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
辛亥革命的爆发，至今已整整八十周年了。为这八秩大庆，海峡两岸
乃至日本和美国的中华史学界，都在纷纷集会研讨，并撰文以为纪
念。在我们执笔之前，首先想自问一下，‘辛亥革命’这四个字是谁
发明的呢？或是谁首先使用的呢？笔者不学，自觉此答案已不可考；
至少是争议很大，姑置不论。且说‘辛亥’。辛亥是我国历史上传统
的‘干支纪年’里，六十年一循环之中的一个年头。我国历史自黄帝
以降，已有七十八个‘辛亥年’。我们这个‘辛亥革命’是发生在第
七十七个‘辛亥年’。这个辛亥，在清朝历史上是宣统三年；在西方
耶稣纪元上，则是一九一一年，所以西方史学家，都把‘辛亥革命’
翻译成‘一九一一年之革命’。因而我们今日来撰文讨论这个‘一九
一一年之革命’，首先面对的，便是‘定义’的问题了。
辛亥革命的定义与争议
我们如望文生义，则‘辛亥革命’只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
义，到一九一二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间两个半
月的事。这个狭义的用法曾为甚多中西专着所采纳，然为本篇所不
取。盖‘革命’究与突发的‘政变’不同，它是长期酝酿的结果。只
见其果，不明其因，是会引起误解的。至于广义的用法，似乎就应该
包括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它立竿见影的后果了。──换言之，我们研
讨‘辛亥革命’事实上是包括清末民初，中国革命运动的全部过程。
但是这一段最早期的革命运动，又是哪一年起步的呢？这就有点争议
了。
一般的说法，总认为近代中国最早组织的革命团体，便是一八九四年
‘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孙中山先生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檀香山
所成立的‘兴中会’了。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因此也就是中
国近代革命运动的起点。国民党官书如是说；大陆上的李新教授在其
‘中华民国史’上，亦作如是说。
这一点实颇有可议，因为在兴中会成立之前，还有杨衢云烈士和他底
一伙同志们在香港所组织的‘辅仁文社’。文社成立于一八九○年
（清光绪十六年；另一说为一八九二年），比兴中会要早四年多。它
最早的创立者杨衢云、谢缵泰、刘燕宾、何星俦等十余人，其年龄、
学历、社会背景，和他们‘推翻满清’、‘创立合众政府’、选举
‘伯理玺天德’（President）等主张，与孙逸仙（
檀香山的小革命集团，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当中山于一八九五年一月
返抵香港时，经共同友人如尢列等的撮合──尢列为文社社员，亦中
山好友──这两个小革命团体，也就一拍即合，搞其联合组织了。
在这个双方联合的新组织里，他们决定用‘兴中会’为会名。因为
‘振兴中华’这个响珰珰的名字，较之那酸溜溜的‘辅仁文社’四个
字，要冠冕堂皇多了。──后来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也在太原组
织了一个‘兴中会’。这个远在华北的兴中会，与孙、杨的兴中会毫
无关系。据孔祥熙说，他们那时听说海外有个‘兴中会’。他们喜欢
振兴中华这个响珰珰的名字，乃把他们自己的小团体取个名字，也叫
‘兴中会’。（这是笔者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对孔祥熙回忆录时，
听到录音带内孔氏亲口说的。当时亦有人把孔祥熙的小组织，当成孙
中山兴中会的‘太原分会’，实是误听录音的结果。）
杨衢云、孙中山等在香港所组织的兴中会，事实上除掉名字之外，一
切皆是‘辅仁文社’的延续；会员们也大致都是杨衢云的班底。因为
杨的团体已成立四年有奇；而孙的团体还未满二月。杨是香港的地头
蛇；孙则是新从夏威夷回来的。双方强弱之势是可以想象的。据说他
们合并之后，选举新会长（他们叫‘总办’或‘伯理玺天德’）时，
曾发生孙、杨之争。据后来国民党的官书所载，在同年十月他们预备
搞广州暴动时，孙曾当选‘伯理玺天德’或‘总办’。后来‘杨既获
大权，遂借端要挟，而请[孙]先生以“伯理玺天德”相让。
陈少白等闻而大愤，极力反对，士良且欲除之。先生以大事未成，首
戒内讧，力表谦让，即以此席让衢云……’云云（见‘国父年谱’页
六八─六九）。
这段官书颇难说服任何公正的读者和历史家。如所叙属实，那可能不
是杨的‘借端要挟’，而是孙的党羽为拥孙而暗中想搞杀杨的‘苦挞
打’（coup d’état），为孙所阻。官书甚至说杨衢云排满抗外的思
想，以及他组织‘辅仁文社’的叛逆行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结
果（见前书页五○）。这些似乎部是想象之辞。有人或许要说‘辅仁
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辅仁’；它是个社交团体，而非革命团体。其
实辛亥首义时，最活跃的一个组织则是‘文学社’。文学社却是个革
命团体，而非社交团体。所以名字与实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
地下革命的时期。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或以辞害义。
须知杨衢云开始其革命行动时，孙中山还是个用功的医科学生。一八
九四年中山还亲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呢。他‘上书’不幸被拒。如
果李鸿章英雄识英雄而重用了‘孙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
臣’了吗？哪还搞什么‘革命’（他们那时叫‘造反’呢？所以在这
一阶段里，杨衢云是否受‘先生感召之深’，吾未敢必。而孙在‘上
书’被拒而走上排满革命之途，所受杨衢云的影留，倒是很明显的。
再者，‘兴中会’最初在檀香山组织时，其形式和性质也只是个‘银
会’。会员每人出‘底银’五元，‘股银’每股十元，购买愈多愈
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
该会宗旨，除报国之外，‘兼为股友生财捷径……比之[
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
大焉，机不可失也。’（见冯自由着《兴中会组织史》及《香港兴中
会章程》第八条）所以在檀香山的‘兴中会’里孙逸仙是在暗中筹款
造反，而绝大多数‘银会’会员，则是在买‘乐透奖’。而这个兴中
银会的会长也不是孙逸仙而是股商刘祥。但是孙却是这银会首会的得
利人──他筹到港币一万三千元，外加个‘兴中会’的组织名义。有
了这些本钱之后，中山便匆匆赶回香港向杨衢云洽商（事实上是
bargain）两会合并的事务了。合并之后，
是杨衢云。是年十月，他们竟然发动了‘义兵三千人、洋枪六百杆’
外加火轮船二只的广州起义。试问中山皮包里的一万三千港币，能买
几枝‘洋枪’呢？这些起义的本钱，显然都是杨衢云搞起来的。中山
半途加入罢了。可惜杨氏早死──一九○一年一月十日被清吏刺杀于
香港，他底事迹功勋就被埋没了。所以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
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
笔者写这段小辩正，绝无意贬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相
反的，我们是更上层楼地尊崇他为我们的民族领袖；民族领袖应有其
不偏不倚的民族领袖的地位。因此我们不愿采用‘党史家’为‘党
