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记者任子慧日本报导)被中共当局列为禁书在日本获奖。今年3月在一个以女性为读者群的著书评委会上，大陆作者周勍的作品《民以何食为天》获得最受欢迎作品的银奖。该作品也曾在德国获得二○○六年国际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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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勍在日本获奖、揭露中国食品问题的作品。（作者提供） |
中国禁书 日本获奖
周勍《民以何食为天》日本获奖
长期以来入口日本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一直备受日本人关注，但日本社会的一片涨价高潮中，中国食品的廉价也令相当的日本人踌躇。不过，今年年头的“毒饺子事件”在日本引发了一场中国食品恐慌后，日本共同社今年二月的调查显示，七成五的日本人表示以后不会食用中国食品。虽说如此，但很难全面拒绝中国食品，很多加工，半加工食品的原材料多来自中国。周勍的这本《民以何食为天-中国食品安全现状调查》正好让日人全面了解中国食品，以及问题的根源。
周勍在日本获奖、揭露中国食品问题的作品。（作者提供）
这个由包括产经新闻、每日新闻等多个日本媒体主办的‘女性最爱著书大赏’，由近两万四千名女性读者对四百多本推荐作品进行投票。以揭露现今中国食品黑暗一面为主题，遭到中共政府打压的作品《民以何食为天-中国食品安全现状调查》获得银奖。而上野千鹤子的以如何应对与日本社会息息相关老年问题的作品《老年生活》获得金奖。铜奖则由松本布里子（音译）的《我家三姊妹》拿下。
各个得奖作品。（大纪元）
大奖宣布结果。（网络图片）
‘女性最爱著书大赏’主要以女性为读者群，今年是第二次举办，并增设了‘让女性更加闪光’以及‘推介给丈夫的最佳作品’两项投票。
其中‘让女性更加闪光’的金银铜奖分别是，《令家人满意的一品料理》、如何磨练作为日本现代女性在待人接物、言谈举止以及人生价值观等美德的作品《女性的品格》以及可以带来好运的《清洁的力量》三部作品。
另外‘推介给丈夫的最佳作品’的金银铜奖则分别是，《互相体贴九成家庭和睦》，《男人即刻动手做料理》，以及《给繁忙的爸爸-如何辅助孩子成长》的三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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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痛感的生物 会最先被淘汰
访《民以何食为天》作者周勍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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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周蕾 图 ◎ 新纪元
在“没完没了”与“十面埋伏”的毒食品面前，老百姓应该如何应对这种“食品卫生恐怖”而进行一场集体保“胃”战呢？
北京某大学校门外小吃摊。
这种街卖的油煎毛鸡蛋曾经毒死过少年儿童。
二○○六年九月，描述中国当代食品安全现状的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民以何食为天》入选第三届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其作者－－周勍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瞩目。在中国“有毒食品”不仅撕破了中国的“天”，威胁到大陆民众的生命，更是流入国际市场，引起国际恐慌之时，本刊副总编辑周蕾就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问题采访了《民以何食为天》的作者周勍：
记者：周勍，你好！请问你是怎么开始关注食品安全问题的？
周勍：在意识形态垄断的专制国家里，作为一个作家，你只要对这个腐烂透顶的制度表示哪怕是应付式的顺从，这个有着“养猫养狗养作家”传统的腐败机制，就会给你一个常人难以想见的物质享乐和精神饕餮－－据我所知一个党所承认的党员女作家，响应温家宝的关注农民工的说辞而赶着写了一篇几万字的小说，生硬的把字排大，出成一本所谓的书，其稿费就是十多万人民币，然后再卖电视版权多少万，而且平时什么事也不干，还有一份收入不菲的专业作家工资、劳保和一套分配的房子，那么他们这些所谓的作家对这个制度还能说些什么？！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既不能种粮食，又不能生产机器，要写点东西最起码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本身应该有一个诚挚的态度。简而言之，就是明白我们面对的真实是什么？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人会思想并且有精神需求，而流传久远的中国俗谚：民以食为天。其真实外延就是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恐怖统治下，人们被剥夺了所有作为人应该享有的爱好与权利，把生存的极限定义在动物性的“吃”上！
