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理想中的黄金国
在中国很容易结交朋友。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在北京城的西北部遇见了艾德。
一九九九年一月，我和妻子来到北京城还不过几个星期，暂时借住在其它旅华外国人的公寓里。当时手头上没有多少钱，我们找到一位专门给外国人介绍住房的地下中介（这在中国是违法的）。几天后，中介打电话来说有一套租金便宜、位在市中心而且靠近地铁站的房子。在一个寒风刺骨的星期六早晨，我们搭地铁去到了那个地方。展现在面前的是典型的北京街道：十字路口的转角处矗立着一排排毛泽东时代的小商店和矮楼房，只有几层楼高，年久失修的残破外表预示着它们即将在未来的城市改造中被夷为平地。身边走过的人们穿着垫了厚棉絮的笨重衣服，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工人，一边走着一边不停地跺脚取暖。
我们一开始以为会是电话中严肃的女中介来接待我们，但出乎意料的却是一名中年中国男子，他的穿著举止明显具有中国新贵阶层的特征：款式新颖的皮夹克、Ｖ字领的羊绒衫、彬彬有礼的言谈，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自称为艾德，来自北美的温哥华，是代替朋友来带我们看房子的。当我们来到一处僻静的楼房时，他开始与我并肩走在一起，漫不经心地问我在北京都做些什么；我告诉他，我正在为一部描写美国商人如何在中国奋斗成功的纪录片筹集资金。他对此很感兴趣，我们交换了名片，他的工作跟一个我闻所未闻的贸易或发展机构有关系。
公寓座落在一片水泥建筑群里，家具上盖着发霉的红色丝绒布；也许是公寓的主人看了几部美国八十年代的电视剧，认为这样的布置对外国人具有吸引力。然而，我却在担心隐私问题。有一位来自瑞士的朋友，搞IT产业，他刚到北京时也租了类似的寓所。一天早上，他盯着厨房里被熏得乌黑的抽风机时，看见了一个麦克风，就像中国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使用的那一种，静静地挂在那里。于是，我和妻子很委婉地告诉艾德，我们不想租这个房子。在与艾德愉快地做了一番交谈后，我们急匆匆地搭地铁离开了。
过了一个星期，我接到艾德的电话，他说：「我一直在考虑关于你纪录片的事情，一起在长城饭店共进午餐吧？」我表示同意。艾德所指的午餐很昂贵，包括鱼翅汤以及漂亮的中国女子演奏琵琶助兴，旁边还有假山和人造小溪，营造出中国南方夏日情调的气氛。一开始，我们的交谈进行得很缓慢。艾德显得有些紧张和局促，而我也在想如何打破这个沉闷的局面。我开始询问他的一些基本背景，他含糊地表示他是从事商贸教学的，还提到他曾经任职加拿大政府代表，在古巴待过几年。然后，他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我有什么赞助者？我在北京认识些什么人？我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持什么看法？出于本能的反应，我试图表现出热情而中立的态度，但是艾德的兴趣看起来好像无穷无尽。
其实我不喜欢艾德，但他似乎对我很感兴趣。数周后，他向我抱怨，说找我不容易，问我去哪了？当我提出在一家我喜欢的四川饭馆见面时，他却很婉转地暗示我，长城饭店的西式自助餐做得非常好。他说到这里时故意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等我发出邀请；从他的语气中我感觉到，从现在开始我要每个月请他吃一次饭。
于是这就成了惯例。艾德每次在享用他的免费午餐时都会大谈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无限商机，他会说：「中国获得最惠国待遇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国商界将会大规模进军中国！他们是如何也抵挡不住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市场诱惑的，对吗？」我对他的话感到厌烦，并抛出一些负面的经济资料来驳斥他，并指出中国目前还存在盗版猖獗和市场不开放的情况。我甚至引用了中国能源需求增长缓慢得令人惊奇的数据，暗指中国关于国民生产总值保持百分之七增长率的成绩只不过是捏造出来的。这时艾德会悲哀地摇头表示反对，而我又会很快地向他保证，当然，我的目的是为中国大力引进外资，只要这一切现实合理。
我们的谈话之所以能持续下去的原因是艾德表示要对我的纪录片提供帮助，但我们的谈话从来没有就此深入过。就这样过了几个月，我告诉艾德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一个著名的公共关系机构聘请我与美国的某家大公司一起做投资方面的工作。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享用了八个月的丰盛午餐后，艾德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我，大意是他在上海找到了可能愿意赞助我的人（当然，他没有提这个人的名字），是否能在长城饭店吃午饭并向他展示我的构想。
