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时代到了末期形成两种政治思潮力量，一种是改革派的复兴新民主主义传统，另外一种是80年代文化批评界转化而来的新社会主义传统，也就是通过改革，已经把时间流推回到1949年1956年这段历史记忆当中。
本文的目的在于重新审查1949政制，是否可以转变为宪政，也就是改良是否可能这个“天问”；以及一个更加遭到遗忘的问题，那就是是否可以实现民生或者共同富裕。我命名为1949政制的弹性：宪政或者民生。对1949政制，是消除，还是肯定强化，这是冲突的方向。
预设1949政制的可变性，可以内在地调整政治、社会经济矛盾，必须假设专政力量的组成人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且具有绝对权柄。《圣经》中说，鬼王驱鬼。这时候政治、社会经济矛盾被一个魔鬼所吞并，这么这样的魔鬼，如果没有美化成上帝，那么就是万恶之魔王。是特殊材料做成的，这个本来是虚的，根本无法实现的前提，被当做先验的，必然的。这种“as if”爆发出一种强大巫术的黑暗，让人无法理性思考这仅仅是前提假设。
官民矛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里面包裹着无数的政治、社会经济矛盾，共振集中起来爆发。这比没有这种吞并带来无政府主义状态还可怕，代价更大，与吞并组合的程度，成正比。
1949政制就是弹簧，允许有伸缩，但是绝对不允许拉断。左右的原教旨道德运动都是伸缩，真正实现就是拉断。复兴新民主主义传统有一种努力：改革的宪政。可这是惯性的下注，就像下围棋，在没有眼位的大龙，不断投注，结果死得更惨。新社会主义传统渴望专制如刀，可以挖掉苹果上的溃烂，是把挖掉苹果上疤的刀，当做倚天刀。可是刀锈让苹果烂得更快。
1949政制正当性来自何方，是来自本来应该具有的目的，还是秩序本身。其实对一种现存权力秩序无可奈何的维护，也必须来自这种维护还能产生和平、安全的秩序，如果是继续瓦解，只会造就自然状态，那就大错特错了。
对一种现存权力秩序无可奈何的维护并不成构成一种道德性信仰，它需要一个前置条件的满足，那就是现存权力秩序并不是万恶之源，并不是导致瓦解和不断自然状态化根本原因。这是首要的，必须首先满足之后，才能保守。如果保守必然导致更大的自然状态。那么这种保守就没有正当性，长痛还不如短痛。
1949政制的事实存在，当做正当的，或者合法的，这种做法不管是从反革命的动机，还是私人动机（不外乎一点课题经费），都是革命的，激进的。现有的政治权威，本来就是革命党，还有压根停不下革命脚步，连改革都是革命，经济建设都是战争，所以越支持越革命，不仅现在革命，将来更革命。
坚持党的领导，到底是维护秩序，还是超越宪政；到底是民生的，还是宪政的，处于混沌。可以说新社会主义传统的政治文章，回到1949年专政秩序本来的混沌当中。
1949政制的原教旨道德运动，不管是宪政的，还是民生的，是一把双刃剑，不管对官方还是对民间都是如此。左右派的原教旨道德运动会美化专政，加持其欺骗性，延长其统治，其典型的例子，就是改革对专政的延续。同时构成一种非政治或者反政治的情绪性政治压力，到了 2003年之后，左派对改革的文革批判，同样是对专政统治的非政治或者反政治的情绪性政治压力。所以民间必须抛弃原教旨道德运动，用维权运动把它变为剑柄在握的屠龙刀。
1949政制是一种塞壬妖法。让人联想到《荷马史诗》中赛壬歌声使人变成的猪。中了社会主义魔法的中国人变成的 “猪”。女妖塞壬的迷惑人的歌声。神女喀尔刻把他的同伴用巫术变成猪，改革三十年就是一场梦游，猪的梦游。知识分子变猪的概率，要远远大于普通老百姓。关在猪圈里面的猪，从来不会对猪圈提出质疑，只会对猪食提意见。但是老百姓从来不会创造一套主义学说来带上自己头上，加持自己的猪性。也就是摆脱变成人更容易些，概率更大一些。
左右派的斗争是1949政制的内斗，咬不断与1949政制的脐带。原教旨道德运动无关于1949政制的开端和终结。道德始终是一种对生与死，掐头去尾的秩序，如果按照原教旨道德运动走下来，最后都会爆发革命，只有革命才能解决开端和终结。既然右派在意图中想告别革命，但是还会如期而至。原教旨道德运动不具有真正改变专政的能量。而后改革与维权运动如果说从1949政制中诞生，以法律取代道德，因此获得咬断脐带的能力。
后改革的“灵魂剥夺”
后改革是对1949政制地基处埋的炸药，那就是1949年政治秩序的死亡与其灵魂的重生，回归中华民国法统。后改革跳出1949，后改革是宪政与民生之目标的加速度，最后的毕其功于一役。
