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将鸦片战争的失败大部分归结为“从至尊天子到寻常百姓，都喜欢听谎言，或者说喜欢听好话、“吉利”的话、歌功颂德和“鼓舞人心”的话，至于这些话是否真实，或者有几分真实，则是第二位的事。”
我觉得之所以大家都愿意撒谎，也愿意听谎话，根本原因是谎言可以带来利益，同时避免因为“不合群”导致被排挤。这形成了一种体制上的共生关系。就像“罗刹海市”里面写的一样。大家都以丑为美，慢慢的就变得习惯了。那么，为什么连至尊天子也要加入这样一场愚蠢的游戏中呢？这是因为，撒谎的代价并不会由撒谎人承担，更不可能让皇帝受到影响，而是被转嫁到万千小民身上。至于平民百姓在天子眼中不过是蝼蚁一般的存在罢了。
总之，当人只享受权利不承担责任，撒谎还会有什么负担吗？
当撒谎变成一种表忠诚的形式的时候，在同一个漩涡里，没有人可以真的稳坐壁上观。不会撒谎的人才是异类！
鸦片战争是中国人的锥心之痛。
不过，认真说来，痛，是后来的事。当时好像不怎么痛。不但不痛，相反，1841年的那个夏天，“战败后的广州，并没有像通常那样死气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气洋洋地互贺升迁”。
首席指挥官奕山，被钦命“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其他官兵人等，则优叙的优叙，升官的升官，补缺的补缺，换顶戴的换顶戴，正所谓“弹冠相庆，共沐天恩”。因为负责这次战役的奕山在奏报“战功”的同时，还一口气保举了“有功之臣”共五百五十四人，几乎囊括广州所有官员。
这可真是“胜利者的欢宴”。
然而事实又如何呢？奕山一伙严重读职，既战败，又违旨。
奕山的职衔是“靖逆将军”。“靖逆将军”不是“抚远将军”，他只能“剿”消灭英军，不能“抚”停战言和。
道光皇帝给他下达的命令，也是“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务使该夷片帆不返”。为此，皇帝下令调集湘、赣、鄂、桂、滇、黔、蜀七省大军供其驱使，还慷慨地一次性拨款三百万两充做军费。这次战役的前敌指挥部也阵容强大：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奕山，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四川提督齐慎，原刑部尚书、现任两广总督祁埙，一共五位大员。
道光皇帝决心之大、期望之高，可见一斑。
可惜事与愿违。“英夷”不但没有被“一鼓荡平”，清军反倒一败涂地。“夷酋”不但没有“束手就擒”，反倒指名道姓地要奕山亲自出面谈判，而且开出的价码中，竟然要求奕山等人率兵出城，驻扎在广州城外两百里处。
最后的结果是，奕山不但全部接受英方所开条件，还提前两天缴清了六百万元的“使费”，总算是从英军的炮口下“赎”回了广州城。至于两国之间恢复通商，自然更是不在话下。
停战是违旨的，谈判是违旨的，同意通商也是违旨的，赔款就更是丧权辱国，然而却获得了嘉奖。这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奕山向皇帝撒了谎。就在广州城降旗高挂的5月26日，奕山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历数清军在5月23日至25日的“赫赫战功”，宣称击沉、焚毁英军轮船、兵船各一艘。6月4日，即停战协定达成九天、英军退离广州之后，奕山等人又上一折，声称英军头目夷目在城下“免冠作礼”，恳请“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只要给他们这两项“恩典”，“英夷”们就“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不敢滋事”。其实所谓“商欠”，就是那六百万元的“赎城费”，奕山等人早在5月31日就交清了。而通商则是事实，奕山和先期到达的参赞大臣杨芳等人早就默许，不闻不问，只不过道光皇帝还蒙在鼓里而已。于是，这个冤大头皇帝便在上谕中“宽宏大量”地说，那些野蛮人（该夷）原本“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现在，天朝已略示薄惩，英夷又作礼乞恩，你们办事也不容易（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那就恩准通商赏还商欠吧！奕山一看谎言生效，又在7月14日出奏，声称“英夷”听宣，感恩戴德，“额庆欢休，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