这是我们之间最后的午餐。艾德放下啃了一半的奶油酥饼，对我做的幻灯演示竖起大拇指，特意夸奖了几番，然后凝重且认真的瞥了我一眼。他小心翼翼地表示，方案还不够完善，上海方面的投资人需要我写一封署名信，确切说明我正在中国做些什么，比如，如何通过制作纪录片来刺激外商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力度，我所做的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某种不知名的恐惧感催促我尽快做出回复。回到办公室，我在自制的专用信纸上竭尽所能写了一封吹嘘中美贸易的信，并把它寄了出去。
此后，艾德再也没有来过电话。
一年后，我在凯宾斯基饭店前碰到了他，跟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没有什么区别，他还是穿着那件光亮的皮夹克。如今我想，艾德可能帮了我一个大忙，他用我写的信终结了国家安全机构对我的调查。
我大声喊他的名字，但艾德只是冷漠地看了看我，似乎在说：忘了那一切吧，葛特曼，这是中国城。
在每一代美国人中，总会有几个人想要寻找理想中的黄金国。这不完全是因为个人利益的获取和享受冒险的乐趣，还包括了想要拥有一个自己的梦幻世界的理想。在海明威笔下的巴黎，人们得到的回报不是金钱，而是逃离沉闷、世俗的美国，到达一个波西米亚式的乌托邦之中。六十年代，人们追求的是精神上的满足，因此理想地是穿着褴褛的印度和加德满都。在八十年代，对那些具有远大抱负的商业巨子们，日本东京对他们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而九十年代，在布拉格度一个短暂的假期则是人们的梦想。但是全球化已经起到了它的负面作用，即使在物价十分低廉的东欧也令人感受不到任何刺激。
一个真正理想中的黄金国需要有更大的目标，那是一个神秘而又充满商机、丰厚文化和拚搏精神的居住地。它应该位于遥远的地方，有着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要想融入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那儿有着丰厚的物资和精神上的回报，这些回报只有你通过了品行和意志的磨练与测试后才能获得。根据以上这些苛刻的标准，毫无疑问，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理想黄金国就是北京。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可及的。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就有一些美国人，比如沙博理（Sidney Sharpiro）和李敦白（Sidney Rittenburg），以及中国领导人的朋友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对中国革命的热爱使他们成为中共政府的宣传话筒。他们得到了一连串的回报，可以以特殊的身分接触中国领导人，并成为样板展示给侨居国外且在学术和科技领域功成名就的华人，告诉他们：中国是不会忘记朋友的，并将给予他们好处（或者是惩罚，李敦白就被关押了十六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与世隔绝和党内斗争，顾不了广泛利用外国人为中共利益服务的这一策略，直到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将夏皮罗等人从「国际友人」贬为「极左人士」（指没有紧密跟随党的新路线的人）。现在，中国之友的定义取决于能否带来金钱（或者至少能否带来技术、政治上的信誉）；因此，能够得到回报的标准从以前的意识形态方面对中共的忠诚，转变为能否积极拉拢到具有商业、政府或军队背景的外国人。政策也有了新的变化，随着对外国人旅行诸多限制的取消，大批的美国人开始涌入中国，去重新探索这个古老的国度。（注：即使在八十年代，许多来自非盈利机构和大学院校的美国人，依然受左派空洞理念驱使前往中国，与中共的期待风马牛不相及。我之所以认为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美国左派把中共理想化，不仅是由于那个时候对针灸和赤脚医生的神奇宣传，还因为我小时候有关中国的记忆。记得我在佛蒙特家中打苍蝇时，我姨妈，一个麻省理工学院教城市规划的教授，也是个左派人士，曾笑着对我妈妈说，中国最近开始了一个运动，叫做「除害虫」，其中包括苍蝇。看来中国苍蝇已在那里绝种。只是在多年之后，我才了解到她指的是「除四害」，是由毛在五十七年大跃进期间发动的活动，不仅要除掉苍蝇，还要除掉被国家认定为异己的人。）
在八十年代，随着中国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人流变成了人潮。一些可能在中国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西方人物（比如，克拉克．雷德（Clark Randt），曾于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四年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任一等秘书和商务参事，现在是美国驻华大使）开始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屠杀的后果促使在中国的外国人被迫离开或解雇，他们主要是有献身精神的中国学者、非政府组织职员、英语教师和为数不多的美国企业家，这一时期也宣告了小黄金时代的终结。