魁’作传时，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谱牒方法罢了。
得风气之先的华侨青年
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先生，恕我大胆的说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
‘华侨青年’，甚至如粤人俗语所说的‘金山仔’。笔者蜗居纽约四
十余年，在‘穷人哈佛’的纽约市立大学从兼课到专任，教书经验亦
有三十余年。在我课室内进进出出的华侨小青年，亦不下数百千人。
我平时总欢喜举中山先生的故事来勉励他们。行行出状元，如今虽做
不到大总统和国父，但不断努力之下，不做‘大官’也可做点‘大
事’嘛。其实我的学生中，卓然有成者，亦为数颇有可观。
相反的，我们如以中山先生比诸今日侨生，他老人家其实也是当年的
华侨小青年之一而已。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华侨小青年或金山
仔有其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铸造后来革命家孙文的社会条件。
大体说来，他们底特点约有数端：一、工农家庭出身。其父祖伯叔类
多贫雇农、苦力工人或小商人。胼手胝足，日常工作都在十二小时以
上。他们除旧有的观念和道德标准之外，平时没空亦不知如何管教子
女。二、小华侨们受父兄宠爱，甚至溺爱；类多丰衣足食;至少不愁
衣食。佳子弟，颇可上进；恶子弟，则至为堕落。三、教育水准，下
辈平均都在高中以上，远超过长辈。──当年老辈华侨多不识字，纵
识字也不过稍读‘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
而已，而下辈则于三百千千之外，有的且精通外语了。四、以说汉语
的‘弱势文化’，在海外对抗西语（英语）的‘强势文化’，老辈多
不谙外语，为自尊自重乃坚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辈华侨，较之国内人
民，更为保守；而讲‘双语’的小辈于自卑之余，则趋向‘全盘西
化’。所以他们父子之间‘代沟’极其严重。笔者本人便不时为学生
父子间之冲突，排难解纷。中山先生与他的长兄孙眉，曾一度反目，
弄到互找律师的程度，吾知其冲突根源所在也。处于我辈今日，‘西
化’与‘现代化’固截然有别，然在孙公青少年期，则二者固为同义
字也。五、这老少两代的华侨对祖国都有极深的感情，甚至流于‘沙
文主义’。但是他们两代对祖国的爱法，却截然不同──老一辈的总
希望大清大皇帝多争点气，也好为我辈天朝弃民，出口乌气。小一辈
的则要驱除鞑虏，创立以美国模式为张本的‘共和国’和‘合众政
府’，乃至新的社会，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标准了。
老实说，当年在檀香山的‘兴中会’和在香港的‘辅仁文社’，都是
这一类的华侨青年所组织的。孙中山先生（谱名孙帝象，学名孙文、
孙德明，字载之，人耶教时，名孙日新，行医时他的汉文老师区凤墀
为他作一音之转改为孙逸仙，后来变成‘美国公民’时，在美国护照
上的英文名字则是Sun Yat-sen）当时便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之
一。他或许由于禀赋较高，幼年时确实‘异于群儿’；他也确实是读
书用功，作事有恒，终能‘脱颖而出’。但是他青少年期的社会背景
是自有其特殊模式；这模式对他也有特殊影响的。
这儿更不妨附带一说。中山那时代的青年华侨，与笔者班上的侨生，
亦略有不同。我班上的侨生有‘竹升’（或作‘竹心’）、‘竹节’
之别。‘竹升’者，美国土生也。老华侨们认为这类小华侨，‘肚子
内一无所有’。‘竹节’者，唐山出世，幼年来美，‘两头不通气’
也。
我们通番语的学术界，则叫前者为ABC。ABC者，
Chinese也。后者则CBA。CBA者，China-
山那时的华侨小青年，几乎全是CBA而绝少ABC。
华侨，生存在最凶残、最下流无耻的‘排华律’（Chinese Exclusion
Acts）压榨之下，中国妇女，除少数妓女之外，
有也。
而那些小‘竹节’，则由于父亲是‘美国公民’（母亲不是）而取得
美籍‘出生纸’而旅美者也。
所以这些小‘竹节’绝大多数都能使用中英‘双语’（bi-
其天资笨拙或不愿用功的，往往双语皆不通；而禀赋卓越，又肯于用
功学习的，则每每两语皆精。孙中山就是属于后一类。而孙逸仙这位
小‘竹节’之取得‘美国公民权’，则通过另一管道。孙公于十三岁
时（光绪五年，一八七九）随母就兄，迁居檀香山。那时的夏威夷是
个红种人的独立王国。不幸老王于一八九一年晏驾。兄终妹及，夏威
夷乃出了个女王。三年之后，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这女
王被英美德裔的白种殖民主义者篡了位，夏威夷乃变成个傀儡共和
国。一九○○年（庚子），也就是‘八国联军’侵华的那一年，这个
小傀儡共和国就被美国兼并了。
夏威夷既变成了美国殖民地，按美国宪法，则凡是土生的夏威夷人，
也通统理成‘美国公民’了。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并不是在夏威
夷‘土生’的，但是他却说了一口夏威夷腔的英语，因而撒了个谎，
自称出生夏威夷，也就取得了美国公民权，领用美国护照了。可是当
他于一九○四年在旧金山初持檀岛出生纸入境时，如狼似虎的美国海
关检查员对他发生了怀疑（另说是保皇党告密），乃把他拘留于‘木
屋’。所幸年前中山已入‘洪帮’。有‘致公堂’堂籍，乃由该堂出
美金五百元保释候审；并雇请律师向华府申诉。这场官司美国移民局
居然打输了，中山乃得以美国公民身分重入国境。这个‘美国公民
权’对中山其后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有的读者们读史至此，可能要批评：我们的‘国父’，族之圣贤也，
岂可弄虚作假，非法取得美国公民权？读者若作如是想，就昧于史实
了。须知在那人类文明中最可耻的‘美国排华律’欺压之下，我辈华
裔移民在当时美国种族主义者的‘法律’分类中，是比‘黑人’与
‘印第安人’都还要低一等。印第安红人在那时的美国法律之下，不
算是‘人类’的。因此‘华人’（Chinaman）
的非人类了。中山先生为非作假吗？朋友，你能和当时排华杀人的种
族主义者这批野兽，谈孔孟之道吗？明乎此，你就了解孙中山先生何
以如此做了。再者，中山的做法并不是他发明的。‘美籍出生纸’在
华侨社会里，是有其公开市场和价格的。
所以近代中国最早期的革命运动，便是有上述特征底华侨小青年们所
推动的。他们都是爱国华侨，寄迹异邦、粗通番语，因此得风气之
先，对现代西方的新观念、新事物，接触较早──比内地的知青如黄
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等，大致要早十年。由于这早晚两
期的革命骨干底家庭、教育和一般社会背景都截然不同，它也标志出
近代中国革命运动，显明的阶段性：‘兴中会’基本上是个华侨组
织；后来的‘同盟会’，就带有浓厚的士大夫气息了。
孙文脱颖而出
笔者在许多篇拙著里，都曾强调过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而
这些大小阶段的进化，往往又是以十年为一个单元。‘革命’原是我
国‘现代化’运动的方式之一，因此它也逃不过这个‘十年一变’的
基本公式。以杨衢云、孙文为首的两个革命小团体，自从一八九五年
一月合并为‘兴中会’以后，至一九O五年八月‘中国同盟会’在
东京成立，也正是整整的十年。在这短短的十年之间，革命运动在中
国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现在让我们先翻翻‘兴中会’的老帐。看看这个最早的革命团体怎样
地从生到死；和中山本人却又如何地脱颖而出，从初级阶段进入高级
阶段。
兴中会在革命理论上和行动上，都是有欠成熟的。要言之，他们在政
治理论和形式上是完全抄袭美国。甚至连美国佬做官就职时，捧着
《圣经》举手发誓那一套洋皮毛，也照搬无讹。这原是一个‘弱势文