目前，我们的现实连这种最基本的动物性都无法保障，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民以何食为天》的缘故。我觉得，应该走进真实，以真相来揭穿专制统治下的谎言和恐怖，而不是用口号和空洞的东西对付专制。破除专制统治下的谎言，需要我们对一个个的个案进行扎扎实实地解构。我为什么要以中国的食品为题材呢？是因为现在的食品的现状已经到了一个几乎让人无法面对的地步。从历史来看，一九一八年的沙俄政权的倒台，其主因就是当时的首都圣彼堡因面包脱销而导致民众走上街头所致；而一九八一年发生在因肉食供应问题曾经危及波兰的社会主义制度安全的事件－－波兰政府宣布消减百分之二十的肉食供应量，立即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当地家庭主妇们的耐心被摧毁了，在华沙等主要城市，数千市民走上街头高呼“给我们肉吃”的口号示威游行，而此类公共事件在前苏联等东欧国家时有发生。
食品安全目前也即将成为中国下一个引起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比如说前一阵子炒的风风火火的“民工粮”，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其主要消费对象并不是农民工，而是具有更大集团消费能力的学校、工矿！这点只要把每年国家粮库所流出的“民工粮”总数和农民工的数字做一类比就在明白不过了，因而“民工粮”不但“咬”疼了食品安全的神经，而且使我们制度和良知的缺陷裸露并突现于公众面前！
记者：在写作《民以何食为天》这本书的过程中，你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通过你的调查，你认为中国大量出现“黑心”食品以及“黑心”食品外流的关键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周勍：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强权所造成的恐惧。人人恐惧，人人都把每一天当作自己最后的一天来过，那么他所有的底线就都打破了。他可以透支生活，透支资源，所有的都可以透支。我要在作品中写的是，一个是食品安全，中国人现在吃的是垃圾，是对生命造成威胁，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是精神垃圾，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所看到的精神食粮又是一片垃圾，原因是什么呢？你看在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所有普通社会家庭一般都是每年只订一份广播电视报，再好一点，有文化的是订一份晚报。看书的人非常少，看的人也就看怎样发财成功，怎样速成什么，怎样用攻心术。现在的状况是，人们吃的是垃圾，精神消费的也是垃圾，这个民族已经岌岌可危。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制度问题，制度性造成的残缺。
毫无疑问，在现行机制和制度下，官员讲出真相所承担的风险要比隐瞒大得多。而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任何的饶幸和谎言，都将为我们的未来种下难以医治的祸根。如果我们日常生活中维系生命所必需的吃喝问题，都成为一件隐含着高风险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呢？再腆着脸奢谈什么和谐社会，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记者：人们常说发展是有过程的。这种没有道德规范的商业竞争莫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
周勍：当然不是，这恰恰是与前苏联变成今日的俄罗斯一样－－是一种集权专制加资本黑社会化的典型模式：少数分利集团在所谓社会转型期间利用国家机器变现权力，然后再用权力变现所获得的黑金来对付绝对多数的民众。仅看看俄罗斯台上的普京等人的前生后世就再明了不过了。中国和俄罗斯一样，陷入了一种糟糕的社会转型－－黑金资本主义。
记者：目前，中国的“黑心”产品越来越多，政府出台的管理条例也随之增多，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食品安全管理机构控制不了“黑心”食品的泛滥？
周勍：这个问题就以猪肉为例：中国目前的生猪养殖归八个部门交叉管理，而现实是八大部委管不好“一头猪”。其原因就是多头管理、职责不清，所谓集体负责制就是谁都不用负责！是典型的“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状况。而这些职能部门争夺管理权的主因：一是借颁发各种证照从猪身上搜刮钱财。二是趁机向上级部门要管
