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事件不是孤立的，对中国异议组织网站不断增加的攻击可能只是一种演练。中国大陆每年举行的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都是以「信息战」开始的。集结来自各大军区的特种作战单位，发起针对台湾通讯系统的大规模攻击。例如，驻扎在上海的信息战部队将负责攻击台湾的无线通讯网络和双重编码口令。
美国被看成特殊对手。美国在波湾战争、科索沃和阿富汗使用的精准导向武器，令中共非常规战争方面的军事分析家对美国的军事打击能力感到震惊，同时美国社会的脆弱又令他们感到兴奋。中共相信，美国过分依赖互联网是其致命的弱点。中共的先发制人将是运用计算机病毒集中攻击美国通讯和金融系统，令其瘫痪。这已是解放军作战手册中的信条。正如一本中国大陆军事杂志最近谈到的，心理战的最高目标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些含义模糊的字眼延续了毛泽东游击战的思路（有些引用了古代军事家孙子的语句）。
新组建的解放军「互联网部队」就是对这个思路的具体实践。这支部队由年轻的计算机工程师组成，他们接受的训练就是如何对美国的互联网进行多点攻击。中共的宣传已引导社会逐渐接受了这种理念，并以此为荣。比如在中共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炸后，中国大陆黑客被官方媒体当作爱国者而大炒特炒，我那些笑个不停的同事打开我的办公室计算机，调出面目全非的白宫网站；我不得不承认，克林顿头像上飘动的海盗旗展现了颇具中共特色的炫耀。
两位中共解放军上校乔良和王湘穗撰写的《超限战》一书，被认为是中共鹰派和黑客的经典之作，书中提出要使用「新概念武器」。在书中和其它相关论坛上，作者明确鼓吹利用具有削弱和隐蔽功能的病毒攻击美国，并利用「谣言战」致使美国股票市场崩溃。言下之意是利用自由社会的传媒和市场等工具对自由社会进行打击。一场由McAfee和诺顿公司病毒源所衍生的变种病毒，在不久的将来试探性的造访是相当可能的。然而麦克．罗宾逊认为中共知道解放军所谓的「珍珠港事件电子版」也有局限性。一九四一年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没有后备支持，但现在美国的绝大部分信息网络都具备这一后备支持功能。问题再次浮现出来，中共公安部将如何处理剩余的10％病毒，即三十多种网上找不到的病毒？中共需要的是一种逐渐展开的攻势。对美国网络展开持续且快速出拳的攻击固然可以严重破坏美国经济、损坏基础设施和削弱人们的斗志，但是，在攻击之前手头上必须拥有足够的不同种类的病毒，在使用过程中要非常谨慎，自始至终不能给国土安全部门、商业机构、媒体和公众任何翻身的机会。如果在烟雾消失之前，要偷偷更改金融信息的话，攻势更应该如此。对美国电讯、金融系统和电力网等基础设施发动此一精心设计的攻击确实能够起到作用。在现实世界中，网络经常会出现中断的现象，但如果所有的网络都在同一时间中断的话，美国经济将会迅速崩溃。
虽然美国人认为网络袭击不太可能，因为这样会导致双方同归于尽，只会让双方的经济与商业受损、两败俱伤，但我们不能忽视中共的看法。中共目前试图用「红旗」LINUX操作系统替代广泛应用的微软窗口就是一个信号。在不打扰中国大陆国内商业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解放军正在为潜在的网络战争谋求一种优势。思科公司的「防火墙盒」（由北电网络进行了升级处理）不仅可以防止中国大陆公民接触外面世界的敏感内容，同时还为创建「长城1.0版」铺下了坦途。我认为「长城1.0版」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互联网系统，只要得到命令，随时可以切断中国大陆与外界的互联网连接。
