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朱鲁子写了一个标题很值钱的文章《一万个启蒙知识分子也顶不上贞女邓玉娇的小刀》，就从井底“关天”闭门造车的启蒙运动起的自娱自乐以及自大自狂，与公民维权起的巨大凝聚人心作用，以及在维权实践中巨大启蒙作用进行比较来看，朱鲁子的夸张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不要说玉娇龙的小刀，就是一个维权律师，就可以比得上一千个启蒙知识分子。当下需要启蒙的，只有那一些天天想启蒙别人的启蒙知识分子。
    
     需要的并不是启蒙问题，也不是通过启蒙让百姓站在体制的对立面，从而划分敌我，迫使百姓跟随启蒙知识分子。启蒙不是一把尺子，来衡量百姓距离启蒙知识分子，还有几米，几公分。一旦百姓不跟随启蒙知识分子，就痛斥为愚民。民众没起来抗争，是因为抵抗成本过大，不是没有勇气。而且启蒙知识分子又在帮倒忙，施加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压迫。当民众被迫起来抗争，其勇气远非启蒙知识分子可以比拟。
    
    启蒙知识分子告别革命，试图以道德力量抹掉，革命是历史的产婆这一真相知识，那就是说，他们有一种征服历史自然的病态狂妄。以逃避革命的方式，来展现“不顾一切就要如此”的专横意志。对付这样的病态，不能采用另外一种病态，也就是革命暴力美学来对抗。
    
    我采取的方法是辩护，消极防守。为一种抗暴权辩护，但不一定赞美抗暴本身。就像财产权与财产是不同的，抗暴权与抗暴也是不同的。
    
    女杨佳玉娇龙的修脚刀，是自由的钥匙，而不是自由本身。这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真实。革命是历史的产婆，这是真实的客观真理。固然我们不能采取革命暴力美学，但是我们必须抵抗对这种客观真理的遗忘。
    
    对抗暴权的消极辩护，能在告别革命与美化革命之间，留下巨大的理性空间。对已经爆发的，对已经付出成本或者即将付出成本的抗暴，我才采取辩护姿态。
    
    我不鼓励和赞美尚未发生，或者没有必要发生的抗暴。既然已经付出或者即将付出，例如杨佳，那么就不能白白牺牲，我们就应该用毛笔醮着血迹书写。或者做一个油漆工，给公共性抗暴事件，漆上尽可能不褪色的标语。
    
    当这种言说的时候，如果不采取为抗暴权辩护的消极方式，就很容易变为赞美抗暴。只有一种方式的时候，是可以赞美抗暴的，那就是正当防卫。按照英国宪政的传统，自我防卫的权利铭记在每一个人心中，它是如此有力，以至于没有一项人类的法律能够合法的反对它，它是一种自然权利，比人类法律更加伟大的力量。自我防卫的权利就是上帝的法律，又是所有宪法的《大宪章》。
    
    这里有两层，一层是事件本身的是非，这是道德层面的。另外一层是当事人本身的权利。这两个层面经常是冲突的，并不一致的。当第二个层面成为首要问题，或者说必须捍卫当事人本身的权利的时候，往往是第一个层面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来自一种道德判断，道德往往是多元的，冲突的。例如杨佳应该不应该通过杀六个无辜警察，来给出一个说法。这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杨佳的抗暴权却不容否认，即使杨佳采取了错误的方法和手段，那也不能因此殃及抗暴权，从而取消抗暴权。这种根本权利不见已经好几十年了。
    
     作为一个法政系的知识分子，我们只为当事人第二个层次的权利辩护，就像一个律师，他必须为卖国贼、坏人、淫棍、十恶不赦的杀人犯的基本人权辩护。第二个层面的工作，意图塑造一个宪政平台，在这个平台里面，第一层面道德是非，可以进行诸神之争。这宪政平台是一个“待建的诸神之殿”，这是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被禁第一本书的书名。
    
    从介入公共事件开始，我就异常清晰我的法政立场，并致力于把这个理念推广出去，对启蒙知识分子的糊涂脑袋，进行根本性改造。人文启蒙系的糊涂脑袋经常会两个层面串线短路。用第一层面中混乱偏执的一种道德价值，当做绝对价值越界进入第二个层次，来决定整体是非。人文启蒙系的糊涂脑袋是天生的害国虫，如果秦始皇和毛泽东再来一次“坑儒”，我还是暗暗高兴的。
    
    人文启蒙系的糊涂脑袋放弃对具体案件的关注，而退守从内心启蒙。它具有一种否定此世性，而推崇来世性的自虐。自虐也成，他们还要因此迫害民众。人家都火烧眉毛了，不让端水救火，让你去研究水分子的构成。他们并且沾沾自喜，还以为自己就是拯救者，非拜倒在他门下不可。
    
    人文启蒙系的糊涂脑袋，天天呐喊他们的主子赐予他们言论自由，就没看到现有的言论自由，正是维权抗争获取的。没有维权抗争，就没有当下的网络参政。维权运动赋予新闻自由崭新的政治能力和能量。
    
    以博客中国和凯迪猫眼看人为首的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另外一个虚拟的天安门广场，一个凭空得到的政治参与空间。中央政府需要网络，来制衡越来越大的地方。就像过去封建皇帝在王朝末期，地方豪强做大尾大不掉，封建皇帝与民众结成同盟，打击地方豪强一样。
    
    沈阳有一段说法说得很好，他说，老百姓不懂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懂得就是以微弱之力保护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维权运动显然是超越启蒙运动的，因为维权运动是一种行动哲学是一种开放的行动方案，这种开放性体现在它既有强大的宪政主义哲学为基础，也体现在它是以问题意识而非以学科意识来对待的。这样就更接近对具体人命运的关怀，而不是脱离生活抽象的宏大叙事。
    
    当前首要的问题是降低公民维权成本，提高效率，得到更大成果，这需要的是，突破对新闻自由的依赖，反过来利用已经有限的新闻自由，抛弃改良立场，对启蒙知识分子进行启蒙，让他们告别启蒙，走向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