化’在一个‘强势文化’的笼罩之下，反应在青年身上，‘东施效
颦’的普遍现象。华侨青年如此，侨居欧美的亚非拉各国的青年，亦
无不如此。可是在十九世纪这个‘华侨青年’的小圈圈，实在太小
了。因此在那个时代与他们有‘共同语言’（common language）和
‘共同信仰’（common faith）的海内外华人究竟太少了。他们没有
代表性，也就搞不出什么气候来。
再者，他们所采取的革命行动，却又是百分之百的传统‘造反’方
式；有时甚至是‘恐怖主义’（Terrorism）。
的‘十大起义’中第一次的‘广州起义’（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六
日），中山自己的计划，便是在武装攻打督署之外，‘四处放火’、
‘施放炸弹、以壮声势’。而他们那时的革命群众则全靠‘会党’。
会党虽是从反清复明开始的，但发展至清末已经变了质；甚至变成横
行‘地下’的黑社会，为正当人士所不取，而兴中会诸公却以他们为
主力，因此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群众和‘倚靠阶级’了（恕我借用一个
共产党名词）。事隔五年，当清廷为‘八国联军’所困之时，兴中会
诸公再来个‘惠州起义’，结果损兵折将，一败涂地。经过两次武装
起义的失败，兴中会和它底会党朋友们也就泄气了。──最后兴中会
竟消沉到只剩孙逸仙一个独人班了。
可是就在兴中会这个革命汽球逐渐泄气之时，孙中山本人的声望、理
论、经验和时机却扶摇直上，终使他成为近代中国史上，首屈一指的
革命领袖。
原来杨、孙二人自一八九五年十月在广州（第一次）起义失败之后，
清廷发出通缉，香港英国当局也迫令二人离港，五年之内不许入境。
杨衢云乃潜往新加坡，转赴南非避难。孙中山则于十一月初旬避往日
本。当他于十一月十二日在神户登陆时，阅报才发现自己已成为支那
的‘革命党’。经日本报纸这一宣传，不特‘孙文’已跻身为国际人
物，中国近代史上也多出了‘革命党’这一词汇。
中山在日本略事勾留，便剪掉辫子、改穿西服。于翌年一月东渡檀香
山。这时中山除母兄之外，他的妻子卢氏，长子孙科（五岁）、长女
金琰（一岁），均已避难在檀。所以这位年方三十的孙逸仙，实在是
个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他虽然是个职业医生，却不事家人生
产。老婆孩子还要靠一度与他反目的长兄孙眉来养活。他兄弟二人此
时如何相处？我们就不能轻信官书上的描述了。
可是孙中山是个最有毅力、最倔强的人。他在檀香山住了几个月之
后，便抛妻撇子，跑到美国去了。这时美国的排华运动已到了疯狂的
程度。中山之所以能安抵大陆，所用的证件，显然就是他底‘夏威夷
出生纸’。中山游美的目的，自然是想筹款和组织兴中会。但是在这
方面他却完全失望。因为此时革命风气未开，而侨社中的主宰团体的
‘致公堂’又十分‘顽锢’（这是中山自己的话）。至于中山在美何
以为生？我想他那时也和我们后来的留学生一样：‘手舞银盘去复
回，老子今朝作企枱’。他在餐馆或衣馆‘打工’。──我们已查到
中山当年在美国打工的人证。
一八九六年夏秋之间，孙公在美国待了几个月。九月下旬他就从纽约
搭船到英国去了。他去英国的目的，显然是绕道欧洲回远东去。因为
他的根据地毕竟还是在香港、日本一带。那儿有他大批的伙伴和同
志。他有推翻满清底坚定的决心。在那儿他可再次组织暴动和起义。
可是他绝未想到在伦敦却突然被清廷驻英使馆所绑架。这一出历时两
周（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发生在伦敦的‘西安事变’却帮了中
山一个大忙──孙文在国际上原无籍籍之名，可是这次闻名世界的
‘绑架案’，却使他从一个大清帝国的逋逃犯，一跃而为世界一级的
革命家和政治家。自此以后，中国革命阵营中再没有第二个领袖，享
有与中山相埒的声誉和地位。
‘三民主义’的根源
再者，他环绕地球的不断旅行、观察和阅读书报，也使他对发生在中
国的问题，有更深入、更广阔的理解。他掌握了加富尔（Count Di
Cavour, 1810-1861）、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和
俾斯麦（Ottovon Bismarck, 1815-1898）的现代‘民族主义’（有别
于我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寄居英伦，他也更深的体验了英语民族三
权分立、司法独立的‘代议政府’的运作；更明白了资本主义社会异
化分裂的毛病，而向往于当时正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
（Populist Movement），尤其是这一运动的理论导师亨利.乔治
（Henry George 1839-1897）底‘单税法’（Single Tax System）的精
髓。特别是对土地的‘无劳增值’（unearned increment）和‘涨价归
公’诸要点。好学深思的孙中山先生，在融会贯通之后，把它们有条
理的编纂起来，这就是他后来指导‘国民革命’底政治理论的‘三民
主义’了。虽然这三个‘主义’，都是当时在西欧北美，甚嚣尘上的
政治经济理论，没一个是他具有原始性的发明，但是孙公能实际深入
西方社会，耳濡目染，采自源泉，然后活学而活用之；较之与他同时
或后辈之热衷‘西学’，奢谈‘主义’，而一知半解的夫子们、领袖
们，那就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计了。在那些多半是‘不知不觉’的青年
信徒的眼光中，则‘总理’、‘国父’，就更是‘先知先觉’的天生
圣哲了。
石不转而江自流的中国知识阶层
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应出版界之请，写了一本名利双收的小
书，畅销一时，足使他在伦敦住了九个月，不虞匮乏。他于一八九七
年七月初离英赴加拿大。再穿过加拿大至温哥华，搭船于八月中旬抵
日本横滨，投宿于老友陈少白寓所。中山于一八九五年冬路过日本
时，只是个薄有微名的中国逋逃犯。两年后‘蒙难’归来，他已成为
国际知名之士。他底日渐上涨的‘知名度’，因此吸引了日本人的注
意。首先慕名来访，嗣后成为中山终身密友的便是宫崎寅藏和平山周
二人了。他二人都是当时日本政党政治中的活跃人物。通过宫崎和平
山，中山又结识一些头面人物，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尾崎
行雄、副岛种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数十人。日友
平山周在无意中为他又取个日本名字曰‘中山’。孙公自己在‘中
山’二字之下加个‘樵’字。其后便偶用‘中山樵’作为他的日文
‘化名’。后来在同盟会时代，黄兴、胡汉民等对外界通信，都尊称
孙总理为‘中山先生’，结果弄假成真，全国上下都叫起‘孙中山’
来，真的名字反而不用了。其实孙公从发命令到签遗嘱，一直都只用
‘孙文’二字；他在公文上函札上，向未用过‘中山’的浑号，而国
民政府的官书，和国民党的传记作者，却偏喜叫他‘孙中山’，实在
是很滑稽的事。
中山此次访日，来结交他的日本人盖有两大类。其一是英雄崇拜、慕
名而来，如宫崎寅藏、山田民政等人。另一类则是别有居心的政客和
帮会头头了，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等人。在他们的想象之
中，孙文是满清政府的死敌，而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这‘朋友’在
对清政策中，可能是个有用之材也。
中山的知名度在日本也吸引了一些好奇的中国留学生，像钮永建和马
君武等人。两年之后，康梁所领导的‘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失败
了。梁启超跑到日本，由于同乡的关系（大家都说广东话），孙、梁
一时颇为接近。而梁氏的真正意图，是国内既然搞不下去了，他们这
批‘保皇’分子，要到海外来打入华侨社团，抢夺孙文的地盘。私人