中国政府把天安门运动归咎于受西方影响的结果，因此，决定留下来的外国人，被认为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共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或者是对中国的未来持乐观的态度。吸引外国人来参与中国建设的长远目标又出柜了，但随之而来的还包括：外国人要想得到友好回报，就必须首先证明他们是中国人的朋友。贝彼得（Peter Batey），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的私人秘书有可能是待在中国时间最长、最聪明的外国侨民之一），他敏锐地嗅到了这个新的变化，于是，在天安门屠杀事件后没几天，他就向中国政府申请经商许可，那些惊魂未定的中国官僚起先都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中共不会亏待她的朋友，现在，贝彼得是欧洲商会会长和在公关公司领域首屈一指的亚洲安可公司的主席。
贝彼得曾经公开对中国长期的稳定和发展表示有信心，这样做是为了虚张声势。对外国投资者而言，中国市场的潜力直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演讲后才开始显现出来，这时对西方商业投资者的政治障碍才被清除。从九十年代初期到中期，所有理想中黄金国的因素逐渐依次出现：致富的可能性和东方热土所蕴涵的无限机会与褪色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混为一体，与重新诞生的资本主义形成一种杂交理论：即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需要西方资本主义的三个必备条件（自由放任、民主和言论自由），他们反而认为新中国必须要排斥掉这些因素。
从马克思主义中解放出来，意味着中国自我解放，成为一个异国情调的象征，提供外国人对她表示友好的一个新渠道。即便到了九十年代，中国仍有许多令人向往的异国情调，这指的是毛时代摧残过的，流入民间的一切文化遗产。虽然杂乱无章，却保存了下来，北京到处都能看到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留下的辉煌，等待着艺术史学家、非政府组织成员和世界上前五百家财团老板们的光顾。
既然中共要利用中华遗产，即占主导地位的汉文化遗产，来达到它的目的，「五千年的历史」这句话就不再是随便说说而已了，而是闪烁着耀眼光芒，永不熄灭的火焰。美国侨民能感觉到这种火焰散发出来的能量，甚至以了解中国文化的鉴赏家自居。曾经有一出讽刺话剧（主要是攻击美国文化的实用主义），年轻的演员以他们纤瘦的臀部为傲，还运用讽刺和挖苦等很多表现手法显示他们优于美国的同龄人。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名符其实的性革命－－把一切都搞得更性感和更悖于常理，与西方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中国古老文化遗产的美丽，被建设超级强权的气锤、起重机等机器设备所撞击而扭曲时，整个中国社会好像不约而同地对他们新发明的汉文化持更为开放的态度并且信心十足－－尤其是在西方记者、史学家和收藏家眼中。
最后一批「粗俗和快乐的外国人」（这是八十年代就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侨民对他们的称呼）开始如潮水般地涌入更开化且更令人舒适的北京。在这里，他们不仅可以享受到传统的中国菜肴，还有咖啡、万宝路香烟、鸡尾酒和大批的白糖。但对于追求理想黄金国的人而言，条件依然存在：庞大的臭名昭著的国家机器、没有规则和诚信可言的血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固执而且愚蠢地操纵每一次为成交所进行的谈判，从以上千万元资金建立进口水果的销售系统，到街头水果店为单个香蕉的定价，无奇不有。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你在冬天的北京可以买香蕉，而不只是冬储白菜。任何对新中国过多的抱怨和批评只能说明你并没有真正了解它，还说明你来得太晚，不知道男人是男人，白菜是白菜。（注：在八十年代，美国的国内机构非常热中于把代表派到中国来，然而那些代表们由于缺乏基本的物质保障和工作条件，或者是对中国官僚制度的腐败现象无所适从，因此成效非常有限。但到了九十年代，情况有所转变。随着中国外来投资的增长，要想在中国市场获得利润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时，外国商人也在提醒我们，中国正在发生变化，至少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得到改善。虽然偏远的西部地区仍处于八十年代的生活水平，但我到中国后不久，美国国务院就将北京从「艰苦岗位」的名单中剔除了（许多外交官员对此感到惊愕）。国务院的决定没有错，妻子带了一箱她爱用的品牌的卫生纸来中国，因为她误以为在中国买不到这个品牌；而我则带了一箱隐型眼镜清洁液，后来发现不仅在中国的药店有出售，而且价格比在美国便宜，还附赠眼镜盒。再举一些小例子，早在九十年代前，在中国的一般美国商人就远比在美国的商人过得奢华，家里有仆人、司机，充裕的金钱可负担儿童保育，可以享受成熟的小区服务，持有美国商会的尊贵地位、乡村俱乐部会员身分，打高尔夫，吃最好的食物，并有机会与那些贪图上述享受的人保持廉价的、不道德的性关系。因此，当美国国内机构对与中国打交道感到厌倦时，这些商务代表马上就鼓吹在中国「保持影响力」的重要性。）
