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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情人和干女儿孙维世的故事

 

 

 

 

 

 

 

 

 

 

 

 

 

 

 

 

 

 

 

 

 

 

 

林彪说:不管多少年,我都会等你。

                张郎郎

  ◆女犯、夜半歌声

  一九六八年八、九月份,我从北京看守所的“K字楼”搬到了五角楼。

  在这个时候,在我们楼下的牢房里有个女犯不断的喊口号:“打倒野心家,保
卫毛主席!”或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为这她没少挨打。听声音就知道:不一会儿还给她套上胶皮防毒面具,那东西
不能戴得太久,一会儿就憋得喘不出气了。刚给她摘下来,她又喊:“真理是不可
战胜的,野心家爬得再高,总有一天会被戳穿。”“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她又被折腾、毒打,每天都是这样。有时候,半夜里看守都折腾累了,跟她同
屋住的犯人也没劲再打她了。这时,她就小声的唱歌。有时会唱很久,直到哪个打
手缓过劲来,再接着收拾她。她唱许多俄罗斯名歌,也唱《我们是民主青年》、《
酸枣刺》、《行军小唱》等中国歌曲。至今我还记得她那远去的歌声:

    “叮叮格儿,咙格儿咙;叮叮格儿,咙格儿咙。
     战士们的心哪,战士们的心在跳……”

  当时和我关一个牢房的是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刘焕栋(信使)、李兰平(机要
员),小李是四川的高干子弟,在揪斗陈毅元帅的时候,小李在后台负责看守他。

  陈老总还和他聊了聊天,好像和他爸爸还认识……。

  有天晚上,那女犯又唱起歌来,我悄悄地问小李:你猜她是什么人?小李说:
肯定是干部子弟,或者是个干部家属。一般的人不会说这样的话,唱这样的歌。我
说:这咱们早就这样讨论过,我是让你猜她是谁?

  他想了想,说:现在抓了那么多人,咱们怎么猜啊?我说:会不会是孙维世?

  人们都听说她让江青给抓起来了。小李想了想说:“不会吧,如果是她,应该
关到更高级的地方。”他是指她至少得关到秦城。当时我想他说的也有道理。

  十年以后,我刚从监狱放出来,就去上海看受我连累也关进监狱十年的郑安磐
,他父亲剧作家郑沙梅先生,三十年代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活动的时候,认识张春
桥和江青。我们被抓的时候,郑老先生已经被专案组抓起来了。所以抓郑安磐的目
的也是要让他坦白交待:是谁讲给他关于当年江青在上海的这些传闻、这些“反动
谣言”?

  在安磐家见到了孙维世的侄女孙冰,我们自然的谈到孙维世之死,我就告诉她
,我在五角楼的那段故事。她和小李子的想法一样:“不会吧?我想姑姑准是关在
秦城监狱。”我想也可能是这样,连叶浅予、黄苗子、郁风这些三十年代知名的艺
术家都关在秦城,何况是孙维世呢。当时孙冰就说,她准备写一本书,记念爸爸孙
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和姑姑孙维世,为他们伸冤,这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

  她也劝我写本书留下一个历史记录。

  那时,中国的政治气候还没有稳定下来,所以我说,我要等一等,再看看,等
我想好了,会再来找她谈,好好交流一下。孙冰说:下次你来上海,也可能找不着
我了。我很奇怪:

  “为什么?你要搬到外地去呀!”

  “我在上海也是住在一个远亲家,我都怕在北京不安全,那些过去的打手和刽
子手,他们现在慌了。你哪儿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咱们要追究这些历史罪行,万
一他们狗急跳墙,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杀人灭口。我现在就在设法出国去探亲,你也
得好好想一想。”她说。

  她这一席话,使我后脑勺阵阵凉风。我想起来,北京公安局到现在还不肯消毁
我那一大堆档案材料。和我们算是同一个大案子的司徒慧敏之子司徒兆敦(北京电
影学院导演系青年教师)的档案就给销毁了。可是,他们说我“里通法国”的问题
,还没有弄清,所以我的档案不能烧,这就是说还“留下一个尾巴”。

  我自此决定还是远走高飞,在死刑号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变成“失去自由恐惧症
”的患者了,而如今自然变成了个职业世界流浪汉。

  二十年后,我在天涯另一隅的普林斯顿大学,遇见唐达献(作家协会的领导人
唐达成之胞弟),一起聊当年的囹圄之灾,他说:“当年我也关在半步桥,你们比
我们先进去的,是当时一号大案,我们是另一种大案进来的,说我们是‘中国共产
党革命委员会’……”。

  我们自然的谈到当时在看守所里关了哪些人,都见了谁。我告诉他,我在五角
楼的时候,有一次放茅,由于犯人太多,看守忙不过来,把另外一个号子的犯人也
放进卫生间来,见到我在外语学院附中的同学夏书林,他指着旁边一个愁眉苦脸的
中年人,说这是冯基平(北京公安局局长)的“副官”,当初给咱们这些未决犯计
划每天粮食的定量,就是他干的,冯基平划勾的,这回跟咱们一块挨饿,古话应验
了,这就叫“作法自毙”。当时我问这干部:是不是定量太少了。他苦笑着说:那
时哪会想到呢?觉得未决犯反正不干活,八两粮食差不多了。没想到这么难熬。

  我又问他:那个在走廊里老喊“革命的同志们啊!”的那个人,准是和你一样
,也是北京公安局的老干部吧?他默默的点点头。

  我看他好像什么都知道,就又问他:“那个唱歌的女的是不是孙维世?”

