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中共问题的解决-「共赴国难宣言」
二十六年二月，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着手收编共军；其关於党与政治的问题，由周恩来到南京续行商谈，仍以四项原则为根据。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委员会根据商谈的结果，致电本党叁中全会，提出如下的四项原则：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
（叁）在特区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受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本党叁中全会於二月二十一日通过「根绝赤祸案」，针对共党的四项原则，决定四点原则如下：
（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许可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义之武力；
（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81] 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破坏统一之一切组织；
（叁）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叁民主义，绝不相容，与我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之对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雠，故必出於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全面抗战开始之後，中共中央於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向国民政府提出四项诺言如下：
（一）孙中山先生的叁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叁）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82]我为了中共「共赴国难宣言」，於二十叁日发表谈话，其要旨如左：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其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而其宣称愿为实现叁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有一个努力之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於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我发表这个谈话，当时实在相信共党是有悔祸归诚、共同御侮的诚意。而且我讨伐匪军的宗旨，一向认为中共党徒是中国人，终必爱中国。只要政府加以相当制裁，不难使其就范听命；只要他放弃武装暴动，自可与其他政党一样通力合作，为革命救国来努力。所以自十九年剿匪开始，直到二十五年为止，我对共党的方针始终是剿抚兼施的。我认为共党这次共赴国难的宣言，就是我们政府精诚感召的实效。当时一般爱国有识的人士，都相信这是政府政策的成功，也就是民族抗战胜利的朕兆。
[83] 不料共党此後的行动，完全与他的诺言相反。这固然是我自信太过，卒至重大的挫败，亦可证明共产党徒毕竟是共产党徒。他们决没有所谓祖国爱与民族感。他共产党徒不仅是不爱国，而且是蓄意卖国，甚至为了他共产主义祖国苏俄，即使亡国灭种，亦所不惜。这一事实的严重教训，虽对於我个人是一种无比的耻辱，而对於今日自由世界反共斗争，却不无贡献的价值。
第十二节 国府改编投诚的共军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於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发布收编投诚的共军命令如下：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共辖叁个师，其兵额是二万人。军事委员会并指定第八路军列入第二战斗序列，归阎长官锡山指挥，开赴晋北作战。
陕甘宁边区政府由林祖涵与张国焘分任正副主席。
此後又收编叶挺项英的江南各地共军，成立新编第四军，以叶项为正副师长，共辖四个支队，其兵额是一万馀人，列入第叁战斗序列，归顾长官祝同指挥。
以上所述本党的「根绝赤祸案」，中共的四项诺言，以及共军编[84]入国民革命军，就是抗战时期国共「和平共存」的根据。现在我们就拿这些根据，来检讨此後共党在和平共存的背後，他是怎样发展和转变的。
第十叁节 国民参政会议与抗战建国纲领
二十六年七月，长期抗战决策之初，中央召开牯岭茶话会，实即为国内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集会。抗日战事既已开始，中央复邀约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国共产党，以及文化界领袖，成立国防参议会，为政府的咨询机关。二十七年七月六日，设立国民参政会，由各党派、各民族、各职业、各地域的代表人士组织之。其第一次大会即通过抗战建国纲领。
这一纲领确定了叁民主义为救国建国最高指导原则。
这一纲领确定了最高统率的统一领导权。
这一纲领确定了以独立自主的精神，支持国际和平机构，促进国际合作之外交方针。
这一纲领确定了战时民主制度和战时政治经济文化各项设施的原则。
这一纲领确定了培养国民道德，维护中国文化的方针。
这一纲领更是各党派和平共存的最高根据。[85]
国民参政会可以说是抗战时期的议会。每当开会时期，政府提出军事政治报告；如有重大事件发生，政府亦随时提出报告，徵询大会的意见，并取得大会的支持。国民参政会的建议案虽是供政府采择或参考，但其重大的决议案，是由政府制定法律，公布实施。
一般人常以为国际共产党反对议会政治，中共也不是例外。实际上，在这抗战期间，中共所坚持的战略原则及其最後目的，虽为「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但是他亦与其他政党一样，仍然指派代表来参加国民参政会。我们看得出此後八年中间，四届国民参政会-，共党的议会战术是这样的：
（一）把国民参政会当做宣传讲台，使一般国民相信共党是坚决抗日的，共军是勇敢作战的
（二）联合各党派无党派一部分参政员，以中立的姿态，在共党对政府作斗争，及共军与国军冲突时，转嫁其责任於政府；
（叁）在他的宣传不能发生效果，或一般参政员不予以支持时，共党即拒绝出席，或中途退席，来破坏或阻碍大会的进行。
但是国民参政会仍然得到一般国民的信任。抗战建国纲领更是全[86]国国民在抗战中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准绳。
我国民政府对於这个会议始终是尊重的，对於这个纲领始终是信守的。
第十四节 抗战初期毛泽东的姿态
二十六年之秋，朱德率领第八路军从陕北出发时，毛泽东向其部队讲话，其要点如下：
（一）「中日战争是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对国民政府），一分抗日。」
（二）「这一决策，可以分为叁个阶段来实施： 第一阶段，与国民党妥协，以求生存发展； 第二阶段，与国民党取得力量平衡，而与之相持； 第叁阶段，深入华中各地，建立华中根据地，向国民党反攻。」
这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於「抗战前途及中共的路线」的决议，又确定其工作方针如下：
[87] （一）「扩大并加强统一战线，将组织与活动，由秘密变为公开，由局部变为全面，为党（即共党）取得合法的平等竞争的地位。」
（二）「在中国政治上的决定力是武力。要在抗战过程中，尽量扩大党的武装力量，以为将来争取政权的基础。」
这就是中共在抗战过程中的路线。此後八年之间，他的行动，当然是跟着这一路线。但是他还有一个更高的指导者，那就是俄共的首领史达林。而且苏俄的利益始终是高於中共本身的利益，更可由他今後的行动，得到确切的证明。
二十六年（一九叁七年）十一月，正是布鲁舍尔九国公约会议开会的时期。史达林对我中华民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事张冲破例接见时，表示：「中国现在抗战甚力，且有卓越成绩。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开战。」
二十七年，日德义叁国缔结同盟已具体化。莫斯科对於我们中国对日抗战，认为可解其东顾之忧。莫斯科这时对中国抗战的长期化的希望，更是迫切。在南京撤守之後，日军企图进攻武汉之时，苏俄与中国的密切友谊，及其对抗战的援助，都是基於他这一希望。而中共对政府的态度不过是其中反映之一。六月十日，史达林来函对中国抗[88]战的必胜，表示其「坚决信念」。九月间，中共所谓「中央六次全会」在延安开会。周恩来不待会毕，即携毛泽东函到武汉来见我。其中说道：
「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於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
「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
「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而我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於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於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
毛泽东这封亲笔手书的措词，开口是「两党之长期合作」，闭口[89]是「中华民族统一团结」，完全不是共党素来的口吻，反使我发生疑虑。而且他所谓「长期合作」，另有其实质的要求。周恩来这时向我们本党建议四点：（一）是停止两党的斗争；（二）是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或令其一部分先行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叁）是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组织，其全体份子一律加入叁民主义青年团；（四）以上参加者均保持其共产党籍。於是我知道这是中共企图第二次大规模渗透本党的阴谋。我们依据民国十叁年到十六年间的惨痛经验，是不再上当的了。然而我仍然相信中共面对着民族抗战所激发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以及全体民众心理与舆情压迫之下，他自不能不信守其诺言，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为抗战来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