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不时释放政改气球来巩固独裁 呼吁舆论警惕抵制俞可平现象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即“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因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而格外为海内外关注的俞可平说，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件“应当”的事，而是一件“必须”做的事。
新华网报道，俞可平说，中国的政治发展将与经济发展一样，遵循增量改革或增量民主的道路，不可能发生整体的突变性改革，但是某些领域将不时会有一些突破性的发展。
中国民主政治将遵循增量民主之路
俞可平认为，中共十七大报告在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时不仅重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而且直接将这一部分的标题定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且继中共十六大将党内民主视为“党的生命”之后，将人民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重视和推进民主政治的决心。”
改革开放29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过了一条渐进式的道路。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的主要执笔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说：“改革进程是一个先易后难、先外围后中心、先微观后宏观的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不可逆的进程。”
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成路径
“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这一“建议”格外引人注目。事实上，正在举行的乡、县、市三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中，西藏拉萨、日喀则等地方的农村和城镇的选民们已经开始按照同等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专家认为，伴随着这一建议的逐步实行，必将消除选举中的城乡差异，进一步扩大广大农民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扩大他们在国家权力机关中的发言权。
中共十七大报告不仅将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作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并且提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俞可平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发展民主的现实道路，人民民主是最终目标，党内民主是推进人民民主的途径和条件。
增加人民“表达权”的内容；“公民意识”一词首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在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方面，中共十七大报告作出了很多新的部署，让人充满期待。
发展基层民主：加快建立自治制度
对村里民主管理的变化，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郝庄村村民董有金感触很深：“以前，村里大事小事都是领导说了算，是‘替民做主’。现在村务公开，村里大事都由村民大会定，真正实现了‘让民做主’。”
这是民众行使民主权利的具体体现。目前，全国九成以上的村实行了村务公开，基层民主在实践中得到切实发展。
俞可平说，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地将基层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并且要“重点推进”，再次表明基层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领域。
专家认为，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把“基层民众自治制度”纳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范畴，意义重大。这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生动体现。
扩大基层民众自治范围，推进厂务公开，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中共十七大报告关于发展基层民主的具体安排可圈可点。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进一步全面落实
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44次集体学习，第一次集体学习的内容是宪法。“这是一个强烈和清晰的信号，表明了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重视。”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说。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中共十七大报告对此作出了部署——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等等。
现行法律体系还不完备、对司法的人为干预较为严重、公民的法治意识比较淡薄……俞可平在指出中国目前立法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后说，中共十七大报告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论述了立法司法体制的改革，“只有深化立法司法体制的改革，树立宪法和法律的至高权威，完善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推进立法司法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才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现行司法体制中存在等级化、行政化、商业化和地方化等问题。周天勇认为，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关键是要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要采取“第三方立法”等方式防止利益相关部门通过立法获取不当利益；在法律的实施细则方面要注意加强监督。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将加快
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加以论述，指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并确立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
“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周天勇对中共十七大报告中的这两个具体提法感到振奋，“政府部门应逐步向大部制、宽职能、少机构的方向发展，减少行政层次，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等问题。”
“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总趋势是，逐渐从管制走向服务，从人治走向法治，从集权走向分权。”俞可平认为。
制约和监督机制将进一步完善
中共十七报告提出，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俞可平说：“这段话大体勾画出了中国特色权力制约体制的轮廓。”一切权力都必须受到有效制约，否则必然导致专断和腐败。
中共十七大报告鲜明提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俞可平认为：“这是集中民智、倾听民声的结果，充分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中共十七大报告多处地方提出了提高透明度的要求。注意到报告这一特点的俞可平说，只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避免暗箱操作，让官员在众目睽睽下办事，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才能确保民众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民众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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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臃肿、队伍庞大 中国事业单位改革期待突破
