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迷上朱德的共产国际间谍史沫特莱
中共媒体一直把史沫特莱当香馍馍吹捧。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史沫特莱象斯诺和斯特朗一样上了红色邮票，并且还因与朱德有不明不白的关系而成为红色宣传片的主角；还有大陆作者把史沫特莱与王安娜一起视为宋庆龄的洋秘书加以美化；这个世纪，史沫特莱又因曾吹捧朱德成了红色宣传片的配角，还名列凤凰电视台宣传的十个“红色中国的外国人士”（一）。
不过那位在凤凰台露面的中共史沫特莱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认 ，史沫特莱在被强奸后公开表示她因此有了“性的觉醒和满足”。就是说，史沫特莱缺乏羞耻心，乐于被虐待，是个洋贱货。这样的人难免投入共产党的怀抱，因为共产党就需要被虐待的对象。
史沫特莱投身于共产国际颠覆中华民国的地下活动，通过她的劣迹可以了解相关人物和事件，因此，有必要揭示史沫特莱的本来面目。
对照宋庆龄
史沫特莱（一八九二－一九五零）出身贫穷，父亲是矿工，母亲早逝，姨妈是妓女；宋庆龄（一八九三－一九八一）的父亲则算暴发户，家境富裕。表面上，她们的区别很大，但实质上，却大同小异，都属反传统反道德的红色女性。
史沫特莱自己的婚姻破裂后到纽约结识印度共党领导人恰托，成为其情妇。与孙中山不同的是恰托没有因为新欢而抛弃老妻。史沫特莱与宋庆龄都涉足他人的婚姻，都是二奶的先行者。与此同时，她们也都是红色恐怖主义的帮凶。
一九一八年史沫特莱被控违反间谍法， 入狱六个月。虽然罪证确凿，她却声称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所以，曾同情她，试图为她写传来证明她的名誉的普莱斯最后在大量的事实面前认清史沫特莱后表示，这个时候史沫特莱“已经成为欺骗高手”。（二）
二十七、八岁时，史沫特莱跟着情夫移居欧洲共运的中心柏林。在那里她结识共产国际成员德国人威利•明曾伯格（Willi Muenzenberg）和他的战友雅各•马娄夫－安布拉莫夫（Jakob Mirov-Abramov）。前者堪称共党在德国的宣传员，曾于二五年在“帮助在饥饿中罢工的中国工人”等口号下募得二十五万美元。后者的官方身份是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工作人员，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欧洲区头目，后来还成为苏联军事情报组织的重要人物。马娄夫－安布拉莫夫出面建议派史沫特莱前往中国，帮助第三国际建立新的交通线和联络方式。
一九二一年，史沫特莱就到过莫斯科。二八年，史沫特莱再次去苏联，并从那儿与一位小秘兼情夫进入中国。对此凤凰台的史沫特莱宣传片也有所披露。
二九年，史沫特莱在柏林写作的英文自传《大地的女儿》发表。从中可以断定史沫特莱与鲁迅一样都是属于心怀嫉妒和仇恨的失意者。她到纽约后，面对他人的财富表示，“我痛恨我所在的这个大城市，痛恨这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财富。我在四十二号街和五号街上停下来看着那流水般的汽车，许多汽车的价钱比我一生所能赚的钱还要多。懒洋洋地躺在这些汽车里的人，他们一生中连一天工也没做过，将来也不会做工，也不必去打仗。
我并不是单纯地写下一些字句。我写下的是人类的血和肉。在我的经验和信念中，有着根深蒂固的仇恨和痛苦。这种仇恨和痛苦的经验决非笔墨所能增减的。”
三二年，这本与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在一个档次的下流作品被翻成中文在上海出版。杨杏佛（杨铨）虽然认识到作者是个“完全未受宗教势力和道德观念熏陶的野女子”，但并不影响他给此书的中文译本写序，可见这位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品位多么低下，难怪他会支持消灭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赞成视贞操如敝屣的女性主义。
宋庆龄则在国民党清党剿共后，与曾代孙中山与苏共联络的陈友仁一起站在了共产国际一边，并于二七年八月共同前往苏联，受到苏共厚待。在南京政府因苏联支持共产党在南昌等地的武装暴动而与其断交时，宋庆龄又与陈友仁等一起在莫斯科谴责中国政府。在莫斯科，史沫特莱与宋庆龄第一次相见。
二八年三月，宋庆龄从苏联到柏林，陈友仁则去了巴黎。他们本来分别是鳏夫寡妇，又成双结对，以致外界报道他们象蒋介石和宋美龄一样结婚。历史证明宋庆龄需要孙中山遗孀的名义，为共产国际效劳，因此他们当时用分离来辟谣。
二九年春天，在南京紫金山修成耗资巨大、历时三年的中山陵。南京政府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仪式。宋庆龄回国出席葬礼，史沫特莱则前去报道国葬。
应共产国际操纵的“国际反帝大同盟”之请，宋庆龄又发表对国民政府的谴责。宋庆龄宣称：“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宋庆龄已堕落为共产党的工具，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否则，她就会认识到背信弃义的首先是共产党，而国民党只是被迫反抗。好在宋庆龄的赤色宣言没有得到多大反响，于是，宋庆龄又离开中国，一直到三一年宋庆龄才以奔母丧为由，回国协助史沫特莱们执行共产国际赤化中国的任务。
共产国际远东局
史沫特莱被派到中国后，以记者的名义在上海定居。凤凰台说史沫特莱在上海的七年扮演了多重角色。她是鲁迅的亲密战友，宋庆龄的得力助手，还对周恩来领导的特科提供帮助。一九二八年，周恩来从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返回上海后，组织成立中共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下设中共特别行动科（简称特科），并化名伍豪从事地下活动，包括收集情报、暗杀、安排共党人员渗透国民党党政部门等。就是说，凤凰台没有明指他们都受共产国际及其远东局操纵，在为颠覆中华民国而奋斗。
最迟在二三年就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一直在“帮助、指导并监督中共中央的工作”。