的友谊，实在是无从说起的。
至于在中国真正翘尾巴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对孙文这个帮会头目，
这时还是敬鬼神而远之，瞧不起他的。吴敬恒（稚晖）就是个最好的
例子，而章炳麟（太炎）却是个例外。
在‘八国联军’（一九○○）之后的一两年间，孙中山和比他长一岁
的吴敬恒（一八六五─一九五三）俱住东瀛。吴那时是中国留日学生
中声名赫赫的名‘举人’。中山慕吴之名倒颇有意高攀一下，而吴稚
晖此时却是个尾巴翘得比天还高的，‘一举成名’的士大夫、臭老
九。他才瞧不起这‘绿眉毛、红眼睛’的黑社会头头呢！竟然不要见
他。吴举人尚且如此倨傲，中山那时如想谒见比他小两岁的蔡元培进
士（一八六八─一九四○），恐怕也不能如愿，可是这时已文名满全
国的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倒颇看中孙文，二人时有往还，
斯为中山结交中国士大夫之始，不幸二人后来竟反目成仇。
可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进度是快速的，为时不过三数年，河东就变成
河西了。盖庚子拳变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
五）前后，清政府和中国士大夫阶层，也追随上述‘华侨青年’之
后，体会到传统老套搞不下去了，非兴‘西学’，搞革命或维新，无
以自强。西学西语一时顿成显学，老辈不再歧视、小辈则趋之若骛。
因此留日留欧的公自费留学生乃成群出国，势如潮涌。‘日俄战争’
期间，东京一地的中国留学生，便多到两万人。欧美两洲亦各有百数
十人。
这时吴稚晖举人亦以‘苏报’案牵连，做了政治犯，逋逃伦敦。比中
山晚出十余年，他也‘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
心，穷天地之想。’（语见中山先生于一八九六年‘伦敦蒙难’后之
自述）。再看所居之地，物品之盛，习俗之醇，‘不图三代之治，见
于今日’（这是清廷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英伦的印象）。吴举人傻
眼了。以他那四十之年，无锡之腔，霜晨月夕，还在大啃其初级英语
abc拼音，稚老真要跳楼了。这样他才开始认识孙文并不是‘绿眉
毛、红眼睛’的汪洋大盗；相反的，孙文却是个眉清目秀、温文儒
雅，语通英汉、学贯中西的大博士、洋翰林，世界一级的政治家和革
命领袖。以一个无锡的土举人和孙公相比，真是丘陵之与泰山也。所
以吴稚晖就要把所有‘线装书都丢到茅坑里去’，尽弃所学而学焉。
因此他在伦敦第一次见到中山之后，傲气全消；搞了一阵无政府主义
之后，终于做个诚恳的孙文主义信徒而五十年不渝也。
四十岁的吴举人尚且如此，二十上下的革命小青年和留学生，就不用
说了。‘江流石不转’，孙中山未变也。可是潮流变了。中国现代化
运动已进入另一阶段。孙公的历史任务也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
个‘同盟会’的阶段了。
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可是就在同盟会成立前两年（一九○三），中山在日本还只是个灰溜
溜的会党头目。他显然自觉在日本久住无聊，乃于是年九月底离日赴
檀香山。但是斯时中山潦倒到资斧全无，由侨商黄宗仰慨赠洋银两百
元，始能成行。
中山此次一别八年重返檀岛，再转美洲大陆的道理，显然是他在远东
两次‘起义’（一八九五与一九○○）之后，一筹莫展，想回到美
洲，另觅机缘。中山先生这个人的长处是信仰坚定、百折不挠。必要
时破釜沉舟，为着远大目标、不择手段。亦在所不惜──这就是不拘
小节的英雄本色。写历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循规蹈矩的圣贤或迂
夫子，就大错特错了。他此次回檀岛，发现他早年的小团体早已风流
云散。檀香山已成了保皇党的天下。他的家这时还在檀香山，但是家
人对他的态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织、嫂不为炊’了──这位满口大
话，不事家人生产的‘老二’，他们怎能相信他后来竟佩‘六国相
印’呢？一不做、二不休，中山乃于一九○四年初加入‘洪帮’（致
公堂）当了‘洪棍’。洪们的义气居然帮助他穿过美国移民局的拘留
所，而二次进入美国。
中山于一九○四年三月抵美，在美一直住到是年冬季才应中国旅欧学
生之约去欧洲。他在美国由西岸到东岸，跑了大半年。其目的无非是
组织‘兴中会’，并筹募革命经费。显然的他是一文未筹到。正式加
盟愿意和他一道革命的，据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冯自由着「革命
逸史’──所载，也只找到邝华泰一人。两个人，革什么命呢？真是
可叹。因此在一九○四年风雪交加的严冬，中山形单影只地驻在纽约
市贫民窟中的一间单人房（rooming house），真是四壁萧然。虽然他
个性倔强，永远不认输！
可是就在中山命运的最低潮，‘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真的‘柳暗
花明又一村’！──他忽然收到中国旅欧学生汇来一笔鉅款，据说有
八千佛郎（亦译‘法郎’）之多，并约他即时赴欧，共商救国大计。
这一下峰回路转，中山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又进入一个新纪元。
‘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同盟会’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说明得很清楚。他是许多
小革命团体（加上许多革命单干户）所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同盟或
革命大拼盘。其性质就颇像抗战末期就开始组织，今日在大陆上仍变
相继续存在的‘民主同盟’。
‘同盟会’最早的团体盟员计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
会’、‘军国民教育会’、‘科学补习所’等等。按道理，这些小团
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
的干法。咱中国知识份子是喜欢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
有派’也。原是无党派之人，一经卷入‘党派’，还要再制造小派
系，何况原先已有党派了呢？‘国共合作’期间，有所谓‘跨党份
子’（毛泽东、周恩来当时都是‘跨党’的）；‘民主同盟’初期老
盟员也大多有双重党籍的──例如某人是‘民主同盟’成员，他同时
也是‘青年党’或‘民社党’的党员。这样一来许多盟员就要发生
‘双重忠诚’（double allegiance）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
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了。
事实上，同盟会成立之初，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当时当选‘总理’
（也就是党魁）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就是个‘跨会份子’。他原是‘兴
中会’的党魁。但此时兴中会已不再复存在。原兴中会员加入‘同盟
会’者，也只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冯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却念念
不忘他的兴中会。所以等到‘同盟会’需要有个‘会旗’时，中山就