就像后改革继承改革目标，否定抛弃改革的政治方案及其实施手段，后改革同样抛弃否定1949政制的政治方案及其实施手段。这就是后改革“灵魂剥夺”的过程。也是修复民国之魂魄的过程。1949年之后，民国之残魂在大陆上空游荡。
“灵魂剥夺”经常使用，例如文人对法律的批判，就把法律说成没有价值的技术，然后把自己说成总体性的化身。后改革是一种对1949年政治秩序的“灵魂剥夺”，尤其发生在（后改革的改革时代根基就是天安门的血泊）。1989年天安门开枪之后，对其灵魂，也就民生、民族和民权剥离出来，剩下一个残忍恐怖的奴役和征收剥夺。
与此相对应是，互相配合的是权贵官僚集团，他主动剥离灵魂，把自己以外的人，都当做剥夺和奴役的对象，当做了要征服的自然。后改革与权贵官僚集团才构成敌我之后，此外的，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需要不断的界定和划分。
1949年之后一直存在的对专政的消解力量，尤其是1978，更尤其是1989年之后。有的人直接否定，例如余英时，例如台湾国民党以及台独，有的人以改良的方式间接否定。间接否定这力量亦非政治性或者反政治的情绪性存在，本身并不构成政治以力量，反而是专政得以维持的因素。直接否定的，作为专政的敌人，以维护专政。间接否定，反而成为专政有限性调整，得以维持掌权的因素。
最明显的例子莫如改革，不外乎是专政寿命的延长。他们虽然有有溢出体制的力量，但需要宪政降临或者维权运动等超越体制的能量，来洗白自己。也就是类似于基督徒，需要基督再来才能到的恩典与拯救，否则都有着原罪。如无这一些，间接否定只会与专政同船异梦，异之梦以非政治性或者反政治的情绪性存在，除非诉诸于他们所反对的暴力革命，否则没有改变政治结构的能量。
在中国如果去找一个最像在野党领袖的人，找到的就是温家宝。在野党的路数，不断地诉诸于民意，与权贵官僚体制隔开一定距离。温家宝获得如此巨大的民意支持，有一种隐隐然要冲出权贵官僚体制体系的位势。当老百姓感念温家宝好处的时候，都仅仅说温家宝的好，已经不会再将温家宝的功劳，归于中共。那么如此冰火两重天的境界就出来了：中共完全等于腐败的权贵官僚集团，而中共内的螺丝钉们一旦做了好事，感动了民众，那么获得脱离权贵官僚集团的能量。温家宝有一种趋势，超出1949年，与毛泽东一样。
由此看来，在宪政和民生两个现代化未竟的层面，中共内的螺丝钉们如果做出有实质性的贡献，能够感动人们，那么就化恶为善，可以进行赎罪，逃离死门进入生门。
新社会主义传统的政治幼稚病
新社会主义传统一小撮人与改革派的共享知识：例如中共可以变革，变为民生的，或宪政的。对于目标，新左派是含混的，游移不定的。相对而言，改革派呈现出来的，仅仅是强烈的希望，而且也当做政治立场，但是还保留着虚无的超越改革时代的渴望。可是新左派把强烈的希望转化为一种道德性信仰，当做其政治方案不可离开的地基。后改革派决然否定这种希望，对其打击最大。整个来看，整个新社会主义传统就是一连串的精致得引人入胜的情绪和偏见而已，然后就是隐藏在背后的个人权力意志。
新社会主义传统隐含着中国资产阶级成为权贵，分享权力的渴望，努力加入自己已加入方式正在破坏瓦解的权贵等级秩序。罗伯斯皮尔渴望着加入自己亲手破坏的贵族等级。资产阶级成为权贵的渴望，与工人阶级成为小资产阶级的渴望相同。，一般而言，整个阶级上升的渴望，就是可以接触到的上一个阶层。
总是可以找到新社会主义传统这种道德要求背后的权力意志。变成通俗的话，就是如此：我们的“神”能，等于我们能。这一小撮保党分子还因此产生一种自傲：我听了，你们要学我，一样也要听，你们跟随我的路径，走我的门。因此听党的话，就像太阳，听保党分子的话就像月亮，月亮从太阳那里得到光线，因此也能照亮黑夜。太阳与月亮，一起分享崇拜服从的权利感。这时候，保党分子隐隐然狂妄有这种趋向：非经保党分子，才能找到党。
新社会主义传统被迫不能直面政治，而用文化政治作为表达形式，就学施特劳斯别搞政治，就在学院里面呆着，带几个学生玩玩就是了。人文话语谈什么政治，回家抱老婆去。
根据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背叛》中一个注释的说法，知识分子大概在十五年之间，产生新一代的，对老一代进行背叛。1998年浮出水面的的新左派，就是如此，它是对四五一代的政治方案的背叛。他们比四五一代更加注重实现手段，那么四五一代的手段，就成了他们的目的和道德性信仰，本来要加以改变的政治社会经济条件，成为他们的指导原则。他们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并且强化经济自由主义替代自由主义。也就是他们和经济自由主义者是在改革时代这个死胡同中，把死胡同当做全部世界的一对厮杀角斗士。没有能力跳出改革时代这个死胡同。当后改革判决改革之死，跳出改革时代，那么新左派的预设条件全部挖空，其理论体系成为空中的七彩楼阁。