二七年七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与莫斯科中山大学断绝一切关系。一九三零年夏天，象黄埔军校一样成立来赤化国共两党成员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被撤消，但共产国际继续为中共培训间谍等各种人才。
二七年底，国民政府与苏联断交后，受苏联操控的共产国际只能在中国非法从事地下活动。共产国际于二八年春派以化名为牛兰著称的红色间谍到上海，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建立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联络站。亚洲各国共党从牛兰的合法公司暗中得到共产国际的经费。据杨奎松的相关论文透露，在三零年八月至三一年五月期间，共产国际平均每月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资金达二点五万美元。
从二九年二月起，共产国际的远东局就从海参崴移到上海。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主要设在上海，一直到三三年一月才被迫迁往共产党占领的江西瑞金。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个开放的自由世界，上海等地都是当时的国际大都市，既接纳来自苏联的逃难者，又接纳来自德国的犹太人，还是国内外不安分守己者如鲁迅和斯诺的乐园。各国的共产党徒包括遭到本国共党开除的南非共产党人格拉斯也在上海找到用武之地 。
共产国际以各种形式，打着各种旗号进行红色渗透，为此在中国出版过无数红色刊物，比如史沫特莱主编的英文杂志《中国呼声》和中文名为伊罗生的红色美国人主编的英文周刊《中国论坛》。它们都由共产国际出资，专门发表接受共党领导的鲁迅们的作品。
一九三二年一月，《中国论坛》创刊后，伊罗生与史沫特莱一起于五月以“国民党反动派的五年”为题发表专号，抹黑国民政府，大搞红色宣传。可是，《中国论坛》没有因此停刊。倒是一九三三年秋天在“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的专号上，因为伊罗生没有讴歌斯大林而被迫停职。从此伊罗生也象遭斯大林迫害的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一样被排斥。伊罗生带着红色情结离开中国。一九七四年，伊罗生还在美国出版四十年前由鲁迅和茅盾编选的红色宣传品《草鞋脚》。
不过伊罗生却证明，斯大林曾于二七年四月五日在克里姆林宫大厅演讲时表示，他企图把国民党“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及时奋起反抗，让斯大林的阴谋没有得逞。 可惜宋庆龄却支持斯大林，反对国民党，好像吃了迷魂药。宋庆龄既然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就应该支持国民党在中国实现尊重民族、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才对。而共产党提倡阶级斗争，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根本不相容。这就是国民党要清党剿共的根本原因。
可惜宋庆龄却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象史沫特莱一样甘当共产国际间谍。
听命于共产国际的中外鼹鼠
宋庆龄身为孙中山的遗孀在中华民国位高名重，本来可以为在中国实现孙中山治国理念而奋斗。可是她却鬼迷心窍，沦为共产国际间谍，为共产党颠覆奉孙中山为国父的中华民国发挥了无人能够替代的作用。
在戴季陶、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要人相继认清共产党的危害后，国民党不再是共产国际成员的保护伞，国际共运在中国的势力也象在德国一样遭到毁灭性打击。
到了三一年剩下的地下共产党人也接二连三被国民政府抓获。曾在苏联接受间谍培训的顾顺章也是在这年四月被捕。据杨奎松说，顾顺章在被捕后招供到：“共产国际派遣代表九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
顾顺章曾在周恩来手下工作，负责过专门从事恐怖活动的“特科红队”，暗杀过多人，尤其是那些弃暗投明的共产党员。顾顺章招供后，五月，周恩来就亲自带领康生等人组成的红队将顾顺章家属、访客等多人全部杀害。如此红色恐怖活动自然不得人心。同年底，周恩来就不得不逃离上海，潜入共党在江西的占领区瑞金。
在顾顺章被捕两个月后，牛兰夫妇也落网。为了让牛兰夫妇不招供，帮他们逃脱惩罚，共产国际发起了一场国际性的援救运动。史沫特莱的情夫，共产国际在中国的高级间谍佐尔格建议用美元收买有关人员。共产国际于是派出两名德共党员携带几万美元前往上海。其中一个就是后来以化名李德进入中共党史的奥托•布劳恩 （Otto Braun），李德交了钱后，在上海为共产国际收集军事情报。
三三年，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上海迁往共党占领区瑞金。时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的博古（秦邦宪）在征得莫斯科同意后，派人把李德秘密护送到瑞金，成为中共中央苏区的最高军事领导。正是李德导致了被中共美化成“长征”的大溃退。
李德不仅在军事上是个庸才，在常人眼中还是下流痞子。史沫特莱乐于被强奸，敢于“在第一届中国苏维埃大会中和学生狂饮大醉后除了戴一顶红帽子外一丝不挂高唱国际歌”，李德则一到瑞金就因性骚扰而出名。在骚扰了至少两名女性后，“党组织”强迫萧月华为共党献身，做了与她语言不同的“德国毛子”的性奴。萧月华比贺子珍惨，因为她们都沦为共匪头目泻欲的工具，但贺子珍不挨打。萧月华一直到把共军指挥得几乎被歼灭而失势的李德有了新欢李丽莲后才得以解脱。在李德三九年被召回苏联时，象江青一样在上海从事过红色文艺活动的李丽莲则被留在了延安，成为没有休书的弃妇。李德在被派到中国前就至少有两个“革命伴侣”，其中一位曾组织红色恐怖分子把李德从柏林监狱里劫持出来。在共产国际的地下组织帮助下，两人逃离德国，潜入苏联。三一年，这对“革命伴侣”却因李德有新欢而分手。