坚持非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会旗不可。党魁示人不广，这一下子
就和他的副党魁几乎闹翻了。──这点小芥蒂，在这两位可敬的民族
领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带进棺材里去的。
华兴会当时是‘同盟会’团体盟员中，最具实力的一个。华兴会员再
第一次入盟时即有九人之多，再加上‘二十世纪之支那’这个杂志和
社址。这刊物旋即易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黄兴既坐
了同盟会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舍弃‘第二种忠诚’而和孙中山合作
无间，但是华兴会在精神上却并未消失。那些后来不愿或无意与同盟
会发生直接关系的小团体，像共进会、日知会、和文学社等等，实际
上都与华兴会有最密切的关系。
至于光复会。它在一开头便是‘同盟会’中，意兴不大的盟员。会员
中最初加盟的，也只有一个人。同盟会早期的重要位置，他们也未分
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苏报案’在上海坐牢期满，于一九○六年
夏季，东渡日本，接编‘民报’之后，光复会的会员在同盟会内才稍
形活跃。‘民报’以太炎接编而声价十倍，畅销一时。与保皇派的
‘新民丛报’之笔战，尤其脍炙人口，誉满神州。
孰知好景不常，民报发刊未及两年，日政府在清廷压力之下，赠中山
鉅款一万五千元，礼逐中山出境。孙公未与众议，乃收下鉅款（留两
千给民报）便于一九○七年三月四日率尔离去。这一下子不得了了，
几乎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他们在章太炎、张继等的带头之
下，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同盟会分裂了。光复会也恢
复了它自己的组织，和同盟会分头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锡麟、秋瑾
等起义失败就义，后来国民党党史上都认他们是同盟会的死难先烈，
其实他二人都不是同盟会会员。后来那位被蒋志清（介石原名）亲手
刺杀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原来倒是同盟会原，并做过民报总编辑。
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连治党史也难下笔了。
同盟会这次虽然分裂，但是并没有把这一大拼盘闹垮。第一是因为这
时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国性的。在千万革命志士、无数
革命集团各自为战、群龙无首的状态之下，‘同盟会’和‘孙逸仙’
却正好具备这个‘首’的资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诉李秀成的话：‘朕
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
第二是，同盟会的团体盟员此时已不发生决定性作用，因为绝大多数
（数以千计）的新盟员，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单干户。他们在入盟之前
并没有个小组织。因此也没有‘第二种忠诚度’──他们就一心一
意，生死以之，为同盟会的理想奋斗到底。这种单干户最标准的代
表，便是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和胡汉民（一八七九-
六）了。汪是广州秀才中的‘案首’（即第一名。也是‘三元及第’
中的第一‘元’）；胡则是‘举人’丛中每发必中的名‘枪手’或
‘捉刀人’，在科举中为人代考。一九○二年胡为某兄弟捉刀皆中
举，曾获报酬银洋六千饼（见汪胡二人自传）。那时的六千元银洋，
是一宗吓坏人的财产。
所以汪胡二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二人入盟之后，立刻就变成
‘民报’的台柱。再与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云从龙、风从虎，几管
毛笔，横扫天下。而他们底对方的康、梁也是海内第一流，因此在清
末他们的文坛对阵，其光辉灿烂，真照耀古今。那时还是个中学生的
胡适，也为之目迷五色，赞叹不已。所以同盟会自然也就成为中国革
命独一无二的发言人了。
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没有参加过小组织，因为广东佬那时，不论
是革命或保皇，都站在最前排。搞革命要做‘会党’，汪、胡不为
也；搞保皇要抬举‘载湉小丑’（章太炎办‘苏报’所用的詈词，章
也为此坐牢），汪、胡亦不为也。所以他二人就变成排满革命的单干
户。一旦入盟，也就只有第一种忠诚。追随中山，作其肱股，而终身
不渝了。中山也幸亏有了这两位哼哈二将。
但是那时保持同盟会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应该还是黄兴。兴是‘同
盟会’中的实力派；也是孙公之下的‘林彪’（法定接班人）。他已
是众望所归，用不着搞什么‘五七一’就可接班，但是黄兴这个人虽
也是个跨会份子，却有点儒家气质──也可说是‘固有文化’的涵养
吧──他识大体、有气度；他拒绝了赵匡胤得那见黄袍。并且苦口婆
心、任劳任怨地维持了‘同盟会’的团结，这才有后来的中华民国。
不幸后来有一些史家，按传统治史的方法，把缔造民国的功勋，全部
派给了国父孙中山先生，而对黄克强的贡献，显然是只给了些低调的
认可。这可把它的小女婿薛君度教授气坏了。君度不知吹断了多少根
胡子。他为他这位民国底Cofounder老泰山明冤白谤，
子。最近我的朋友汪荣祖教授着书研究章太炎（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
日台湾初版），也颇为克强不平。其实历史书为英雄作不公平的定
位，是自古而然。杨衢云烈士还不是因为少了个女婿，而至今无人替
他平反，再者，中国现代化是分阶段前进的，而没有‘联俄容共’的
后一段，他在历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光鲜的。黄公不幸，没等到
历史进入另一个阶段，他就短命死了，夫复何言？
‘老孙’‘小黄’合作的开始
中山先生于一九○五年（乙巳）七月十九日抵日本横滨，当即由日本
宫崎寅藏介绍认识了黄兴（一八七四──一九一六）。‘老孙’（一
八六六──一九二五）与‘小黄’这两位华裔革命家的约会，为什么
要通过一个日本人来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你就知道，有些外
国人对中国事务的热心，往往有甚于中国人自己。那时如此，现在还
是如此。今日在海峡两岸、法国、美国跑来跑去的不知有多少白皮肤
的‘宫崎寅藏’呢？抗战前后的斯诺、史沫特莱、阿姆斯特朗、白求
恩等等，还不是另一种‘宫崎寅藏’？
孙、黄二人晤面之后，真是一见如故。黄兴这时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实
力派、中坚人物。他有个生气勃勃的‘华兴会’。会中围绕着他这个
三十岁的青年领袖，是一群干劲冲天的小‘湖南骡子’。他们勾结了
长江中上游最有势力的会党‘哥老会’，在中国十八行省的中心的两
湖地区已搞过数次造反行动，死了不少英雄豪杰。如今这群小头头逃
到日本，个个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机渗透回国，重新来过。他们留在
两湖地区的还有千千万万的小革命，分散在‘新军’之内；附托在教
堂边缘（清吏最怕教堂）；寄身于新政、学堂、巡警等不同的机构
里。他们各个都‘新’得要死；和‘旧’的、‘老’的，尤其是老太
后、老官僚、老风俗、老习惯过不去。他们有他们的小组织，但是那
