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中央发布通知，强调要防止黑恶势力渗透到党政机关内，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为此发出《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意见》，其中提出各地区丶各部门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的要求。北京８月９日最新消息称：最高法院向媒体公布，２００６年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６月，全国法院一审共受理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起诉的案件１２６５件，１４１０７人。一审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审结的案件共１１４０件，１２６４４人。此据南京大学专门研究黑社会现象的学者蔡少卿估计，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至少有100万人左右。
    
    在当今中国，黑恶势力为什么屡打不衰，越做越大，直到威胁统治者的政治利益，令中共最高层恐慌。其中原因究竟何在？到底是谁让黑恶势力代表们发财、升官，而且能让他们头顶着诸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一道道耀眼的光环？
    
    此据广州日报2009年8月9日报道：重庆司法界一位不具名人士透露，最近该市抓获的黑恶势力头目中，黎强、陈明亮、龚刚模都是亿万富翁，在行业内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渝强公司董事长黎强是重庆市人大代表，江州实业董事长陈明亮是渝中区人大代表。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形容，这些黑社会头面人物已有了合法外衣，以商养黑、以黑富商。据当地媒体8月3日的报道称，“重庆的涉黑案件的总体特点是时间长、跨度大、背景深、人数多、质量高、影响恶劣。”据王立军披露：当地黑恶势力仅“放水”(放高利贷)就放了300多亿元。2008年重庆市的财政收入为963亿元，当地黑恶势力放出的300多亿元相当于该市全年财政收入的1/3。在中国内地，一些亿万富豪不只以黑帮的手法争夺地盘、行业利益，旗下的保安队堪比黑社会，更有富豪私自招兵买马，以治安联防队、民兵等形式，组建、操控私人武装。他们可以合法持有枪枝弹药。据未证实的消息称，浙江、江苏、山东、福建等地的私人武装不少于100万人马。此类黑社会犯罪案件均与党政军公安司法等权力机关的暗中保护有关。这就导致了黑社会案件居高不下，越打越大。有位官方媒体记者写道：曾经有个乡镇领导告诉我，他们向上级部门反映打击黑恶势力的问题，上级的答复居然是“把它们养大了再说。”此记者问道：“到底是谁养大了涉黑亿万富翁？到底是谁把政治的帽子给了亿万富翁？”
    
    目前中国社会乌黑一片，黑恶势力代表常常是亿万富翁，身披耀眼政治光环，并兼有政治权利与管理职能。黑恶势力头目往往“以红遮黑”，“漂白”黑背景，谋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等社会职务和荣誉称号，并通过插手政权的人事安排培植非法利益的代理人。在一些地方出现矛盾之后，百姓往往不找政府，政府也不找百姓，而是都找“黑恶势力”来摆平。2009年7月8日，国务委员、中共政法委副书记、中央综治委副主任孟建柱，在中央政法委召开的全国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防止黑恶分子采取暴力、威胁、贿赂手段，操纵选举、把持政权。”中国公安部刑侦局局长杜航伟日前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受各种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影响，少数党政干部腐化堕落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中国公安部警务督察局副局长郑百岗曾被迫公开承认，“中国部份地区存在警匪勾结的现像。”由此可见，现在连官方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官”匪勾结。
    
    然而，政府在面对当前公民维权运动高涨的现实，却又常常为了“政局稳定”的“核心利益”，操纵、利用黑恶势力充当威慑、打压民众的工具。在当今中国，不少维权人士和抗议民众被黑恶势力跟踪、辱骂、殴打，警察往往坐视不管。例如，曾参与广州太石村维权工作的律师唐荆陵遭到官方暗中指使的人跟踪和殴打；维权人士赵昕在陪同父母到四川九寨沟游览期间在一家酒店遭到7名不明身份者毒打；湖北省枝江市人大代表吕邦列陪同英国卫报一名记者前往广州番禺太石村进行调查时被黑社会痛打至昏迷；山东大学75岁的退休教授孙文广于今年4月4日清明节赴山东济南的英雄山烈士陵园，在山上遭到5名便衣性质的黑社会暴徒殴打，被送到山东齐鲁医院抢救。此类个案举不胜举，充分例证了中国大陆官方利用黑社会，或者直接扮演黑社会角色达到目的。
    