受斯诺影响的爱泼斯坦在其宋庆龄传中证实：“宋庆龄几乎从回到上海的第一天起就设法营救两位持有瑞士护照的外国人——保罗和格特鲁德•牛兰（鲁格）”。爱泼斯坦还介绍说，“牛兰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职工会）秘书处的代表（这个同盟是‘红色工会国际’的分支机构）。更为机密的是，他又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专门协助中国的地下革命者。同邓演达一样，他们也是先由公共租界的特别巡捕逮捕，然后转送给蒋介石政府的。营救他们的运动是由专以保护和支援全世界地下革命者为职志的‘国际红色救援会’发起的。当她还在柏林或返国途经莫斯科时，就已有人告诉她关于牛兰夫妇的危难并请她援助。”
在宋庆龄年谱中，从二九年她离开中国到三一年回国基本是空白，念及廖承志表示宋庆龄在地下工作中训练有素，因此，我想宋庆龄可能在这段时间里曾接受过秘密培训。毕竟宋庆龄是共产国际的间谍已经被苏联解体后公布的秘密档案证实。
共产国际由宋庆龄出面从瑞士请来红色律师为牛兰夫妇辩护，共产国际的另一名中国党员陈翰笙在宋庆龄与瑞士律师之间传递信函。宋庆龄在史沫特莱等的协助下，一边为象她们一样从事违法活动而被捕的共产国际鼹鼠奔走， 一边制造舆论，混淆视听。
三一年十二月，宋庆龄再次以孙中山遗孀的名义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声明，诬蔑国民党。这份声明与她在一九二七《赴莫斯科前的声明》和上面提到的她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对国民党的谴责就足以证明宋庆龄完全沦为共产国际的传声筒。而这些声明也都由史沫特莱等红色记者向各界传播。
宋庆龄深知中共的一切活动都由共产国际资助，但她却公开诬蔑，“国民党向外国乞求援助：金钱、武器和子弹，来和中国的人民作战”。 “这不是生路，这是中国民族的死路。”国民政府象英、美、日、德等国政府一样反共，是在抵制共产国际赤化本国，不让本国人民沦为马列子孙，但宋庆龄却象鲁迅一样混淆是非，兜售来自苏联的红色宣传，抵制国民政府的正当行为。
对此杨天石在相关著述中有详实介绍，他还引用了蒋介石三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的日记说明宋庆龄的行径 ：“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绝种亡国，天也，余何敢妄希幸免！但求法不由我毁，国不为我所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无忝此生则几矣。区区嗣胤，不足撄吾怀也。”
于是，共产国际为了与国民政府的司法部门唱对台戏专门于三二年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三三年初，上海的盟员发展到三十一人，其中自然有鲁迅。宋庆龄为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史沫特莱为英文秘书。史沫特莱便以此名义联络国内外的红色势力包括反对暴力革命的肖伯纳等国际名人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欺骗民众。被捕的中共“左联”党团书记丁玲等都因此被释放并潜入苏区。
牛兰夫妇被捕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拒不认罪，三二年被判无期徒刑。
三三年四月五日，宋庆龄、杨杏佛和沈钧儒特意到南京狱中探望牛兰夫妇。
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发生，中日关系象共产国际希望的那样恶化后，宋庆龄们借机促使相关部门以“驱逐出境”为名，释放牛兰夫妇，让这对共产国际间谍回到苏联，继续助纣为虐。
放牛归苏不过是史沫特莱、宋庆龄等共产国际间谍滥用中华民国的自由盗取的红色成果之一！
受共产国际操纵的红色文化战线
共党在上海成立了“特委”后，又于二九年下半年，成立领导文艺界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文委”领导的团体有左联、社联、剧联、美联、教联、音乐小组、电影小组等等。
就这样，共产国际滥用中华民国的迁徙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自由渗透了社会各界。鲁迅也好，“七君子”也罢，都是红色渗透的成果，“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堪称被赤化的典型。
邹韬奋原本是黄炎培创办的《生活》周刊的主编，在红色鼹鼠们的影响下，谈论个人修养、职业道路的《生活》周刊变成了赤化青少年的红色刊物。
三二年七月，邹韬奋又出面创办了生活书店，出版大量红色书籍，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华民国的文化阵地之一，许多共产党员为这个书店工作。这与三二年起成了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的内山书店的情形应该大同小异，据其店主内山完造说，内山书店供应三百三十种红色读物。
邹韬奋象内山完造一样可以算共党在出版界的代理人，宋庆龄、史沫特莱和鲁迅则分别算共产国际在政界、新闻界和文坛中的代言人。红色鼹鼠遍布中华民国的各界，连我这样的研究者有时都会被搞糊涂，更别说那些还不知共匪为何物的民国公民。同时代的人中，谁能想到或相信“国父的遗孀”是共产国际间谍， 谁又能想象蒋介石的心腹张治中也是红色鼹鼠呢？
共产国际由红色代理人领衔在中华民国成立过无数组织，除上述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外，还有以鲁迅为首的“左联”。
鲁迅最迟在三零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就可算作共产国际的笔杆子。鲁迅为共产国际制造舆论，颠倒黑白，误导民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深得与他“心灵相通”的毛泽东的赞赏。四零年毛泽东就把鲁迅吹捧为“空前的民族英雄”，还宣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对苏联及其文学的吹捧，表明他是一个空前的民族败类，因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人比如徐志摩不会相信和兜售苏联的宣传。鲁迅的方向其实就是共产国际及其反传统的党文化的方向。