些逃亡于日本的黄克强（兴）、赵伯先（声）、宋渔父（教仁）等等
却是他们的小鬼大王、精神领袖。他们勒缰以待，静候驱策。──另
外‘华兴会’还在日本办了个机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风行一
时。
在华兴会带头之下，‘光复会’中的人马也围拢了过来。这光、华两
会，在宗旨上，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光复汇出自文人荟萃之区，多
了一些进士、举人和国故大师如蔡元培、章炳麟这样的人。他们也有
一批组织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等。在基层为他们披坚
执锐的，也有个骇人听闻的‘青帮’。
总之这两个团体的靠拢，已把长江流域的菁英，笼络过半矣。其实那
时留东学生两万人，人数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学生会的组织。这些地
方性组织虽非革命团体，然类多倾向革命。一经号召，都是革命的后
备军。所以孙、黄接触之后，他们就想组织起一个全国性的大同盟
了。
但是这些革命团体，却都有其先天性的缺点。就谈打倒专制，建立民
国吧，他们之中几乎没一个人知道，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是个什么
样子。换言之，他们都是一批未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不会讲大话、谈
学理；只能动手、不能动口。他们也没有海外关系。同文同种的中国
和日本之地，也不知欧美华侨社会是什么个样子；对欧美国家去协
商、去折冲樽俎，是如何个协商法、折冲法？这一点他们就得听孙中
山的了。
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原是个见多识广，能说能吹（学术名字叫做
‘宣传’罢）的，有名的‘大炮’。他说‘兴中会’单在南洋即有会
员十万余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银山。千万华侨是如何的富庶多
财、慷慨好义，为革命之母。三合会、致公堂是如何的凶狠，清吏无
不闻声落胆。他与欧美两界朝野两界的过往，又是如何的得心应
手……。总之，这些小革命团体之所无，正是这位孙逸仙大革命家之
所有。──大家携手合作，截长补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现说现卖，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日本中国学留界，在曲
町区富士见楼，开群众大会欢迎孙逸仙先生。先生着笔挺的白哔叽西
装、戴通草帽，按时出现于讲演台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现代政治家姿
态，像广大而热情的政治群众发表了政治讲演。他使尽他天赋的讲演
天才──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的演说天才（见‘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毛对孙的评语）──使尽了浑身解数。中山一炮而红。他风靡了当
时在场的一千数百位听众；透过这些听众，他也风靡了当时在日本两
万名中国学生。透过中国留学生，他也风靡了数已千万计的底黄海彼
岸的祖国同胞。──孙文在中国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就从此确立
了。
一个星期后，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划
时代作用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一家市民住宅
里，便呱呱坠地了。（为免日本政府干涉，会名中删除了‘革命’二
字。）
大清帝国‘墙倒众人推’
旅欧中国学生，何必忽然心血来潮，汇款邀请中山呢？原来就在中山
这段不得意的时期，革命意识和时机却在中国大陆迅速上涨。在丧权
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于一八九五年四月签订之后，全国上下还寄
望于康有为、梁启超所发动的‘强学会’和‘变法维新’。熟知一八
九八年‘戊戌变法’彻底的失败了。失败之余，大清帝国也就在这一
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几乎遭了瓜分之祸。笔者曾
另有专篇记其大略。别的不谈了，就说香港罢，九龙就是在这一年被
英国强迫的‘租借’了九十九年。──时至一九九七，租约期满，女
皇陛下就要按期归还了。也就是这一年，德国强占了胶州湾；他的老
搭档帝俄也‘租借’了旅顺、大连。为阻止此二强垄断中国东海岸，
英国又加租了威海卫。法国不甘后人，一下也就霸占了广州湾。大小
帝国主义这时在中国都大搞其‘势力范围’；要不是列强的野心为
‘均势’（balance of power）所阻，他们早就把‘东亚病夫’这个大
清帝国瓜分了──那个不幸的‘欧洲病夫’鄂图曼大帝国就是被他们
这样啃掉的。时至今日那个不自量力的伊拉克海珊小独裁，还想‘收
复失地’──并吞同文同种的科威特，哪里由得他呢？
在一八九八年大清帝国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可是我们
那个昏聩糊涂的慈熙老太后，竟然异想天开地搞出一套‘刀枪不入’
的‘义和拳’，来‘扶清灭洋’；那就荒唐透顶了。作者落笔至此，
何敢冒犯那些品质高贵、大义凛然底贫下中农所组织的‘义和拳’？
我所可惜的只是他们气功未练好，惹起了‘八国联军’，又抵挡不了
洋人的刀枪直入。在‘辛丑合约’中累得我们四万万无辜老百姓，每
人各赔纹银一两罢了。──那时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
所以我家大致也赔了十多两银子。因此在下写这段历史，也大有可抱
怨的权利。
拳变刚了，又爆发了两大强邻的‘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
五）。这两个混蛋的帝国主义竟然为抢夺我中国的土地财宝，在我国
境之内，开起火来。而更混帐而颟顸的，却是我们的满清政府。它无
力阻止两个强邻在我国土上作战，竟然公开把辽河以东的土地，划为
‘战区’，而自己在辽河西岸，宣布‘中立’。
朋友，这时的中国哪里还配称为‘国家’呢？我们连殖民地都不如。
一般的‘殖民地’都还有个殖民国家来保护它。我们这个‘次殖民
地’（中山警语）就只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时有若干
知识份子对大清政府发点牢骚和警告，而那批满族统治者，竟能把脸
一抹说‘宁赠友邦，不畀家奴’。这种话哪是人类嘴里说出的呢？
贤明的读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时的中国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国内忧外患，发展到日俄战争前后，变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
起码知识水平底中国人的切肤之痛、燃眉之急。认识它底严重性，已
不限于‘得风气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华侨了。因此就在这一两年
之内，国内救亡团体之组织乃风起云涌。少数爱国者甚至不惜采取牺
牲个人的行动，以暗杀满清当道。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吴樾烈士
（一八七八-一九○五）在北京车站谋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惨烈
