是硬抬出来的，是违背人民意愿的”，“即使要支持韦国清站出来，现在也不是时候，请军区慎重考虑”。
军区要做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而造反派则极力反对，支持和反对韦国清站出来的两派斗争开始出现。
4月11日，一些造反派组织声称广西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
4月16日，南宁的造反派七千多人召开大会，《新工总》的旗号重新打出来，造反派并要求军管小组撤出广西日报。
此时，在“一月革命”已经垮台的保组织在军区支持韦国清站出来的旗帜下，重新集结，六万多人在朝阳广场召开大会，支持韦国清站出来，声援军管广西日报。
4月19日，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三人联名发表声明（习称“4•19声明”），支持造反派的行动。
4月20日，造反派一千五百多人在火车站广场集会。支持伍晋南等人的“4•19声明”，坚决砸烂广西日报。
同日，支韦派4万多人召开大会，斗争的矛头直指“4•19声明”。
4月22日，造反派成立“4•22”火线指挥部，到广西日报前静坐示威。
4月26日，广西军区党委坚决撤销贺希明的“抓促指挥部”副主任职务。
晚上，广西大学等一千多学生到军区静坐示威。反对军区的决定，高呼揪出军区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
5月11日，支持韦国精的一派决定成立“南宁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即后来的“广西联指”）。自此，南宁的两派围绕“支韦还是支伍”、“打韦还是打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广西军区站在“支韦”的立场上，使“支韦”派的力量迅速扩大，并影响到全广西。
5月29日，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公开发出致“新工总”、“倒海翻江”（“4•22”派）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公开指责“4•22”派，震动很大。
6月2日，“4•22”派在南宁召开“声讨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镇压造反派的罪行大会”；“联指”派也同时召开大会，拥护警司的决定。
6月6日，南宁警司又发出《致“4•22”火线指挥部的通告书》，再次公开指责“4•22”派。
6月4日，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对广西军区作指示，支持广西军区，要军区稳住阵脚。
两派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导致武斗的出现。6月13日起两派终于在南宁发生武斗。由于“联指”派得到广西军区的支持，他们可以调动工厂的工人和郊区的农民进城来围攻“4•22”，所以武斗中受进攻的往往是“4•22”一派，他们经常处于受压制和打击的境况。
两宁两派之争很快影响到全广西，各地区、市、县也相继出现“4•22”和“联指”两派之斗争。由于各军分区、各县人武部大多数是支持“联指”派的，所以受压制和打击的多是“4•22”一派。
就是在“老多”占绝对优势的桂林，原来的保守派组织在“一月革命”的风暴中垮掉了；随着南宁两派斗争的影响，到了1967年的5月底，桂林的保守派又重新集结起来成立“桂林联指”，在鹿寨、阳朔、荔浦、柳州“联指”的支持下，公然敢于在桂林推动武斗，使桂林的形势一度紧张。
为了稳定广西的局势，促进广西两派的大联合，中央从1967年5月初开始就组织广西两派代表和党政领导干部、军队干部到北京学习，周恩来总理从6月1日开始至11月中旬，先后八次接见广西的两派代表、党政领导干部和军队干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接见中，周恩来总理对“4•22”派，特别是“桂林老多”有所赞扬，对“联指”一派和广西军区则有所批评。在周总理耐心工作的基础上，广西军区和韦国清都交出了检讨，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中支一派、压一派，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砸“工总”，逮捕“工总”宣传委员熊一军，给“造反派”发忠告、警告书，施加政治压力，对支持韦国清站出来没有做好工作，这些都是错误的。向造反派表示赔礼道歉，向毛主席请罪，决心改正错误。伍晋南和安平生两位领导也同时交出了检讨。
在广西军区和韦国清检讨的基础上，广西两派赴京代表经过多次谈判，在中央的主持下，达成了《关于广西两派促进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并同时达成停止武斗，拆除武斗工事，上交武器的协议。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同时作出了《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同意韦国清、伍晋南以及广西军区的检讨，决定成立由韦国清、欧治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下称“区革筹”）。广西两派的斗争是原始造反派与保守派之争，到此时这种斗争应该结束了。