2007年11月11日 10:41 来源：法制日报
事业单位存在的弊端：机构臃肿，队伍庞大，效率低下；因其国有化导致了权力化；政事不分导致了行政化；热衷于行政级别而缺少专业精神
事业单位法人化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在21世纪的中国，试图用一个定义去概括事业单位的一般属性，多半会犯简单化的错误。因为事业单位的多样化和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了任何言词定义所能够概括的极限。”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方流芳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我国的事业单位主要包括教科文卫，以及新闻出版、体育、环境监测、城市建设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机关的附属机构和法律服务所等。
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是计划经济时期逐步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事业单位的组织与管理体制具有典型的计划特征———各类事业机构都为公立机构，资产都属国有；政府决定事业单位的设立、注销以及编制，并对事业单位的各种活动进行直接组织和管理；各类事业单位活动所需的各种经费都来自于政府拨款。
“在中国，事业单位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延伸或化身。”方流芳说。由于历史的沉积，中国的事业单位被打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基于这些体制缘由，在事业单位“出生”后的几十年，其自身问题被概括为：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已经难以适应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需要，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因此，继国企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之后，事业单位的改革紧随其后。成为“政府机构改革之后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事业单位真正的弊端，是行政化现象严重，受行政牵制太多。”专家们一致认为。事业单位存在的根本问题是：政事不分。事业单位行政化，是政府附属部门，因其国有化导致了其权力化。事业单位同时承担政府职能是常见的现象。
在中国，事业单位可以是一个纯粹的行政机关，也可以具有行政机关和公共服务双重职能；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事业单位还可以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投资公司。
“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是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合而为一的常见方式。比如，国家体育总局是国务院直属局，它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前一块牌子代表国家机关，后一块牌子代表“依法成立的非营利社团法人”。
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表示，事业单位最大的问题是本身缺乏好的治理结构。同时又没有管办分离。“目前我们的事业单位还有行政级别。按照行政标准来设立事业单位，不同的事业单位，往往被设置成不同的行政级别，缺乏专家、专业精神，很多运作具有行政化特点。这使得事业的重要性与效能无关，而是与其行政级别紧密挂钩。”毛寿龙说。但是，不可否认，在计划经济时代，事业单位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事业单位存在的价值是提供专业性的公共服务机构，提供专业知识。”毛寿龙表示。
“中国的事业单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或者想把成果用英文发表的中国学者，一直想不出一个适当的英文单词来表达中国的事业单位，因为英文世界里面没有对应的存在。”
毛寿龙说。
目前，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对事业单位的定义主要有两个：一个是1998年国务院发布，2004年修订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将事业单位定义为：“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
另一个是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定义为：“依法成立的，从事公益事业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公共文化机构、社会公共体育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等。”
无论如何定位，事业单位的实质就是提供公共服务。“在经济体制改革前后，事业单位都是指政府创设的，提供教育、科研、文化和卫生服务的专门机构，尽管不同时期的法规对它的界定不尽相同，但并没有实质差别。”方流芳说。
因此，许多人认为“事业单位”英文较为准确的意译为：公共服务机构。
目前中国的公共服务主要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以及部分国有企业的下属单位等共同提供。
改革面临重重困难
方流芳表示，事业单位是公权力的产物，那么事业单位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是用公权力去解决它自身造成的问题。
而事业单位庞大的总体———全国有近130万个事业单位，约3000万从业人员———让事业单位的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其难度可以想见。事实上，事业单位改革与经济改革几乎是同步开始。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政府制定了诸多事业单位改革的政策，并得以稳步实施。主要是调整事业单位布局结构，实行政事分开，推进事业单位社会化，通过明确事业单位的法人地位和取消事业单位行政级别，改革政府对事业单位的管理方式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形式。
1998年以来，改革的力度明显加大，特别是国务院部门所属事业单位做了大幅度的改革。
2002年，十六大提出：“按照政事分开原则，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
2003年，事业单位改革主要集中在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调整和充实，以及整顿党政部门报刊社和加强农村中小学管理。
尽管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事业单位的改革，但事业单位改革的成效并不显著。尤其是事业单位的分类、剥离、转制，遇到不小困难。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旭涛表示，首先是人多，队伍庞大。人员的分流难度大，尤其是社保这块。
毛寿龙也指出，事业单位的改革有个难题，就是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其次，取消行政级别也很困难。“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很难根除。”此外，改革还有一大难点，即资产剥离。事业单位的人、财、物，剥离很困难。“人、财、国有资产管理是很大的一块。”刘旭涛说。而部门之间的权力交叉、利益协调等问题，也使得事业单位的改革阻力重重。刘旭涛表示，“一些地方的改革试点其实很好，但会遇到体制上的障碍。并且现在政府改革的思路也不明晰”。
分类治理、法定化
事业单位如何在法律上界定？这也是事业单位饱受争议的焦点问题。
“目前我们的法律还没有统一的界定事业单位的位置，事业单位基本都是下属机构。”毛寿龙说。
但事业单位却可以是民法法人。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将事业单位界定为“法人”，惟一的“法定代表人”是“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