为什么一些积极在国际上争取良好声誉的美国公司，要为一个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大哥监控式的互联网提供审查和监控技术呢？答案很简单，为了赚钱。对思科、易利信、摩托罗拉、诺基亚和北电网络而言，为中国大陆建造互联网意味着可以赚大钱。我的一个工作职责是管理中国商务论坛（一个以科技产业为主的西方公司联盟）。在会议上，我们曾讨论如何降低贸易壁垒和中国大陆关于信息市场的一些没有必要的规定，但鲜少涉及审查和监控方面的道德问题。如果出现这样的话题（通常是无意中提出来的，比如怎样处理互相冲突的规定），往往被视为在中国大陆经商所必须付出的微不足道的代价之一，获准进入市场才是大方向。但是，在北京的西方社交圈子里流传着对中国大陆互联网的三种假设，以兹证明符合中共当局的要求是正确的。
第一，目前的状况是暂时性的。中国大陆的市场核准完全由中共领导人说了算。为此，我们就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最终，市场的扩大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会降低经商的门坎。
第二，这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商机的市场。美国互联网增长减缓，但是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人口每六个月就增长数倍。
第三，这里是狂野的东方。我们这里所做所为谁会知道呢？
互联网的淘金热是如此令人兴奋，以致一些来自以节俭为传统的中国大陆农民阶层也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我记得，在一个寒冷刺骨的夜晚，我走过一个行人稀少的路口，寒风好像是被鞭斥着从蒙古高原一路呼啸而来。我走进北京希尔顿饭店明亮而温暖的大厅，准备参加一个由美国赞助的信息投资公司的开幕仪式。我看了一眼宣传册，上面的内容讲的是如何发挥投资和创意结合的优势；然后，我观察了四周的情况。会议室里挤满了中国大陆互联网市场的顶尖人物，他们都在忙着交换名片。我可以认出他们其中的三分之一。如果我从房间的另一头开始走，可以与许多旧雨新知相逢，然后邀请一个潜在的客户出来抽根烟。
在大厅大约12点方向有一串长桌，摆放着美食佳肴，好极了。正当我向桌子走过去的时候，一个中国少年突然扯了扯我的衣袖。我转过身低头看他，从他廉价光亮的皮夹克、瘦小的身躯和憔悴的眼睛可以判断，他绝对来自外省。「您…是来…投资的吗？」他结结巴巴地用英语问道，带着不加掩饰的雄心和兴奋。我对他的胆量感到吃惊，但不会忘记那一刻他显露出来的不安。这让我回忆起了二十年代后期纽约擦鞋童玩股票的故事。我笑了，对他说不是，然后指了指人群中几个看起来像投资者的人，同时决定我该减肥了。
肥胖得有点令人反胃，这就是当时的情景给我的感觉。也许这个互联网在中国电信业的眼中就是一棵巨大的摇钱树，我对任何愿意听的人都讲过这个看法。有一天，美国商界的一位高级成员无法忍受我的疑虑，把我叫到一边。当我们站在富华大厦昏暗的楼梯间，叼着仿冒的万宝路香烟吞云吐雾时，他向我宣读了福音，他说：「伊森，我们谈论的是关于电子商务的未来，这是我们这个年代的最大的商业创新…是在中国大陆，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他的声音在楼梯间内回荡，「所有这一切让我兴奋！我也希望这能让你兴奋！」
这肯定是受伟哥经济的影响，但他的一番话听起来让人精神振奋。他是对的。所有西方大企业的驻华商务代表都相继接到执行的命令：制订电子商务计划，现在就做。这对他们实在有点像赶鸭子上架。他们之中许多人甚至还不会用掌上计算机和手机，对商业与商业之间和商业与顾客之间的一体化电子商务的前景茫然无知。这对以咨询业维生的我们而言，至少在短期内可以利用他们的困惑赚上一笔。