“民以何食为天”节选：
官员竟然说：“我们出口的水产品中的毒物，是因为渔家姑娘们因为在打捞海鲜时手指被坚硬锋利的虾壳划破了，随意搽抹‘氯霉素〔chloromycetin;chloramphenicol〕软膏’所致。”这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来搪塞并愚弄国际视听。
大陆鳗鱼养殖场每天都用十多种药物，如黄霉素〔flavomycin〕、氯霉素等喂白鳝。“昨天鳗鱼还刚下了药，今天就抓来上市，鳗鱼里含药还没有散去。”养鱼户还对笔者说，鱼贩捉鳝的方法更加恐怖，“鳝鱼钻到泥里比较难抓，鱼贩会放高锰酸钾〔potassium permanganate〕去毒鳝鱼，这样鳝就会好听话躺在那里让人抓。
恐怖与谎言，是极权专制国家统治者们治国和维护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和重要手段，这点从斯大林、希特勒、到毛泽东再到萨达姆都概莫能外。
专制社会导致了人们的兴趣爱好取向的单一，政治、权益等活动不能参与，吃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份或者宣泄口。
食物是人类赖以存活与繁衍的必备物质，同时也是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根本！目前这种食品安全的现状，都是我们多年来疯狂透支的必然结果：透支社会、透支环境、透支亲情、透支信任……透支使我们失去了底线，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的，这也是导致食品安全日异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毫无疑问，在现行机制和制度下，官员讲出真相要比隐瞒风险大得多。而两种不同选择对官员自身的个人利益也是显而易见的。
食品污染的真正原因是人心污染。在一个恐惧和谎言成为制度的国度，贪图利益而放弃原则、自己赚钱而不管别人死活，正是流通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当金钱和权力联合，暴利可以直接流入当权者的私囊，尚存的良心个人或媒体，讲出真相要冒极大风险。冒险揭露“萨斯”病毒和禽流感问题的人们，被当做政治敌人迫害就是证明。X
周勍简介：
周勍，作家、民俗研究与口述史学者。一九六五年一月生于长安，先后就读于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和西北大学作家班。曾因支持一九八九年“六四”学生运动被判刑两年。被监禁期间，狱方认为其“认罪态度恶劣，抗拒改造”而加刑八个月。
曾任西安仓颉文化研究所所长、《民间》杂志编辑部主任、《经贸报．深圳版》主编、《历史故事报》总编辑、现任《口述博物馆》杂志总编辑。
周勍和其他入围者在2006年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颁奖主席台上。
上图：著名的北京烤鸭吃剩的鸭架骨的最后去处。
二○○六年九月，描述中国当代食品安全现状的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民以何食为天》入选第三届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其作者－－周勍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瞩目。在中国“有毒食品”不仅撕破了中国的“天”，威胁到大陆民众的生命，更是流入国际市场，引起国际恐慌之时，本刊副总编辑周蕾就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问题采访了《民以何食为天》的作者周勍：
记者：周勍，你好！请问你是怎么开始关注食品安全问题的？
周勍：在意识形态垄断的专制国家里，作为一个作家，你只要对这个腐烂透顶的制度表示哪怕是应付式的顺从，这个有着“养猫养狗养作家”传统的腐败机制，就会给你一个常人难以想见的物质享乐和精神饕餮－－据我所知一个党所承认的党员女作家，响应温家宝的关注农民工的说辞而赶着写了一篇几万字的小说，生硬的把字排大，出成一本所谓的书，其稿费就是十多万人民币，然后再卖电视版权多少万，而且平时什么事也不干，还有一份收入不菲的专业作家工资、劳保和一套分配的房子，那么他们这些所谓的作家对这个制度还能说些什么？！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既不能种粮食，又不能生产机器，要写点东西最起码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本身应该有一个诚挚的态度。简而言之，就是明白我们面对的真实是什么？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人会思想并且有精神需求，而流传久远的中国俗谚：民以食为天。其真实外延就是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恐怖统治下，人们被剥夺了所有作为人应该享有的爱好与权利，把生存的极限定义在动物性的“吃”上！
