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党代会只不过是维护一党独裁统治的表演，是对拥有绝对政权的宣示。
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这个统治了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的独裁政党，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党组织，而是整个国家，整个国家政权，党就是一切。因此，中共的党代会决不同于宪政民主国家的政党会议，它决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所有的人都被迫到对此关注。
其实，中国大多数民众并不真正关注中共党代会，中共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甚至它还不能真正代表大多数其党员的意志。中共的党代会只不过是维护一党独裁统治的表演，是对拥有绝对政权的宣示。似乎没有多少人对中共政治改革抱有希望，中共无数的许诺，就是无数的谎言，“挂羊头卖狗肉”是中共的一贯伎俩，人们已经清醒，也已经麻木，人们生活在清醒与麻木之间。对于十七大，人们还有什么仰望？
一、胡温政权所面临的形势
1、中共内部的权力争夺是胡温政权一直以来的首要任务。
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上海帮”将中共大权移交给胡锦涛开始，胡温政权开始形成。但这是一个过程，其主要内容就是清理可能危及胡温政权的江泽民旧势力，攘外必先安内。“外”就是威胁中共一党专制的社会政治力量：“内”就是党内权力争夺的较量。毛泽东时代党内权力斗争都是冠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名义来体现，而如今的党内权力斗争则都是以冠冕堂皇的“反腐败”来体现。但实质内容都一样，通过人事变动来牢牢掌握政权。
2002年1月，赵达功先生曾在《中国之春》发表文章《胡锦涛上台后定将讨伐前朝权贵》，当时他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皇朝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中共也不例外，“哪一个领袖都要靠否定前朝来树立威望”，也是权力斗争的需要。邓小平否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清理了毛的继承人华国锋，实行了“改革开放”；江泽民所谓“三个代表”理论，实际上是否定了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且借助于邓小平清理了胡耀邦、赵紫阳在党内的势力；胡锦涛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取而代之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着手清理“上海帮”人马，以反腐败名义将上海帮大将陈良宇拉下马，震慑及牵连一批上海帮势力，加上黄菊病死，整个“上海帮”大势已去，至此十七大召开之前，胡温已经牢牢把握住了权力，形势已经明朗化了。
2、中共的意识形态危机。
中共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意识形态的鲜明色彩从不动摇。所谓的“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其中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都是空口号，并没形成什么理论体系。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共只是为自己贴上的标签，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事实上，从邓小平时代开始，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中共抛弃，所谓的社会主义已经彻底演变为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相依赖的最坏的那种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所持有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学说，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个多世纪的灾难，直到苏东变革，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在全世界失败。马克思主义或许在朝鲜、古巴这样的独裁专制国家还有市场，但在中国已全然失败。中共所实行的专制，与马克思主义无关，仅仅与传统的中国专制制度一脉相承。在社会主义制度上，公有制已经让位于私有制，计划经济已经让位于市场经济，按劳分配已经让位于权力和资本对劳动和资源的掠夺。
无论如何，中共已经没有了自己政党独有的意识形态。也许从我们所看到的传统文化热、孔子热中去体会，莫非中共只好找回儒家传统的意识形态？
3、胡温政权面临来自中共内部的左右夹击。
在中共和胡温政权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同时，无法完全控制党内蠢蠢欲动的各种思潮。今年7月12日，中共十七位“老部长、老同志”开始发难，他们在左派大本营“毛泽东旗帜网”发表长文《关于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等问题的认识和关于十七大的建议》公开信，此公开信借助黑砖窑事件挑战胡温政权。签名的这十七位有前任部长、退休外交官、大使和军队将领，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顶尖院校及智囊机构的学者。联系人马宾是江泽民、李鹏的老上司，引人注目。公开信说，山西黑砖窑以及一些类似黑砖窑的事件，“分明是资本主义包含着某些封建主义、奴隶主义原始积累、残酷剥削、人吃人的悲惨世界的景象，”完全背离了共产党的宗旨。公开信呼吁中共回到正统的马列毛轨道上来，停止国有企业私有化，阻止资本家入党。