为什么？因为现实中的中国大陆基础设施仍有许多不利因素尚未消除，没有实际存在的网上付费系统，原因是几乎没有人使用信用卡（信用卡的使用者只局限于小部分比较富裕的中国大陆公民，而且许多网上付费系统拒绝接受来自中国大陆的在线支付，因为曾发生过难以结帐的先例）。没有可靠的传送系统，因为国有机构垄断了包裹的传递。中国大陆国营企业在使用互联网之前，一直伪造企业的所有库存数据。从他们的西方伙伴那里得到网络计算机后，他们继续伪造数据。许多案例表明网络系统并没有大幅度提高效率；相反地，许多西方企业仅仅解决了表面形式。虽然这种形式让他们的中国大陆伙伴多一份烦恼，但对一个来访的美国企业行政总裁而言有很多好处，因为他根本不在乎细节。
绝大部分西方企业在中国大陆经济许多领域严重失血，主要由于四个原因：生产规模过大、遭遇刁难、产品仿冒和销售困难。对其他一些公司而言，互联网产业为它们赚到大钱。北电网络销售额达到了一亿美元；中国大陆成为摩托罗拉公司世界上第二大市场（二○○一年，摩托罗拉取代上海大众公司成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外资企业）。其它公司也自吹自擂认定中国大陆在未来十八个月左右将成为他们在世界上的第二大市场。二○○一年媒体援引思科公司执行长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的预测，报导说，不出三年，中国大陆将超越英国成为思科在世界上的第二大市场。
是的，中共部委虽有吴基传这样的小鬼当道，互联网产业方面的革新，尤其是来自西方的革新，却一次又一次地冲破了原先制订的规章。二○○○年秋天彼特．拉洛克狡黠地总结了当时的状况：「虽然能做的与不能做的写得黑白分明，但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也是可操作的空间。」
美国政府对这些企业在中国大陆的所作所为疏于监督并认定尚未成为问题，正如麦克．罗宾逊指出的那样：在网络时代的前四年，那些对中共当局持怀疑态度的人从来没有消除对中国大陆互联网高速发展上的疑虑。早在一九九四年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当时香港美国商会主席赖恩．艾丁格曾这样描述：「中国人民……越来越喜欢接触自由的信息，这是对独裁政权的报应。」九十年代，在争取中共获得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当时称最惠国待遇）的过程中，商界人士以互联网为例争辩说，自由贸易是改变中国大陆最有效的方法。西方许多商业人士认为适时强调这一点，可以在华盛顿造成很有利的局面，同时他们还认为我们这些商界人士终于把他们唬住了。
我记得在二○○○年春天，一位西方商界同事有这样一句口头禅：「比互联网的速度还要快！」这句话的涵义似乎包括了我们对技术和资金进展方面的所有信念，也包括了中国大陆文化发生的巨变以及中共政权对此一筹莫展的无奈。
美国的信息专家根据证据指出，中国大陆互联网离密封状态还有相当距离；为了使更多人更快地能够上网，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个互联网连接服务，只要用电话拨一六九就可以连接上网。用户的上网费用将计入本地电话费中。麦克．罗宾逊曾这样评价一六九网络：「就像金矿里的女人随时会遭遇不测似的，他们对安全问题毫不在乎，只是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个傻子。」不像在美国，绝大多数的中国大陆计算机用户并不需要通过网络供货商进行注册。中国大陆的网络供货商则热中于在北京大街上销售上网预付卡（上面满是最新电视连续剧的宣传广告），就像电话预付卡一样。
在北京有一则流行很广的传闻指出，光在北京就有三万多名警察负责监控互联网，但这种监控早已沦为耻笑的话题；消息还说，这些官僚们由于太喜欢监控色情网页，导致「正经工作」大量积压。中共国家安全部门松散、腐败、漏洞百出，就连美国之音的网站也有中国大陆网民到访。结党营私在使用匿名绰号的网民中盛行。
西方记者曾跟随一群青少年计算机高手来到北京昏暗胡同里的公寓，发现他们在网上驾轻就熟，随意穿越中共防火墙，漫步遨游网络世界，记者们全神贯注地记录这些神童之间侃侃而谈的内容。啊！他们如此年轻，充满中国人的才华而且时髦，这令年轻美国记者惊讶不已。他们宣布一场「新文化革命」已经诞生，由他们这一群世故且不为任何意识形态所动的中国大陆城市青少年所代表。他们关注的是流行音乐、时装和自我认同感。
