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官员缺乏幽默感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不是说他们不会偶尔幽上一默说一两句笑话，而是指他们绝无容忍他人嘲笑或自嘲的雅量。
你看，那些宝相庄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些几乎天天在媒体上亮相的衮衮诸公，虽然也常常面带微笑和蔼可亲地关怀着子民，却决不允许子民们轻蔑、怠慢他们，更不用说以开玩笑的形式画漫画或编打油诗来丑化、亵渎他们的光辉形象了。
改革开放前的恐怖岁月，不要说反对、批评领导人了，哪怕你善意地讽刺某位领导的生理特征（秃头或肥胖），也会被判以重罪的。在文革中，尤其是对红太阳，哪位革命群众如果胆敢取笑这位不长胡子的男人，也是会被定为“恶攻罪”的。其罪证——嘲笑某位不长胡子的男人，则是“防扩散材料”。这个“防扩散”可不仅仅是字面意思“不能传播、扩散”这么简单，而是指，如果哪位（即使是官员）复述一遍，也是犯罪。
改革开放结束了这种野蛮的恐怖状态，但是官员们的雅量并不见长进。进入网络时代，草民因写打油诗数落官员而身陷囹圄的事还是此起彼伏地发生。
中国官员的这种情况与儿童及其类似。我们成年人一般对于来自他人的善意嘲讽并不介意，幽默感强的人还常常以自己的生理特征来自嘲自讽，以博众人开怀大笑。但儿童并不具备成人的这种心理素质。一个小孩，面对来自他人就自己高矮胖瘦的玩笑，往往不是哭闹就是沮丧。要小孩接受善意的嘲讽是十分困难的，更不用说要他们学会成人的自嘲自讽了。因此儿童心理学家建议，不宜对儿童的生理特征嘲讽，以免伤害他们稚嫩的心灵。
但是中国的官员都是成年人了，心理素质怎么还是如此“稚嫩”？
这个问题，只能用现代化理论来解答。根据该理论，现代化就是人的理性逐步发育成熟的过程。欠发达国家的官员具有欠成熟的理性这是一种自然的普遍现象，不如此，才是奇怪的。中国官员宝相庄严、拒绝幽默，正是前现代化的必然特征。这是传统政治神圣化、神秘化的必然结果。
为何会这样？这与传统政治制度无法解决统治合法性的难题有关。为何现代发达国家的官员不需要神圣化和神秘化的把戏来维持统治？因为人家用选票解决了统治合法性的难题，“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而中古时代的帝王由于是靠暴力获得统治权的，因此在面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时，便要编造“授命于天”的神话来自欺欺人。你如果再追问下去，为何你“授命于天”？这时神秘化的血统高贵论又会派上用场。
在孔夫子那里，统治者的合法性来源于伦理的优秀。虽然这种理论的理性水平高于“授命于天”的神话，但还是没解决合法性的问题，因此孔子还是离不开神圣化并拒绝幽默的。子曰“君子重而威”。也就是说，作为君子（包含官员），在日常的行为举止上必须庄重、持重，不能轻浮、轻狂，或说，行为必须道貌岸然、严肃谦恭，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威严和威权。
革命当然也是统治合法性的源泉之一，但由于缺乏民众授权这一统治合法性的要件，因此仍然处于前现代的范畴。或说革命是统治合法性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所以革命也没有完全解决统治合法性的难题，仍然需要神圣化和神秘化的拐杖。这也是韦伯先生所指的“克理斯玛”型领袖产生的原因。
对此，五毛党的同志可能会不同意。他们认为，革命党的统治合法性并不全来自革命，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科学”。笔者之所以对他们的科学加上引号，是因为他们的科学与众不同。普通的科学是可以批评的，革命党的“科学”是不能批评的。据这种“科学”所言，革命党的官员之所以宝相庄严，不容亵渎，乃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某种先进的东西，而之所以他们能代表、别人不能代表，乃因为他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
好了，现在我们有了宝相庄严的三种理由：
1，血统高贵，授命于天；
2，道德优秀；
3，革命加“科学”。
凡此种种，都是神圣的，其内部逻辑，又都是神秘的。在神圣化和神秘化的氛围下，哪能容得幽默？
神圣化和神秘化的反面是世俗化和理性化。如何才能从神圣化走向世俗化呢？韦伯开出的药方叫“祛魅”，按现在的说法叫“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所遵循的原则就是理性化，或说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有两层含意，第一层的含意是实证主义的，指的是对客观事实的尊重，不歪曲事实。在克服神圣化和祛魅的问题上，我们只要达到实事求是的第一层含意就足够了。
从实事求是的立场出发，那些宝相庄严的官员，别看他们一个个人模狗样的，实际与我们平头百姓有什么两样？既然百姓间可以互相批评、嘲笑，凭什么百姓就不能对他们指名道姓地以漫画或打油诗来“开涮”呢？
五毛党此时也许又会站出来说，这是对官员的人身攻击。既然法律不允许对平民进行人身攻击，怎么法律能不保护官员呢？官员也是人嘛！
在此有必要辩一辩。为何发达国家的民众在批评监督政府时可以拿政府官员开涮而不会涉嫌对官员的侮蔑诽谤罪呢？首先人家那里是真的以民为主，不像中国是以官为主。官员的个人权利明显要低于普通民众。谁叫你要做官的呢？做官就要放弃许多平民的权利，譬如隐私权，名誉权，肖像权等等。为何要这样？显然这是为了民众能方便地监督、批评官员。如果马英九不是官员，民众自然不会骂他“小白脸”的。当然，对官员的冷嘲热讽也要遵守法律的“度”。你可以骂马英九是“小白脸”，但你不能无中生有、凭空捏造说他强奸妇女。
官员和政治家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里，既不能把自己当作菩萨，也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介平民。更不能以官员也是人作为拒绝批评嘲讽的盾牌。说到这里，笔者想起了民国时期的一个故事。李公朴先生在1946年时因侮蔑蒋委员长而被告到法院。老李对控方的指控并不反驳，但向法官指出，依民国法律，被侮蔑者应自行指控或授权，控方的指控才能成立。今控方竟然在被侮蔑者未授权的情况下越俎代庖，合法乎？法官最后只得宣判老李无罪。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官员从总体上来说是可歌可泣的，当然，也有少数可耻可恨的。但是，即便在可歌可泣的官员身上，仍然有可笑可乐的一面。哪一天中国的媒体可以拿党和国家领导人可笑可乐的一面来开涮，那时可以说中国真正崛起了。
2007－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