3、1968——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年：
1967年的11月，中央关于解决广西问题的决定下达后，两派达成了大联合和停止武斗的协议，广西的形势本应就好了，原来受压制和打击的各地“4•22”派的人们盼望安定和不再受打压的愿望也可以实现了，他们的内心是高兴的。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出乎他们的意料，形势不但没有变好，反倒越来越糟。在1967年的冬天和1968年的春天，广西各地就不断传来“4•22”派受打击迫害的消息，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乱杀人（杀地富及他们的子女，杀“4•22”派的人员）的现象。就是在“老多”占绝对优势的桂林市，“联指”派中的一些人竟敢于挑起事端，随意抓人、打人，恐吓广大的群众。桂林尚且如此，在广西其他地方“4•22”派受压制和打击的事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说在中央关于解决广西问题的决定下达前广西一些地方的武斗主要是用木棍、钢叉、弹弓等武器而外（个别地方也有动枪的），杀人也仅是个别人的行为的话；此时的武斗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用枪用炮了，杀人也成了公开的行为了。此时的区革筹已经成立，它就是当时执掌大权的政府，韦国清就是这个政府的最高长官；而各地的军管会都是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在掌握大权，对于各地的武斗和乱杀人现象他们为什么不能坚决制止和依法惩处呢？
大屠杀早在1967年的10月就开始了。在桂北地区，出现了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一类的非法组织，乱抓地富分子及他们的子女加以杀害。如全州县东山公社三江大队民兵营长黄天辉10月2日至4日，两天之内在他的指挥下就集体坑杀了76人，首开了广西“文革”以来杀人的大惨案。
1967年的11月，容县“联指”就杀害地富分子和一般群众及“4•22”派成员69人。12月5日，在武装部的支持下，容县“联指”400多武装人员攻打黎村“4•22”派“支多陈线”，打死“4•22”派12人。
1967年11月玉林“联指”进攻福棉公社“4•22”派据点，历时4天，“4•22”派多人被杀害。
1967年12月4日至7日，荔浦“联指”围剿修仁“农总”（即“4•22”派），当场打死“农总”多人。7日下午，“联指”在修仁烈士塔召开所谓“荔浦修仁镇压反革命夺权胜利大会”，会上当众杀害“农总”成员14人，成为广西又一起典型的杀人惨案。
从1967年的11月起，广西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联指”进攻“4•22”和乱抓人、杀人的惨剧。不但杀地富分子，也杀他们的子女、一般群众及“4•22”派成员。为此，12月19日，梧州、荔浦、贺县、桂平、鹿寨、容县、罗城、玉林、钦州、博白等县“4•22”派成立“反屠杀控诉团”赴邕，到广西军区静坐和游行，强烈要求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制止武斗，严惩杀人凶手。同时，各县“4•22”“反屠杀委员会”向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出公开信，严正提出五点要求：1、立即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解除各地武装民兵和“联指”对“4•22”的围攻；2、立即派野战军到武斗地区制止武斗，收缴武器；3、立即下令取缔“贫下中农最高法庭”等非法组织；4、立即解决各地因受迫害而到南宁、桂林、柳州等城市避难的“4•22”派人员的生活问题；5、韦国清、广西军区负责人要立即到群众中公开检讨改正错误。
12月26日下午一时，各县“4•22”“反屠杀委员会”组织两千多人到广西军区礼堂门前开大会，强烈要求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制止各地的大屠杀。
12月29日，南宁“4•22”在军区院内召开支持各地反迫害、反屠杀的万人大会。
到了1968年，各地“联指”进攻“4•22”和乱杀人之事仍在继续，并有发展和增加之势。为此，各地反迫害、反屠杀的斗争也仍在继续。
1968年1月4日，玉林“4•22”数百人到玉林军分区门口召开“反围剿、反迫害、反屠杀”大会，静坐6天6夜，请求军分区解决他们受迫害的问题。
1968年1月18日，灵山县“革联”（即“4•22”派）控诉团两百多人逃到首府南宁，到广西军区控诉灵山县“联指”乱杀人的罪行，控诉团在广西军区政治部大楼前静坐数天不走，广西军区负责人就是不出面解决问题。
1968年1月20日，广西“4•22”河池地区“工总”四百多人来到广西军区请愿，声援灵山县“革联”控诉团，揭发各地“联指”屠杀群众的罪行，抗议并谴责广西军区负责人继续以“支左”之名，行支一派、压一派之实，破坏广西大联合的大好局面。