    如今,一些本该护法的警察，竟为黑社会保驾护航。此据官方媒体报道，在辽宁盘锦的刘晓军涉黑团伙案中,22名警察充当了黑社会保护伞,而且该团伙骨干分子里就有原盘锦市双台子区公安分局建设派出所所长刘军；在辽宁葫芦岛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原副支队长张绍忠充当该市“黑老大”刘中东的保护伞；在广西百色市原两任公安局长农家益和李红专、原副局长林树舂、黄政贤、原政委马斯克等，长期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开赌场和色情场所提供庇护；永州市东安县公安局原副局长兼交警大队长夏再生,为以蒋齐心为首的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甚至把交警专用车都给了蒋齐心用。更为典型的是，吉林省长春市的黑社会头目梁旭东,不仅 1995年调入了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还当上了刑警队侦查员，他自己就扬言有三把刀:“第一把刀,我是警察,谁敢不怕我；第二把刀,我是黑社会,谁敢不服我；第三把刀,我有关系网,上面有人罩着我,谁能把我咋样?”可见，黑社会势力在今日中国如此猖獗。其实官员们充当保护伞也不是白干的。黑恶势力鱼肉百姓，保护伞从中分成，黑恶势力敛财越多，保护伞分的越多。有的收受贿赂，包庇、纵容黑恶势力犯罪活动；有的泄露案情，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出谋划策；有的为黑恶势力的非法经营活动提供保护；有的本身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成员。
    
    何清涟女士曾在分析中国政府行为黑社会化的表现时说：“第一类是最早开始出现的一些行为，就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尤其是工商、税务、公安部门直接雇用一些地方恶霸和黑社会成员帮助执行公务；第二类是政府官员本身就有黑社会成员的身份；第三类是政府公然与黑社会组织合作，共同经营经济领域的业务。” 《中国青年报》曾报道过，警方破获了齐齐哈尔市的中国最大黑帮组织，逮捕包括首领张氏兄弟在内的嫌犯126人，其中包括10多名法官、警官和看守所所长，缴获不法所得1.2亿元。众所周知的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什么发展那么迅速，为什么那么猖狂？就是因为当时的沈阳原市委书记慕绥新、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以及一干政府部门主要领导与他们整天狼狈为奸。如今，在全国有许多类似沈阳刘涌黑社会控制政府，进行黑社会式的暴力恐怖统治；在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买黑社会杀妻，参与此案的都是市长、公安局长，他们自己就已经成为了黑社会，只不过是穿着制服、头顶乌纱的黑社会而已；在河北定州黑社会打手袭击绳油村村民造成 6死数十人伤大案，更是在政府默许之下野蛮发生的；在广州番禺太石村村民依法“罢官”事件中，官方采取了同样的黑社会手法，威胁、收买、绑架、殴打，一切黑社会惯用的手法都使出来了。更为严重的是，近年来一些军人也卷入地方的冲突，成为政府和富商征地、拆迁的帮凶，这是否意味着军商黑勾结的问题？
    
    目前，官方在暴力拆迁、暴力阻挠上访、暴力霸占土地、暴力阻止采访等一系列问题上，除了动用警察、军队镇压之外，或明或暗地借助黑社会或扮演黑社会进行，致使黑社会的手能够伸入党政司法各部门，让黑顶商人入主政坛、升官发财，有的甚至能插手党政机关人事任免，可谓呼风唤雨，威力无穷，由此才导致了中国的公共权力不是为民所用,而是为黑社会所用，纵容黑恶势力一个个从小到大，甚至于长成今天的参天大树。
    
    眼下，黑恶势力组织在没有舆论监督和缺乏独立司法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越来越膨胀，已渗透到政权骨髓。究其根源，其实就是在北京模式的“GDP主义 ”发展过程中，官方有意吸引黑道介入经济和利用黑社会维持稳定，才最终导致了权、商、黑势力相互盘结的必然结果。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制度性造成黑势力做大的根本原因。行文至此，究竟是谁包养了中国的黑恶势力？其结论已经昭然若揭了。
    
    （转自《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