这种乐观并没有局限在青少年文化。人权运动支持者发现这种工具可以传播新闻报导与组织活动，海外异议人士发现它是个可藉助的平台。许多中国学者觉得他们看到了未来的端倪，互联网就像一条人民组成的河流，坚定不移地把中国大陆引入国际社会的海洋之中。
二○○○年十月，中共当局开始建造互联网上的三峡大坝。国务院命令网络服务商记录所有中国大陆用户的数据，包括电话号码、上网时间和最近六十天的浏览纪录，这样一来，原本隐姓埋名的预付网卡瞬间失去了这一优势，电话号码或者与电话号码相联的姓名为追踪提供了方便。十一月关闭了所有商业新闻网页。十二月全国人大宣布所有未经审批的网络政治活动皆属非法。二○○一年一月规定在网络上传播有关违反人权内容的报导属于泄露「国家机密」。二月设置了「网上110」软件，阻止任何试图浏览「迷信、色情和暴力」网站的尝试，同时对这样的用户进行监控。三月监控系统开始启动，新浪、搜狐和网易等网站聊天室围绕江西学校爆炸案展开的讨论，包括成千上万的讯息和相关电子邮件全部消失了；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宣布一种搜集网络上所有流通信息的「黑匣子」即将投入使用。四月逮捕了使用网络进行活动的民运人士，取缔网咖的行动在全国展开。幸存下来的网咖必须安装监控软件并雇用人手对上网人士进行监视（重庆的公安局和当地软件公司甚至连手建立自己的过滤系统，向用户征收五十美元的费用，一份网咖和商家根据法律的规定要交纳的「保护费」）。发往西藏的电子邮件，假如能到的话，现在需要三天，而涉及法轮功内容的邮件完全被删除。
朱镕基在一九九六年曾经说过：「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放过一个」。二○○一年春天，中国大陆互联网速度会因为一些特殊的日子而变得极其缓慢，比如说四月二十五日（法轮功中南海上访周年纪念日）和六月四日（天安门事件周年纪念日）。这是因为实施监控和动态路径过滤所致（根据可疑迹象阻断一些用户上网）。
如果说这就是长城2.0版，那么到二○○一年夏天，互联网这一新兴经济已经开始萎缩。成千上万个企业蓝图和经商计划以及中国大陆年轻一代理想主义者为融入全球经济所构思的设想都无声无息地死于这把刀下。
十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启程飞往上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他其实是进入一个互联网警察帝国。也许是为了改变外界对中共的负面批评，或者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中共当局临时解除了对国外媒体网站的封锁。当布什的飞机一离开地面，封锁再次恢复。在二○○二年二月布什访问中国大陆期间，所有关于建议中共放松对互联网控制的议题都以反恐为理由给否决了。（什么反恐呀，是反控吧？）
中共对互联网的镇压有其迫切的原因，但反恐却不是其中之一。目睹中共领导人权力交接的难产、《天安门文件－－六四真相》的出版、法轮功网络化的传播和北京市街头上的躁动，就知道这一切如果不是源自民主思想，那么至少也表现出人民对更多言论自由的现代社会向往和追求。中国大陆互联网在国际上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旅行社在广告中吹嘘的网上支付系统虚假骗人（真实情况是旅行社雇用青少年在北京城里骑自行车去收钱和传送机票）；模仿西方网站；聊天室充斥着低俗下流语言。中共当局需要疏导这些趋势，即使不能使他们朝着效忠共产党的方向发展，至少也要保持某些原始且狭隘的中国式自豪吧。
他们接下来可能还有更多精心策划的举动。毛主席很明白欲擒故纵的道理，他的继任者们推广「百花齐放」，也让互联网轻松一时，目的是暴露那些不满共产党统治的人。当然，也是为了能够引进西方投资以及美国在监控、加密、防火墙和病毒方面的技术。