二一年就加入共党的茅盾在“左联”成立后，从日本回来出任行政书记，创办《北斗》，并于三三年响应共党号召，发表《子夜》，用小说抹黑中华民国，鼓吹阶级斗争。
以鲁迅为首的红色笔杆子不仅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以各种笔名搞红色宣传，还给其他刊物比如《申报》副刊等投稿，影响舆论。
继“左联”后，共党还在上海于三零年八月成立“左翼剧联”，三三年成立夏衍任组长的电影组。夏衍是二七年入共的地下党员。
被鲁迅在病逝前两个月指称为“四条汉子”的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不仅是地下党员，还是“文委”成员。后三者是导演红色话剧，拍摄红色影片的核心人物，被他们误导的观众不知有多少。
田汉以爱国的名义写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挑起和渲染对日本的仇恨，以转移共产国际与中华民国的矛盾。这首红歌借助夏衍编剧的电影《风云儿女》传遍中国，对共党利用民众的爱国激情转嫁矛盾，掩盖真相，为共党摆脱当时的危机起了难以估计的宣传作用。
共党篡夺中国的政权后，“四条汉子”先成为红色中国文艺界的领导，领导了文艺界的一系列迫害行动，比如“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三）和“反右”。六四年后，害人者自己先后沦为受害人，他们都失去在中华民国享有的自由并遭到残酷迫害。夏衍、周扬和阳翰笙分别被囚禁八年、十年和九年，田汉则在迫害中死去。
那些跟随他们的红色艺人比如赵丹（一九一五－八零）同样不得好报。赵丹三二年加入“左翼剧联”，成为红星。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杭州钱塘江畔的六和塔下，赵丹与叶露茜，蓝苹（江青）与唐纳，顾而已与杜明洁集体结婚，沈钧儒专程去杭州做他们的证婚人。鉴于他们都是接受共党领导的红色艺人，我猜想，这象由史沫特莱出面举办的鲁迅五十岁生日活动一样，也应该是个由共党组织的红色宣传秀！
六七年底，赵丹等十八名三十年代在上海参与过红色文艺演出的蓝苹同事全被打成“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黑线代表人物”，受到了肉体和精神的残酷迫害。赵丹留下两大捆被他的第二任妻子黄宗英称为“在红色恐怖高压下，严刑拷打摧残下，无所不用其极的精神折磨下被逼迫写的”的“交代”材料。赵丹饱尝“比法西斯还法西斯”的共产党的苦头。赵丹曾因其红色活动在新疆被盛世才投入监狱五年后才被混迹国民党将领中的红色鼹鼠张治中释放。在“旧社会”坐牢没让赵丹留下伤痕，但在“新中国”坐牢后，赵丹满身伤痕，包括两只耳朵。
赵丹加入“左翼剧联”后，在“旧社会”拍了至少三十二部电影，但在他向往的“新中国”，他演主角的《武训传》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被枪毙的影片，从此，赵丹失去演戏的自由，饱尝作践自己的痛苦。
共产国际不仅渗透了文艺界，科研部门也一样遭到渗透。上面提到的陈翰笙也是史沫特莱到中国后有直接联系的另一个共产国际成员。一九二九年春天，陈翰笙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聘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从此共产国际通过陈翰笙掌握了这个研究所。陈翰笙以请史沫特莱搞社会调查为名，抹黑中华民国的现状，为受到惩罚的共产党猿鸣冤叫屈。一九三三年，陈翰笙和薛暮桥等人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创办《中国农村》月刊，刊登大量红色报告和论文，在理论上配合共党进行从根本上破坏中国社会根基的“土地革命”。
马克思的歪理邪说也在三十年代前期被地下党徒翻译成中文并公开发行。郭沫若则在三零年就写出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哈哈镜扭曲中国历史的红色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一句话，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各国鼹鼠利用中国的各种自由大搞红色宣传，成功渗透社会各界。
扶持和吹捧鲁迅
史沫特莱到上海后，就与鲁迅取得联系。鲁迅与母亲、原配本来住在北京，因与学生许广平的奸情，于二七年起与二奶定居上海。
鲁迅在上海与冯雪峰等地下党员关系密切。
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冯雪峰也象被鲁迅骂过的“四条汉子”一样遭到迫害。冯雪峰在六八年写的“交代”材料中，为史沫特莱在上海的红色劣迹提供了佐证。冯雪峰写到，“从三零年起她对当时左翼文学运动有过一些帮助，她对鲁迅的感情特别深。我们当时都相信她，现在我也认为她是革命方面的人。我觉得她当时对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确实有高度热情的，她写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的一些通讯报导和文章，在国际上起过相当影响的宣传作用。
三零年时，我好象听说过，她同共产国际有秘密联系。因此，对于她当时在上海的关系的复杂和来往的方面之多，我是知道和有所闻的。例如，她同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认识很多，在中国文艺界则同林语堂等人也接近和来往。我们都认为这是她为了工作和为了掩护她自己。我知道她的事情还是很少。但同鲁迅及当时左联有关的几件事情我是知道的，如三零年鲁迅五十年寿辰（当时左联是作为一个运动举行的）就是她设法借荷兰菜馆而开成的。当时鲁迅的活动和左翼文学运动等情况，她曾竭力介绍和宣传到外国去。
一九三六年初，鲁迅和茅盾致电毛主席，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电报是她设法送到陕北的。