  他说:“也可能是。她三月份才进来,我们早就被打倒了。根本没权力去过问
。我自己也觉着像。”叹了口气,接着说:“她这么闹,在这地方就活不长了。”

  我和夏书林也都这么想。在监狱里,这么折腾的人,被看守说成是“属家雀的
”─这种鸟气性大,进笼子就扑腾,就撞杆,不是找死吗?没听说谁养得活家雀。

  此后,我们在监狱里的十年见过许多这样的真疯假疯的人,最后都死得很惨。

  本来那唱歌的女士住在我们楼下,她轻声的夜半歌声,都字字入我耳。

  ◆《保尔·柯察金》女导演

  我小时候,老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以下简称“青艺”)去玩,可是对孙维世
的印象却很模糊,因为她和青艺延安来的那拨人,关系不是很密切。

  我和青艺的关系源远流长,一来爸爸在延安,有一度在青艺工作,他那时也喜
欢演戏,还演过苏联话剧《第四十一个》中的那个“蓝眼睛的白军军官”,所以青

艺的领导和明星都是他的老朋友;二来我的姐姐乔乔自幼就酷爱戏剧艺术,在延安
刚会走路就出台演戏,给第一个演白毛女的王昆配戏,她演“小白毛”。

  五零年,姐姐在育才小学,还没毕业就跑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要求参加刚刚
开办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儿童工作队”。当时,廖承志是团中央书记兼中国青年
艺术剧院的院长,所以常来青艺和大家见面聊天。姐姐和青艺的领导吴雪、任虹、
雷平等早就很熟,一直是叔叔、阿姨地叫。他们给爸爸打了一个电话,徵求家长的
意见。看爸爸拿姐姐也没办法,姐姐顺理成章地就成了这里的小演员。当时我家离
青艺很近,一到周末,就把我带去玩,我也跟着叔叔、阿姨的叫。我见过孙维世很
多次,在我印象中她很高大,也很爽朗。我那时才六、七岁,看所有的大人都很高
大。

  印象最深的是,青艺举办《保尔柯·察金》的首场演出,你想想延安来的土八
路在北京上演一出苏联老大哥的洋戏,由苏联留学回来的孙维世来导演,又由她的
新婚丈夫大明星金山扮演保尔,还由金山的前妻张瑞芳(后来演电影《母亲》、《
聂耳》、《李双双》而名声大噪)扮演女主角冬尼娅。这天没有卖票,请来许多高
官名流和文艺界的各路人马。我爸爸、妈妈也都来了,我和姐姐缩在前排靠边的一
个位置上。

  灯光慢慢暗下来,一下奏起了俄罗斯音乐,音乐声音慢慢弱下来,大幕缓缓升
起,舞台上是一个青年人坐在那儿钓鱼的剪影,随着音乐、灯光渐亮,金山一点点
地变成一头金发,穿着俄罗斯的套头绣花、灯笼袖的白衬衫,还没说一句台词,这
异国情调就把大夥震晕了,全场热烈鼓掌。

  过去我们看海默写的话剧《粮食》那唯一的布景,就是放在地上的一个大木头
箱子。汉奸四和尚就藏在箱子里,伪军队长李狗剩和八路军的队长坐在箱子上斗嘴
,四和尚在柜子里百爪挠心,我们看得乐不可支……。

  就连当时解放区的重头大戏《白毛女》,我们觉得布景就相当复杂了,但和这
正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有人小声议论:孙维世现在真够大度的,也不在乎舞台上的保尔和冬尼娅已经
进入热恋状况啦。孙维世在台下从容地边看边写记录,非常认真和敬业。居然,台
上出现了保尔和冬尼娅拥抱接吻的场景,虽然只有几秒钟,把观众全震糊涂了。

  全场鸦雀无声。多咱见过这个景?过去中国的话剧,尤其是八路军的戏里边怎
么会有这样的景色,这也只有孙维世这个总导演才敢如此地出位。

  金山和张瑞芳又都是大红大紫的明星,给人们一个现场爱情表演。在当时绝对
是震撼,据说后来有人建议他们意思意思就行了,别太刺大夥了。也就是他们这个
话剧界的艺术金三角,才可以在刚刚解放的新中国舞台上,就如此飞扬地张开艺术
翅膀而任意自由翱翔。

  我看完这个戏完全被迷住了,回家睡到被窝里,手里还拿着那张说明书,还在
看那个演员名单,不断地唱那个孙维世填词的主题歌:

    在乌克兰辽阔的的原野上,
    在那静静的小河旁,
    长着两棵美丽的白杨,
    这是我们心爱的故乡。

  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这个曲子也是孙维世写的,长大以后才知道,这原来是
一首乌克兰民歌《滔滔的德涅伯汹涌澎湃》,孙维世借用来当这个戏的主题曲。

  ◆上海剧团、蓝苹

  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大女儿,孙炳文在欧州留学时就和朱德是铁哥们,朱德
又把他介绍给周恩来,据孙冰说,他们三个青年当时就拜把子结了兄弟,好比是桃
园三结义。

  回国以后,孙炳文在广州,周恩来南下和他秘密接头,孙炳文抱着五岁的孙维

世,让孙维世看后边有没有可疑的跟踪,他们坐下来谈话,这机灵的小姑娘就给他
们主动放哨,那时,她一直叫周恩来“周爸爸”,所以后来人们开玩笑说孙维世一
九二六年就参加革命了。

  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孙炳文英勇就义。孙维世的母亲任锐女士带着四个孩子
东躲西藏。孙维世十四岁的时候,妈妈把她托付给当时上海的左翼文艺团体东方剧
社的领导人金山和章泯,后来又转入到“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联华电影公司。为
掩人耳目给孙维世改名叫李琳。当时,这里聚集着中国最优秀的演员:金山、赵丹
、陶金、魏鹤龄、顾而已、舒绣文、王莹、吴茵、蓝苹,还有小李琳。

  金山本人扮演过《夜半歌声》里的宋丹萍,轰动全国,是当时第一部中国恐怖
片,广告上说:已经吓死了一个女郎,怕死的不要来看。越这么说观众更疯狂地要
来看。

  主题歌《热血》一时唱遍大江南北:

    谁愿意做奴隶,
    谁愿意做马牛,
    人道的烽火,
    已燃遍整个欧州。
    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
    愿付出我们的热血。
    甚至我们的头颅!

