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恐怖的监狱医院
滨河医院
没想到，我竟然也尝到了趟脚镣的滋味儿——犯人去医院看病，都要戴脚镣。防范如此严密，怨不得靳哥教小金逃跑没打这个主意呢。
一个队长熟练地解开了脚镣给我戴好，拿过铁砧，插上销子，当当地铆了个结实。
这副铁镣子至少有40斤，链子部份得有小拇指粗细。走起路来“哗啦——哗啦——”，步履维艰。
“拎着点儿链！”队长喝道。
我弯腰提着链子，免得它在地上拖拉，像个驼背翁一样往前挪，脚腕子磨得生疼。
七处的隔壁就是滨河医院，这儿是我的客户，我在这儿讲过课，指导过大夫。这要见着熟人可咋办？
11点多，正人多的时候。人们像躲避瘟神一样纷纷让路。我不敢抬头，却能感到那一双双鄙夷的目光，照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没罪！我是受冤枉的！你们别这么看我！”——我真想这么表白，可那哪行啊？在他们眼中，穿警服的永远是正确的，戴脚镣的永远是罪犯。
迎面出现一面铁栅栏墙，封死了楼道，后面有警察把守。旁边一个小桌，我在凳子上坐了下来。
“起来！蹲那儿！”队长喝道。
我咬咬牙，艰难地靠墙坐到了地上。这一放松下来，才感觉到两个脚脖子肉皮生疼，都磨破了，脚后根筋、两个脚踝都在渗血。
不好！我突然想到——这镣子要是那个“爱滋病”用过的可咋办？他趟镣子脚也得磨这样啊！4小时之内，这镣子上的爱滋病毒还能传染呢！
冷汗滋出了一身。
冷静，冷静。关键是“爱滋病”是不是趟的这副镣子——医务室地上就有这一副！太可怕了！
要命的时候，管不了太多了。我取下桌上的酒精棉球瓶，抓起棉球就往脚腕伤口上擦，疼得我直咧嘴。
“砰——”皮鞋斜着蹬在了我的锁骨上，一下把我顶在了墙上。
“反了你！”队长骂道。
“有个‘爱滋病’刚住的院，他用的这镣子有爱滋病毒！”
“啊？！”队长吓得大叫一声，败出圈外。
“这酒精能杀爱滋病毒？”
他这一问，我心里也打鼓了，真担心酒精对爱滋病毒没多大杀伤力。
“总比不擦强。”我干脆把酒精棉球往外倒，湿乎乎地猛抹，疼得直咬牙。
队长好像想起来什么，问我：“你认得这个镣子？这就是那‘爱滋病’用的？”
“像！”
“那‘爱滋病’又回你们号儿了？”
“住院了，是不是就在这儿？”
“真他妈蠢！住院镣子不摘！”
“啊？”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这场大惊小怪！我勉强地耸耸肩，就弯腰捂肚子了。
一个男大夫来看了一下，就给我登记住院了。
进了一道铁门儿，是一个横向的走廊，对面的二道铁门开了，一个小瘦子在里边儿接我。他穿着背心大裤衩，皮笑肉不笑。我赶忙问候这位老大，他姓纪，是这儿唯一的劳动号儿。
我被关进了一个病房，屋里四张床，三个病犯。一个黑人躺着输液，一个病犯在看报纸，还有一个盘腿打坐——鸠形鹄面，奇瘦无比，眼窝深陷，就像非洲快要饿死的难民，身上几乎没肉了，鼻子里插着一根橡胶管儿，管儿的一头盘在耳朵上——我知道这是鼻饲管，从鼻子一直插到胃里的——绝食？他睁开眼，对我当胸合十，那安然的眼神好像似曾相识——那一瞬间，我眼泪差点儿流下来。
纪哥提来一张小折叠床，支到了前面两床之间。我铺好床，换上病号服。他又拎来一副脚镣，拴锁在床尾，再和我的脚链锁在一起，我就被链在床上了。他又拎来一个小白塑胶桶放在床尾，小便专用。
我强撑着跟周围病犯打招呼。斜对面11床的犯人姓阎，是四区的一个牢头；左手9床的黑人叫Jim，苏丹人，懂英语，几乎不懂汉语；右手10床这位姓周，又是冤进来的法轮功，绝食绝水两个多月了。他眼珠子都黄了，上下嘴唇都翻起了干皮，就像干裂翘起的泥片儿，腿只有我胳膊粗。
