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京“六四”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被中共血腥镇静自镇压的民运人士，学生领袖，有的已经默默无闻的长埋大地，有的依然流亡海外，有家归不得。著名作家孔捷生，在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九两次“天安门”运动中，都是积极的参与者；第一次侥幸逃过，第二次则被逼得他走上了长期逃亡的生涯。最近，他以自身经历写成的《血路1989》一书，在香港出版。
孔捷生坦言，“六四”的血泪历程，是他刻骨铭心的人生经验。《血路1989》这一本书，是以文学纪事之笔，写下了作家亲眼目睹“六四”的经过，文字既生动又富于感情的第一手证词，把读者带进了事发现场，有如亲历其境，更令人惊心动魄，难以忘怀。
无论如何，一九八九年的“六四” 天安门事件，是二十世纪历史上的里程碑之一，当时是骇人听闻的事情，全球的媒体紧密关注。但后来的文学描写并不多。在中共的严格控制下，中国的媒体，课本，博物馆不但不提“六四”，而且有十七年一直没有提过，现在大部分二十五岁以下的人都没听说过“六四”，少部分听说过的人也不当它一回事。是屠杀？是风波？都不准提起，也没有定论。
正如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指出∶捷生的《血路》是物以稀为贵的例子。既是第一手的资料，又是用文学语言来描写，逼真又有深度，关于“六四”的平凡叙述尽管我读过很多，但这次读《血路》又给我一种“震撼”的感觉。……它既微观又宏观，还有一种超脱的感觉，似乎是从上面往下观察这次骇人的人为灾难。
历史没有终结，记忆还在燃烧，孔捷生在书中以铿锵有力的文字写道∶89民运改变了世界，传递火种的前驱却倒在血泊之中。这是中国人最辉煌的记录，亦系最耻辱的一页。
他还写道∶如果历史需要证词，我会毫不犹豫地以亲历者的身份，证实六月三日至四日，我所目击的好几个重要现场，绝无所谓“反革命暴乱”的半点迹象。即使是我目不能及的崇文门，也难以让我相信整个进军过程中一弹未发，简直就像开赴天安门广场参加阅兵式似的。这一点，崇文门一带的市民当然有不同说法，否则无法置信一两个煽动者能令群情耸动，霎时释放出以暴易暴的潜意识。然而，这些实际上都不重要，真正的原则性问题，是中南海一撮政治老人早已立心镇压，“一步也不能退”，“斩草除根，除恶务尽”这就是他们的铁腕语言。可怜那些学子与平民，竟不晓得他们从一开始就触犯了天条，而去幻想他们响彻行云的呼号和森林一般挥舞的手臂能正天听、挽狂澜。这正是现代中国的困局。执政者已断然排除了和平变易的可能，而暴力革命既非苍生之福，又会堕入强权阴谋和政治仇恨的历史因循之中。说到底，千年来每一次改朝换代，终不离天崩地裂、血流成河的模式。如果说这是一次创世纪的伟大尝试，其结局竟也并无例外。
舒心觉得，在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之际，阅读《血路1989》这一本书，特别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R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