  金山的太太王莹是著名女作家,又是当时文化修养最高,处事为人最得体的电
影演员。还有刚刚窜红的赵丹和蓝苹。蓝苹因在剧团里和王莹争演女主角连连失败
,就无理取闹;同时她一会和赵丹的把兄弟影评家唐讷恋爱、结婚,一会又甩掉唐
讷,唐讷自杀未遂,闹得满城风雨。剧团里大家对蓝苹都有看法,任锐女士让李琳
少和这个“作风不好”的演员接触。

  蓝苹寂寞的时候,找小李琳聊天,没想到小李琳也应付了两句,就借故离开。
这大明星可动了肝火:连这小孩子居然也敢冷落我。

  后来有人说:江青有“记仇特异功能”。三十多年后,她把原来这个剧团的人
不是抓起来,就是设法迫害致死。

  她的记性实在好。
  
  一九三七年,十六岁的孙维世和哥哥孙泱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参
加抗日。一来,也没熟人介绍,二来,嫌他们年纪太小,被拒绝了。孙维世不肯走
,就站在门口哭。正好周恩来从外边回来,周恩来问明情况就说:

  “你年纪也太小了,回去问问你爸爸同不同意?”
  “我爸爸被国民党枪毙了。”孙维世说。

  周恩来忙问:你爸爸是谁?“孙炳文。”周恩来一听愣了,说:
  “你是小维世呀!我是周恩来。是周爸爸啊!”

  孙维世一下扑到周恩来怀里痛哭失声……。他们兄妹二人就这样被批准到了延
安。

  孙维世去抗大党校读书,她十六岁,活泼、大方、漂亮,又能歌善舞,在延安
成了众矢之的,当时延安抗日青年男女比例是十几比一。

  同年,蓝苹也到了延安。她俩在延安成了最亮丽的两朵花。

  ◆延安“大小姐”

  一九三八年为纪念“一二八”抗战,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演出了话剧《血祭上海
》,由于江青在剧中扮演一个姨太太,孙维世扮演了一个小姐,从此以后人们就叫
江青的绰号:“二姨太太”,叫孙维世的绰号:“大小姐”。

  当时抗大校长林彪就非常喜欢孙维世,只是她年纪太小,她只是觉得这是长者
的关怀。而且,她心中只有“周爸爸”一个人的身影。

  孙维世一休息就去周恩来的窑洞,邓颖超也很喜欢她。孙维世叫她“小超妈妈
”。据孙冰说:周和孙自然地产生了感情,已经超出了父女之情……至于他们“父
女”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就难以考证了。中国从来没有那种“独立检察官”。

  这类事情属于隐私范围,除非“小超妈妈”非得对簿公堂不可,实际上无论从
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不可能的。

  当时在延安,“革命”就意味着破坏旧制度,和旧习俗彻底决裂。所以在男女
交往方面空前地开放。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经对延安流行的“杯水主义”大为感慨
,中国妇女性观念解放的速度使她震惊。

  邓颖超主动提出孙维世天天往这儿跑,最好正式过继她为契女。在大家都同意
后,邓颖超给任锐女士写了一封信,说明这个意思。任锐当然喜出望外,自己的女
儿认了这门乾亲,实在太幸运了。

  一九三八年,孙维世入党。很自然地作为周的女儿和延安的上层有了密切的联
系,朱德为让兄弟在天之灵安心,把孙泱调来做自己的秘书。连毛泽东都很喜欢孙
维世,似乎也当成自己的女儿。

  这是孙维世的黄金时代。    
 
   ◆莫斯科、林彪

  一九三九年七月,周恩来去中央党校讲课的路上,从马背上摔下来造成粉碎性
骨折,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动手术。在准备走的那天早上,孙维世赶到他们窑洞,
说她也要和他们一起去,要去苏联上学。周恩来说:这要主席批准才成。孙维世转
头上马,去找毛泽东。周恩来的飞机准备起飞的时候,孙维世直接策马跑到飞机跟
前,手里挥动着一张毛泽东的亲笔手谕。

  她先在东方大学学俄文、学政治,然后去莫斯科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导演系学习
。在卫国战争时期,她和苏联人民一起渡过了艰难的岁月。

  一九三八年三月林彪从阎锡山晋军防区路过的时候,被哨兵误伤,伤得很重,
同年冬天来莫斯科养伤。当时延安的中央医院只是几口窑洞,药品还要靠宋庆龄
人的帮助辗转运来,医疗条件又能好到哪儿去?

  林彪来到莫斯科,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了轰动,因为中共第一次重创日军的“
平型关大捷”指挥员是林彪,他成了民族英雄。留学生知道孙维世认识林彪,就让
她去请林彪给大家做报告。

  林彪一来就坐在孙维世旁边,他平常很内向,这时却口若悬河,给大家讲战斗
故事,给人印象非常平易、热情。后来大家再请,如果孙维世不在,林彪就提不起
精神,以后索性就不来了。那些大学生顿时明白了,以后要请林彪一定得派孙维世
去。

  林彪的太太张梅是陕北米脂县人,都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林彪当时
娶了个当地的美人,应该很满意了。可是到莫斯科,张梅和孙维世一比就土得掉渣
。张梅虽然文化不高,也相当忍让,一看林彪不高兴就打电话请孙维世来玩,孙维
世一来,林彪什么毛病都好了。

  据说有一天,孙维世来看林彪,张梅去看她自己的朋友了。林彪请孙维世吃了
饭,然后两人就出去散步。在白桦树林里,林彪向她诉说自己的婚姻已经亮起红灯
,两个人悬殊太大,没有共同语言,最后向孙表白心迹,说:对你来说是件大事,
你不必急于回答。

  孙维世一直没有回答,也没有完全拒绝。一九四二年林彪归国的前夕,郑重地
向孙维世求婚,希望一起回国,共同奋斗。

  孙维世说:是毛主席、周恩来送我来上学的,我还得在这里学四年,现在半途
而废算怎么回事,现在我不想别的,就想继续学习。

  林彪说:好吧,我先回去了,不管多少年,我都会等你。

  一九四六年,孙维世学成归国。同时回来的有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和林伯渠的女
儿林莉,到了哈尔滨,孙维世自然住在南岗的李立三家。她听说林彪就住在不远的
地方,第二天,就跑去看林彪。

