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前夜，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确定茅台酒为开国大典国宴用酒。2001年2月14日《新民晚报》第11版《酒仙谢晋》云：“60年代的自然灾害中，文艺界在北京开会，周总理请大家去西山休息几天，最后请大家聚餐。那天总理来到西山宾馆，对夏衍说：‘今天我要喝点酒。’于是谢晋、于洋等几个会喝酒的人被推派与总理同桌。总理请大家喝的是茅台，代表们很兴奋，你一杯我一杯地向总理敬酒，总理谈笑风生，一杯接一杯。不知不觉中，几桌人喝下了好几瓶茅台酒，总理也喝下七两左右的茅台，……”
1959-1961年茅酒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国内消耗1939.14吨。按茅台酒粮酒生产比例5：1计算，茅台酒厂用去原粮10395吨。当时仁怀有20多万人，年人均口粮为300斤左右。如果把茅台酒的用粮再换算一下，一万多吨的粮食，够仁怀县每人平均分得50公斤左右，再配些野菜之类，估计熬过最危险的春荒没有什么问题，这样能救下多少人的性命(1970年代，为了实现毛主席将茅台酒搞到1万吨的指示，方毅副总理带领有关部门在名城遵义市效选了块风水宝地，一丝不动搬去茅台酒的技术人员、全套的工艺、发酵的大曲……乃至窖泥，可是，搞了整整十年，产出的酒仍与茅台酒相去甚远。于是，由国家投巨资进行茅台酒克隆的步伐到此打住)。
粮食高征购，1959年仁怀粮食总产为14403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7055万斤；1960年粮食总产为11663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5506万斤。均占总产量的近一半。据当时的统计资料显示，1959、1960年的仁怀农民人均口粮分别为350斤和334斤（内含种子、饲料30斤）。人口变动：1959年仁怀县全县死亡6263人，其中饿死6130人，占死亡总数的97.8%。1961年人口负增长，人口自然增长为-22.55‰。死亡率为31.39‰。这个时期仁怀的非正常死亡不会低于4万人。茅台酒前身的“荣和酒房”前老总王少章的两个儿子。大哥王秉坤是饥饿死亡，死在麦收前后，时年54岁；弟弟王秉均，北京某大学毕业，1950年代因“反攻倒算”被判刑5年，刑满释放后赶上“饥饿三年”，生活实在困难就自己撞死于光天化日之下。时年49。这是创造了天下闻名的茅台酒的后代之命运。
1959-1961年茅酒产量为2079吨。其中，1960年茅台酒产量高达912吨。这个产量直到1975年才被超过。而人祸天灾期间，1959年在仁怀县对浮肿病人每天补粮1两（16两制）、黄豆2两、菜油3钱的情况下。1960年12月27日，县委书记徐肇玉在关于安排生活意见中透露，茅酒原料1960年底到下年6月要安排360万斤。据仁怀当时民主人士周梦生回忆：建国前，当地政府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1960年茅台酒原料告急，贵州省粮食厅从全省各地调来原粮支援，下面是调来数字：遵义11万斤、毕节29万斤、铜仁10万斤、黔东南12万斤、贵阳7万斤、湄潭1万斤、习水10万斤、铜梓10万斤、正安1万斤、赤水4万斤、务川1万斤、熄峰1万斤、仁怀20万斤，共计117万斤。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才保证了当年的生产。
从调入粮食的地区资料来看，上述地区中的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8大旱区之一。1960年初，铜仁地区思南、余庆、印江三县相继断粮，农民成万成万地死去。活下来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秋，不料当年天旱，夏收无着，更多的饥民死去了。
遵义地区：1959年冬，遵义、湄潭就因严重缺粮出现“非正常死亡”，湄潭县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亡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的4737人，孤儿4735人。在抢粮运动中被活活打死的1324人，关押死的200余人，打伤致残的175人。遵义县仅在1960年内就饿死71800多人。遵义地区成了人间地狱，农民成批成批地饿死，有的地方全家全家地死绝，成堆成堆地埋人。
分别强行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县到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1959～1960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
毕节地区成了活地狱，地委书记孟子明是个土皇帝，1959年在毕节地区大搞所谓“捉鬼拿粮”，制造了全省闻名的‘金沙事件’（金沙县严重死人事件），使无数贫下中农家破人亡，“非正常死亡”5.5万人，全县死了大约1/4。在灾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3191人需要安排，一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到1965年全县五缺户（缺衣服、被子、房子、粮食、钱等）占总户数一半。
1960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写进简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省委闻知，下令即刻收回，可晚了一步，北京还是知道了“遵义事件”。4月间，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帅孟奇打电话要贵州省委监委汇报遵义死人的情况。可省委书记李景膺却将监委写的报告收去，未交到中央。7月3日，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义事件”，说遵义大批人饿死“主要责任在于县、市委。”“第一，他们……以粗暴的办 法扣发口粮，大搞反瞒产运动。第二，他们报喜不报忧……第三，对人民生命漠不关心。第四，混进干部队伍里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乘机进行破坏，残害人民。此外，从遵义地委来说，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他没提到天灾。可见贵州1960年春严重的非正常死亡不是天灾造成的。可是，当李景膺亲自去遵义处理遵义事件时，只是将几个县委书记撤职了事，而将遵义地委书记李苏波上调到省里，当了省计委副主任。
1960年6月，民政部召开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前，省民政厅统计了贵州的死人数字，准备向北京报告。李景膺见了大发雷霆，说“谁叫你们报的？这么大的数字还得了！”“你们把这些数字反映出去，被台湾、香港特务机关得到，就等于给台湾、香港的特务机关送了情报。你们赶快把这些材料烧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贵州省公安厅报告死人数字，省公安厅报告说人口比一年前减少了一百零几万，省委未及制止，贵州的真实情况才得以外传，中央特派谢富治率检查团前去检查。但那些“革命圣地”的冤魂却再也不能复生了！据人口学学者的研究，在困难时期，贵州全省饿死了约174.6万，占灾前全省总人口的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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