这一结果，虽然离“片帆不返”，“一鼓荡平”相去甚远，但“永不滋事”还是皇帝愿意听的，奕山等人岂有不加官晋爵之理。
事实上，在整个鸦片战争史上，我们很难找到完全不撒谎的官员将领。
两广总督邓廷祯撒谎，两江总督伊里布撒谎，钦差大臣琦善撒谎，参赞大臣杨芳也撒谎。当然，杨芳的撒谎和奕山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结果，最敢撒谎也罪孽最重的奕山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
撒谎水平次于奕山的杨芳“革职留任”（原因在于多少讲了点真话），相对诚实的林则徐（基本不撒谎）和琦善（后来才撒谎）处分最重——林则徐遣戍伊犁，琦善判斩监候死缓。这可真是谁不撒谎谁倒霉！
当然，也有因撒谎而倒霉的。1842年2月24日，英军主动撤离舟山，伊里布不费一兵一卒就“收复”了定海县城。而且，接收这座空城的，其实只有三个人——伊里布的家仆张喜和两个下级军官。然而，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伊里布却自吹自擂，大表其功，甚至不惜编造情节，但这“真实的谎言”却激起了道光皇帝的雷霆大怒——“伊里布著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之任，仍带革职留任处分，八年无过，方准开复，以观后效’！
读《天朝的崩溃》一书感触最深的，就是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前方将帅的不断撒谎。可以说，在这场“鸦片的战争”中，谎言成了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剂鸦片。只不过，他们不认为是鸦片，也不管它叫鸦片，而叫做“天朝体面”。有时候，也叫“爱国主义”或“英雄气概”。
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民族都沉浸在一种“天朝大国”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在我们看来，人类居住的这个地方，叫“天下”。天下的中央住着我们，叫“中国”。中国的皇帝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的王朝是最伟大的，叫“天朝”。天朝的臣民是最优秀的，叫“华夏”。周边那些国家因为离天子太远，无法接受天朝的礼乐教化，因此不开化，是野蛮人，叫“蛮夷”。
“蛮夷”和“华夏”之间是“君臣”关系，或“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关系，根本就不平等。“蛮夷”到“中国”来，要么是来“朝贡”的，要么是来“观礼”的，要不然就是来“乞恩”或者“喊冤”的。
因此“天朝”无“外交”，只有“理藩”即打理“中国”与“藩国”的事务。直到耆英等人签订城下之盟时，使用的也仍是“恩准”字样，比如“恩准”五口通商。
明明是人家强迫我们订立不平等条约，还要说是我们“恩准”，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
然而不说“恩准”是万万不行的。不说，就是“大不敬”，就是“卖国贼”。同样，不说“逆夷”“闻风慑服”、“实无能为”也是不行的。不这样说，就是“胆小鬼”，就是“助夷气焰”，就是一屁股坐到敌人那边去了。谁敢担这个罪名，也就只好说“夷不足畏”。
当然，夸大敌情的时候也有，比如说到1842年第二次定海之战时就是如此。在许多论著中，这次战役往往被描述成一个激动人心、英勇壮烈的故事。定海三总兵——定海镇总兵葛云飞、浙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孤军五千，奋力抗击英军万余人的围攻，血战六天六夜，终因寡不敌众而阵亡。
这样写，当然感人至深，可惜并不完全是事实。
三总兵率军抗战是真的，英勇奋击也是真的，以身殉国就更是真的。但据茅海建先生考证，敌军并没有万人之多（更没有二三万），而是只有四五千。也没有“血战六天六夜”，而是只有不到一天时间，从1841年10月1日早晨开始，至下午二时许结束。
在整个战斗中，“英军并未遇着坚强的、有效的抵抗”，“只付出了战死二人、受伤二十七人的微小代价”。敌情，显然被夸大了。
但这种尚待核实的说法在当时和后来却几乎视为信史，即使一些以“严谨治学”为标榜的人也宁信其真，不疑其伪，就因为从至尊天子到寻常百姓，都喜欢听谎言，或者说喜欢听好话、“吉利”的话、歌功颂德和“鼓舞人心”的话，至于这些话是否真实，或者有几分真实，则是第二位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