尽管各地反迫害、反屠杀的斗争在不断进行，区革筹和广西军区也发出通知要“制止武斗”，严禁“乱抓人、杀人”，但他们仅是口头上谈谈而已，并未采取什么强有力的措施。实际上他们的所谓“制止”、“禁止”只是表面文章，对“联指”派是在“小骂大帮忙”，因为各地“联指”进攻“4•22”就是在一些军分区和县人武部支持下所为的，乱杀人也是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的。
1968年1月28日钦州“联指”进攻“4•22”派据点，调动各公社武装民兵进城武斗。29日，“4•22”据点由于没有什么武器而被攻破。支持“4•22”派的县委书记王剑东，县总工会主席冯怀忠，副县长周中权，农业局长张石英，百货公司领导干部蒋斌等人，在“4•22”派据点被攻破后，手拿白旗出来“投降”，当即被“联指”武斗人员枪杀，一批“4•22”人员也被枪杀。围攻“4•22”的武斗结束后，“联指”召开庆功会，武装部和县领导人刘玉柱、卢寿凯、董义、任勇宪等人亲自参加会议。
1968年2月6日，玉林地区“联指”组织两千多人全副武装攻打玉林“4•22”州配据点，包围两天后，据点被攻破，抓获“4•22”派13人，全部枪杀。
2月11日至20日，灵山县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暨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公开枪杀“4•22”派成员3人，并陈尸示众。大会号召要对阶级敌人实行镇压，布置会后各公社、大队回去立即进行。会后，新圩公社即按会议的布置杀了5人。四海公社则把全公社的“四类分子”数百人几乎全部杀光。其它各公社都有杀人的事件发生。
2月16日，在柳州“联指”的支持下，融安县“联指”攻打融安“4•22”，攻破据点后，“4•22”派36人被抓，在押解途中有15人被枪杀。
2月25日至28日，大新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召开各公社、大队“抓促”领导及厂矿武装部长、民兵营长会议，县人武部部长周永山、政委韩奇主持会议，传达区革筹领导人的讲话，研究布置做好成立县革委会的准备工作。周永山在会议闭幕时讲话指出：“为迎接县革委会的成立，对不守法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实行专政，不要心慈手软”。会后各地代表回到本地，立即按照会议的布置，大搞所谓“群众专政”，在十七天的时间里全县就屠杀了439人。
从1968年的1月到6月中旬，在梧州市、平桂矿务局、巴马、宜山、凤山、天等、崇左、北海市、上思、宁明、临桂、罗城、武鸣、陆川……等等，几乎广西所有的县、市都有“联指”进攻“4•22”的武斗和乱杀人的惨案发生。据官方的统计资料，在此期间被杀的地富分子、他们的子女、“4•22”派人员总数近3万人左右。
由于各地“4•22”派遭到“联指”的围剿，许多人为了逃命，有的下乡上山躲藏，有的则逃到“4•22”力量强大的南宁、桂林、柳州等城市。此时，区革筹、广西军区不但不能有效地制止各地的武斗，反而大肆宣传支持“4•22”派的几名领导干部贺希明、霍泛、付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等人是什么“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通知各地要狠抓阶级斗争，清查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托派、反革命”。广西日报则在舆论上大加配合，号召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大刮十二级台风，报导各地群众专政乱杀人的经验。“联指”派的头头们更是得意忘形，加紧了在各地对“4•22”派的围剿。在南宁、桂林、柳州“造反派”占优势的地方，“联指”派也抢先占据点，抢夺部队的武器，企图挑动这三座城市的武斗，以便最后消灭“4•22”和“桂林老多”。
面对此种严重的局势，南宁、柳州“4•22”和“桂林老多”也迅即行动起来抗争，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广西各地武斗和大屠杀的严重性，指出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在继续犯错误，并动用一切宣传机器揭露“联指”派的阴谋；同时也学习“联指”的方法，占领据点，抢夺部队的武器，以便挫败“联指”的进攻，保卫自己的生存。由此，在南宁、桂林、柳州这三座城市，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终于暴发。最后，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向中央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调动农民进城，并动用部队把这三座城市的造反派一举歼灭。南宁街头尸横遍野，血水染红了邕江，广西各地大屠杀再次涌现，是20世纪人类最惨重的大屠杀事件之一，是广西有史以来从未有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