“‘单位’与法人毕竟是两类性质相去甚远的机构。”方流芳说，而且“创设公立机构的依据从来就不是民法，而是国家权力，比如政府命令、决定、特许、法令等。”
12年后，1998年，我国又开始实施事业单位的“法人登记”制度：无论是已经成立，还是刚刚成立的事业单位，都要向主管部门申请“登记”或者“备案”，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
法人证书一度被一方律师用来质疑对方诉讼当事人资格，设置诉讼的技术障碍。
在“中英教育测量交流中心”诉“中国青年出版社”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被告就否认原告是适格当事人。称：原告在起诉时尚未进行事业单位法人登记，不具有合法的原告资格。
但法院认为：“被告以有关规章和通知的相关要求来否定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中国事业单位呈现出的“法人化”外观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事业单位法人化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公立机构的组织和治理应当遵循公权力运作的机制，而不是民法。”方流芳指出，“事业单位不应当成为法人，这与公共权力不能私法化是一样的道理”。
尤其是事业单位一旦法人化，那么，谁对事业单位的债务负责；如何区分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提供公共服务，但未必是非营利机构。这些成为各方的困惑。
在经济体制改革后，由于预算不足驱动了事业单位创收。
以医院为例，“医院和医护人员向患者销售或搭售药品，以回扣的形式分享销售利润。回扣让医院这种事业单位成为具有双重身份的组织，即理论上是非营利机构，但实际上是销售药品的代理商”。
此外方流芳还表示，我国管制不正当经营的法律通常只是针对“企业”，因此，当事业单位从事不正当经营而受处罚的时候，通常都会以自己不是“企业”为由进行辩解。
他为记者讲述了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湖北省宜昌市妇幼保健院(以下简称“保健院”)，在药品采购中，先后收受医药公司现金和物品回扣58721元。宜昌市工商局认为保健院的行为属收受“商业贿赂”，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保健院罚款1万元。
但保健院强调，《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对象是“经营者”，而该院是“全民所有制财政全额拨款的公益事业单位”，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范围。
最终，一审、二审法院均作出了支持工商局的判决。
事业单位走向哪里
对事业单位的改革方向，普遍认为，最主要的是对事业单位进行分类管理，取消行政级别。
毛寿龙认为，应该把现在的事业单位分成三个类型：执行政府职能的法定单位；提供公益性服务的公益单位；可以企业化运作的营利单位。这三个类型中，只有提供公益性服务的公益单位基本保持事业法人的身份，法定单位转变成政府机构，营利性单位则变成企业法人。除了法定机构之外，所有单位都取消行政级别。
刘旭涛表示，目前事业单位改革在微观操作上主要还是分类问题。改革方向首先要法定化，承担公共服务领域。属于官方的归属官方，属于民间的回归民间，与中介组织一样社会化、服务化。
刘旭涛特别强调，事业单位要法定化管理。依法注册，承担某个社会功能，而且取消行政级别。
“事业单位法定化后，是通过资产纽带，而现在是行政权力的纽带。”刘旭涛说。
所谓事业单位的法定化，从深圳的试点工作中或许可见一二。
在深圳市出台的《深圳市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指导意见》中要求，对某些特殊行业或领域中兼具政府、事业和企业多重角色的事业单位，以特定立法的方式，合理界定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与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明确事业单位的法律地位、职责任务、人员配备、治理结构，规范其财务管理，建立政府依法管理监督，单位依法运作，有别于传统事业单位的法定机构管理模式，确保其公共目标的实现。
除了事业单位的法定化，分类治理也是改革成败的重要内容。
目前事业单位的分类主要有三大类：公益性、准公益性、经营性。
“据我所知，现在还没有出来具体的分类标准。”刘旭涛说。
刘旭涛认为，事业单位的改革方向可以像西方国家一样形成契约关系。事业单位的任务主要通过契约方式提供，而不是现在的隶属关系。
“事业单位的分类体系要符合现在的发展，应该按照市场配置来分。彻底切断事业单位与行政单位的行政隶属关系。通过契约化的方式管理。”
方流芳也表示，如果要对事业单位进行改革，那必须是区别对待，分类治理。
对一些继续保留的事业单位，不是要强化它们的法人地位，而是要“去法人化”，让它们回归公权力的控制之下；在分类和区别对待的基础上，对甄别保留的事业单位，不是“政事分开”，而是要强化管理上的“政事合一”。
“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都是公立机构，两者有时需要为特定目的而适度区分，有时应当合二为一。”方流芳说。（记者 廉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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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七大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布局
新华网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李斌张景勇顾瑞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十七大报告鲜明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从过去的“积极稳妥推进”到“深化”，中共十七大报告的这一论述引起海内外普遍关注。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将如何深化？新华社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和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等权威专家。
中国民主政治：将遵循增量民主之路
“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件‘应当’的事，而是一件‘必须’做的事。”因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而格外为海内外关注的俞可平说。
俞可平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将与经济发展一样，遵循增量改革或增量民主的道路，不可能发生整体的突变性改革，但是某些领域将不时会有一些突破性的发展。
他认为，中共十七大报告在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时不仅重申“发展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而且直接将这一部分的标题定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且继中共十六大将党内民主视为“党的生命”之后，将人民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重视和推进民主政治的决心。”
改革开放29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过了一条渐进式的道路。“改革进程是一个先易后难、先外围后中心、先微观后宏观的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不可逆的进程。”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的主要执笔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说。
人民民主将进一步扩大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成路径
“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这一“建议”格外引人注目。
事实上，正在举行的乡、县、市三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中，西藏拉萨、日喀则等地方的农村和城镇的选民们已经开始按照同等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专家认为，伴随着这一建议的逐步实行，必将消除选举中的城乡差异，进一步扩大广大农民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扩大他们在国家权力机关中的发言权。