殉难，便是个突出的例子。这种恐怖主义虽无补于大局，但是它既表
现出民愤之深；也炸得清吏胆寒。辛亥革命时，我们安徽第一大码头
芜湖，就是被两颗‘碱鸭蛋’光复的。老乡吴樾导夫先路之功也。
这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小团体之建立亦如雨后春笋。一般性的民变和小
规模的组织不谈，那两个最有影响的‘华兴会’和‘光复会’，也就
在这两年成立的。‘华兴会’是黄兴和刘揆一、宋教仁、吴禄贞、张
继等于光绪二十九年除夕（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一说一九○三年
十一月四日）在长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为主体。‘光复会’则是一
九○四年秋成立于上海。蔡元培当选会长。成原有徐锡麟、秋瑾、章
炳麟、陶成章等人。以苏浙皖三省青年为主体。与两会同时，一批湖
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陆军之内，组织了一个‘科学补习所’（一九
○四年五月成立）。社员中有曹亚伯、张难先等，后来也都是革命阵
营中的骨干。一眼看来这些革命小团体，似乎是各地区青年组织的。
其实不然，他们彼此之间乃至他们与‘留日’、‘留欧’、‘留美’
等学生团体的‘海外关系’不但声气相通，会员之间更有千丝万缕，
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往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宗
旨、目标和方法，实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武昌起义的‘日知会’、
‘文学社’等等，其实都是上述这些小组织的骈枝机构。只是搞小圈
圈，原是中国知识份子的通性。君不见纽约市爱好‘国剧’的‘票
友’们，他们唱的都是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类的细
目，但是他们却组织了五六家的‘票房’，结果没一家可以单独上台
唱戏的。要‘宣扬国粹’，还得彼此‘挖角’或‘借角’。人们或
问，诸公诸婆为何不联合起来呢？朋友，要能联合起来，岂不变成的
德国人和日本人了？那还是什么中国人呢？
长话短说，时至二十世纪出年，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
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
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满清末年，中国革命
运动的形式和性质。
驱逐满人、建立民国、以美国为模范
再问一句：这些革命团体和革命单干户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
哪里呢？要言之，则以一九○三年出版的畅销书，邹容烈士所写的
‘革命军’，最有代表性，我们这位死年才二十二岁的‘邹大将军’
主张：‘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驱逐居住中国之满洲
人’；‘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华共和国’；──这个
‘共和国’还要‘以美国为模范’。如此而已。──这几条简单的口
号，实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国之内，从朝到野、从男到女、从老到
少、从农村到都市、从国内青年到留日、留欧、留美的学生，乃至绝
大多数的华侨，一致的呼声。他们的方法则是组织革命团体，活动新
军，联合会党……‘他们的精神，干干干；他们的武器，手枪炸
弹……’。
可是把这个全国统一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简单的概念化
（conceptualize）一下，还不是孙文那两句老口号，
十年前不早就叫过了？那时无人理睬，现在却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
意志。这一下不得了，孙文就变成全国共同意志的发言人，将来中国
的形象；和意蒂牢结中的‘先知’（prophet）了。
敏感的青年留学生就要扳请他出来现身说法，甚至实际领导了。这样
一来，救使得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从美洲的灰溜溜，变成了欧洲的
香饽饽了。
佛郎、马克雪片飞来
首先汇了八千佛郎把中山请到欧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欧学生朱
和中、贺之才、胡秉珂、魏辰组等人。朱、贺等湖北青年原来也是武
昌城内满口新政、革命、排满的小捣乱，声势颇大。湖北早期地方当
局的张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僚，对这些小把戏一面羁么、一面‘充
军’，乃拨资把他们送到海外留学，以免他们在国内鼓舞青年造反。
其中最激烈者则送往遥远的欧洲，较和平者，则送往东邻日本。所以
他们都变成留欧、留日的‘官费生’。
那时的‘官费’和后来的‘庚款’一样，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个
‘官费生’都是个小富翁。加以他们又是富裕家庭出生的小少爷，轻
财仗义。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发现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孙文
却是满口流利英语的留学生老前辈。敬佩之心，不觉油然而生。乃通
过与中山有旧的鄂籍旅美学生刘成禺，邀请中山先生赴欧一晤。
这时待在纽约的孙中山，原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我相信他那时在
纽约以‘打工’为生。五十年后的不才，也是纽约市内的一名穷光
蛋，也以打工为生。深知这批打工仔当中不乏藏龙卧虎之辈也，而我
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便是我们打工仔前辈中最大一条‘龙虎’。只
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凌空而降。他不管中了‘乐
透’头奖。因此一下把‘银盘’扔掉，一溜烟跑到欧洲去了。──在
欧洲，中山先生是个有崇高声望的。因为他是当年震骇世界的伦敦
‘西安事变’的主角。
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布鲁塞尔和柏林，中山与那百十个汉族留学生
真是一拍即合。他是个名震国际、革命经验丰富、英语流利，又博击
群书，满肚皮哲学，而又有正式M.D.学位的老留学生，
扬，却两头不通气的小竹节们，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老套，把他们组织
起来了。──这个新组织是没有名字的。中山先生怕引起留学生的反
感，没有把他那个早已死掉的‘兴中会’搬出来复活（事实上年前他
尚在檀香山时，已不愿再用这个老名字，而改用‘中华革命军’
了）。
这时中山觉得自己已经是个世界级的革命领袖，与英法政府都有往
还，实在不能再住rooming house了，他要搬入一级观光大旅馆。这
意见一经提出，信徒们从无异言。据朱和中回忆，大家‘争相捐
助’，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中山既得巨资，在巴黎、伦敦大
活动一阵，尚余‘万余佛郎’，乃乘高级邮轮，直奔远东去者。（作
者注：那时留法公费生每月学杂费为四百佛郎。）
