掏钱过冬
大把掏钱才能顺利过冬，对于世界各地的政府而言，这几乎已经成为共识。奇怪的是，微观到个人，节衣缩食却更像是过冬的硬道理。极端个案，比如城市白领“百元过一周”的行为艺术。
不愿掏钱，不敢花钱----几十年来，“消费”这台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始终怠速。如今“出口”这台机器的马力也不再强劲，只靠“投资”超负荷运转，能驱动中国经济这趟高速列车吗？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及恩格尔系数
过去的三十年里，城镇居民的收入基数要比农村居民高，而且增速也快
裁员压力下的年轻人
12月10日闭幕的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认，扩大内需将是2009年“保增长”的根本途径。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中共政府宣布，将启动总额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随后，地方政府也陆续宣布将加大投资力度。刺激计划的规模因此可能达到10万亿之多。
在普遍信心不足的情形下，庞大的投资计划对前景不明的中国经济是一支强心针。但一些经济学家说，目前的计划似乎过于倚重投资，而忽略了能够长久拉动中国经济的因素。
“如果不能启动居民的消费”，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说，刺激计划将难以达到提振经济的目标。
这种担心道出了中国经济一个畸形的事实。2007年，消费在中国GDP的比重低于40%，而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中，这个数字都大于50%。欧洲是 58%，日本是55%，美国高达72%。过低的国内消费使得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国外消费市场。危机席卷美、日、欧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出口消费市场的疲软。如何启动国内消费，将是对中国经济真正的考验。
12月10日闭幕的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认，扩大内需将是2009年“保增长”的根本途径。但中国的内需在哪里呢？
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新华社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发布的消息中说，并且培育一批城市群，“使其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增长极”。
此刻，在上海和北京这两个中国最大的城市里，一些年轻人----他们中有技术人员、高级职员和自由职业者----因为被称作中国的中产阶层，被赋予了拉动内需的厚望。
裁员压力下的年轻人
有些被寄予厚望的年轻人正在缩减自己的消费。31岁的软件工程师小王已经上海工作了6年。现在面临着裁员的压力。他必须缩减消费，为不可知的未来做准备。
小王和他妻子的收入加在一起，每月可以达到2万人民币。以年龄和工作资历来看，他们属于这个城市中大有希望的一群人。他们自己显然也明白这一点，因此对家庭财务有着长远的安排。
小家庭执行着严格的财务规划。每月的房租占去了总收入的20%、个人消费占到25%，余下资金全部存入银行。极少购买奢侈品，也没有旅行计划。至于投资，他们选择将家庭总资产的四分之一拿出来买了股票。
他们计划在2008年买房。春天，小两口参加了春季房展会，准备寻找一套交通比较便利的房子，预算120万。那时候，能使他们中意的房子，价格显然太高了。下半年房价下跌，这本来是个好消息，不幸的是，坏消息是跟着好消息一起来到的。
先是他们的投资出现了亏损。他们持有的股票的账面价值，累计几乎亏掉了一半。这让他们的家庭总资产突然缩水十分之一。接着，到了下半年，小王所在的行业开始频繁地传出公司倒闭和裁员的消息。他已经明显地感觉到潜在的失业压力。最终，小王和太太决定调低购房预算以规避风险。他们决定只买一套80万以内的房子。这样一来，即使他不幸成为裁员的对象，他们的家庭也不至于出现财务危机。
虽然以前的日常消费已经比较节俭，如今则是更加“开源节流”。住在市区的小王夫妇已经改变购物习惯，很少去住所附近买食物，而是改去郊区的专业大型批发市场，以降低成本而不影响生活水平。现在，他俩买衣服首先考虑是否有折扣。由于圣诞、新年将至，因此小两口准备在近期血拼一下。小王原本今年还想购买一台笔记本电脑，虽然现在已有降价促销，但估计2009年的笔记本电脑会更便宜且性能更好，因此现在暂时还是用家里的台式机。
小王老家在长三角地区的农村，父母还在工作，由于经济萧条，母亲工作的汽车销售公司已经裁员大半，只剩下维修部门，预计2008年底就要倒闭了。父亲工作的地板厂还有订单，但已经欠发3个月工资，这已是附近一些工厂的惯常做法了。所以以往没有每月固定给父母养老金的小王，今年下半年也汇了不少钱回老家救急。
“我父母年近六十，我是家中独子，所以必须把父母的养老金作为今后每个月的固定支出，大约要占目前家庭收入的5%-10%。”小王说，现在他在上海更买不起合适的房子了，生活变得愈加没有保障，因此生育下一代的事也暂时无法提上日程了，尽管妻子和他同龄，已经31岁了。看来她将不得不冒高龄生育的风险。
总的来说，中国的裁员远远没有美国严重，而且主要出现在外资公司。供职于外资企业的人平均收入较高，全球蔓延的裁员计划当然会影响到消费。幸运的是，这部分人数不会很多。
