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与杨光讨论] 革命不是必须，而是无奈
[再与杨光讨论] 革命不是必须，而是无奈
张三一言
杨光先生：经你解说后，我认为你的说明是对的。再一次拜读了你的大作，证明我确是未完全读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我还是有一些稍微不同的意见，提出来向你请教。我认为革命并不是必须不必须问题，而是能不能避免的问题。因为从人性或现实利益看，民众都没有革命的必要（即必须性）。但是，革命是因为统治者堵死了所有民众期待可走的非革命之路，并累积社会矛盾，造成非用革命手段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于是革命就不由你需要不需要而发生了，民众也不得不无奈地接受了。
我不是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从来没有搞过任何社会活动，就是被论敌贬称为口头革命派那一种人。我认为“极权之下无改良”不是个人经验之谈，仅是从事理常识和逻辑推导的结论。我有一个极大的困扰，不知道是我表达能力出问题还是别人有意无意误解了我的评论主旨。我谈革命的所有文章都是旨在“维护民众有革命权利”，而不是“提倡革命”或“鼓吹革命”。但是，我的争论对手绝大部分都把我理解成为后者；然后在这个理解上进行批判。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理解到，我并不反改良，只是反对改良派中的一部分人的反革命──反民众革命的权利。我支持改良，并指出现今改良应做的事，即你所说的“须从点滴小事做起”。我建议的“小事”就是从最低要求做起，点滴地创造可改良的社会条件；就是说做一些迫统治者接受改良的小事。
说到人命宝贵，我在其它文章中给出了确实的数据和数字，说明中国近五六十年来，反革命比革命状态下死人要多得多。
“諌言”，是改良的一部分内容。我现在正式响应是，我不反对。但是，要有分寸。我不但能容纳“諌言”，即使是辽宁庄河千人下跪上访，市长孙明被责令辞职一事，我对这些下跪的民众还是持理解谅解同情支持态度。当然对下跪本身是持批判态度的。我这个被称为口头革者，写了那么多有关革命文章，目的之一就是能调和革命与改良关系，在两者间找到共识，以求同存异。
说开来再说，我理所当然支持你说的国内“公民向政府（哪怕是一个您和我都信不过的政府）提要求、发抗议、摆事实、讲道理”的思想和行动（国内好像还没有公民，只有臣民，且不议）。但是，我不得不回严肃回答你：若有国人真的像你说的“提着菜刀、扛着锄头去跟国保、公安、城管、政府里的“敌人”对垒去”的事实──确实地说，近十年八年，几乎天天出现这种事实，最是名案例者就是翁安杨佳杨义邓玉娇事件──我是义无反顾地提支持的。但是，不少改良派中人，指责翁安民众杨佳杨义是刁民暴民。这就是我与那部分改良派中人分歧所在。
我上面所说的支持，只是肯定和支持已出现的事实中呈现的人们的“权利”，而不是说我鼓吹这种行动。这点请不要误解，这点也是我一直被一部分反革命改良派指责的重点。
张三一言 20100425
杨光 寄给 weiquanlianmeng
显示详细数据 16:33 (36 分钟前)
张三一言先生：我赞成改良，但并不反对革命。历史上某些革命我是反对的，比如法俄革命、1927年的国民革命以及中共革命（包括49年的武革和66年的“文革”），但我从未一般性地否定革命。
人民诚然有革命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总是必须的，更不意味着革命者就是高尚的。何况还有革命是否有现实条件、是否有成功可能的问题，诸位也须有所顾虑吧？也许您本人就有动员群众、发动革命、并确保成功的高招？但生命是宝贵的，革命者和被革命者（包括您所谓“敌人”在内）的生命，都很宝贵。
是否“极权之下无改良”，恐怕您说了也不算。实质性的改良确实很难，但凡大事亦皆须从点滴小事做起。未必当前中国就一切事情都已凝固不变、至毫末无可改良的地步？总还有些事情是可为的。有些闸门一旦开了一条小缝，是再想关也关不上的。
“谏言”大概也并不丢脸。听不听在他，谏不谏在我。知其不听而谏之，也没什么不可以。共产党不听，未必人民也没听。若谁都不听，我们自己在听。造未来需要先造共识，造新果需要先造新因。缺乏普遍的社会共识，倒是改良或革命均无成功之理。
您和您的朋友们总爱说改良是“跪求”。还有什么缘木求鱼、与虎谋皮、对牛弹琴一类的贬语。反正我是没有“跪”过的。刘晓波先生虽讲“没有敌人”，但我知道，在国内恐怕还没有几个人比他更称得起是一个顶天立地、有胆有识的汉子。或许香港的、海外的“有敌主义者”们都更勇敢、更厉害一些？那诚然可敬可畏，我辈自愧不如。但公民向政府（哪怕是一个您和我都信不过的政府）提要求、发抗议、摆事实、讲道理，这跟“跪求”又有什么关系。难道您的意思是要我们国内这些人都提着菜刀、扛着锄头去跟国保、公安、城管、政府里的“敌人”对垒去？
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