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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子宫:潜伏地下的婴儿制造流水线

流水线般的胚胎制造,饱受诟病的“子宫租赁”,这个产业的一切都源于一个原始的欲望:我们要一个孩子。----任何事情都会有风险,但获得婴儿的渴望总能压倒恐惧占据上风。
    
出租子宫:潜伏地下的婴儿制造流水线
    
    被称为“中国试管婴儿之母”的张丽珠,在1996年完成了首例代孕试管婴儿生产,那时候的代孕完全是一项医学技术革新,没有商业因素掺杂其中。 摄影・秦斌
    出租子宫:潜伏地下的婴儿制造流水线


    
    美国好莱坞电影《代孕妈妈》剧照,影片最后也回避了“代孕”沉重的伦理争论。 资料图片
    
    特37岁,事业有成,却依然单身。当有一天她发现会议室的所有同事都幻化成含着奶嘴撒娇的宝宝时,她明白,自己想要一个孩子了。不幸的是,医生告诉她:她受孕的几率只有百万分之一。按捺不住母性的凯特最终通过代孕中介找到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女人替她怀孕,为此凯特向她支付了大量的美元。
    
    这是去年好莱坞片子《代孕妈妈》里的情节,电影中戏剧化的一幕正在中国悄然上演。代孕,这个词正从“婴儿交易”、“肉体买卖”等臭名昭著的名称中解脱出来,出现在电视节目、报纸新闻中,呈现在公众面前。
    
    在中国,互联网上的搜索数据,表明上百家代孕中介网站的存在。他们大部分有ICP备案,但服务器时常遭到查封;他们称自己为“爱心志愿者”,同时却收取着高额的代孕费;他们一方面辩解他们自己不违法,但选择隐身于网络后面,为自己颇具争议的身份苦苦挣扎。在商业、伦理和法律之间,代孕中介尚处于灰色地带。
    
    今年3月,广州市白云区计生工作人员在一次对育龄群众的上门访视中,发现了3名传闻中的代孕妈妈,最终怀胎6月的她们被计生人员送到医院实施人工流产。4月,济南逆市火爆的代孕市场也遭到媒体曝光。事件经报道后,反响热烈。有人怒骂“代孕意味着道德的流产”,有人呼吁“伦理最终要从人类的幸福出发 ”。
    
    
    
    
    
    
    这样的感受也来源于她的亲身经历。她所在的代孕机构在全国排得上号,两年前刚刚来北京开设分站。她刚到北京就收到了同行寄来的砍刀,威胁她不要到这个地盘上“插上一脚”。大半年里,林青都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她和同事在北京城里四处流动办公,避免同行找上门来。
    
    同行这样做有足够的理由和充分的动力----以吕进峰的代孕网为例,每个月做30例代孕,每例收2万元中介费计算,每个月净收益就有60万,而一个分站的人手只需要3-5人。
    
    “这个行业混乱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林青觉得一些不道德的同行正在把水搅浑。“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可以合法化,像所有正常的商业机构一样有法律保障,有行业准则,不依法办事的机构都应该淘汰出局。”
    
    
    
    婴儿制造流水线
    
    
    
    林青是为数不多的愿意接受采访的代孕中介之一。政策是代孕中介最敏感的风向标,3月广州白云区查处代孕妈妈的事件足以让他们集体噤声。
    
    即使远在2000公里之外的北京,这一事件还是在代孕中介机构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为防止计生部门和“不良媒体”的骚扰和暗访,很多中介在电话里对找上门来的客户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必须先交1000-3000元不等的保证金才可能进行实际接触。
    
    “中国宝贝代孕网”的负责人李静在电话中说出了中介的不平:“怀上孩子不容易,把人家的孩子做掉了,之前所有人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据广州媒体报道,自从那三名“代孕妈妈”被送到医院后,医院方面先后7次接到恐吓电话,声称代孕妈妈腹中的孩子个个价值百万。
    