和小王相比，学经济的老黑似乎运气更差。大学毕业后，他在上海和北京奋斗多年，攒起一笔可观的积蓄之后，老黑在去年选择了移民加拿大。他原本打算先在加拿大政府开办的免费语言培训班学习一阵，加强英语能力，就算是工作多年后的一个长假。但坏消息接踵而至。首先是他在中国投资的股票亏了80万。次贷危机演变成一场金融风暴之后，加拿大的工作看上去遥遥无期，他现在不知道“长假”到哪一天才是尽头。
金融风暴让很多人的人生计划和消费状况几乎在一夜之间逆转了。
“节衣缩食是肯定的，原来可以经常跟朋友去外面吃饭，可以去户外活动和采购，现在已经是一年没买衣服了。”老黑目前基本主要靠积蓄生活。在上海的房价开始下跌的时候，他卖掉了在浦东的房子。这笔钱还存在银行里。这是他的安全保障。不过利息那么低，存银行也没多大意义了。
“中国的很多中产者在近两年的熊市中间被消灭了”，老黑因此感到恐惧。为未来打算，他考虑过要不要去读书。读一个好一点的大学的MBA至少要50 万人民币。他最担心的是，等他毕业的时候，危机还没有结束。他这样理解那些把赌注压在MBA上的投资方式：如果找不到工作，“这钱就相当于扔水里了”。
从“百元过一周”到“扫货老佛爷”
百元过一周
普通人正在对危机做出反应。在网络上，一些中国年轻人正发起一项控制个人开支的游戏。游戏的参与者试图把每个月的支出控制在100元以内。
发起者是生活在北京的摄影师，网名叫做“郁闷昊”。“郁闷昊”因为加入购房大军而面临着个人财务窘迫的局面。虽然他的月收入在6000元左右，但从今年6月开始，每月要承担3000元左右的房贷。他不得不改变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这个年轻人以典型的“80后”方式，在网络论坛发帖，号召网友参与他设计的“百元周”计划。
“郁闷昊”计划，节约开支第一周的5个工作日内，全部餐饮、交通、娱乐、购物、保健、运动等消费加起来，控制在100元以内。借钱消费属违规行为。参与者需要每天写下详细的开支日记，在论坛上公布自己的开销，以便接受监督。
5个人报名，响应“郁闷昊”的计划。一周后，发起者“郁闷昊”宣布自己的百元周计划失败。尽管他仅可能克制自己的消费，但最终和他的计划目标相比，他仍然超支了199元。而在另外5个实践者中，只有2个人成功地把自己的开支控制在了100元之内。
这个失败的计划本来只是少数人的游戏，但紧随其后的网友却欲罢不能地把这个活动变成了轰轰烈烈的网上接力。著名的论坛如豆瓣网、西祠胡同、搜狐论坛等都出现了 “百元周计划”的召集帖，其他人则通过博客、QQ空间、开心网这样的网络空间，发动好友、同事加入这个省钱活动。
游戏正变得越来越有现实色彩。真正能够把开销压缩在“百元周”的游戏者并不多，但这个游戏的一个功效是让更多的人开始计划和控制自己的日常开支。 “郁闷昊”自“百元周”后就开始记账了，他说现在餐饮每天控制在30元～50元，他觉得“这是不强迫自己为了过分省钱而省钱的一个合理区间”。
一个提供网络空间以供网友记录日常开销账目的网站负责人告诉记者，最近几个月网站的注册人数激增。而且，随着经济不景气的气氛日益在白领中流行，网上讨论的最热门话题差不多都和如何省钱有关。五花八门的省钱秘笈也被一一晒了出来。
提供优惠券下载的“大众点评网”提供的数据显示：餐饮、休闲娱乐等生活消费电子优惠券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浏览量和下载量呈现全面上升的趋势。上海10月份优惠券浏览量达到714万次，下载量超过90万次，浏览量和下载量比9月份分别增长了11.7%和19.2%。
奢侈品的消费者
当年轻人为收入缩水、投资失败、裁员或者沉重的债务而苦恼的时候，缩减消费几乎是他们的第一反应。这使得拉动内需会更为费力。但仍然有人在竭力维持自己的消费水准----他们不像传统的中国人那样，将消费视作必需之外的一种奢侈行为。李先生是来自东北的“新上海人”。他和妻子是国际奢侈品牌的拥趸。在中国，这群人的人数有限，但正为消费做出重要的贡献。
5年前，李先生在上海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他们的家庭月收入超过了2.5万元。今年两人决定结婚时，双方家庭出资，为他们在上海的碧云国际社区购买了住宅。由于是一次付清，他们没有房贷的压力。李先生在股票上的投资也出现了亏损，但相对于双方家庭 ----尤其是更加富有的女方家庭----对他们的经济支持而言，这些亏损似乎不值一提。
11月初，这对夫妻去澳大利亚度蜜月，当时人民币对澳元汇率已经一路走到4.7，李太太坚信那里是“环亚太区LV最便宜的地方”。他们选择的路线是“上海-香港-澳大利亚”。只要持澳大利亚的签证就可以免通行证在香港停留7天，而且加上中转的机票跟上海直飞澳大利亚的价钱几乎持平，等于澳大利亚游免费搭售了香港自由行。
之所以在行程如此紧的情况下，还坚持在香港停留一天，因为在这有限的十几个小时里，李太太在经常光顾的二手店寄卖了自己的两个LV经典款的旧包、同事的一个CHANEL 2.55包，同时购入了一件留意了很久的限量版Marc Jacobs二手大衣。
“香港的卖出价比内地能够高出一两成。尤其是我自己的二手LV，我曾经专门跑去杭州二手店试过一个月，其中的一只八成新的包包只能卖到原价的对折。而在香港，两只包包合起来幸运的话可以多卖一千七八百。”李太太说，香港二手店的店家普通话说得极好，因为最近来光顾的内地客人翻了三番。
李太太和丈夫刚到澳大利亚，就收到香港二手店老板的短信，得知自己的一只二手包已经成交，比她心理价位高了300元。乐不可支的李太太立刻在机场免税店买了一条澳大利亚纯羊毛围巾，回到上海时刚好赶上寒潮，让李先生倍感温暖。回到上海的第三天，香港二手店卖家的“真金白银”就打进了账户。
这无疑是严重的角色错位。而且，作为一个典型的投资驱动----尤其是政府投资驱动的经济体，中国很难产生强劲的内需。这是当下中国消费率如此之低的主要原因
房地产业的“抽水机效应”