目前，我们的现实连这种最基本的动物性都无法保障，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民以何食为天》的缘故。我觉得，应该走进真实，以真相来揭穿专制统治下的谎言和恐怖，而不是用口号和空洞的东西对付专制。破除专制统治下的谎言，需要我们对一个个的个案进行扎扎实实地解构。我为什么要以中国的食品为题材呢？是因为现在的食品的现状已经到了一个几乎让人无法面对的地步。从历史来看，一九一八年的沙俄政权的倒台，其主因就是当时的首都圣彼堡因面包脱销而导致民众走上街头所致；而一九八一年发生在因肉食供应问题曾经危及波兰的社会主义制度安全的事件－－波兰政府宣布消减百分之二十的肉食供应量，立即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当地家庭主妇们的耐心被摧毁了，在华沙等主要城市，数千市民走上街头高呼“给我们肉吃”的口号示威游行，而此类公共事件在前苏联等东欧国家时有发生。
食品安全目前也即将成为中国下一个引起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比如说前一阵子炒的风风火火的“民工粮”，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其主要消费对象并不是农民工，而是具有更大集团消费能力的学校、工矿！这点只要把每年国家粮库所流出的“民工粮”总数和农民工的数字做一类比就在明白不过了，因而“民工粮”不但“咬”疼了食品安全的神经，而且使我们制度和良知的缺陷裸露并突现于公众面前！
记者：在写作《民以何食为天》这本书的过程中，你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通过你的调查，你认为中国大量出现“黑心”食品以及“黑心”食品外流的关键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周勍：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强权所造成的恐惧。人人恐惧，人人都把每一天当作自己最后的一天来过，那么他所有的底线就都打破了。他可以透支生活，透支资源，所有的都可以透支。我要在作品中写的是，一个是食品安全，中国人现在吃的是垃圾，是对生命造成威胁，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是精神垃圾，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所看到的精神食粮又是一片垃圾，原因是什么呢？你看在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所有普通社会家庭一般都是每年只订一份广播电视报，再好一点，有文化的是订一份晚报。看书的人非常少，看的人也就看怎样发财成功，怎样速成什么，怎样用攻心术。现在的状况是，人们吃的是垃圾，精神消费的也是垃圾，这个民族已经岌岌可危。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制度问题，制度性造成的残缺。
毫无疑问，在现行机制和制度下，官员讲出真相所承担的风险要比隐瞒大得多。而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任何的饶幸和谎言，都将为我们的未来种下难以医治的祸根。如果我们日常生活中维系生命所必需的吃喝问题，都成为一件隐含着高风险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呢？再腆着脸奢谈什么和谐社会，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记者：人们常说发展是有过程的。这种没有道德规范的商业竞争莫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
周勍：当然不是，这恰恰是与前苏联变成今日的俄罗斯一样－－是一种集权专制加资本黑社会化的典型模式：少数分利集团在所谓社会转型期间利用国家机器变现权力，然后再用权力变现所获得的黑金来对付绝对多数的民众。仅看看俄罗斯台上的普京等人的前生后世就再明了不过了。中国和俄罗斯一样，陷入了一种糟糕的社会转型－－黑金资本主义。
记者：目前，中国的“黑心”产品越来越多，政府出台的管理条例也随之增多，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食品安全管理机构控制不了“黑心”食品的泛滥？
周勍：这个问题就以猪肉为例：中国目前的生猪养殖归八个部门交叉管理，而现实是八大部委管不好“一头猪”。其原因就是多头管理、职责不清，所谓集体负责制就是谁都不用负责！是典型的“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状况。而这些职能部门争夺管理权的主因：一是借颁发各种证照从猪身上搜刮钱财。二是趁机向上级部门要管理专项资金充实小金库自肥。倘若这种“八大部委管不了一头猪”的现状还将继续下去的话，那我们就有理由讲：八大部委管不好“一头猪”，我们这些纳税人所供养的这一大帮子官员就不如一头猪了。