美国商界对中共镇压互联网不予重视，并为其辩解，认为美国的企业、图书馆和大学也都安装了网上过滤系统，以防止员工接触色情和赌博网站。其基本观点完全与中共当局的对外口径一致，那就是中国大陆人民认可这种网上限制和监控，甚至发生在自己的家里，他们也不反对。这是因为他们明白要以社会稳定的大局为重。然而，最近中国大陆的一个秘密调查报告显示，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中国大陆上网者曾透过代理服务器绕过防火墙，匿名漫游于互联网。
中共对互联网的镇压没有全面明确的警告和惩罚措施。模糊的规则和任意逮捕捕，对网页、聊天室以及像「伟酷」这样的网页都造成无形的内在压力（这种镇压从某种角度看是在鼓励「网络企业家」趋炎附势，溜须拍马）。彼特．拉洛克解释说：「我们都在自我审查。每两星期，我们都会把我写的专栏文章交给审查委员会。我们非常担心有一天打手们会从门口冲进来。」彼特．拉洛克是北京互联网上的搞笑能手，但他在对我说这番话时收起了平时诙谐讽刺的口吻，显得神情严肃。「互联网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弹弓，会把中国大陆弹射到超级大国的位置上。」彼特．拉洛克是对的，我们花钱，出技术，建造了我们想象中的特洛伊木马，并把它推到了中国大陆，但是，我们忘了给它做个暗门。
假设一个中国大陆用户正在搜索一条未经封锁的新闻或者是一个含有民主内容的网址，可能他要寻找的是关于台湾大选的消息，或者可能是《大参考》，或者是BBC关于中国领导人的新闻；他甭想办到。如果真成了，反而会让人感到紧张，因为他进入的网站可能是一个国家安全机构设下的圈套，不是为了收集网络垃圾而是为了国家安全；他在网上做的一切都在暗地里成为对他不利的证据。要是色情内容，执法的选择空间极大，但顶多判两年监禁。要是政治内容，那就麻烦大了。在聊天室里胡吹猛砍对中共当局威胁不大，但企图把持有相同看法的上网者组织起来，等待的是永久性的失业、失去家庭与自由。那位在网上论坛打出「推翻共产党」的中学教师还是非常幸运的，仅以传播色情为由被判处两年监禁。
这些令人感到压抑的发展趋势被两种噪音所掩盖。一种来自中共媒体对互联网经济的炒作；另一种出自西方分析家的著书立说，他们的生存依赖于这种经济的持续增长。（注：我看见过许多美国驻华记者和商人脸上挂着会意的微笑，对他们家乡无知的友人保证，中国大陆网络的个人用户仍然可以绕过防火墙。这一点他们说对了，因为确实存在一些勇敢的网上异议人士。法轮功学员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会巧妙避开当局的监视，维持与其它法轮功学员的联系。他一定有不少工具。他的防火墙软件可以识别公安局用于追踪的计算机，他有不同的网络账号，两至三条电话线，可能还有不只一个硬盘来掩饰他的网上身分。中国大陆的地下基督教运动正在努力地与外面的基督教世界保持网络上的联系。其孤立的情况还没有发展到绝对的地步。众所周知，网上英语课程经常会引用圣经上的语句，这也是应中国基督徒的要求安排的。但也有游离于系统之外的局外人，主要来自大专院校，他们有专门的技术和功夫去进入那些所谓的「非法」网站，尽管如此，他们也不会利用那里的材料搞什么名堂。就像芝加哥大学的杰克．戈德史密斯所说的那样：「规则的作用只是提高取得信息的成本」。对绝大多数网络用户而言，设备、毅力和可能引起的可怕后果，都使成本变得奇高无比。）他们指出，在数以万计网咖被警察取缔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又冒出许多新网咖；然而，网咖再也不安全了。
蒋永宏（Jiang Yonghong），一名来自重庆三十四岁的工程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至二○○○年九月，被迫接受劳教；在被释放后不久，蒋又因为二○○一年一月在网咖浏览法轮功网页而被捕，六月被再次宣判劳动教养，但根据法轮大法新闻中心提供的消息，蒋在去劳改农场之前就已经在拘留所被活活打死。