中国的消费率总的来说很低，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超前消费和贷款消费。
有趣的是，一些传统的美国人并不赞成超前消费。对他们来说，这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枷锁，人们的生活将被来得太容易的贷款搞得焦头烂额。他们的预言在中国同样有效。不少中国人因为贷款消费而失去了支配家庭收入的自由。他们被形象地称作“房奴”。
房地产市场堪称过去十年里中国规模最大的消费市场。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一部分内需的释放，使得中国经济度过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艰难岁月。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有缺陷的市场。中国启动内需的道路将因此变得更加漫长。
逻辑其实很简单：消费者付给开发商的购房款中，很大一部分以土地出让金和税收的形式，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它们将以政府投资的形式重新进入市场。房地产业像一部抽水机，把居民的储蓄变成了政府的投资。政府投资本身是一种抑制消费的力量，过高的房价又使得城市中产阶层负债累累。他们本来是消费意愿最强的人群，也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如今因为沦为“房奴”而不得不克制自我消费。
有人也许会辩解说，房地产业不仅拉动了一条从建材到销售的长长的产业链，而且作为城市化的一部分，还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规模效应。事实的确如此。但正如经济学家谢国忠一再主张过的那样，中国可以通过兴建廉租房的方式来发展城市化。这样一来，房产业将继续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之一而存在，又不会抑制其他的商品消费，唯一损失的只是地方政府的一些收入。然而，对目前的中国经济来说，最迫切需要的毕竟是一个能够代替美国订单的国内市场。
中国的房产市场眼下的困境，是上半年的宏观调控和国际游资撤出所造成的。在过去10年里，房地产业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达到10%之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提振房地产作为2009年最重头的经济政策，这个政策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在提振房产市场的同时，如何避免这个行业与地方政府合谋对整个中国经济造成的伤害。
如果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政府花一大笔钱来建廉租房，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且实行广泛的减税和鼓励创业的计划，提供更有效率的公共服务，中国将释放出一部分购买力。但即便如此，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内需不振的状况。
消费取决于分配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总量已经翻了好几番，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生产率也有长足提高，但这些鲜亮的数据却无助于改善内需，不能不让人想到，问题并不是出在财富的产出环节，而是出现在财富的分配上。
数据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内需不振并存的悖论。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7年之中下降了11.7个百分点。两个用来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上，中国的表现惊人。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中国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 人口的平均收入的11.37倍；而基尼系数达到了0.4725。
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对扩大消费是非常不利的。一个“倒金字塔型”的社会中，少数人掌握了大多数财富，富豪们能够带动消费，但随着边际效应递减，他们对消费的贡献会下降，并且一定低于“橄榄型”社会里中产阶级对消费的贡献。况且，一个收入差距过大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也会增加，有钱人会选择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国家。这或许能够刺激美国的消费，但对本国来说，只是黯淡的预期压制消费的又一个证明。
如果中国不能避免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并且实行更加公平的分配，提振内需就将仅仅停留在愿望的阶段。