我太难受了，昨儿折腾了一晚上都没怎么睡，今天又折腾一上午。盼着大夫也不来，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沉睡中，忽然有人揪我的胳膊，我一睁眼——“喀嚓”一声，明晃晃的手铐铐住了我的左腕，吓得我一激灵，“喀嚓”一下，另一个手环铐被铐在了床头。
纪哥又去别的病床，挨个把病犯单手铐在床头，那些手铐平时就在床头锁着。天很黑了，要睡觉了？难道睡觉都得铐着？
见他铐完人要走，我叫住他，“纪哥，我实在受不了了，帮忙叫一下大夫行吗？”
“你刚来，药、饭都是第二天才给,”纪哥说着又要走。
“我都快脱水了，纪哥……”
“谁不扛着啊？就你特殊？让我挨骂去？”
“那你叫一下队长吧，我是美国人，要这样，我要向美国大使抗议了。”
我这杀手锏还真灵，他悻悻地找大夫了。
一个值班的女大夫姗姗而来，“听说你是美国人？”说着她礼貌地摘下了大口罩。
啊？！这不是我教过的那个美女大夫吗？！我对她印象深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而是当年滨河医院用我们的组织配型[1]试剂盒的时候，她老说不好使，我只好到这儿来手把手地培训她——她连PCR操作的基本常识都没有，我从零开始教，费老了劲，才把她带出来。
就怕在这儿遇见熟人！如果我案子没把握，见了熟人还有希望给捎个信儿什么的；可现在我这案子是肯定没事儿了，这儿要见了熟人，只能使我丢了客户——怎么解释也白搭，谁还会再信任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要传扬出去，弄不好我整个北京的市场都受影响了。
我呆呆地盯着她，张嘴又不知说啥好，无限尴尬。
她脸红了，又把口罩戴上，一语双关地问道：“什么毛病啊你？”
太好了！她没认出我来！看来我这副尊容——蓬头垢面，胡子满脸，成了上好的伪装！我立刻说：“痢疾……颈椎增生……关节炎……全身乏力。”
大夫飘然而去，护士姗姗而来。输上液，我又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纪哥拨拉我，“醒醒！都回血了！”
我睁眼一看，液已经完了，输液管儿里有一长段血。纪哥过来给我拔了针，没按一秒钟就放了手。血马上从针眼儿流了出来，我赶紧把右手凑到床头，用铐在那儿的左手按住针眼。
“纪哥，我要小茅。”
“小啊你！”纪哥一脚把塑胶桶从我床尾踢到了床头，抄起输液架就走。
“纪哥，我这铐着怎么小茅啊？”我实在有点儿忍耐不住了。
“翻身得解放。”纪哥说完出了门。
我琢磨了半天，右手捞起尿桶，拧开盖儿，左手把铐子滑到床头中间，翻过身在床上艰难地方便——这就叫“翻身得解放”。
注
[1] 组织配型：器官移植中，检测器官提供者和器官接受者双方白细胞抗原的匹配程度，匹配程度越高，移植后的免疫排斥越低。
金镶玉玺
第二天一早，纪哥把我们解下来，两人一组，趟着脚镣去洗漱。小周给我找出件大背心，教我撕了做“镣托儿”[1] ，有了这个就不磨脚腕了。再用布带子把镣链系在小腿根，挪起碎步来确也利索。
小周扫地，我擦桌子，小阎负责擦地和隔壁的卫生。纪哥这个劳动号儿成了大爷，该他照顾的病犯，反而成了他役使的奴隶——鲜明的中共特色。
小周抓紧干完活，利用一点点自由，站着炼功了。纪哥也不理他，忙活完了，最后才把他锁到床上。
这儿的饭是“人间”的病号儿饭，可惜我还是不能吃，小周依然绝食，小阎和Jim各吃了两份，大饱口福。
小阎跟我说：这儿是七处最舒服的地方，虽然得戴脚镣，但是每天能吃上人饭，能见到阳光，能见到美眉，能睡上自己的床，他都“乐不思蜀”了。
纪哥白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盯着大家输液，叫护士换液。跟纪哥聊了一会儿，也就混熟了。他是北京所有平民犯人里最柳儿的，十年的刑期，能留在七处服刑，还能混到这么舒服的地方，可不是一般的门路。七处一般只收留总刑三年以下的犯人服刑，在这儿服刑，减刑幅度最大的，所以有门路的短刑犯人都往这儿挤。