  可以说林彪遵守了诺言,回到延安就跟张梅离婚了;也可以说他并没有遵守诺
言,他一九四三年就娶了大学生叶群,并且有了两个孩子。

  孙维世这时完全没有责怪的意思,当初她也没有给过他确切的允诺,现在只是
来看看老朋友而已。林彪执意要设宴给她接风。

  李莎、林莉都参加了这次难忘的家宴。当时林彪是中共最强大的东北野战军(
后改为第四野战军)的司令员。这个宴会比当时党中央宴会的规格不知高了多少倍
。三个从莫斯科回来的活泼、开朗女郎谈笑风生,叶群当时身体不太好,就黄着个
小脸静静坐在一旁。对比如此鲜明,沉静的林彪又心情不好了。叶群讨好的挟了一
块鹿肉放在林彪碗里,林彪吼了一声:“我又不是没手。”叶群说不出的委屈。

  可她也不是傻子,什么都明白了。三朵花走了以后林彪接着大发脾气,叶群说
了句暗示林依然喜欢孙的话,林彪就大发雷霆,拍桌子、摔板凳。

  孙维世离开哈尔滨去河北看周爸爸、小超妈妈。叶群越想越气,就用李莎的名
义给孙维世发了一封电报,说:我们家不欢迎你,你不能再回哈尔滨。孙维世莫名
其妙。后来,她见到李莎时问起这件事,才弄清楚这是叶群的移花接木之计。

  孙维世一笑了之。

    ◆所有的伟人都喜欢她

  在西柏坡周恩来见到孙维世,非常高兴,连毛泽东也说:这孩子大了。当领袖
们去开会了的时候,邓颖超就对孙维世说:你也不小了,该考虑嫁人了。孙维世说
:我不着急,等全国胜利以后再说吧。

  江青见孙维世就问:过得怎么样?还对她说:回来你就知道了,这里坏人很多
,对我们母女都坏极了。你是周恩来的女儿,我是毛主席的夫人,咱们要团结起来
好好收拾他们。

  孙维世觉得她心理一直有问题,就有意回避她,连主席那儿也不大去了。江青
很气,说:

  “孙维世人小架子大。”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和周恩来要去莫斯科和斯大林会面,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
第一次出国,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泽东不许。而孙维世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还兼
管中央的机要工作。火车一开,江青留在月台上,孙维世向她挥手告别,江青心里
是什么滋味,没人体会得出来。

  毛泽东不爱坐飞机,从北京到莫斯科要走一个星期。据孙维世的近亲说,在路
上毛泽东老要孙维世到他的包厢里去介绍苏联情况。一天晚上,孙维世哭着跑出来
去找周恩来,周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抚摸着她的头发连连说:

  “要顾全大局、要顾全大局……。”

  这个传闻是不可能验证的,但当时还是传得沸沸扬扬。

  在北京,江青约过几次孙维世,孙维世都借口工作太忙,没理这个茬儿。于是
旧恨又加了新仇,而她却浑然不觉。

  中国是古国,古话全在理。孙维世留学没学过这些:什么“人怕出名猪怕壮”
啦,什么“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不可得罪一个小人”啦,等等。

  孙维世当时的大红大紫,无形中就在不断结仇。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包括烈士
在内)的子弟们,哪有一个比得上孙维世的才华、孙维世的风貌、孙维世的艺术成
就:她翻译了外国名剧《一仆二主》、《女店主》,导演了《保尔克察金》、《文
成公主》、《马兰花》等;又和其他艺术家共同创建了实验话剧院……。

  其它众多阿哥、格格无人能出其右。孙维世以后最有才华的应是叶剑英的女儿
凌子,但似乎只有一部不错的作品《原野》;再有就是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写的回
忆录,还是不错的;至于邓榕的大作《我的父亲邓小平》,只能说是一本好女儿写
的书;陶铸的女儿陶斯亮也写过感人的回忆文章;也有不少人写了《我的爸爸……
》,但都谈不上“才华横溢”四个字。唯有轰动一时的叶剑英义女戴晴,曾经在中
国诧叱风云,但属于新闻界的名记者,还不是正宗的艺术家。

  孙维世的横空出世,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可谓一代才女。许多党的领导人
对她都称赞不已。连罗瑞卿大将都说:

  这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红色专家!

  光芒四射的星星在上下一片喝彩中自然得意非凡,得意必忘形。虽然她经常出
中南海,主要还是去西花厅,碍于大醋坛子江青的阴阳怪气,她就不怎么去见毛
泽东,当时这样微妙的情感关系明明布满了定时炸弹,孙维世继续天真地误解,以
为所有的伟人都喜欢她,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那时她真可以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
?我们不做谁做?

  江青后来刺她一句:说到底你还是个草包。意思是说,这么多名相大将都围着
你的石榴裙转,你怎么糊涂成这样,下嫁一个戏子?

  ◆“戏子”金山

  孙维世在苏联上学太久,学糊涂了,对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制,几乎完全不明
白,因为在她的眼里,只有一个“戏子”金山──

  金山十几岁就混迹于上海十里洋场,虽然没条件读书,可是聪明过人。照样学
样,在蓝衣剧社混上个跑堂演员,可是人高马大、漂亮,富于激情,头脑灵活,口
齿便捷,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是典型成功的都市边缘人。

  他几乎同时参加上海最有势力的两大帮派:青红帮和共产党。上海青红帮老大
杜月笙认他为义子,共产党也需要这样能“混”的人,一九三二年就发展他入党。

  后来人们给他的小老弟赵丹取个外号叫“混世魔王”,可比起金山“混”的本
事,赵丹就差了行市了。

  金山入党后,党内情报首脑李克农要他一定维持好和杜月笙的关系,因为蒋介
石对杜月笙一直都毕恭毕敬。

  田汉、阳翰生策划、夏衍编剧的《赛金花》,洪琛导演,金山演李鸿章,王莹
演赛金花,蓝苹只能演小妓女。这戏一炮而红,从上海演到南京,场场爆满。金山
成为当时的“话剧皇帝”。

  他很快又变成社会名流,和蒋介石也都见过几面。这一切得到周恩来的激赏。

  金山本来想跟周恩来去延安,周告诉他:

  “你应该留在这里,争取到更多地方去演出,扩大知名度、扩大影响。”