考虑到中国存在严重的就业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首要任务，是要将农民从农业转移到工业部门。由于海外订单减少导致了企业破产或者减产，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在减少，这对增加农民收入很不利。这让分配问题变得更加迫切。
但要拉动内需，单靠政府购买和政府公共投资增加这一个刺激经济增长的因素“唱独角戏”显然不够，还必须大幅度地启动民间投资。要做到这一点，关键还是在于提高民营部门尤其是关系到经济增长的房地产行业的企业家的信心。在目前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和国际出口需求持续减弱的情况下，很多中国企业 ----尤其是许多民营中小企业----资金链短缺，经营困难。在此情况下，要提高企业家的信心指数，政府目前最适宜的政策选项，恐怕莫过于降低经营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其他各种税负了。只有企业税负真正减轻了，它们才会重新焕发活力，企业家的信心指数才会提升，企业才会扩大投资和改进技术，从而引致的国内总需求的增加。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无论政府在多大规模上采取赤字财政政策，也不管民间能否启动新一轮企业投资和扩张，但从长期来说，如果中国家庭的消费需求继续疲软，任何启动内需的政策最终都将会收效甚微。
“还利于民”才能突破瓶颈
要启动中国家庭的消费，必须根本扭转劳动者收入在国民经济份额持续下降的趋势，采取实实在在的“富民”政策。对此，中共政府有三个合宜的政策选项。
第一，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劳动收入的税率以及增加工资等多项政策，较快地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尽快扭转劳动收入占GDP份额下降的趋势。
第二，有意识地降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和份额，并通过推出一些政治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的措施，提高政府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加大人大代表对各级政府财政收支的监督，实行依法行政和阳光财政，从而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渠道和可能。这将是改进中国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根本之策。
第三，加快推出能使全社会绝大多数民众能得到真正实惠的医改方案，并加强社保体制的建设和改革。在目前政府财政收支状况还相对比较宽余的情况下，与其花巨额资金来扶持生产能力已经大幅度过剩的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等9大产业，与其把巨额资金投向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码头等已经相对宽余的大型工程和设施的建设，不如把大量资金直接投于医保、社保、教育以及科学、文化等公共服务部门，从而提高医疗、社保、教育等公共服务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反过来说，只有医保、社保搞好了，只有当普通家庭的子女的教育投资花费相对减少了，人们才会对未来有确定的预期，才敢花钱，才敢消费。也只有这样，居民家庭消费和国内需求才会被真正撬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是可持续的，才会走向一个财富增加拉动消费、消费增长拉动投资、企业投资扩张推动整个经济增长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相反，如果把这4万亿乃至18万亿诸如此类的刺激经济增长巨额资金仍然全都投在什么9大产业和大型工程项目上，结果将会是内需依然拉动不起来，却加剧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过剩。这样做下去，即使在短期中保住了经济增长的速率，却把更多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推向未来，使我国经济在未来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和更长久的问题。
世界经济趋颓，要真正启动内需，确保中国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增长，在目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必须改变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以及再分配不断向政府倾斜、财富越来越向国家转移和集中的趋势。只有真正实现“让利于民”和“藏富于民”了，才能预期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逐步富裕的同时，要让全体国民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这样才能够彻底消除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所面临的内需不足的瓶颈问题。(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