三六年五月下旬鲁迅病重，她非常着急，由她同宋庆龄请了当时认为在上海的最好的肺病专科医生（美国人），去给鲁迅诊视。
史沫特莱大概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到陕北去，是从华北方面进去的，没有经过上海方面的介绍。一九三七年一月我去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曾在延安见到过她。
我听张闻天说，鲁迅和茅盾致电毛主席，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贺电是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旬，在瓦窑堡，在我动身到上海前个把星期收到的，即四月十日左右。”
冯雪峰证实共产国际间谍史沫特莱积极宣传鲁迅，传播以鲁迅为首的左联成员的作品。共党利用鲁迅们从思想上了颠覆中国传统价值观，为反人兴的红色文艺打下了根基。
因此，“欺骗高手”史沫特莱会宣称：“激励着我精神力量的鲁迅，已成为我人生的路标，我从这位伟大的作家那里所感受到的一切，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一九三一年二月，共党内讧，借刀杀了左联的五位成员后，史沫特莱将鲁迅所写的《黑暗中国文艺界的现状》一文翻译成英文，在美国的共产党刊物《新群众》上发表，误导和欺骗了不少读者。被鲁迅们吹捧的“左联五烈士”实为鼓吹暴力的劣士。对此九十年代被迫逃离大陆的高尔品（辛灏年）在他主编的黄花岗杂志上有专文论述。
一九三三年五月，史沫特莱到苏联十个月，这期间她将新旧宣传品，加工汇编成《中国人民的命运》，象鲁迅一样“揭露了中国的黑暗现实”，目的就是误导读者投入共产恐怖主义运动。三四年，史沫特莱响应中共中央宣传苏维埃运动的需要而写作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也问世。
三四年十月，史沫特莱经美国重回中国，在鲁迅家里寄居一年。
对冯雪峰提到的鲁迅五十岁寿辰，鲁迅自己在一九三零年九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到：“友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二十二人，夜归。”
史沫特莱则于三七年十一月在上海《文学》月刊九卷四期发表《追念鲁迅》，描述了鲁迅的五十岁寿辰，情况与鲁迅的自述区别很大。鉴于《鲁迅日记》也没透露多少与许广平的奸情就足以知道鲁迅的日记并非真实生活的记录，所以，我认为史沫特莱的回忆可能夸张，但比较翔实。因为，冯雪峰佐证了“左联”由史沫特莱出面借鲁迅生日搞红色聚会。鲁迅不必从下午聚会开始就到场。史沫特莱称生日活动人数不下两百人，可能夸大，但她的描述证明这个活动如冯雪峰所说不仅仅只是给鲁迅祝寿。史沫特莱说那是她第一次会见鲁迅，有研究者指出是二八年，以我掌握的资料来看，应该是二九年。在史沫特莱眼中，“鲁迅是惟一天才的作家。”因为史沫特莱自己缺乏教养，所以，鲁迅是她“所认识的人当中教养最深的一个。” 毕竟人以群分，鲁迅象史沫特莱一样与正统社会格格不入，他们的人品和作品都无诚信和善心。
鲁迅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发表在《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的文章《死》中也提到史沫特莱， “当印造凯绥•珂勒惠支（KaetheKollwitz）所作版画的选集时，曾请史沫德黎（ASmedley）女士做一篇序。自以为这请得非常合适，因为她们俩原极熟识的。不久做来了，又逼着茅盾先生译出，现已登在选集上。”
无论是《追念鲁迅》，还是《死》都透露，鲁迅与史沫特莱互相提挈，一起为共产国际在中国开辟思想通道。 《死》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就病逝。
地下党员胡愈之在《我的回忆》中承认，他与领导“救国会”的沈钧儒们共同商定:“鲁迅先生的葬仪以上海救国会联合会名义主办，并应通过鲁迅先生的葬礼，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高潮”。那时共产国际的阴谋是借抗日救国的名义迫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因而鲁迅的葬礼被共产势力借用来向国民政府要求“抗日救国”，也即停止剿共。所以，连汉字都要骂的鲁迅居然被共产国际成员哄抬成“民族魂”。
鲁迅逝世当天，上海《大晚报》发表《鲁迅先生讣告》，其中公布由十三人组成的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蔡元培、宋庆龄、内山完造、沈钧儒、萧参、曹靖华、A．史沫特莱、茅盾、胡愈之、胡风、许季茀、周建人、周作人。
负责鲁迅丧仪的冯雪峰私自把这个名单删改为含毛泽东的名单，在日本报纸《日日新闻》上发表。（四）内山完造与史沫特莱都名列鲁迅治丧委员会，虽然其时史沫特莱本人已在西安等候蒋介石中计。
鲁迅死后，其家属怀疑鲁迅信赖的退伍日本军医须滕，对此三八年投身赤潮的王元化表示，“鲁迅死于谋杀，是可能的”。我在撰写报告《我看红色文艺及其源头》时也发现“鲁迅的死让中共获得了生机”，而如果共产国际需要鲁迅死，鲁迅自然活不了。
无论如何，共党需要正人君子比如苏雪林眼中的“小人之尤”鲁迅，而鲁迅也是靠国际共运跻身中国和世界文坛。史沫特莱也象斯诺一样算鲁迅的洋推手。
当苏雪林眼中的“流氓大师”被中共包装成“民族魂”后，支持共党地下组织把鲁迅丧礼搞成红色游行的沈钧儒们不久则被红色媒体包装成 “七君子”。从《胡乔木书信集》中可以获知，鲁迅的送葬队伍中有不少中学生。他们是以教书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带去壮大声势的。当年在上海培明女子中学当英文教员的胡乔木就是这些误人子弟的地下党员之一。仅此可见共党的渗透和造假何其厉害。
被宋庆龄告状