  周很明白,这混世魔王要是去了延安,等于压在阴山背后,就失去了他特有的
魔力。

  金山心领神会,和《鹿鼎记》里边的韦小宝一样,暗自窃喜:“两边都是俺的
人”。很快他和李宗仁、白崇禧就关系密切了,在这桂系军阀重金邀请下,率团南
下广西。在桂林盛大出演,宣传抗日。金山得风借水,继续南下,先后到了云南、
香港、新加坡等地,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南洋巡回演出”。

  虽然一路异国情调大开了眼界,可是也被外国当局多方刁难,使演出不如金山
希望的那样辉煌,使他扬威天下。可是他成功地向南洋富豪陈嘉庚等各地华侨为抗
日募集了巨额款项。

  回到重庆后,周恩来对这次巡回给予大大的表扬,认为把抗日的风火点到了南
洋。

  王莹知道金山风流倜傥,又混迹江湖,早晚也不是她的归宿之地,毅然和金山
分手,自去美国留学。她心比天高,不甘心就此沉沦在演艺圈里,一心想当读书人
,于是和地下党员谢和庚先生,一起远走高飞。据说,金山为此也伤心了一段,但
他决不可能长久的寂寞。

  郭沫若的新剧《屈原》已经杀青,郭才子指定非要金山主演不可,王莹已经远
渡,陈波儿、蓝苹等北上延安,于是选中了张瑞芳,由她扮演屈原的丫环婵娟。

  第二幕是郭沫若的得意之作《雷电颂》,纵观郭沫若全集,资料不少,研究不
少,真正如闪电般才华的光芒第一次闪现于他的长诗《女神》,第二次就在这个当
年的绝唱──《雷电颂》中闪烁出夺目的华彩。

  郭沫若有如此豪迈之文采,却没有同样豪迈的表述能力,只有通过金山浑厚的
嗓音、激情的肢体语言,慑人的精神力量,才把郭沫若的梦想境界发挥得淋漓尽致
。《屈原》的演出,造成了更大的轰动,金山成了不可动摇的话剧皇帝。小报上又
大肆渲染王莹出走的花边新闻,金山周围一下围满了各种女性崇拜者……据报导有
一位有脸蛋没脑子电影明星因为追不上金山而自杀……。

  金山的感情模式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日久生情。第一个有记录的女朋友易小姐
,似乎是邻居;第一任太太王莹是和他同一剧团的女一号。现在他又自然地和张瑞
芳坠入情网……他们闪电结婚。

  日本投降了,举国欢庆。国民党派出众多“接收大员”从投降的日伪手中接收
大量的动产、不动产,许多人因此发了大财。著名导演蔡楚生拍了部经典作品《一
江春水向东流》,描述一个原来向往革命者,后来因为混迹官场,腐化堕落,更当
上了接收大员,一时得意非凡,数不尽的金钱、美女,他摇身一变,变成当代陈世
美,电影结尾处白杨扮演的女主角伤心透顶,先是含泪托孤,然后就投江自尽……

  很多人说,这就是金山啊。

  原来金山真地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去长春接收日伪的电影制片厂,当了
厂长,还拍了一部电影《松花江上》。回到南京后,解放军的炮火已经打到长江边
上。国民党组织和平代表团到北平和共产党谈判,代表团的代表有:张治中、邵力
子、黄绍雄、张士钊、李蒸和刘斐;顾问是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一个共
产党员变成国民党谈判代表团的顾问,可见金山多么能混。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那天,院长廖承志向大家说:

  “我向大家介绍的这位副院长,就是共产党的大特务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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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青艺的主要演员有两拨;第一拨都是从延安到东北,然后再来北京的老
革命,总导演孙维世又是众所周知的红色公主;另一播是从“国统区”来的,也是
白区的左翼艺术家。

  今天,看金山来参加这个开幕典礼许多人都不以为然,认为也就是党的统战政
策,让他来这儿混碗饭吃罢了。要不是他和张治中等国民党要员一起留下来,表示
愿意和共产党同舟共济,那么他这个接收大员早该抓起来了。

  廖承志这么一说,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金山是隐藏了十七年的共产党员,金
山顿时身价百倍,成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实际领导人。这是金山名利双收,一生
中春风得意的最高点。后来张治中见到他笑着说:

  “金山,你真是个好演员。”

  ◆北京青年宫婚礼

  如今排练《保尔·科察金》,孙维世是总导演,金山是演员。金山深知一个艺
术家没有作品等于零,他一进剧组非常敬业,认真排戏,琢磨角色,服从导演。这
部戏是孙维世的处女,作一个二十九岁的姑娘导演这些大牌名星,真是麻秸杆打狼
----两头害怕。经过共同的努力,认真的磨合,磨出了一台又大又洋的好戏。

  现在人们都不太清楚,这磨合的过程中的细节,没有人会去弄清。总之,戏排
好了,轰动北京;金山又离婚了,也轰动北京。

  人们不知道是首演式之前,金山和张瑞芳就分手了,还是后来的事?当时一切
都在变化中,都在更新中,都在欢乐中,就连离婚也不被认为是难过的事,也是吐
故纳新嘛。

  也就是差不多的时候,戏剧界的神童吴组光和演员吕恩也离了婚。吕恩到我们
住的小院去散心,我们后院就住着当年上海滩的大漫画家张光宇,那时经常有北上
的新知故雨在这里聚会。
  
  五零年八月八号,孙维世买了红玫瑰、蛋糕、蜡烛,跑到中南海西花厅,趁周
恩来夫妇没有回来之前,自作主张布置了一番。周恩来和邓颖超一回来莫名其妙,
孙维世才说:“今天是你们的银婚纪念日!”周恩来夫妇大为感动,可同时也知道
她必有所求。

  原来,周恩来坚决反对孙维世想和金山结婚的事。他倒不是不喜欢金山这个人
,可是他知道金山风流成性,孙维世跟他会吃苦。再说,她的条件在中国当时应该
是第一号种子,嫁给金山就委屈了。

  这时候,周终于明白刀山火海也拦不住孙维世。这是孙维世第一个非嫁不可的
人。

  一九五零年十月十四号,北京青年宫张灯结彩,金山和孙维世身着礼服在门口
迎客,北京的各界名流纷纷来贺。赵丹也特地从上海赶来,同时,张瑞芳却飞向上
海,离开这伤心之地。