中午吃饭的时候，护士推着小车进来给小周做鼻饲，把一瓶烫手的营养液吊上架子凉着，推着另两瓶营养液出去了。
我问纪哥：“像他们绝食的就这么着了？”
纪哥一撇嘴，“你以为跟你们美国似的，一绝食政府吓得够呛？没那事儿，共产党不怕这套！七处绝食的法轮功，都在医务室就地给灌，五个犯人把你往地上一按，就插管儿灌！那犯人插胃管儿都成老手了！绝食时间太长的，看着实在不行的才送这儿输液来呢！输几天，缓过来了，赶紧送劳教所，要么就踹分局判大刑去。
“有俩女的真有意思，在那屋，我三天两头给她们上背铐，输了几天液，活过来了就劳教了。没一个月，又让劳教所给送回来了！”
“这儿还管劳教所啊？”
“劳教所病房在里边儿。”纪哥往身后一指。
那护士推门进来了，“说的什么呀？这么热闹。”
“李姐，说这帮法轮功呢，去年把咱可累坏了。”
李护士一笑：“嗨，老江没事找事儿！”
纪哥边吃边说：“老美，现在清闲多了！去年，多少法轮功绝食？那边女号儿满了，这边儿男号儿一屋俩。一到吃饭，我跟走马灯儿似的，灌了一个又一个，灌完牛奶灌热水，比饲养员还忙！”
李护士摸了摸输液瓶，还是热，索性取下来，摩挲着用手降温。她问小周：“挺得住吗？别扛了，农村的念出个大学生多不容易！跟共产党较劲，有啥用啊？”
她说着挂上了瓶子，往小周的鼻饲管里灌了半瓶奶，又灌了小半瓶生理盐水，这就是小周的饮食了，怨不得他瘦成这样。
小周做完鼻饲就精神了，拧了拧镣环，双腿盘了个“五心向天”，开始跟我聊天儿。插着胃管儿时间一长，看来他也适应了，就是声音有点儿哑。
小阎这是第二次来北京为法轮功上访了。他上次来北京，回去被拘了一个月，他父亲的退休金被扣了半年，连盯他的派出所警察也被“株连”，那警察说：千万别去北京，实在要去，别报名儿，不然警察还得仨月没奖金。这回他再来北京就不报名儿了。我们只知道他姓周，大学毕业工作几年了。
我们劝他放弃这种无谓的抗争，他看我们都唱反调儿，就讲了个玉玺的故事：
东周春秋的时候，楚国有个人叫卞和，有一天他看见一只传说中的凤凰落在了一块大石头上，叫了几声飞走了。古语说“凤凰不落无宝之地”，他就背着那块石头献给了楚厉王。
楚厉王以为卞和戏弄自己，就砍了他的左脚。后来楚武王篡位，卞和又拄着拐杖，背着那块石头献宝。楚武王一怒之下，又砍了他的右脚。50年后，楚文王即位，卞和已是耄耋之年了，想再献宝，可是没了双脚。他放声大哭三天三夜，双眼喋血。楚文王听说以后，派人去问冤。卞和说他为没人识宝而哭。楚文王命人剖开石头，这才发现里边是一大块美玉。后人为了纪念卞和，把这块玉雕琢成形，取名‘和氏璧’，成了楚国400多年的国宝。后来和氏璧到了秦始皇手里，又经雕琢，刻上八个篆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用做玉玺[2]，成了中华的传国之宝。
小阎说：“故事蛮好听，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小周说：“两代楚王不认玉璞，现在政府不认法轮功，这么镇压，打死好几百[3]，坐牢几十万，跟当年对卞和多像啊？最后卞和不为自己难过，为世上没人识宝哭诉，和我们现在不像吗？我们被整成这样，还这么舍身为法轮功正名，跟当年卞和不惜性命献宝不像吗？”
大家似有所悟，纪哥问：“那你干嘛这么极端呢？”
小周不认为这是极端，“卞和要不是痛哭三天三夜，血泪满身，周围人能被震动吗？国王能理他吗？他再用平和的方式，已经不行了！我要不这样，政府能理我吗？能看我的上访申诉？我以前不绝食，预审就直接处理了，我坐牢对政府就是一个数位。现在我们长期绝食的，怎么处理我们得市局讨论，我的申诉材料，预审把它跟报告一起层层递上去，处理意见要政府上层批示的，这样上级才能看到我为法轮功的申诉。”
小阎啧啧感叹道：“其实你们这个义气劲儿，谁都佩服，现在找不着这样的了。不过，法轮功就这么教你们绝食……”
