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26日是中共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创立深圳经济特区30周年。经改30年后，深圳特区究竟成了什么样的一个样板？这样的特区如何再办下去？引起越来越多专家和社会人士的反思。
今年8月26日是中共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创立深圳经济特区30周年。9月6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专程南下出席深圳特区30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赞扬 “深圳经济特区是世界历史上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奇迹，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强调“经济特区不仅应该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可是，经改30年后，深圳特区究竟成了什么样的一个样板？这样的特区如何再办下去？引起越来越多专家和社会人士的反思。
深圳，从当年的一个小渔村变成今天一个面积近2000平方公里，人口900万的大城市，这里高楼林立，遍布工业园区，集中了大大小小数万家企业，平均年经济增长率在25.8%。从这些数据来看，深圳的确是一个“奇迹”。可是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却暗藏着另一些并不光彩的数字：（1）深圳至少有720万低收入的 “底层”工人，占深圳常住人口的80%以上，其中大部分人受户口政策限制，至今无法入户城市，生活不稳定；（2）长期来，深圳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不足 900元，最近才调高法定最低工资至1100元；（3）深圳是工人平均工作时间最长而收入低的城市，工人每天平均工作时间都在10到12小时以上；（4）数百万外来农民工靠微薄的工资买不起住房，只能长期住在兵营式拥挤的职工宿舍或者条件极差的廉价出租屋里。
这些状况反映出，经历30年经改过后，为经济特区作出贡献的深圳工人，社会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他们依然被当作可压榨的“廉价劳动力”。
深圳：中国产业工人的悲哀
中国官方高调庆祝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周年 图片/Reuters
单靠经济数据，并不足以考察一项经改计划是否成功。经改是一个社会计划，它应该伴随着社会进步，伴随着劳动者生活水准、工作条件、居住条件和社会地位的改善，伴随着他们社会基本权利乃至人权地位的提高。而深圳模式并没有做到这一点；相反，深圳在经历30年经改之后，却成为社会政策方面完全失败的一个例子。
首先，深圳至今仍然是廉价劳动力的聚集地。自特区设立以来，中共政府向企业和外来资本提供最优惠的条件，却没有出台任何政策措施来规范和迫使企业资方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及向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回报，甚至没有规范特区从税收中拨款用于基本的哪怕是最低的社会福利，而是牺牲劳动者的权益来换取深圳表面的社会繁荣，换取高速的经济增长数据和“国家荣誉”。
深圳的900万人口中农民工占80%以上，是全国廉价劳动力最密集的地方，被外界称作“世界加工厂”。这里的工人大多是由于土地被征用后被迫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投入中国现代化建设大潮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携着“淘金梦”到城里谋生，希望改变贫困的生活处境，却沦为出卖血汗的“廉价劳动力”。长期来，深圳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不足900元，常常为七八百元（最近迫于工潮而调高全市统一最低工资标准后，法定最低工资也只是月薪1100 元）；而深圳的房租以及日常生活费用要远比其他城市沉重得多。而当地企业处除了攫取高额利润之外，并没有为社会发展付出任何实质性的“社会成本”。
一种非人性的社会主义
中国媒体今年8月公布的一份由媒体记者撰写的“农民工收入调查报告”指出，在经济迅猛发展的珠三角，尤其在有“世界加工厂”之称的深圳，工资与企业利润完全“绝缘”。企业利润增长是一条陡峭的上扬线，而农民工工资增长却是一条水平线。尽管许多企业十年来规模和效益大幅增加，而农民工的“基本工资十年几乎没有涨”。经济改革并没有带来社会进步，劳动者没有享受到经改的果实，他们始终处在被迫廉价出卖劳动力的“现代奴工”的处境，生活状况没有明显改善。
这份调查报告指出，珠三角的企业平均发展水平超过10％，有的企业经济效益连年翻番，增长速度超过100％；有些加工贸易企业更是从10年前的“手工作坊”发展为拥有工业园区、先进生产线的大型现代化企业。然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十分缓慢，有的一线工人工资还停留在10年前水平。
深圳富士康龙华工厂 图片：Reuters/Tyrone Siu
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先端精密公司是一家日资企业，年产值3亿元人民币，现有员工近600人。该公司今年32岁的普通工人陈德林对媒体说，公司业绩每年成倍增长，但公司一直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员工基本工资，他本人在该公司工作已逾七年，最初月薪700元，而至今基本月薪只增加到1000元左右。