    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夸张,记者了解到的多例代孕,委托方总费用在20万元到40万元不等。中介提供的代孕服务,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夫妻胚胎移植,也就是“试管婴儿”,精子、卵子均来自夫妻双方,借用代孕妈妈的子宫,也称为“完全代孕”;另一种是人工授精,精子来自丈夫,卵子由代孕妈妈提供,由代孕妈妈怀孕生育。基本上,夫妻胚胎移植费用要高出人工授精5-10万元左右。
    
    以夫妻胚胎移植为例,一个代孕婴儿从受精卵到胚胎,历经大约10个月最终出生,中间费尽周折。从胚胎体外培养开始,他们就被人为筛选和控制。同任何制造业生产一样,一切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不同的只是把商品换成婴儿,周期是10个月。
    
    生产的第一步是挑选“婴儿生产者”。在向中介支付一笔不菲的押金之后,漫长的面试过程开始。中介按照客户提出的要求在资料库中挑选代孕妈妈,学历、姿色和身高等要素都会经过慎重考察。这是一个极其费力的过程,不仅因为代孕妈妈经常与委托人不在同一个城市,更因为这期间戏剧性的一幕时常上演。
    
    一位在上海一家跨国IT企业工作的委托母亲讲述了她的经历,她发现中介起初介绍的几个代孕妈妈都十分不靠谱,有的姑娘穿得很暴露就来面试;有的面带菜色,身体状况明显不佳;还有一次她挑中一个比较满意的姑娘,到医院一检查却发现是乙肝携带者。她所找的那家代孕中介并没有像事前郑重承诺的那样对这些人做仔细的体检。
    
    后来这位上海母亲和她丈夫明白过来,他们一次性给中介支付了一笔额外的费用,很快,来面试的“志愿者”明显就上了一个档次。“其实只要你有钱,这些环节都可以省略。这也是中介经济收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那位母亲说。
    
    挑好代孕妈妈之后,委托方向中介和代孕方付第一期款,其中包括中介费和医院的介绍费。接下来,代孕进入实质阶段。
    
    在月经周期的第21天,委托母亲接受达菲林注射,半个月后打促排卵针。两种药物的作用下,母亲就可以不受一个月只能排出一个卵子的限制,同时排出多个成熟卵子。
    
    
    
    
    
    
    “大部分人做代孕妈妈是出于经济原因。有需要还债的,有想出国的。”林青说。一个代孕妈妈一次代孕收益大约在10-15万之间,这远远超过她们的平均收入水平。有的人缺钱,有的人缺孩子,双方最终达成了交易。
    
    对于“代孕”商业行为本身,中国国内还没有学术机构或公益组织开展过研究。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德博拉・斯帕尔(DeboraL.Spar)2006年出版了一本书《婴儿生意》,专门探讨了辅助生育市场的现状。在接受《南都周刊》专访时,她表示,最让她吃惊的是:在她所接触过的众多行业里,这是第一个很明显存在买卖双方,而且有金钱交易,但是却没有人承认他们正在从事商业交易的行业。
    
    “当人们从事婴儿交易的行为时,他们内心自然地认为这种商业行为并不让人舒服。我完全理解他们的不自在,但是事实是,他们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商业关系。”
    
    在AA69代孕网上,“代孕妈妈”的级别被分为A―H级:A级标准最低,初中学历,容貌一般,待遇4万,到了H级,要求有本科学历,容貌较好,待遇可以提到10万元以上。这让很多人觉得和在超市里挑选商品并无二致。
    
    “如果经济上不困难,没有谁愿意做这个。毕竟有10个月你不能见到家人。”一位山东聊城的代孕妈妈告诉记者,她认识的大部分代孕妈妈都出于经济上的无奈。
    
    这是一次身体拿换金钱的冒险。
    
    
    
    医院与中介的勾结
    
    
    
    技术的革新总意味着新的产业,代孕的兴起和试管婴儿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
    
    1988年3月10日,中国内地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于北医三院。此后20年间,试管婴儿技术迅速普及应用,据卫生部统计,从1988年到2004 年,中国大陆约有1万多例试管婴儿出生。而目前,全国每个省都有生殖中心,有国家正规资质的试管婴儿单位138家,他们能够制造的试管婴儿总量相当可观。
    