  当邓颖超出现的时候,孙维世很激动,也很失望。邓颖超解释说:总理今天有
重要会议,实在不能脱身。其实谁都明白,周恩来是不会来的。

  总理真是洞若观火,还有些幽默感,带来的结婚礼物使所有的人大吃一惊:邓
颖超拿出一个薄薄的小包,让新婚夫妻一块打开。周围亲近的朋友都在静静围观,
原来竟是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金山一看,就尴尬的笑了。

  大家都明白这是观音菩萨给混世魔王上个紧箍……。

  正在这时候,出乎众人意料之外,来了三辆汽车。江青带着毛岸英、毛岸青、
李敏、李讷四个孩子来了。

  许多导演和演员都是她当年的朋友或同事,可江青目不斜视,只和邓颖超打个
招呼,然后跑去祝贺新人。好像其它人她都不认得。那时,她还没什么权力,只是
摆着第一夫人的架子,于是大家也假装不认识她。孩子们在中南海憋得够呛,哪儿
见过这么热闹的晚会,很快就溶入欢乐的人群。只有江青继续独自坐在沙发上冷落
别人,自然被众人冷落。

  孙维世发现没人和江青说话,有些过意不去,毕竟是大喜的日子,俗话说:不
打送礼的人。她就走过去陪江青说话。江青问:

  “你怎么不去看我?”

  “有什么事吗?”

  “还不是想问问你和主席去苏联的事。”

  孙维世脸也变色了,但勉强忍住,一辈子一次的大喜日子,决不能为此扫兴。
就顾左右而言它。

  没人知道江青刺她这一招,是得到了快意,还是更难受?

  江青临走才拿出礼物,是一副很讲究的钩花被套。

  ◆金山风流到朝鲜

  周恩来没有看错。

  一九五一年,金山和文化艺术慰问团到朝鲜战场去,他在那面名头也很响,金
日成很高兴他的来访。金山一激动就表示他要好好采访,然后写一部描绘中朝抗美
的电影。金日成大为赞赏,让自己美貌的女秘书给金山当导游兼翻译。说不清谁先
动了情,总之他们俩都“犯了错误”。金日成勃然大怒说:我们在洒鲜血保家卫国
,你们却在这里腐化堕落。一怒之下,枪毙了那个女秘书。

  碍于金山是中国人,把他交给彭德怀。彭德怀请示北京,要借金山之头向金日
成谢罪,周恩来连忙命令把金山押回北京处理。

  一到北京金山便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撤职查办。金山关在北影隔离审查,
先拉回青艺批判,平常被他光芒刺伤的人,觉得感情被他伤害的人,都义愤填膺…
…。

  从中央到群众都等着孙维世的一句话,金山的命运就系于这一线。

  孙维世慢慢站起来走到台前,只说了一句话:

  “金山犯了不可原谅的罪行,我相信:这是他最后一次了!”

  人们都愣了,金山的命太好了。如果换了江青或者什么别人,金山就算不死也
得扒层皮。一般人的天性,都会因愤怒而失去理智,如果因为金山伤透了孙维世的
心,她要出这一口恶气,周恩来决不会袖手旁观。

  金山被押回北影,孙维世给丈夫准备换洗衣服送去。在关押的几个月中,孙维
世面无笑容,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到周末就去探监。上级也明白孙维世的心意,可
能是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她的所作所为已经不符合新中国的国情了,最后,公安部
长罗瑞卿发话:金山不用审查了,他就那么点生活问题,让他去劳动锻炼吧。

  金山终于回到了家里,向孙维世负荆请罪。他死里逃生,当年不可一世,如今
“夹着尾巴做人”。

  等他们后来搬到北京饭店西边南夹道,当年皇城里的古建筑里,这个大院也住
着雷平等青艺的领导。孙维世把最南边隔开来,变成一个单独的小院子,这可能是
当时中国最奇怪的一个家庭──通天的“红色公主”和一个在石景山钢铁厂劳动改
造的“附马”。这段时间,他们和外人很少来往。孙维世去中南海也是独来独往。

  总理有时候也问:金山怎么不来了?孙维世说:他没脸见人。

  孙维世用心良苦。当时中苏关系还不错,文艺界还是拿苏联专家当圣人看,来
了一位名导演维斯里,要在中国排一场契可夫名剧《万尼亚舅舅》。找了许多男演

员都不能使这位导演满意,他问孙维世中国就没有更合适的男演员吗?孙维世就顺
水推舟推荐了金山,维斯里本来就听说过金山。在他的要求下金山结束了劳动改造
,回到中国青年艺术学院,成功的扮演了《万尼亚舅舅》,受到中外一致好评。

  虽然从此金山又回到演艺界,可是远不像过去那样辉煌。在艺术上他还在不断
探索,自编、自演、自导了话剧《红色风暴》,他主演了施洋大律师,又一次轰动
了话剧界,并被搬上银幕。但他只是一个演员了。 

    周恩来一反常态,“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

  ◆不理睬“江青同志”

  在那个时代,孙维世的确与众不同,她在大红墙内的子女们中间最有才华,
最有条件,有可能成为政治、艺术双重的大红人。由于金山事件,她依然选择“
为爱情牺牲”,牺牲了她政治层面上的机会。如果她和金山划清界线,毅然决绝
,她可能在政治上步步青云。但她对红墙内的多数党内要员基本看不上眼,觉得
他们改不掉农民习气,都变成大大小小的土皇帝,这似乎跟她在莫斯科所受的熏
陶格格不入。她宁愿和政治中心,保持适当的距离,继续在优越条件下发展其艺
术才能。

  一九六四年夏天,我和爸爸的老朋友鲁少飞的儿子鲁兰成,一起去看青艺的
新戏《杜鹃山》,时间到了也迟迟不开幕,人们说:要等中央首长。我们气得要
命,这个当官的也不按时来,害得我们久等。大约等了一刻钟以后,灯光才暗了
下来,这时看到一群人在黑暗中慢慢走向贵宾席。开演后,我看那贵宾席上有一
个人穿了一身黑衣,那在当时真是奇装异服了。我小声对兰成说:中南海里怎么
还有这种怪物。他连忙叫我别胡说。