深圳港资企业盐田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也是一样，企业利润直线上升，而工人工资却“十年不涨”。该公司员工2007年4月曾向企业提出抗争，迫使资方同意提高工人工资；而这种提高与工人的付出及社会为企业和资方提供的条件根本不成比例。
前些年不断爆出众多深圳制衣厂女工的血泪史，就已令外界震惊。而设在深圳的富士康龙华工厂，就更加是这种“世界加工厂”政策的一个缩影了。这个被喻为“紫禁城”的大型科技园区，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托拉斯”，在不足2.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30万工人，实行兵营式的管理。前不久，富士康龙华工厂爆出的一连串员跳楼自杀事件，就很能说明问题。
深圳特区从来就不是劳动者的“天堂”，而是一个“劳工地狱”；一种为了创造所谓经济“奇迹”，又能缓解社会压力的权宜之计；用成千上万贫穷农民工的血汗打造一种非人性的社会主义。
深圳：工人平均工作时间最长而工资极低
在工人劳动时间方面，深圳是工人平均工作时间最长而收入低的城市，很多企业的工人每天平均工作时间都在10到12小时以上。
据中国媒体引述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收集最近两年珠三角、长三角等23个城市、210家出口工厂而作的劳资统计，“这些企业平均月工资为 1145.55元，工人每天平均工作10.67小时，每周工作66.41小时，每月加班120.9小时。国有单位职工法定工作时间每天8小时，每月加班不超过36小时，每年工作不超过2000个小时；而外来工工作量正好翻一番，等于一年干了两年的活，收入却不到国有单位职工的一半”。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世界银行的普查报告显示，在中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费用是每月1685元，这是计算了每个人每天的营养摄入量，两 个人可以养活四口之家，每周工作40个小时可以得到的水平。按这个标准计算，珠三角农民工要每周平均工作66个小时，每个月加班120个小时才能拿到 1685元工资。
深圳制衣厂里的女工 图片/Reuters
今年被首次选为深圳人大代表的女工姚琼英，1997年就来深圳打工，在宝安沙井三洋微马达厂已工作了10多年，从最初月薪几百元的普通工人到现在当上车间主任，每月工资也就2000多元；据她说，她身边的很多工人至今月薪只有1000多元，为了能多拿工资，工人们被迫靠加班加点来赚加班费，以便每月能给家里多寄点钱或者留给孩子读书。
姚琼英坦率地向媒体描述了工人的生活：“我们每天呆在厂里，每天过的就是上班、吃饭、睡觉这样简单又枯燥的生活，在深圳找不到归属感”、“我们也买不起房”、“连孩子上学都有问题。”
另一位也是今年被选为深圳人大代表的女工谢素珍（现任深圳赐昱鞋业有限公司招聘主管）也有同样的经历。她说：“15年前我就来龙岗打工，工厂如今已有一万工人，企业在不断扩大。尽管我的工资从开始的七八百元到现在有三千元左右，但现在家里每个月租房需要700元，加上生活支出等，所剩不多，根本没有能力买房。身边很多劳务工也跟我一样，有的甚至在这里打拼了20多年，还是买不起房子。我们劳务工在这个城市找不到认同感。”
对深圳农民工来说，在深圳买房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话题。他们只能长期住在拥挤的职工宿舍或者条件极差的廉价出租屋里。
至于政府为低收入家庭建造的所谓社会性“经济适用房”（又称“平价房”），由于地方官员的腐败，老百姓根本盼不到。早在2008年，深圳市政府官员就已透露官员私占“经济适用房” 是个“公开的秘密”——在深圳的保障性住房中，不算各区，单是市级单位，就有1000多套被公务员占用。直到今年6月，还继续爆出官员勾结骗购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的丑闻。以至于深圳的老百姓质疑，深圳的经济适用房究竟“经济”了谁？
最低法定工资成为企业压榨工人的“底线”
邓小平当年创办深圳经济特区，主要依靠廉价的用地、低成本的劳动力、忽略环保标准等所谓“最优惠条件”，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投资，创造了深圳经济快速增长的 “神话”。而随着经济发展，特区的社会政策并没有跟上；或者说，在中共经改决策人的头脑里，根本就没有社会政策的概念！
目前中国沿海地区加工企业大多是贴着最低工资标准给员工定“底薪”，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涨多少，工人的工资就涨多少。在政府没有相关政策规范企业和资方按利润所得回报社会的情况下，在工人劳动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只要社会成本尚未进入政策考量，所谓“最低法定工资”实际上也就成了企业和资方拒绝提高工人薪酬的一条法律底线。由此而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工人为了多挣一点钱，工作时间越来越长。
据有关方面统计，由于工资水平低，农民工的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加班费，这部分甚至占到总收入的一多半。为了多挣点钱，工人们纷纷要求加班，因此超时加班现象在深圳大量存在。深圳龙岗区一家电子厂员工杨元秀最近向媒体透露，她所在的工作岗位经常加班加点，三年来她几乎从未休过假。
最近几年，深圳成为工人抗争维权的桥头堡并不是偶然的。由于政府并不把工人的困境当作政府职能范围内的事，工人只好自发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深圳的工人自发维权行动证明，中国劳工界呼唤独立工会的时代已经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