    湖北同济医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该院共开展试管婴儿手术1300多例,去年有1800多例,预计今年将达到2000例以上,几乎每年都以40%左右的速度递增。
    
    当年主持中国第一例试管婴儿生产的北医三院妇产科主任张丽珠,在1996年又完成了首例代孕试管婴儿技术。那时候的“代孕”完全是一项医学技术革新,一般人的认识还停留在中国传统的“借腹生子”,对此根本不了解。
    
    张丽珠实施的6例代孕试管婴儿中有5例获得了成功。当时的代孕妈妈都是在亲戚朋友里找到的,没有商业的因素掺杂其中。
    
    但好景不常,2001年8月,卫生部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严格禁止代孕母亲的试管生产,这个新业务胎死腹中。直到今日,它仍是医学领域的禁区。
    
    如今87岁的张丽珠已经退休在家,她没有预料到的是,在卫生部禁令下达之后,社会上代孕技术并没有停止,相反,正规医疗机构不能再做的事情由代孕中介和一些违规的私立医院联手转向地下。
    
    
    
    
    
    
    内蒙古卫视《现场》的编导殷天亮也请吕进峰做了一期谈话节目,名字叫《一个孩子两个妈》。当主持人把一份代孕价格表拿出来----其中把代孕妈妈分成从A到H不同等级时,现场的争论达到高潮,有观众在台下高呼“可耻!”
    
    嘉宾的反应在殷天亮看起来也十分有趣。“中国代孕之父”经常流露出十分紧张的神情,时常又是满头大汗,神情十分尴尬。“你能感觉到他对自己做的那些事情也有怀疑,至少在他自己看来,也不像自己所说的那么高尚和神圣。”殷天亮说。
    
    而这些节目后来都成为吕进峰所开办的中介公司的“免费广告”。在他网站的最显眼处写着:“本站21次面对面新闻专访”。“他们知道怎么利用媒体”,殷天亮说。
    
    2004年,当时已经退休在家的张丽珠收到一群不育患者寄给她的联名信,其中有一段写道:“现代医学允许捐肝、捐肾、捐精,为什么就不允许捐卵和代孕呢?再好的科学技术不造福人类,又有什么用呢?”对这些家庭来说,无法生育的痛苦始终像块巨石结结实实地压在他们胸口。
    
    两年前,在杭州召开的第一届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上,张丽珠公布了这封信,引起了会上许多专家的讨论。
    
    最后由专家组提出的建议是:代孕不宜一律禁止,而应严加限制。在制定好相关法律的同时,可以由卫生部授权个别高水平的医学院附属医院成立代孕小组;实施代孕之前,由伦理委员会审议,并向卫生部指定机构申请。“这样既可以防止代孕泛滥和倒卖卵子,也可以为那些不幸的患者带来生活的希望”,张丽珠说:“伦理和人类的幸福都要兼顾。”
    
    这一方案提出后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有关部门的反馈。这两年间,国内代孕中介网站增加了十几家。
    
    殷天亮的那期节目播出后电话几乎被打爆。她发现收视率一下涨到了0.2%,比一周前翻了5倍之多。直到半年后还不断有人打电话到节目组,咨询哪里可以找到代孕妈妈。这时候她才意识到中国人的生育问题有多么严重。
    
    2007年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协会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已婚者中不孕不育者比例从2000年的10%上升到现在15%-20%左右,个别地区每8个家庭中就有1个家庭无法通过自然方式生育后代。代孕尽管争议重重,却是一些家庭最后的途径。
    
    即使开放如好莱坞,电影《代孕妈妈》里最后也回避了“代孕”沉重的伦理争论,编剧让故事回到了常规:代孕妈妈怀的其实是她自己的孩子,而几乎不可能怀孕的凯特也奇迹般地产下了小孩。“代孕”在这里只是喜剧元素和商业噱头。
    
    现实中有悲,也会有喜,但奇迹总是很少发生。

责任编辑: 刘诗雨  来源:南方网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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