小周摆摆手，“可不是啊，法轮功可没教这个，是我自己要这么做。这个玉玺的故事，也是我从明慧网上看别人讲的，法轮功可没教。”
小阎跟我们说：“现在电视台连造谣也糊弄差事，水平也低。他跟我说那个自焚，我一听是破绽一大堆，可是，你能保证你们真正的法轮功，都好吗？”
小周说：“个别不好的，也是他们偏离‘真善忍’才没做好的，瑕不掩瑜，修去瑕疵，越做越好，这就是修炼。”
小阎又抬杠：“你前几天说自焚是电视台造假的，我信了，可你这么着还说不是自杀……”
纪哥装着一本正经地说：“绝食是请愿，可不是自杀。你看我都快被他们说降了。”说着晃了出去。
我们都笑了。小周说：“这是最大限度地用命、耗着命向政府申诉。用别的方式，政府听不到，所有上访都无效；只有这样，政府领导才能知道老百姓在哭诉什么。”
这最后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但是我心里清楚，他们过于善良了。虽然高官不知道百姓哭诉的具体内容，但是起码都知道百姓在哭诉，但又知道全国的民怨形不成“合力”，所以要封闭住民怨，封闭住媒体，不到掩盖不住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装聋作哑！
一旦媒体曝光——激起的民怨就会聚成合力——这是红产阶级最怕的。他们就会抛出替罪羊缓解危机。所以，红产阶级一定要牢牢把握住媒体，这是民怨形成合力的催化剂。
难怪，那些冤案的部份解决，都是在冤情被媒体曝光之后，中央才下指示才解决的——随后，中央马上批评媒体、进一步封闭整顿媒体，禁止曝光真相，转向对中央“明镜高悬、为民做主”的宣扬。而为民申冤的媒体总编、社长却要被撤职。
善良的小周，以为他用绝食——这种最震撼人的请愿方式，能成为红产阶级权衡决策时，站在天平正义的一端的一颗砝码。太天真了。也许，他只能是撞击一下人的良知而已。
纪哥进来打断了我的思绪，他把我们的输液速度关小，该午休了。
“像他们这个，成不了气候。”纪哥说。
我随口道：“成者王侯败着寇。将来大陆真民主了，那他们也都是英雄，连那屋的‘爱滋病’，都得被写成‘武松’！”
看着他们不知所云，我给他们讲了一下“爱滋病”怎么变成“武松”的。纪哥拍手称快，小阎也起哄：“这样的官儿，杀得太少了！”转身又对小周说：“嘿！你丫要敢这么杀了江泽民——”
“光当”一声，队长推门进来了，上来就问：“谁这么猛啊？”
注
[1] 镣托儿：缠绑在镣子的脚环上，防止磨脚的布托儿。
[2] 和氏璧玉玺作为皇权的象征，承传了1150多年，至五代后唐灭亡时失传，成为千古疑案。此后皇帝即自刻玉玺，后来和氏璧玉玺虽有几次“出世”，都未确定为真品。
[3] 据海外网上资料，2001年我坐牢时，有据可查的被整死的法轮功有278人，截止于2007年3月8日，这个数字上升到3012人。
（下回预告：“阎王”/乌纱关天人命贱）
|
附录：引子 |
| 2001年7月20日，我又照例带货飞抵北京，顺利入境。可是第三天，却遭到了突如其来的抓捕。我没有犯罪，在某些人“整人为本”的思想下，好大喜功的预审却利用模棱两可的法律，将我们定为严重犯罪。杨义在囚禁中出于恐惧，把责任都推给了我。预审对我软硬兼施，屡设圈套。在恐怖高压下，面对步步威胁和重重欺骗，抱着先让杨义解脱的幻想，我稀里糊涂地钻进了一个又一个圈套，铸成了“走私大案”，刑期“十年起步”。 在狱友亲身教训的解读和借鉴下，在狱友的点拨下，我开始了艰难的抗争——向整人体系抗争……最后还是在米国政府的施压下，我才洗脱了责任，得以地狱逃生。 看到我们开辟的市场将获得的巨额利润，“有关部门”竟然接管了我们的业务，接管了我的客户。在药品批文获准之前，成了唯一合法“进口”的机构，冠冕堂皇地成了救死扶伤的“及时雨”，垄断了国内市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