与此同时，党内的右派，我们也可称之为自由派或改革派，一直以来在其大本营《炎黄春秋》期刊发出声音，试图借助“总设计师”邓小平来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和政治改革。前不久一期的《炎黄春秋》发表了以“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为题的封面文章，文章指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政治风波”后，“我国当时正在蓬勃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难以再按照邓小平设计的蓝图和党的十三大的部署继续进行了，而是将这个蓝图和部署暂时搁置起来了”。文章还指出，“对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根本不提了，还撤销了党的十三大按照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所采取的许多重要举措。比如，已经撤销的政府各部门党组，又完全恢复了；分别设置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监察机构，被合而为一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了”。这种“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垄断、官僚、缺乏真正的民主机制以及对政府的监控，导致“腐败现象蔓延的趋势愈益显著，因分配不公而形成的贫富悬殊愈益扩大，医疗、住房、教育这新的‘三座大山’愈益沉重地压在了广大老百姓的头上”。
来自左右的夹攻，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以现实社会矛盾激化作为切入点，如贪污腐化问题、社会不公正问题。但左右诉求则大相径庭，左派要求回到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道路上来，右派则要求党内民主化，要求政治改革。
胡温政权面临左右夹击，采取的措施是左右开弓，一面封杀左派大本营“毛泽东旗帜网”，一面胡锦涛亲自出马，否定“民主社会主义”，重申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胡锦涛左右都不买张，我行我素，“霸王硬上弓”，继续推行虚幻的毫无任何价值的“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
二、“和谐社会”的落实使中共演变成“维持会”性质
中共十七大将给权力斗争暂时画上句号，巩固的胡温政权将继续兜售其“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同样这只不过是空洞的口号。
1、坚持一党专制，避免任何政治改革
中共的任何政治改革都可能危及其专制政权，因此，十七大不会在政治改革上有所松动。过去，中共开明领袖胡耀邦、赵紫阳试图进行有限的政治改革，遭遇了失败的命运。尽管邓小平过去也提出要政治改革，但是从哪里入手，如何进行政治改革，始终没有进行过讨论。
胡温执政几年来，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要进行政治改革，反而更加保守。2004年，胡锦涛在一红头文件上批示：“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这就暴露了胡温没有新政，根本没有政治改革的倾向，许多知识分子眼中的“胡温新政”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刘晓波先生分析说，“以目前中国的现实和党心民意而论，这样的批示，真会让国人找不到北，包括中央高官和地方诸侯，大概也很难理解。南美的独裁者卡斯特罗离中国太远，实质上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无甚影响，中共高官施舍古巴，无非想证明自己是所剩无几的共产国中的老大。金正日这张牌，除了基于外交上的地缘政治需要，特别是与美国周旋的需要，中共需要用经济施舍来打打之外，金家极权在大陆民间和中共党内的评价中，皆是最失败的国家。而且，以金正日的蛮横加流氓的本性而论，中共的援助也未必能让小金俯首称臣。对中国内政来说，两极权小国仍然是史达林和毛泽东的学生，奉行那套残暴的极权统治术，中共还用学吗？直接回到毛时代就行了。”
胡锦涛不担心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共专制政权直接的武装颠覆，最担心的是国内发生“颜色革命”。如果允许进行政治改革，必将一发不可收拾，颜色革命既然在前苏联和东欧发生，也可能在中国发生。
2、中共策略：笑里藏刀的“和谐镇压”。
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不可能再倒退到毛泽东极权时代，胡锦涛又害怕“颜色革命”，那么胡温政权只能做的就是维持现状。
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的口号与邓小平“稳定压倒一切”是一脉相承的，本质上是一回事。什么叫“和谐”，什么叫“稳定”，在胡温看来，那就是没有上访，没有反对的声音，没有维权事件，没有游行、示威、罢工，没有家庭教会，没有民间组党结社，甚至没有民族主义的“反日游行”……，总之，只有中共在发号施令，任由中共的镇压和摆布，这样就“和谐”了。
民间已经把“和谐”两个字当成笑话了。如果你在论坛、博客上有独立政治见解的帖子被删除掉，语言上改成帖子被“和谐”了；因言治罪的不同政见者被关进监狱，那也是被“和谐”了；如果警察找你喝茶吃饭，那也是“和谐茶”“和谐饭”；或者警察会带你去旅游，那也是“和谐游”……，总之，“和谐”就是镇压。
中共已经不能回到毛泽东时代赤裸裸的群体性镇压形式，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到互联网时代，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自由，人们有不同的观点、意见总是会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出来。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是，中共的敌人已经不是所谓阶级敌人，不是地富反坏右，而是广大维权的工人、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都抓起来？不可能，监狱不够，警力不够，而且由于面对的是大多数，很容易引起民变，成本太高。
3、纵容地方政府胡作非为，维持所谓“和谐社会”
几年来，胡温政权对付不同政见者和维权人士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十七大后将会继续延续。主要的手段还是监禁、软禁、恐吓、窃听、跟踪等。不过，看起来胡温政权不得不放开地方政权的手脚，任凭其胡作非为，不惜一切代价进行镇压，维持所谓“和谐社会”。