中共十七大报告不仅将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作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并且提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俞可平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发展民主的现实道路，人民民主是最终目标，党内民主是推进人民民主的途径和条件。
增加人民“表达权”的内容；“公民意识”一词首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在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方面，中共十七大报告作出了很多新的部署，让人充满期待。
发展基层民主：加快建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以前，村里大事小事都是领导说了算，是‘替民做主’。现在村务公开，村里大事都由村民大会定，真正实现了‘让民做主’。”对村里民主管理的变化，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郝庄村村民董有金感触很深。
这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具体体现。目前，全国九成以上的村实行了村务公开，基层民主在实践中得到切实发展。
俞可平说，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地将基层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并且要“重点推进”，再次表明基层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领域。
专家认为，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范畴，意义重大。这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生动体现。
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推进厂务公开，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中共十七大报告关于发展基层民主的具体安排可圈可点。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将进一步全面落实
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44次集体学习，第一次集体学习的内容是宪法。“这是一个强烈和清晰的信号，表明了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重视。”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说。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中共十七大报告对此作出了部署——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等等。
现行法律体系还不完备、对司法的人为干预较为严重、公民的法治意识比较淡薄……俞可平在指出中国目前立法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后说，中共十七大报告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论述了立法司法体制的改革，“只有深化立法司法体制的改革，树立宪法和法律的至高权威，完善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推进立法司法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才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现行司法体制中存在等级化、行政化、商业化和地方化等问题。周天勇认为，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关键是要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要采取“第三方立法”等方式防止利益相关部门通过立法获取不当利益；在法律的实施细则方面要注意加强监督。
从管制走向服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将加快
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加以论述，指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并确立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
“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周天勇对中共十七大报告中的这两个具体提法感到振奋，“政府部门应逐步向大部制、宽职能、少机构的方向发展，减少行政层次，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等问题。”
“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总趋势是，逐渐从管制走向服务，从人治走向法治，从集权走向分权。”俞可平认为。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将进一步完善
中共十七报告提出，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这段话大体勾画出了中国特色权力制约体制的轮廓。”俞可平说，一切权力都必须受到有效制约，否则必然导致专断和腐败。
中共十七大报告鲜明提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俞可平认为：“这是集中民智、倾听民声的结果，充分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中共十七大报告多处地方提出了提高透明度的要求。注意到报告这一特点的俞可平说，只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避免暗箱操作，让官员在众目睽睽下办事，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才能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本文来源：新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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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庆红职务三分：习近平李长春李克强分别接管
中国时报朱建陵、郑汉良／中共官员昨天透露，在十七大中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习近平，已经接替曾庆红“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的组长一职。但此间消息指出，曾庆红的职务将不会由习近平一个人承接，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李克强两人，也将分别接替曾庆红的部分职务。
据称，日后北京对香港的政策方针，主要依据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发表的政治报告而行。胡锦涛在十七大中提及，要保持香港长期的繁荣稳定。
由于习近平在福建、浙江、上海等三个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任过职，对香港社会运作模式较不陌生，被视为一个合适的人选，但预料也将面临香港、澳门事务的挑战。
中共已经拒绝在二○一二年前让香港实施双普选，习近平未来将面对香港民主派日益强大的普选呼声。另一方面，澳门政府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也将让习近平头疼。
由于现任中共国家主席曾庆红身兼数职，曾庆红在十七大退下之后，预料明年也将卸下中共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等职务。此间消息指出，这些职务将不会全由习近平一个人接替，以彰显集体领导下的分权。
据指出，目前在政治局排名第五的李长春，将有机会在明年接替曾庆红的中共国家副主席职务。十七大前，一直有传闻说李长春将因身体健康因素下台，但看近期李长春出席公开场合的表现，毫无病态。
李长春现年六十三岁，五年后的十八大将因届满六十八岁下台。对于李长春被划归“江系”一事，此间政治分析人士指出，李长春在赵紫阳主政时期就已经窜起，他之于江泽民，最多只有一种“依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随时可以转移的。
另一方面，消息说，曾庆红中央党校校长的职位也将不会由习近平接替，而是李克强。据指出，这种安排是为了平衡习、李两人的权力差距，一方面避免造成谁是“接班人”的印象，另方面有利于“集体领导”下的分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