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洪水非常可怕，然而这是自然灾害，是上天的作为，我们可以认为，它无论多么残暴，我们都无力去评判。然而，有一种中国特别严重的人性之灾，却比这些灾难更可怕，因为地震只是祸害一小片，洪水只是祸害一条线，并且都为时数日，数月而已。然而，这种人性之灾却可以祸害整个国家长达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

这种人性之灾，就是不顾人民死活、对生命遭到蔑视、摧残熟视无睹的吹牛拍马，阿谀奉承权贵的行为和文化传统。从1949年开始，这一灾难愈演愈烈，甚至整个中国文学界都成为阿谀奉承的吹鼓手，那些不善此道者全部被关牛棚，被逼杀或是被残杀。以郭沫若、浩然等为首的作家，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肉麻的阿谀文字，也展露出了他们最无人性的灵魂。然而，他们有他们的苦衷，无论如何，他们内心世界是怎样的，我们还不能确定，而那个被暴力逼迫的时代，又有几个人敢不奉承？人家说亩产万斤，你说九千斤，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会被批斗刑讯。所以，虽然他们丑陋，却是一种悲惨的丑陋，是一种铁蹄下的羞辱，他们有着可以被原谅的理由。

然而，那些处身没有任何残暴逼迫环境的人，由衷地阿谀与吹捧，却是一种永远都不能被原谅的丑行。他们灵魂的肮脏，已经成为一种灾难。并非只有余秋雨、王兆山这样的人主动献媚，他们只是这个群体的代表，在他们的身后跟着一大群屑小之徒，一有机会，就象婊子那样奉献自己的热情。但是他们又各有特点，王兆山直爽，既然做婊子，就挂上牌子做，卖就是卖，显得既专业又彻底，大大方方地卖，令人一看便知，买主也得的货真价实。

然而余秋雨就完全不同，他那种既想展示自己的妩媚身段，获得一个好的身价，又想端庄如淑女的扭捏羞涩，确令人不寒而栗。他先是弄了一个《含泪》，受到唾骂之后，又弄出一个“自白”（http://vip.bokee.com/20080612551457.html），或许余秋雨秉承了南方人的含蓄委婉，深化了阿谀的精巧微妙；而王兆山借用了山东人的豪爽霸气，展示了奉承的雄浑力道。这一南一北，酿醇了中华这一人性灾难的浓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