史沫特莱在上海法租界寓所里掩护过不少从共党苏区到上海治病养伤的共军将领。根据他们的讲述史沫特莱撰写不少文字，宣传红军，比如《中国红军在前进》。对此，刘小莉评论说，“史沫特莱在《中国红军在前进》中所记叙的中央红军发展壮大的过程，并非是坚守新闻报导的实事求是原则的‘有血有肉的记录’，而是抹除了苏区肃反扩大化的灾难性后果，创造了‘红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所以，这部作品不仅在实际上成为王明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宣传的传声筒，而且为江西苏区的‘左’祸提供了佐证。”（五）
一九三六年九月，史沫特莱在宋庆龄介绍给张学良当副官的共产国际成员刘鼎的安排下去西安，住进临潼华清池温泉招待所，在蒋介石来到前，搬进西京招待所。史沫特莱就如此“偶然”地成为共产国际策划多时的“西安事变”的参与者。周恩来到西安后，很快与史沫特莱取得联系并安排她搞红色广播。史沫特莱在完成了“西安事变”的宣传任务后，得到去延安的邀请。岂知她却促使宋庆龄留下了一封把她们自己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密信。
三七年一月，宋庆龄从上海写信向在莫斯科的王明告已潜入延安的史沫特莱的密状。此信证明他们三人都接受共产国际领导。这封告状信已于七十年后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一九三一—一九三七）》第十五卷发表。这封信透露了宋庆龄滥用其身份，秘密违反家规国法，象史沫特莱一样为共产国际工作，从中也可以看到史沫特莱不是宋庆龄的洋秘书，因此，有必要在此照登宋庆龄的秘函。
亲爱的同志：
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我提出这些情况供您研究，希望您能着眼于业已发生的情况，给我提供关于今后行为方式的建议。
一段时间以前，作为对毛泽东同志请求帮助提供资金的来信的答复，我在三个月前给他寄去了一笔款项，此事在这里只有一个人知道，他起了联络人作用，通过他，我收到了来信和转寄了钱款。
几周前，宋子文得到释放蒋介石的保证从西安回来后，想与我见面。他对我说，蒋介石获释有一些明确的条件，这些条件经商定是严格保密的，并且蒋介石在过一段时间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说，共产党人出乎意料地通过西安电台公布了这些条件，而其英译稿也经史沫特莱报道出去了。史沫特莱小姐以自己的名义公开证实了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并补充说，周恩来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了谈判，等等。宋子文说，我们说好了，所有这些事情要绝对保密。
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违背诺言和缺乏诚信”非常恼火，决定不再受这些诺言的约束，也不履行任何条件。他对宋子文说，别指望同这些人合作，“他们没有起码的诚实”等等。这使宋子文极为不安，因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协议》保证人的地位。
我自然为我们的同志们辩护，我说，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应该是杨虎城干的，还说，无论如何史沫特莱不是在为共产党做工作，而是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作家和新闻记者。当时宋子文问我：“要是我告诉您，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您给他们寄去了5万美元，您还会否认您的同志出卖了您吗？并且他还对我们两个人（我和宋美龄）说，我们可以通过您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
至于史沫特莱小姐，我想说，她不顾不止一次的指示，继续保持着不好的关系，向他们提供资助，然后就要求党来补偿那些由她提议花费的款项。实际上这里的人认为她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讯》的出版者、工会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一个住所，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坏。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
我转达了您把她孤立起来的指示，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同志让她在西安工作，给我们造成了麻烦和困难。或许他们认为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忠实您的宋庆龄（亲笔签字）
1937年1月26日于上海
宋子文与宋美龄最迟在“西安事变”之后就从周恩来处获知他们的姐姐秘通共匪，这在当时是杀头之罪， 但是他们纵容了宋庆龄的谎言和违法行为。为此他们付出了从四九年起就丧失家园故国，父坟母墓被挖，流亡至死等的代价。善恶必报，纵容邪恶也要遭报。对于史沫特莱而言，这封信无异是个沉重打击，宋庆龄宣布与她决裂，史沫特莱无法再以“国母”的秘书身份活动。
被贺子珍打骂
史沫特莱在全程参与了中共通过张学良逮捕蒋介石，强迫国民政府放弃剿匪计划的“西安事变”后，于三七年一月在中共的邀请和安排下进入延安。《纽约时报》则分别于三七年一月八日、十日、十七日以《帮助中国叛乱的美国女人》、《中国谴责美国女人》、《中国叛乱中的妥协》为题报道了史沫特莱在“西安事变”中起的负面作用。
共产国际则于一月十九日致电中共中央称：“史沫特莱的行为相当可疑。最后，必须取消她以共产党人的名义和似乎他们所信任的人的身份发表演讲的机会，必须在报刊上谴责她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答曰，“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该记者现来苏区，当劝其谨慎发言”。这当然是撒谎，因为史沫特莱在“西安事变”中是周恩来的话筒，如果她违背了周恩来的意思，就不可能被邀请到延安。
放荡不羁的史沫特莱在延安得到了男同类的亲睐。是她把交际舞带到了延安。事后，史沫特莱写到:“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史沫特莱和朱德之间是否也有奸情，我不好判断，但康克清与贺子珍都因此吃醋却显而易见。 史沫特莱还与贺子珍打起来。