  就在这个晚上,江青在剧场休息时,召见了孙维世。后来孙维世回忆说:她
第一眼没认出来是江青,以为是一个修女或者神父,因为江青一身玄色,还披着
大黑斗蓬。

  江青的意思很清楚,最近她参与了京剧改革,也想参与话剧改革。她也知道
话剧界人才济济,很多都是她的老相识、老同事或者她的老师辈,要参与话剧改
革谈何容易?她对孙维世说:《杜鹃山》这出戏有很多问题,希望和孙一起拿这
个戏作为试点,进行话行话剧改革。孙维世不卑不亢的说:

  “我现在已经调到实验话剧院了,来修改青艺的剧幕不太合适,再说,现在
我准备到大庆去体验生活,也准备在话剧上有所突破,所以没有时间和您合作了
。”

  孙维世的婉言谢绝,等于说,你江青对话剧根本就是外行。这更深地得罪了
江青。江青最受不了的是被别人瞧不起。

  同年十月,孙维世参加周总理作为总导演的大型歌舞演出《东方红》的坐谈
会,她刚刚坐好,江青突然来了,偏偏坐在她的旁边。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开始
对文艺界表示很不满意,开始对舞台上老是帝王将相、洋人古人提出了“谁占领
了舞台”的问题。江青又一次、也可能说是最后一次向孙维世发出邀请,或者说
是一个最后通谍,她说:

  “你导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呀?这回该到我那儿去了吧。”

  如果孙维世对政局的险恶有所了解,如果有足够的聪明会抓住这个机会向江
青示好,虽然长远来看也不见得有好的结果,但至少有可能免除将来的杀身之祸


  孙维世照样对江青不予理睬,孙维世眼中只有总理一个人。这次的回绝使江
青不再奢望把孙维世收编在自己的小团体中,决心等待机会加倍报复了。

  ◆江青打了周恩来一个耳光

  一九六七年九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两人异
口同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是坏人,是特务。江青补充说:他是日本特务
,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人们认为江青突然对孙泱发难,一是为了从他那儿打
出来朱德的材料(从延安起孙泱就是朱德的机要物秘书),二是围点打援,整孙
泱,孙维世一定会跳出来。

  几天以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孙维世按奈不住悲愤,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江青:孙泱决不是特务,死因
可疑,要中央文革派人去调查;又给周恩来写信。这时候,孙维世不像过去那样
可以随便去看周恩来,自己的哥哥突然惨死,若是往常,她一定立刻跑到中南海
西花厅去,孙泱也是周恩来的义子。这时孙维世只能写信,一定是周恩来事先为
了种种原因,不让孙维世随便来西花厅,可见周恩来当时的处境也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孙维世给总理的信里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可是总理当时也没有能及时作
出有效的努力。

  江青步步紧逼,十二月突然派人抄了金山的家,并把金山逮捕。

  江青和叶群私下达成这样的共识:我的仇人你帮我抓,你的仇人我帮你抓。
江青明确表示,孙维世是她的仇人。叶群立刻说: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孙维
世实际上早就是她们共同恨之入骨的情敌了。

  中央专案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较特别的犯人,都要周恩来签字。据我所知
,在这时期周恩来签字逮捕的还有他的亲弟弟周恩寿,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还
有我们几个学生等等。我想这些签字中最使他痛苦的可能只有一个人。

  据说抄家前后,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或者是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在这
封信里,孙维世希望毛泽东立刻制止江青的政治活动,因为被她迫害的人太多了
。江青拿了这封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

  据孙的近亲回忆:当时江青为此打了周恩来的耳光。周恩来居然忍吞声。这
除了由于毛泽东、江青当时正处于强势地位,还是由于他们想孙维世和他的关系
大作文章。周恩来一言不发,默默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 心地签下自己的姓名。

  孙维世这时已经预感到自己随时有危险,在和妹妹孙新世最后见面的时候,
说:“现在有人要陷害周总理,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我死了没关系,绝不能连累
他,一定要保住他。……我不会自杀的,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就一定是被别人杀
的。”

  江青借叶群之手,用空军现役军人逮捕孙维世,既没有把她送到金山等人关
押的秦城监狱,也没有送到军队的军法处,她不能让周恩来能够保护孙维世。

  她出人意料地把孙送到已经被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军管组有个副组长
叫刘传新,野心勃勃,一心向上爬,对江青和叶群自然唯命是从。

  ◆“孙伪士”:关死对象

  孙维世家被彻底抄乾净,把照片和信件全部密封,直接送到江青的住处。这
里边有孙维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合影的照片,有这些领导人给她的亲
笔信,甚至有人说还包括林彪当年的情书。

  还有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江青给孙维世表示友好和亲昵的长信,还有康
生给写给孙维世赞扬她的艺术造诣的长信。江青一边翻阅一边撕毁,最后全部付
之一炬。

  只留下一张照片,后来她拿去威胁周恩来,这是周恩来接见孙维世、金山和
大庆职工演出《初升的太阳》剧组的合影。这是树立“黑标杆”的铁证。

  孙维世被捕以后,对中国情治系统了如指掌的周恩来,居然多方查询都找不
到孙维世。因为他没想到江青让刘传新把孙维世的名字改成“孙伪士”,并被定
为“关死对象”,那意思是:这种犯人由于特殊原因不审不判,慢慢关死。对这
种犯人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来折磨,但“以不打死为限”,避免将来亲属的追究。

  一九六八年三月中旬,周总理在人大会堂和东北地区的代表开会。突然,他
的卫士长成元功接到江青办公室的电话,说:江青还没有吃饭。成元功在中南海
工作多年,知道江青的口味,亲自在小山东厅安排给她准备了晚饭,又和汪东兴
一起站在人大会堂门口等江青。江青下了车后,成元左请她先去用饭。不料江青
勃然大怒,说:为什么不让我去开会?一定是周恩来在开黑会。成元功分辨道:
你愿意开会可以立刻去,我们是接到通知才给您准备晚饭的。

  江青愤怒的说:你就是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狗,孙维世就是睡在周恩来身边的
一条狼!