新左派的政治主张，后面表述为新社会主义传统。作为碎片化群体，其自大和放大，有着两层牢笼：过去社资之争记忆之中，那么就是一种保守主义的现秩序的政治神话，这个面对这样一种根本规定性而粉碎：现代性之中，自由与秩序之间冲突，生成和凝固、掌权，就变成反自由反革命，也就是说秩序本身并不是目标，而是手段，而手段的追求并不能以启蒙运动的方式，来获取政治正当性。秩序只能是临时的，被贬低的，被置于不稳固的地位，随时被自由和革命脱壳而出抛弃的。
另外是作为内心亏欠脸红的天安门背叛者和对四五一代超越的身体渴望出现。以启蒙运动的方式，实际上一部分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背叛，一部分是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体，而不是而不是思想，已经超越了。很大程度是为了超越而体现出来背叛与超越的姿态。完全可以说成是似是而非的政治神话，以极端的方式涵盖四五一代不够政治性和满足所在时代条件的缺陷。新社会主义传统公鸡攻击母鸡蛋下不圆，但是自己努力假装下蛋，却只会拉鸡大便。
自由派注重理想层面的推行，而忽视具体条件，下降到改革洞穴当中，而新左派把具体条件当做一种信仰和主义，迫使人遵守，就在洞穴里面，看起更像体制外的南书房行走。从精神病历上分析，是一种迫使别人跟随自己的渴望，也就是与改革派夺取马楠式资产阶级欲望暴徒，争取香火的渴望。其身位是太监性“咱家”。太监要是没有皇帝做后盾，就没有任何权力制服别人。
在各种历史相对主义病毒组成的迷宫和漩涡当中的新社会主义传统，他们是对邓小平改革政治方案的注释学派，而不会注意到自己仅仅如此，而沉浸在对比右派的理念政治更加适应中国特殊条件的优越感之中。
事实就当做启示，或者说成事实的规范性效力。有所不同的事实，通过对比他国，显示出来不同的渴望，就代表中国具有独特性。这一些不同且不说，仅仅是超越渴望的虚无主义政治形式的表达，还是不能证明其独特性，因为在西方历史中可以找到重复的。对比的时候，只是找到了拿来反面印证自己政治倾向的历史事例。也就是对历史政治知识，进行取舍，挑新闻事件来暗示自己的观点，没有整全性的现象学洞察。
在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运动及其政权中，可以发现两种分野，主掌的精英积极将极权主义运动组织官僚化，而底层民众则保持原教旨主义精神，保持其持续不断运动。底层民众要的是持续不断的运动本身，而对组织官僚化与运动本身之间的冲突，保持道德批判的张力。缓解二者的冲突，其办法在于让底层民众加入，分享掌权，也就是通过向上流动来抑制极权主义运动的运动性。
当然除了海洛因般的精神安慰，民众得到的是手段之危害，而目的通过永恒的例外状态而不断拖延，好像到彼岸。如此不断地把手段措施当作目的，也就是说是只见一木不见森林的历史主义自义，不断把手段例如党的领导，通过道德论证，内在化，转化为政治信仰。如此一来，改革目标就不断延迟，拖延。就像夜航船黑夜中的灯塔，越行越远，目标越模糊。
精英的组织官僚化，让掌权成为唯一目标，牺牲一切原初目标，为掌权奋斗，不仅仅在夺取政权之前，而且之后还是如此。
对于新社会主义传统来说，掌权就是正当性。掌权的首要性，民族国家及其公共福祉反而成为手段。权力作为公共福祉的手段，一种反噬作用，历史上非常常见。权力利用金钱与暴力，也可能为反噬。掌权者成为肉身欲望的天选民。魔鬼噬食了自己的魔鬼，也同样是吃人的。他总是不惜一代代价，甚至国家的主权，来确保自身的特权。国家就是他的殖民地，这时候，他们就不是自己人，而带有外敌的意味，家里的外人，胳膊往外拐。所以变为买办很容易。
启蒙政党的掌权逻辑，最后将所有的政治矛盾吸纳入自己体内，那么只有死路一条，相信自己可以解决，自己自我神话的迷狂，在永恒例外状态中的迷狂。
简单说，新社会主义传统仅仅回到极权主义启蒙及其建制化的内在张力，这种内在张力比启蒙运动原初内核的内在张力，更大。因为极权主义致力于解决启蒙运动原初内核的内在张力。所以我说，改革三十年与欧洲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同构性，是其缩影。改革三十年的思考，基本上是身体的激情，作为时代的私生子而已（官方之外，就没有名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