我有一个朋友叫夏雷（Shai Oster），曾是美国《亚洲新闻》周刊编辑，一次他在一个偏远省份的网咖上网。他用自己的中文别名登录网站，只是想查看自己的电子邮件，不一会，老板就叫他离开。令人感到可怕的不仅是因为他们发现他是一个记者，他们还叫出他的英文名字。
一九九八年到北京后不久，我在中国电视制作公司自己的办公室用匿名上网，通过一个本地服务器，打开Hotmail电子信箱（这个浏览器自带的信箱，在理论上是不容易被监控到的）。一位美国本土朋友在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上贴了一则新闻，我对它的标题并不感兴趣，这是关于在某个偏远的省份又处决了一个毒枭。但令人奇怪的是，在「中国」、「动荡」、「劳工」和「新疆」等几个词语的下面都出现了中间色调的双括号，好像它们被过滤系统选中似的。当我向那位朋友问起这些括号时，他搞不清楚我在说什么。当时，我猜想我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小故障，可能是中共国家安全机构的中央计算机关键词搜索程序遗留下来的痕迹，而电子清洁工可能忘记了把它们清除掉。或者是我的信箱被中共安全机构挑中作为检查的目标？（在公安局工作的网络工程师证实，那里经常使用这两种方法）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他们使用的信箱检查技术可能出自某个在中国大陆经商的西方公司之手。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邮件出现的双括号并不是一次电子故障，确切地说，它是一个故意发出的警告，相信那些精明的中国大陆网民会立刻觉察出来。
它起作用了！我不是个异议人士，但在北京上网令人焦虑和沮丧。我开始注意到电子邮箱的其它怪现象，比如我确定没有看过的邮件，Hotmail却显示它们已经被打开过。因此，我只好遵从中国朋友的建议：写邮件的时候，起始句和末尾句谈一些无关痛痒的主题，比如天气或正在上映的电影；在邮件的正文，则是小心避免使用敏感的政治字眼，如果我不得不写「法轮功」或者是关于中共领导人的内容，我会颠倒字母的顺序或者在单词之间插入空白把它们间隔开来。我经常清理计算机的暂存区，以免别人轻易地从我的上网记录上得到相关信息。我还同时有几个使用不同别名申请的、有不同功用的电子信箱账户。我使用一种收费较昂贵的拨号上网服务－－吉通，据说这家网络上的监控很松。
二○○一年，在中共实施互联网管制之前，网民可以透过代理服务器不受控制地上网浏览，也就是连接另外一台计算机，将其作为中继站，从而隐藏上网痕迹，绕过防火墙，逃避政府的监控（我经常使用代理服务器浏览美国新闻网站和《南华早报》等亚洲地区的报刊）。在中国大陆，最热门的搜寻字眼不是「布兰妮（Britney）」或「波霸（Hooters）」，而是「免费」和「代理服务器」，这一点也不奇怪。二○○○年的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有10％的中国大陆网民（相当于二百万的用户）承认，他们经常透过代理服务器上网（25％的用户承认他们偶尔会使用代理服务器；但另外５％的用户居然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实属罕见）。因此，据推断，使用代理服务器上网的用户约在30％至40％之间。中共当局也「学油了」，它发现了这种情况，麦克．罗宾逊这样形容。
二○○一年春天一场整肃代理服务器的运动开始了。不知中共当局从哪儿搞来一种可以追踪代理服务器的系统，以前锁定代理服务器提供者要花上两个月的时间，而现在几乎可以实时关闭他们。如果一名用户疯了似地在网上搜索未被关闭的代理服务器的网址，并最后终于发现一个没有被封锁的，这么一来反而在帮政府收集黑名单。据传当局设置了假冒的代理服务器，诱使那些用户登录，并对他们做进一步的监控。即使你认为中共当局没那么精明，很多人还是愿意谨慎小心，照经验办事：如果你在想要进入的网站出现十次登录失误，那么这就足以引起公安局对你的网络活动的关注。正因如此，没过多久，我的很多中国朋友干脆放弃了翻越防火墙的尝试。
