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16通知和6月1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之后，武汉各单位纷纷召开批判大会，声讨武汉大学以校长李达为首的“三家村”，我所在的街道小厂也召开几次声讨大会。
在政治运动中历练了10多年的我，预感到将有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来临。早上出门上班，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回家，因此我将几件替换衣服和一小袋人丹，放在枕头下面，准备随时被带走。9月3日，预料中的政治风暴终于来了。下午一上班，厂里的几个红卫兵就逼问我：“××，我们红卫兵昨天贴出的‘勒令’，你看见没有？为什么你今天还不佩戴‘牛鬼蛇神’的黑符号？”我回答说：“516通知中没有这一条。”
我话音刚落，骨干丘某立即掏出哨子吹起来，大喊：“全厂紧急集合！”大家都放下手里的工具，来到现场。丘某发号施令道：“把高帽子给他戴上！”几个戴着红卫兵袖箍的男女立马拥上来，从两边抓住我的胳臂，另有二三人将一顶硬纸糊的两尺多高的高帽，强行扣在我头上。他们一松手，我就飞快将高帽摘下撕毁。这大大刺激了他们，立刻又拿来一顶给我扣上，我又撕毁。丘某面红耳赤，带头高呼口号，同时众人又将第三顶高帽扣在我头上。3个男工紧紧抓住我，示众批斗，一直折腾到晚上6点。
当晚，这批“毛主席的红卫兵”明火执仗地抄了我的家，粮票也被抄走。抄家中，他们又发现了我新的罪行：我家板房的板壁上没挂毛像，而挂西斯廷圣母。他们愤怒地质问我，不挂毛主席像是什么狼子野心。我回答说，怕板房失火把毛主席像烧了。他们抓不住把柄了。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一期，2011-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