中山在巴黎时虽然还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汤芗铭等四个‘反骨
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琪已早存戒
心，不敢妄动；还是把法国公文直接退还给孙博士，并恭送中山离境
了事。
鞑虏易驱 民国难建
一个‘开始的结束’
中山这次自海外归来，可说是‘适得其时’（perfect timing。他是十
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上岸，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国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每省一票），他就以十六票的绝对
多数，当选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在南京就职。改元、易
服，使用阳历。中国历史上三千年的帝王专制，和最后二百六十八年
的满族入主，同时结束。中华民国也就正式诞生了。
辛亥革命如今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回头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
怎么回事呢？
对这段历史，我们的执政党─国共二党的党史家，各有官方的解释。
国民党官方的解释是根据‘总理遗教’的叫做‘革命尚未成功’。
‘革命’怎样才算‘成功’呢？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
全部实现，才叫做成功。如此说来，则‘辛亥革命’只是个流产革
命，因为它的果实被袁世凯等军阀官僚所窃取；被党内叛徒所断送，
所以国民党要继续革命，二次、三次到无数次。不达目的，不能罢
休。果然在北伐完成之后，国民党就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五院政府，
应该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了。谁知这次革命果实，又被共产党
半路窃去，所以国民党还要继续革命下去，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建设中国。不达目的，则革命永远不能罢休……
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则更为简单明了。他们认为辛亥
革命只是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反
动的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基本上也是反动的和假冒
伪善的。算不得是个革命。因此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所制造出来的‘中
华民国’，也只是反动阶级所控制的一个‘朝代’。一部‘中华民国
史’也只是一部‘断代史’。真正的‘人民中国’还是从中国共产党
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的。
其实从‘党史’的观点来解释‘国史’，是不容易立足的。因为每个
‘政党’，尤其‘革命政党’，都有其极其主观和排他性极强的意蒂
牢结。首先肯定了一个意蒂牢结，然后再谈历史，这就不是‘以马拖
车’，而是‘以车拖马’了。抽象的说，这就叫做‘以论带史’，甚
或‘以论代史’。
历史是条长江大河，永远向前流动。搞历史的人，随着潮流前进，然
后回头追本穷源去看看，哪儿是青海源头？哪儿是金沙江、三峡？哪
儿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然后才能恍然大悟─原
来如此！
我们如果昧于极其客观发展的历史事实，而在想象中制造一条随自己
意志发展的历史，甚至对未发生的历史发展，也根据自己的意志，加
以指派，这就叫做‘实行某某主义’；主义实行得了，那是‘客观’
与‘主观’的‘巧合’。客观与主观如果不能巧合，甚或抵触，那往
往就要出大毛病─轻者误民误国；重者就伏尸亿万，万劫不复了。古
人常说什么‘误天下苍生者，乃此人也。’一个大大小小的独夫，在
一位智者的眼光中，本是不难辨认的。
再回头看看‘辛亥革命’吧。
辛亥革命所完成的两大任务：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前者是没什么可
说的。重点是在后者。
什么是‘建立民国’呢？简单的说，就是‘把君权换成民权’。君权
是‘中古’的制度；民权是‘现代’的制度。在政治上把‘中古的制
度’换成‘现代的制度’，用个抽象的名词，便叫做‘政治现代
化’。‘政治现代化’不是任何国家所独有，它是世界历史上的共同
现象。而各国又因为历史和社会等等条件的不同，其政治现代化的程
序，亦有长短、缓急、迟早、逆流、顺流……之不同。
具体说来，把‘君权’换成‘民权’，以美国为最早─美国摆脱英皇
于一七七六年。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国’（
美国建国不是一蹴而几的。他们‘英语民族’自有其特殊的‘英美政
治传统’（The anglo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大体说来英语民
族成功地约束王权，盖始于‘光荣革命’（一六八九）。自光荣革命
到美国革命，他们大致挣扎了八十余年，才‘建立’了一个说英语的
‘民国’。
法兰西民族，从君权完全换成民权，自法国大革命（一七八九）到第
三共和之确立（一八七五），大致也挣扎了八十余年。
俄国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苏俄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中经列
宁、斯大林将近四十年的独裁专制-远甚于沙皇的独裁专制，到最近
的政变流产，和戈尔巴乔夫自联共主席逊位，也搞了七十四年。要进
步到真正的民主共和，恐怕也要在八十年之上。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开始，历经军阀起伏专政，直到一九四五
年战败，也挣扎了八十余年，始搞出点民治的雏型来。
比诸世界先进的民治国家，老实说，咱们中国人向现代民权政治进
展，也不算太坏。我们自辛亥革命搞起，至今也已八十年了。八十年
中我们出了一个只做了八十三天的袁皇帝。一九一七年宣统爷也回来
搞了几天。其外蒋毛二公也各做了几十年的皇帝，但是二公毕竟不敢
搞‘黄袍加身’。最近‘纽约时报’也把邓公小平封为The Emperor
Of China。说句公道话，‘小平您好！’比蒋毛二公毕竟要民主多
了，虽然他也搞出‘天安门事件’的一大败笔。但是我国近代史上，
从君权到民权的转型浪潮，正如今夏百年一遇的洪水……。朋友，对
付这场洪水，君不见官家只能‘炸堤’，哪能‘筑堤’呢？─‘社会
科学’还是应该多学点才好！
我们搞‘炸堤泄洪’大致也要搞它八九十年。这时限是民主先进国家
一致遵守的通例嘛！─所以我们的成绩，不算太坏！
那末，‘辛亥革命’在我们这‘从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转型期’
中，算个什么呢？
曰，广义的‘辛亥革命’（一八九○─一九一二），是我国历史上从
君主到民主这个转型期的‘开始’。
狭义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一
日），则是这个‘开始的结束’（The End of a Beginning）。如此而
已。请读者诸位指教。（全文完）
──一九九一、九、一，晨九点五十八分于北美新泽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