  然后她径直冲进大会堂,当着与会的人员,质问周恩来,大闹了一个多钟头


  由此可见江青当时的精神紧张到什么程度,周恩来可能就是这个时候终于查
清了孙维世的下落。江青乾脆以攻为守,先发制人。

  周恩来只能面对现实:这是江青和叶群联手做的,又是和军队中的造反派合
作的。他若挺身而出,会有更多的麻烦。他非常清楚,她们抓孙维世目的还是“
意在沛公”,准星就描在他身上。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七日,刘传新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八千人“控诉批判大会
”上,把北京公安局的领导全部打成特务和坏人,局长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
,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昆定为
“CC特务”,张烈定为“叛徒嫌疑”。宣布对冯基平、邢相生等二十四名公安
局领导干部逮捕法办。二十三日,刘传新又将八百一十四名公安干警定为“叛徒
、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

  这时北京公安局已经是他们的一家天下,可以为所欲为,放心大胆地对孙维
世迫害。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变成她的上下楼邻居。

  我们也议论过她为什么不老老实实,也许还可以熬过去,何必要如此刚烈?
有一天,她从外边回来,别的狱友叫我快趴到门上的小窗看看是不是孙维世,我
看见一个队长走在前边,后边两个犯人推着她往前走。她低着头提着脚镣,头发
都披在前边,根本看不见面孔。那两个特选的犯人,一看就是一脸横肉的杀人犯
或刑事犯。一路上对她打打踢踢,那警察在一旁视而不见。

  看来她每天的日子都是在被折磨中,也许她不断的找机会呼叫或唱歌,希望
有人能透出消息,否则默默无声也一样会被折磨而死。九月份,又放了一批“联
动分子”和其他高干子弟。他们出去后,有人向周恩来汇报了北京看守所的黑暗
和残酷虐待犯人的第一手材料。但也没有能将她救出生天。

  中央专案组在追问孙维世的“罪行”的时候,最感兴趣的是她和周恩来的关
系,孙维世矢口否认。

  同样,在追问第一个《白毛女》王昆的时候,也一样追问她:

  “和周恩来说过什么‘xxxx的话’?”

  如果他们真能抓到货真价实的桃色新闻的话,那么一夜之间就可以把周恩来
从圣人的祭坛上打翻在地。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号,孙维世惨死在五角楼。人死之后,手铐脚镣都没有
除下。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号,周恩来才知道孙维世已经死了,一反他隐忍的常态
,挥笔亲自写下:

  “(孙维世)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

  又写到:

  “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

  可以说,孙维世之死给了他极大的刺激;也可以说,到这时候他完全不必顾
虑了,因为孙维世不可能再有任何新的口供。

  在江青授意下,刘传新迅速将孙维世火化。当孙新世到公安局要求姐姐的骨
灰时,得到的回答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

  周恩来的这次反攻也被他们轻轻给化解掉了。

  ◆报仇:枪毙十七个看守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以后,新上任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王震和前公安局
长冯基平等人,为惨死在北京公安局的冤魂们讨回公道。当然,这主要是为象吴
晗那样的高干,或为象孙维世那样的格格或阿哥们招魂。

  在追查之前,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军管的北京公安局长的刘传新赶紧自
杀了。他太知道那些冤魂是不会放过他的。

  但这次的内部清查,非常明确只是清查那些迫害过革命老干部的“三种人”
,唐达献告诉我:北京公检法系统抓了十七个典型,都是手上有革命干部血迹的
看守员或审讯员。对他们内部审讯并秘密枪决,王震和冯基平亲自去监场。

  理由是很充足的:在井岗山时代中共中央已经规定不准以肉刑求供,下达了
正式文件;此后又三令五申,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也下达了以毛泽东的“要把
犯人当人看”的语录作为导言,宣布不准在监狱中对犯人施以肉刑或变相体罚,
如有这种情况犯人可以直接举报,甚至直接向中央反映。(海生按:今天中共的
公安们,有没有把法轮功「犯人」当人看?)

  这十七个人被枪毙了,并没有经过公开的法律程序。只是“知法犯法、家法
制裁”,也没有在社会上进行任何宣传。因为同样的冤情实在太多了,如果都去
追溯法律责任,那么将可能动摇中共的国家机器的根基。所以邓小平提出了“向
前看”的原则,一笔带过。

  据说北京公安系统的这次清理后,对被清理的这些人的家属只是宣布:因公
徇职。可是劳改系统的干警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对他们震动很大。此后他们
在看管政治犯时都会仔细考虑一番。这倒是对减少公安局内的肉刑和体罚起了一
定的作用。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
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七百九十三名军队干部全
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这次清理是在北京公安系统的军代表都已经回到军队去了
以后进行的。那些手上有“革命老干部或干部子弟”鲜血的军人也没有因此逃出
生天。据说军队也按同样模式进行内部清理,把一批这种军人押解到云南秘密处
决,也以“因公徇职”通知家属。
  
  孙新世后来向有关部门追问:为什么当时没通知她姐姐死亡,让她及时去收
尸,最后连骨灰也没有见到?人家的回答更为有趣:我们不知道孙维世还有个妹
妹。

  当金山出狱后,知道了孙维世的悲惨下场,痛不欲生。见到孙新世的时候竟
误以为是亡妻的归来。也算是给他们两个为孙维世难过的苦命人,最后的一点补
偿。

    晚年他们二人相依为命……。

  金山知道了孙维世死难日期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不知他当喜当忧?因
为这天正是他们结婚的十八周年纪念日。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孙维世的故事。至于在五角楼遇见的是不是孙维世,至今
无法证明。      

 
张郎郎:1943年11月生于延安中共中央医院,后来在北京就读。1963年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附中法语专业;196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1968至1978因组织文艺沙龙等思想罪被捕入狱,一度判处死刑,六年后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1977年12月31日假释出狱。1978年开始在中国中央美术学院任教, 并为校刊《中国美术》的编辑,此后历任《中国国际贸易》杂志编辑、《中国美术报》副董事长、华润公司中国广告公司驻京办公室主任和香港《九十年代》杂志专栏撰稿人。1990先后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康乃尔大学东亚系住校作家、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系住校作家。现旅居美国,自由撰稿人。

责任编辑: zhongkang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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