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的不均衡造成财富向更富有的阶层流动，加上医疗、教育、居住的过度支出，最终导致处于社会中间层的工薪族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我的一个朋友，在一家国有控股的制造业企业任部门经理，不久前向我抱怨说，现在他越来越怕失去工作。原因是他发现自己有付不清的账单，支出越来越多，而收入却未见增加。
中国经济连续二十几年高速发展，2007年也不例外，GDP增速铁定超过11%，政府财政收入也有望超过5万亿元，而企业利润在最近十年中年均增长则达到惊人的38.7%(2007年的利润增幅为估算）。
但是个人收入这块却并不乐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说，最近8年来，中国职工平均工资的涨幅都在两位数以上，平均涨幅为12.9％，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但是在中国青年报社的另一项调查中却有85.4％的人自称工资涨幅不到12％，甚至有7．1％的人称4年来工资“不涨反跌”。这项调查有来自29个省区的1604人参与。
为何中国社会的工薪阶层——它是中国中产阶层的主体——不能从快速的经济增长中享受到更多的好处？
首要的原因是中国不均衡的收入分配体制。
从工资收入流向看，更多的财富流向了个别的收入群体。比如，目前，中国的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却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显然，这些行业是工资增长的“蓄水池”，吸收了大部分“增长”。
即便在同一行业中，财富也更多流向了管理层。目前有些行业管理层和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达15倍，高的甚至达到了30多倍。因此即便是在垄断行业，普通职工也没有从这些“增长”中分得多少份额。
再从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来看，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中，分配到个人的财富又明显不及前两者。目前，政府财政大约拿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5%，企业资本拿走了大约45%，个人拿走了剩下的大约20%。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
另一方面，大多数工薪阶层的支出又比以前多了很多，尤其在2007年物价上涨过猛的背景下。
由于政府在公共基础服务——如教育、医疗等方面——投入的资金不足，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开销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城乡
为了调节贫富差距，中国进行了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但是这个制度设计却让中国的工薪阶层成为最大的贡献者。2007年上半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猛增28.5%，达到了1678亿元，成为全国税收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些税收主要来自中产家庭。个中原因，在于现有的起征点为1600元的个税制度“是严密覆盖工薪阶层的”。由于收入代扣代缴，无论税法规定要纳多少税，工薪阶层基本上很难跑得掉。而另一面，由于手中握有无数企业，富豪们能将个人支出都计入企业成本，而不给自己开工资——由于没有工资作为税基，税也就无从征起。
中产阶层或者说工薪阶层的日子难过并非中国独有。最近调查发现，在美国的个人破产案中，中产阶级竟高达92%。欧洲的中产经济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英国出现了“IPOD代”，即没有安全感（insecure）、压力大（pressured）、过重的税负（overtaxed）和高筑的债务（debt-ridden）。日本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提出了“M型社会”概念——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富者的财富快速攀升而中产阶级因失去竞争力，却沦落到中下阶层。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在中间这块，忽然有了很大的缺口：跟“M”的字形一样，整个世界分成了三块，左边的穷人变多，右边的富人也变多，但是中间这块，就忽然陷下去，然后不见了。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产阶层（在中国其主体是工薪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力量。而保护工薪阶层的利益，需要政府加大对垄断工资的规范力度，清理基于机会不均等下的潜规则收入，有效控制物价涨幅，对严重影响工资涨幅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政府应该加大公共投入，让这个阶层乃至整个社会有基本保障。(文/lcl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