西方记者几乎没有对中共当局扫荡代理服务器一事做任何报导，而报导的题材都是什么信息产业经济如何迅速发展、中国大陆网络企业家如何了不起或者中共当局为推广互联网「服务」致使地方政府设置了网页来展现政府对民众负责等诸如此类的事情。然而强迫人们放弃使用匿名登录，禁止人们浏览被禁止的网站，这是中国大陆互联网出现的一个令人不安的变化，对中美关系来说也是如此。这对中国大陆用户观察EP-3「间谍飞机」等重大事件的态度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中共官方传媒一致宣称战斗机驾驶员王伟是英雄，是美国EP-3侦察机故意撞击中共战斗机，迫使王伟偏离航线并坠入南中国海，几乎没有中国大陆网民能够看到美国国防部「眼见为实」网页上关于中共驾驶员挑衅EP-3侦察机并对美国机组人员做出下流手势的内容。
因为我们是一家美国公司，我们的宽带互联网入口相对比较畅通，撞机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来到办公室，发现一个中国同事独自在办公室下载并印出所有可以找到有关这个主题的美国报导。当我问起那些打印纸张，他羞怯地承认是他的，并安慰我说美军机组人员可能很快被释放。然后他突然开始长篇大论，谈起台湾是大陆的一部份，好像这样可以掩饰他的所为。只有极小部份的中国员工在办公室有这种方便条件。从一些中国人对世贸中心遭受攻击的早期反应，可以看出他们普遍缺乏这种条件。没有CNN包罗万象的报导，整个事件必然更抽象难懂，因而更容易使中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要么麻木无情，要么干脆表示幸灾乐祸。
也许美国新闻记者们没有注意，其实侨居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只要花一点费用，使用Anonymizer这样的网络代理浏览器，就可以像驾驶卡迪拉克似的安全漫游网络。大部份这些程序使用安全传输协议（SSL），一种高级加密措施。在美国Anonymizer以及Hidden Surf这类程序可以防止私人公司对使用者埋藏Cookies，或收集使用者的信息。在中国大陆，他们可以躲避政府机构检查使用者的网络漫游历史，同时可以有效躲开公安部门的Sniffer程序追踪，因为没有任何签名数据。但是这些程序必须在在线付款，才能启动；即使中国大陆用户可以看懂这类网站的英文说明，有信用卡的用户也是寥寥无几。公安部门更是捷足先登，最后Anonymizer也被封锁了。
二○○一年的夏末，我在俄勒冈大学逗留一天，在物理学家徐道辉（Stephen Hsu）的办公室，看他在黑板上画图讲解中共的防火墙和它的弱点。他讲解得非常清楚。九个月前，他与人共同创建的一家公司「安全网」（SafeWeb）接受邀请，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下属的科技创投公司（In-Q-Tel）开发一套安全的互联网通讯系统。对徐而言，公司获利是次要的。
徐的父母早年从中国大陆逃亡至台湾，这可能与他对中国大陆的特殊关注有一定关系。当他谈到他的「三角男孩」（Triangle Boy）代理服务器，并通过它为中国大陆网民建置一套安全的通讯系统时，他兴奋地眼睛发亮！
徐解释说，三角指的是大陆网民、防火墙外的众多服务器以及统领这些服务器的主机，而主机是中共当局找不到的，已经有数万的中国网民连上这套系统。在「三角男孩」系统二十个最受欢迎的搜索网站中，有五个是中文网站。中国大陆网民每天会收到一封列有「三角男孩」服务器新地址的电子邮件，这些地址能够让网民匿名连上他们原本无法连结的网站。甚至可以让网民建立自己的网站和网民组织，成为政治运动的前身。徐宣称，如果有足够的经费支持为数众多的服务器，这套系统可以说是无敌的，任何对它的攻击，尤其是针对主机的攻击，都需要庞大的资源才可能达成。