曾志（陶铸妻子）在其回忆录中说，她在延安问毛泽东为什么贺子珍要离开他时，毛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
其实史沫特莱与毛虽打情骂俏，但双方没有奸情，毛看上的是女翻译吴莉莉（吴光伟），而史沫特莱追求的知名者有彭德怀和朱德。史沫特莱不光乱谈情，还借钱不还，凡此种种让史沫特莱在延安引起众怒。最好笑的是这位“共产共夫”主义的实践者却被吃醋的贺子珍扣上了 “帝国主义分子”与“破坏共产党党风、红军军风的坏女人”的共产大帽子。
史沫特莱不仅被拒绝加入令她如鱼得水的中国共产党，她的延安行还因贺子珍到吴莉莉的窑洞捉奸而被中断。贺子珍负气去了苏联后，吴莉莉与史沫特莱也难以再在延安停留。史沫特莱九月离开延安，先跟随朱德当了九个月的“随军记者”，这可能是宣传片《在太行山上》有史沫特莱镜头的原因。这期间史沫特莱与朱德分别向印度的孙中山—尼赫鲁写信求援，促使尼赫鲁决定向中国派遣医疗队，其中就有象白求恩一样死在中国的柯棣华。
一九三八年一月，史沫特莱到了汉口，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借抗日之名为共军向国内外募捐和申请各种援助。有资料称，“她多次接触约翰•戴维斯、佛兰克多恩、史迪威和陈纳德，这些人后来成为影响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念及后来的美国对华政策有利于中共，所以，积极为中共宣传的史沫特莱，可能或多或少地迷惑过上述美国要人。
一九四零年九月，史沫特莱离开中国前往香港，并于四一年五月回到美国， 开辟红色阵地， 继续为中共宣传。四三年，史沫特莱写成《中国的战歌》，借国民党抗日吹捧假抗日的共产党。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朱德致函史沫特莱说：“我们音信断绝已经多年，现在终于有可能建立联系了。” 最迟从这时起，史沫特莱就投入在美国支持中共颠覆中华民国的宣传战， 她写信告诉“我的亲爱亲爱的朋友朱德”，“你今年七月的来信我最近才收到，你嘱我相信中国人民，你还指出你也相信美国人民。我已从你的来信中摘出一段，印在新年的贺年片上，寄发给所有为中国的胜利出过力的朋友们。”
还有资料透露，史沫特莱与冯玉祥一起，开着车身贴满宣传画和标语的汽车在纽约四处演讲，呼吁美国人民起来反对政府援助蒋介石政府。象共产党一样不仁不义的冯玉祥，最迟从四七年五月开始在美国协助红色势力抹黑蒋介石。冯玉祥自己沦为共产国际的狗，却骂蒋介石为 “帝国主义之狗”。这个大老粗还在红色势力的支持下，写出《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竭力抹黑蒋介石。 因此毛泽东不惜花大价雇苏联客轮去纽约接冯玉祥回国，岂知客轮失事， 冯玉祥葬身大海。
史沫特莱则继续在美国为中共混淆是非，欺骗世人，比如，她在芝加哥作“中国的民主斗争”的演说时宣称:“当我们美国人说我们怕极权主义，我心存怀疑。因为如果真的怕，我们就不会去支持蒋介石的极权统治了。可是二十年来我们就是支持那个政权，我们对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也都是同一个做法。我们并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对，虽然他们侵犯了民主的各个方面，不给人民以公民权利，而且凭武力进行极权统治。我们的政府支持着今天的国民党极权统治，而谈论着遥远的未来的中共的极权主义，这样做是不诚实的。”
史沫特莱滥用言论自由，颠倒黑白，终于受到美国联邦局调查。四九年底，史沫特莱想从英国转道投奔红色中国，在英国病重。死前，史沫特莱指定朱德为其稿费接受者并表示“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因此，史沫特莱在伦敦去见马克思一周年时，中共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史沫特莱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中共烈士陵园，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被称为“中国人民之友”的史沫特莱显然只是中共之友，或曰朱德的“白肤女皇”。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样都是红色外国人美化共匪及其头目的代表作。
然而，即使是朱德也没有在红色中国免遭迫害。红色暴政建立后，朱德开始享有特权，一个人就有五位秘书、六名警卫、还有医生、护士、阿姨、厨师等。 “文革”开始后， 朱德身边只剩下三个警卫员和一位厨师。“批判朱德大会”临时被取消，但康克清则被打成走资派，挂着走资派的牌子被卡车拉着，在北京游街、批斗。后来扫厕所改造，七十年代后才官复原职。朱德的子女则被禁止进入中南海。连朱德纪念康克清的前任伍若兰而养的兰花，用朱德孙子朱和平的话说， “也同样遭到厄运。”
值得一提的是，康克清在八九年下半年听了有关罗马尼亚的红色暴政轰然垮台的文件后中风，清醒来后她的第一句话，竟是“齐奥塞斯库夫妇怎么样了”？侵扰了全世界，占领半个世界的共产党在苏联、东欧各国都被人民推翻，我相信中国人也必然会解体共产党的极权专制。 史沫特莱这样的共产间谍到时自然会成为反面教材。
红色战绩
综上所述， 史沫特莱在二十年代末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华民国，以记者身份从事的红色宣传和渗透活动。史沫特莱象约翰•里德（John Reed）一样是在莫斯科的文学档案中有文章保险柜的两个美国人，面对史沫特莱是共产国际间谍的铁证，曾想为她辩护的传记作者普莱斯也不得不表示，“愿意承认史沫特莱是个狡猾和高超的间谍”。
史沫特莱等协助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败类与反共的民国政府作对，误导和欺骗中国民众，最后利用民众的爱国激情迫使民国政府改变了剿共政策，承认了反传统反人类的国际恐怖组织共产党在中国的合法地位。