目前这种食品安全事件如此泛滥，原因就是那些“常在河边走”的职能部门，一直是在半遮半掩地玩着“放水养鱼”或“养寇自肥”的鬼把戏。而这种在食品安全领域里作奸犯科的不法之徒的“捉放曹”，其实就是他们的财政来源！
应该建立一个机制，让制度来保障每个官员不敢撒谎、不能撒谎。建立这种制度性保障，是“说真话能得好报，说假话就必须付出代价”的良性机制的基础，同时也是建立并营造一种让每个人从一开始就不必讲那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假话的机制和环境。而执政党和执政政府的榜样作用则尤为重要！而从技术层面上来讲，从食品生产链的源头上阻隔并控制食品添加剂的生产销售也是关键中的关键－－因为食品添加剂生产技术简单、利润低而污染又相对高，致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此类产品的主要加工地，而若控制不好自然也就成为全世界食品的主要污染源！
食品污染主要是来源于人心的污染，食品安全所隐匿的病毒和萨斯病毒同样随时都会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的潜在危机，只是暂时像中共当局把食品安全事件当作所谓的副面消息一样被冷藏和屏蔽起来了。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这个民族正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集体无意识地慢性自杀。所以我觉得不分朝野的所有中国人急迫的需要一场灵魂救赎运动！同时国际社会应该不断施压，监督中共政府进行明确的政治体制、法律法制、新闻监督、赏罚分明等领域的改革，是根治中国恶劣食品安全状况的唯一方法。只有这才能根除那些比有毒食品还可怕的贪官污吏－－中国社会和人心里的“癌细胞”！
记者：“民以食为天”这部作品入围二○○六年国际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后，中国工人出版社首次在大陆出版了你的这部作品。这也是二十年来，你的著作首次在中国大陆得以出版。请问你感受如何？这本书目前在中国大陆的销售情况怎么样？
周勍：在现在的中国，为数不少的中国作家至今名字还被当局像防瘟疫一样完全屏闭着，尽管我自己在一九八○年代初、年龄还不到二十岁时写的文章就获过奖、同时在那个出本书极不容易的时期，还因为出版过书而被当时权威的《中国青年报》专题称道。并且在我因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杀”而被当局用国家强权生硬的烙上人见人怕的“恐惧的带菌体”的十八年中一直写作，可我的名字在这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不算短的时段里就像一滴水掉进水缸里一样的寥寞无息，而作为一位作家，是通过其作品和读者的交流才换得身份认证和名分确定的，读者的反响又是其继续创作的动力和被认可的享受。一旦你在出版物上突然消失，从此和读者再也毫无应对的可能，这种屈辱和绝望不能不说是一种残酷的精神蹂躏和惩罚。逝去的这二十多年无论是与国与家，涉人及已，都是足以用“风雨涤荡、洗心换骨”来定义的了。这二十年间，就个人而言颇感欣慰的是自己的坚持、理想情怀与学会了感恩与包容的生活态度并不断地从中受益－－特别是明白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平民子弟，每做丁点上的了台面的事体，靠的都是朋友甚或陌生人的恩惠与提携。这也是我从生活中收获“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句老话背后的深意与智慧：泉水喷出后无论它喷向哪个方向，都会产生相应的反作用力的。
销售情况我真的不得而知，“有关人士”给出版社打了招呼，其销售是会受不小影响的，这里借一位有心记者采访我时的所问作答：我一直追踪北京的王府井书店、西单图书大厦等重要书店，起码在三个月里都没有你的书卖。这也是和章诒和他们不同的因人禁书的另一个升级版本吧。尽管如此，近来美联社、日本NHK电视台、法新社、丹麦的《贝林时报》、美国国家事务出版公司（KATHLEEN MCLAUGHLIN）和欧洲的、美国的CNN电视台和《新闻周刊》等多家媒体对我就此所做的访问，也算对我持续三年多的时间、仅看过的与食品安全相关的书籍和资料就有两千多万个汉字的一种补偿。而作为一个合法享有公权的自由写作者，我仍会尽力用文字表达自己眼中的真实。
记者：媒体大幅度报导中国“有毒食品”的消息，显然刺痛了一些当权者的神经。自七月中旬起，大陆传出了不让媒体再继续报导食品安全问题的禁令。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周勍：我只能说，在所有生物的进化过程中，没有痛感的生物是会最先被淘汰的－－即失去痛感就无法规避伤害！这点对一个种族和个人都应当是通用票证！
记者：谢谢你！非常感谢你接受本刊的采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