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一：马连良为翡翠青蛙而死
文化革命期间，京剧大师马连良多次被抄家，家里几乎什么都没了。很少有人知道，马连良有个“致命一击”。他爱好收藏翡翠，他家的翡翠青蛙，据说是全中国最好的翠，全绿，青翠，当时价值上千万人民币。抄家时，他将它东藏西藏，没处藏了，就扔到家里的鱼缸里，以为这里安全。其实还不如不扔，一扔，水将那只翡翠青蛙映得格外艳丽，红卫兵一眼就瞧见了。马连良看见红卫兵眼神有异样，就匆匆走向鱼缸，用手向鱼缸里一揣。那青蛙很大，一手揣不住，而后他就背着手。这种时候，演员的本事都没了，难以处变不惊。人家说，这翡翠青蛙“价值连城”，假如出手，连房子在内，所有被抄家的东西都能换回来。此时马连良很紧张，这一动作，那一神态，令红卫兵立刻意识到什么，红卫兵训斥地一吼：“你过来！”说着，一把拉过马连良放在背后的手，又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翡翠青蛙。马连良说：“这不值钱，不值钱，是玻璃做的。”他就这么说谎。红卫兵知道这肯定是好玩意，于是往地上一甩，用脚碾成粉末。
马连良被致命一击，不久便去世了。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爱好是十分顽强的。章诒和说，艺人往往不经意间，将生活的艺术积淀为文化的蕴涵。马连良一生从事美的事业，一生爱好只是美：京剧的美，天幕的美，行头的美，声腔的美，乃至生活的美、情趣的美以及美食美景。一个爱美的人，却被丑类戕害了。
故事二：药学权威挨批斗回家 首先想到的是咖啡
中国有个非常有名的药学权威，就不说他名字了。他是一所医学院院长，又是另一所医学院顾问，早年从德国回来报效祖国，文化革命时两所医学院轮流批斗，他被红卫兵斗得一塌糊涂。一次批斗回家，很累，问儿子：“咱家还有咖啡吗？”儿子回答，还有一点儿。他说﹕“你能给煮一点吗？”家里咖啡壶早就被视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用品”被抄走了，于是，儿子就用炒菜的锅煮咖啡。小孙子在边上：“爷爷，爷爷，你喝什么呀？我也要喝一点。”爷爷用小杯子，给他喝了两口。小孙子说：“怎么这么好喝呀，这是什么东西呀？”他妈妈在一边说，这是刷锅水。
那以后，小孙子就天天在家门口等爷爷挨斗回家，一见爷爷就嚷嚷，要喝刷锅水。生活方式就这么顽强，挨批斗回家，第一件事想到的是咖啡。西方教育给他们的一点东西难以磨灭。章诒和说，人类生活的这种感官享受，这种情感欲求和实惠的物质生活，绝对不是生物性的，而是内含很多文化的、很社会化的东西。什么时候想起他来，章诒和总好像背上挨了一记黯然销魂掌。
故事三：史良挑鞋和喝红茶
北京有一家老字号鞋帽店，在王府井大街，叫盛锡福。一天章诒和随母亲去买鞋子，一进门就发现史良（著名“七君子”之一，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那儿。章诒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一地都是鞋子，全摆着让她选，而且全是白鞋。试鞋子的镜子是搁地上靠着墙的，一溜四周排开，所有的服务员都在为她服务，为她试鞋。当时，服务员还从其他店铺调来鞋子让她选，其实史良也只是买一双鞋。章诒和说，后来在美国、在香港、在上海，都没见过这样的场面。现在大陆喜欢用“极致”形容事物，当时史良挑鞋的场景，可谓是一种“极致”了。
史良的生活比较洋派，她爱喝红茶，一定要切柠檬，要知道那是在50年代初，北京没有几家人是这样吃的。她非常独特，总要将柠檬片的肉和皮撕开，把柠檬肉放进茶里，把片皮放在盘子里，其实这皮是很有味的。我们总说，她怎么这样吃的？当我母亲把盘子要收走时，她就说，别收走，别收走，这是我的。我们全家就看着她，她把柠檬皮贴满脸，说美容。她不管，一脸的柠檬片就出门去了。这故事我当时就想写，后来还是舍去了，因为有点顾虑，按级别规定，史良是国家领导人，我写了，怕人家认为她太“资产阶级化”。
故事四：胡适对赵元任妻子说：你要写下去
名望极高的语言学大师赵元任，他妻子杨步伟写了一本书，杨步伟一辈子都是贤内助，替人张罗，替丈夫张罗，替丈夫的朋友张罗。杨步伟做得一手好菜，为人仗义热情。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留美知识分子，从大西洋回到中国，最后一餐饭是在赵元任家吃的，菜是杨步伟做的。杨步伟说，你们都写书，是不是我也写一写。一天中午，她没有事做，就拿了纸写，写什么，就写怎么做两个人的饭，怎么做七个人的饭，怎么做14个人的饭，就写这些。写着写着，胡适来找赵元任的，他见赵先生没在，却见杨步伟在写东西，于是问：你写什么呢？杨步伟慌忙要将写的纸收起来，说，你不能看。胡适问，为什么？杨就说，我在写我自己。胡适一听，出乎意料，大感兴趣，便说，一定得给我看看。胡适是什么人哪，而她是什么人哪，是家庭妇女。胡适把写了的稿子拿走了，边走边看，看了两页，激动不已，又转头回来，对杨步伟说，你要写，你要写下去，写得太好了。胡适非常吃惊。一个家庭妇女，写的是油盐酱醋，枝枝叶叶，也有意义吗？也有价值吗？原来，我们大家都可以写。
◆章诒和小档案
章诒和1942年9月6日生于重庆，安徽桐城（今枞阳）人，“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次女。1954年起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1960年起就读于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文学系，1963年起就职于四川省川剧院艺术室。
1968至1978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78至1979年，获平反、无罪释放，恢复名誉，后在四川省文化厅剧目室工作。1979年起就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2002年至今，退休，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