史沫特莱还参与了共产党一手策划的“西安事变”。我认同日本历史学家松元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中得出的结论，“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苏生、发展而取得天下。”
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可看到中共完全听命于苏共。中共本来想杀害蒋介石，但斯大林只想迫使蒋介石抗日。所以，“西安事变”发生后，苏共的《真理报》和《消息报》相继发表社论抨击“张学良叛变、反对政府，绑架蒋介石”，认为这将导致中国内战，日本坐收渔翁之利。与此同时，苏共发电报给中共，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斯诺在《红色中国散记》中透露，宋庆龄曾告诉他，这期间她“曾替斯大林转过一封很凶的电报给毛泽东，内容是要求中共必须（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放蒋。”张国焘的回忆录也提到当时曾接到斯大林措辞很严厉的一封电报。
苏共还借机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诬蔑汪精卫，说“张学良是受了汪精卫的影响，或者是汪精卫利用东北军中的反日情绪，发动了这次政变，绑架了蒋介石。”汪精卫因反共而主和，所以，苏共诬蔑他“主张对日妥协，是卖国贼”。这是共产国际的统一调子。过了两天，苏联政府还通过驻中国的使馆发表声明，谎称“苏联政府一直没有和中国共产党有任何直接联系，我们一直支持蒋介石政府，反对张学良发动的这次政变。”
君子斗不过小人，因为君子不会信口雌黄，也不屑使用阴谋诡计。
共产党却为了篡夺各国政权不惜一切手段。中共一边渲染甚至制造中日矛盾，一边挑起民众的抗日情绪，目的就是要国军停止剿共。共党制造了“西安事变”后，还发生了导致中日矛盾激化的“八一三事变”，于是，国民党中央社于九月二十二日发表了周恩来七月十五日拟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共党信誓旦旦地表示：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共党在第二条中自己承认了国军剿共的原因。
历史已经证明，共党完全违背了自己的宣言。
可惜，共产国际迫使国民政府承认中共的阴谋却得逞了。上当受骗的蒋介石只好退居台湾，对共党采取 “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态度。国共两党谁正谁邪，从四九年后的台湾和大陆的状况就一目了然。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中共让木偶廖承志出面发表致蒋经国的公开信后，宋美龄出面回了廖承志一封公开信。对照两封信，就能获知中共的伪善与邪恶。在此摘录宋美龄信中的一段，以示国民党与共产党以及宋氏姐妹的不同：
“《北京日报》亦曾报导，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一万二千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将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诋奸邪之媚外乎。
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大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一）被凤凰台吹捧的十个红色洋人分别是：
鲍罗廷（一八八四－一九五一），俄国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史沫特莱（一八九二－五零）美国人，以记者身份做掩护的共产国际间谍。
白求恩（一八九零－一九三九），加拿大人，共产党员，被派到中国医护共军。
柯棣华（一九一零－四二），印度人，共产党员、被派到中国医护共军。
三七年十一月毛致尼赫鲁 朱德名义 史沫特莱
马海德（一九一零－八八）祖籍黎巴嫩，共产党员、与斯诺一起潜入延安医护共军。
斯特朗（一八八五－一九七零） 美国人，红色记者。
路易•艾黎（一八九七－一九八七）新西兰人，赤色分子。
爱泼斯坦（一九一五－二零零五）犹太人，共产党员，入了红色中国国籍。
埃德加•斯诺（一九零五－一九七二）美国人，史沫特莱同行。
李德（一九零零－一九七四）德国人，潜伏在中国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
（二）普莱斯 是《史沫特莱的多重生活》（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的作者Ruth Price。她在其文“Agnes Smedley, an Example to Whose Cause?”（吴万伟译为鲁斯•普莱斯 ： 史沫特莱，为谁的事业而奋斗？）讲述了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研究史沫特莱的时候，并没有打算揭露史沫特莱的秘密生涯。普莱斯觉得史沫特莱受到不公正对待，毕竟史沫特莱写过不少东西。好在普莱斯有职业道德，她获知在一九五零年的苏联百科全书词条中对史沫特莱的人品和新闻工作给予高度评价等等事实后，“愿意承认史沫特莱是个狡猾和高超的间谍”。普莱斯发现，“虽然我知道这个非同寻常的女人为共产国际和中国的苏维埃军事情报做出重大贡献，俄国人像中国人一样，并没有承认她为他们做的秘密工作。”
这篇文章除参考了文中提到的研究成果外，还在网上查阅了中文、德文和英文的相关资料。
（三）胡风在共党篡夺政全后，出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四年，胡风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胡风反革命集团”牵扯全国五千余人，其中逮捕五百余人，六十余人自杀，十二人非正常死亡。
（四）详细情况请参考吕春的文章《追忆鲁迅丧仪二三事》和周楠本的文章《关于毛泽东列名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的一些情况》。
（五）文章标题为：《中国红军在前进》── 回应「左联」前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