徐很乐观，因为美国之音已经开始正式资助「三角男孩」，每月一万美元。美国之音的官员找到安全网是由于沮丧所致。美国之音网站被中共列为封锁目标之一，他们每天给八十万个中国大陆邮件信箱传送的新闻，几乎到不了目的地。徐估计，向一百万中国大陆网民提供「三角男孩」系统（一个月大约可浏览六亿网页），每年所需经费约为一百万美金，即每人一美元。而每年预算三亿美金的美国之音，当然有足够的财力来支持。
徐让我印象深刻，我带着兴奋的心情离开校园。美国人的创新智慧可以击败中共的防火墙，也许这个讯息可以传播过去，只需要一点外界的帮助。然而当我与麦克．罗宾森通信后，才了解到「三角男孩」在理论上仍有破绽，服务器易受假网站、或类似「红色警戒」（Code Red-style worm）病毒的攻击。此外，围绕「三角男孩」的公开宣传已经传到中国大陆，将引发麦克所谓的「梅铎症候群」（Murdoch syndrome）。
麦克解释：一九九四年，梅铎宣称卫星电视是「对各处集权统治的明确威胁」，中共当局深信其言，于是立即掌控有线电视、拆毁全国的卫星接收碟型天线，并把梅铎的星空电视列入黑名单。我想如果梅铎可以预见对「三角男孩」发动攻击的话，那中共网控当局一定已经开始了攻击行动。
从美国之音的角度看，「安全网」更致命的问题是「烧钱」（资金耗用）太快了（如同其它刚起步的信息公司）。当徐要求更多资金时，美国之音的工程师开始将「三角男孩」视为新经济时代徒劳无功的产物。结果，事与愿违，不仅没有拿到资金，双方的合作细节反而改为将「三角男孩」的地址透过美国之音的邮件系统推广。别忘了，美国之音的邮件系统早就被封了，同时它也是中共当局网控警察最先检查的地方。总之，这个结局让双方都高兴不起来。就这样，中共安全部门很快就镇压了这一反抗（在中国大陆「三角男孩」迅速失去了踪影）。
由于美国之音不信任「安全网」这样的公司，下一波攻势的重任落到了黑客肩上。这是由一群北美程序员组成的松散结盟，致力于保证全球互联网的大门敞开，畅通无阻。黑客喜欢做政府不能或不敢做的事，例如利用自由网（FreeNet）这样的匿名网络向中国大陆散发《天安门文件》，同时挑战中共网络控制本身就令人心驰神往。因此，当「安全网」消失后，美国国务院、美国之音以及众议院政策委员会的人士开始与Peekabooty、Pseudoproxy及 Socket2me等系统的设计者秘密接触，商讨攻破中共防火墙的对策。
这些程序设计者中有个别人与Hacktivismo团体立场一致，这是一个少年计算机黑客团体，正式名称为「死牛教」（the Cult of the Dead Cow）。他们的声明有点反政府倾向，但是我想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也会有所转变；从前几个声名狼藉的计算机黑客最近已经改邪归正，正在帮助一些公司保护网络安全，防范他们的昔日朋友。我和Hacktivismo的头领欧司伯．拉费（Oxblood Ruffain）见过面，谈论如何争取计算机黑客理想主义者与美国政府合作，为共同目标努力；这显然很不容易。计算机黑客可能品行不端，但他们不是笨蛋，更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行为浪漫且放荡不羁；他们贪婪权力，但是当同伴看到他们与蠢笨的美国政府合作时，他们一下子呆若木鸡。
我想也许华盛顿已经从保罗．布南洛斯基（Paul Baranowski）处获得所需。保罗是Peekabooty的主要开发者。他在Hacktivismo系统外运作，不受公司束缚也花费不了多少钱。他住在多伦多，喜欢穿着黑色服装、总面带着悦人的微笑，好像是个骑马刚进城的少年镖客。「我从未遇见比我更好的程序设计师。」他提供的程序代码被确认是点对点系统（peer-to-peer system）。与「三角男孩」不同，它不需大量使用服务器，Peekabooty主要藉助陌生人的好意；由一个计算机到另一个计算机，老用户介绍新用户，整个系统有机地扩展。即使公安局的探子混入其间，破坏也很有限，颇像地下党的单线联系，不致影响整体运作。
这种点对点特性会增进信任，但也可能发生叛变。也可能开始不错，尔后却失利，或要等候多年才能达到相当的数量。美国之音未能接受，保罗于二○○二年春天回到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