1998年5月，山西记者高勤荣率先揭露运城地区弄虚作假大搞假渗透工程。1998年5月2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刊登了高勤荣采写的文章“山西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紧接着，《南方周末》、《民主与法制画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中华新闻报》等多家新闻媒体，都相继作了报道，真相大白于天下。中纪委领导批示，要求“山西省纪委先行查处”。但这么一个大胆揭露弄虚作假的记者，却被地方当局陷害，重判12年。胡温政权对案件一定很清楚，但就是放纵地方政府的胡作非为。
被誉为“太湖卫士”的江苏省宜兴市周铁镇村民吴立洪因多次向全国人大、国家环保总局举报当地企业非法排污以及环保部门不作为，原本与浙江省环保人士陈法庆共同状告国家环保总局渎职的行为，反而涉嫌刑事犯罪被警方逮捕。2006年10月27日，国家环保总局仍授予宜兴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称号。吴立洪曾向环保总局多次反映情况，并要求总局撤销宜兴“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称号，未果。吴立洪显然是得罪了地方政府。
上海律师郑恩宠，由于代理上海的一些拆迁纠纷案件，并向中国上级政府告发上海高层的一些贪污案件，涉及周正毅、黄菊、陈良宇、韩正等人，竟然被上海当局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陈良宇垮台了，周正毅再次入狱，尽管如此，郑恩宠依然被当局严格监控和软禁。
高勤荣、吴立洪和郑恩宠的案子说明什么问题呢？胡温政权反对自己的政敌，同时也反对敌人的敌人，胡温树敌面太广了。
胡温维持“和谐社会”需要地方政府支持，那么只有容忍地方政府胡作非为。这个政权显然已经沦为“维持会”性质了。
三、经济危机将会迫使胡温政权进行政治改革
我们不相信十七大胡温政权会开启政治改革，但十七大之后怎样呢？
中共党内至少现在看不出有戈尔巴乔夫，也许中共与苏共本身的权力结构就不尽相同。幻想出现戈尔巴乔夫，不如就往最坏处想。在中共没有产生具有新思维和敢于公开化的戈尔巴乔夫式的领袖状况下，中共是否会进行政治改革？我的观点是，胡温政权不会主动进行政治改革，但可能会被迫进行政治改革。
胡温或胡温以后的中共政权，都是以维持现状为目的进行统治，现状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但中国经济在“发展就是硬道理”驱使下，由于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必将出现的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革命就会到来。
中国发生经济危机可能从金融危机开始，也可能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致使作为世界一体化经济一环的中国受到影响。由于加入WTO，中国的越来越依赖于世界市场，不仅产成品依赖于出口，原材料、能源也日益依赖于进口，哪一个环节发生阻滞，就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发展就是硬道理”，但一旦发展受阻，“硬道理”就成了“没道理”。社会的发展和建设不仅仅是经济，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也应随同发展，否则，社会发展就不平衡，社会矛盾必然显露，危机从经济危机开始，导致的是政治危机。
有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人口已达11亿之多。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建设和工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涌进城市的农民实际上已经不能称之为农民，他们与城市融为一体，成为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部分人不可能再返回农村进行农业生产。经济危机到来时，大量企业破产，大量的工人失业，很不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救济失业大军。于是，“要吃饭，要就业”的抗议声必将连成一片，“要改革、要自由”等政治诉求成为响亮的口号，专制政权的警察、军队、监狱等国家机器已经无法控制局势。这时，革命要“分娩”了，中共党内基于权力斗争也罢，基于维持政权统治也罢，政治改革被迫要摆在第一位上。
前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危机也是经济危机所促成的，由于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本身的反科学性，由于与西方国家的军备竞赛，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经济上难以维持专制政权的统治，这种状况下，不仅前苏联要产生新的政治开明领袖，迫使进行政治改革，东欧国家内部此起彼伏的群众斗争，也在酝酿着“颜色革命”。
从邓小平开始，中共已经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中共没有真正接受前苏联的教训，在他们看来，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来源于经济的贫困，因此，中共要接受教训，要“发展就是硬道理”，只要经济发展了，中共政权就会牢固，看起来这是顺理成章的。但浅显的道理是，经济在发展，经济发展会不会停滞？经济危机会不会爆发？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政治变革，没有与自由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自由制度的建立，必然导致权力与资本结合，必然导致不可收拾的腐败蔓延，必然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这些都是政治革命的要素，而经济危机不过是导火索而已。
相信，胡温政权正在面临这一局势的到来。
2007年9月14日
（原载《人与人权》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