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是描写余秋雨从童年到大学的自传性文集，但许多亲友读完后认为书中有多处需要更正。余秋雨表示，出版《我等不到了》就是作为《借我一生》的延续与补充。

《我等不到了》采用自问自答的表达方式，和死去的亲友对话，余秋雨说，“这是文学方式的观落阴。”余秋雨表示，这本书很容易被当成是回忆录，其实应该当成是一本“寓言现实主义”的书来读。他在书中还批评了中国的文化体制。他认为，中国大陆文化体制的问题是不懂文化的人，掌握了文化资源。以是否“听话”来分配资源。

近年来屡遭媒体与文化界攻击的余秋雨，向台湾媒体感叹从文革开始的互相伤害，至今仍未结束。他强调“文革不是政治运动，是暴民运动。”余秋雨认为，中国史家多数著墨于批判“暴君”，而忽视了“暴民”。政治人物利用了暴民的欲望，例如太平天国、义和团皆是这样的状况。除了法治，暴民行动无法被宣布结束。余秋雨还特别指出，大家都以为暴民是民意，民意就是真理，这是最大的问题。“对政治人物来说，民意需要尊重，对文化人来说，民意需要启蒙。”

余秋雨点题说，文艺复兴，孔子需要周游列国就是去启蒙。而他自己“等不到”的是：中华民族被启蒙。余秋雨认为，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说，在人之将尽时总有些遗憾是等不到的，而这等不到的遗憾，便由下一代承接，成为遗产。

不过对于有媒体质疑，按照余秋雨的推理，和余秋雨同样是海派背景的青年作家韩寒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是代表“道统”的中断，还是只是一种“代沟”？余秋雨只是轻描淡写回应说他不了解韩寒，不过，当年他是支持保留韩寒的学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