新到的外国侨民很快就明白，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就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接下来就意味着你要被认作是中国的朋友。中国领导人至少建立了三种方法让你显示友善。
第一种，夏皮罗和李敦白式。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但这不仅仅是动动嘴皮子，经过了五十年的历练，中国领导人虽然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还是生手，但却能熟练地判断出一个西方人所说的话的可信度是多少。
第二种，即用之于亚洲地区皆准的商务活动－－送礼（投资、政治优惠或者是技术上的援助）。如果贝彼得能为中国引入投资，并愿意在其它外国企业纷纷撤出的时候表示对中国的局势有信心，那么他将会立即得到部长们的接见。如果通过他的公共事务机构进行运作，起码要花上数年的时间。
第三种，学者或记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拍马屁，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好，很多时候会被认为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对中国的向往。
每一个成功的外国商人都会用一到两个上述的办法。就我来说，来中国是帮助北京电视台打造国家宣传企业（夏皮罗和李敦白式），并通过我工作的公关公司为中国引入外资（贝彼得式）。另外，只要看我选择寓所的地点（在北京小街小巷中），就可以说明我是热爱中国文化的，同时我还在追寻中国文化的精髓－－任何一位我的中国同事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有人会问，难道真的需要这些虚伪的做法吗？又有谁会在乎你是不是中国的朋友呢？虽然每个外国商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经历，但我相信，使大家想要成为中国的朋友的动机中，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部分。我不敢对他人的动机妄加评论，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是如何一步步发现真相的。一方面，有像艾德这样的人，从另一方面来说，成为中国的朋友将有丰厚的回报：地位、金钱、甚至还有浪漫的生活方式。我来北京不到几个月就认识了龙安志（Laurence Brahm），他是所有这一切的化身。
我来北京后不久，美国驻华商会的主管傅中宝（Michael Furst），就向我提起过安龙志。龙是一位美国律师，自从八十年代起就频繁出入中国，在北京上流社会中是个名人，他也许会对我的纪录片感兴趣。
所以，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出发前往安龙志在东四的办公室兼寓所，它位于北京中心地带附近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里。冬日的阳光透过出租车车窗玻璃暖洋洋地洒在我的身上，汽车因避震器失灵而左右摇晃，让人昏昏欲睡。从下车时付的出租车费判断，我在龙安志的红色木头大门醒来之前，司机已经带着我在北京市里兜了一大圈。
我迟到了一小时，觉得身上很冷，脑子分不清方向；我略带迟疑地按了门铃，一只红眼睛的小哈巴狗突然狂吠起来（跟许多在北京的小狗一样，安龙志的这只也有结膜炎，这是北京长年被工业粉尘笼罩的结果）。安的助手带我穿过宽敞的庭院，前往他的办公室。看着两旁的盆景，我发现一间满是革命纪念品、雕像和骨董的大屋子，每一个细节都是中国化的。
这些中国物品在我这个涉世不深的人眼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九九年的北京，类似的独门庭院之家没剩下几个，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绝大部分都被征用，改造成多户人家共同的住所。附近的庭院正一个一个的被推土机夷平。因此，想住在像龙安志这样经过精心修复的小庭院里，你需要的不仅仅是金钱，还需要流利的中文；但更重要的是与当地官员的良好关系。
龙安志个子很高，须发修饰讲究，一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的相貌，一头长长的、浓密的银发和湛蓝的眼睛，在北京人眼里是一个绝对的老外。他脸上有一种忽隐忽现的不耐烦，却又同时存在着一种随时可能接受你的表情。在中国商人眼里，他的办公室可能很过时，甚至在政治上也是不入时的：优质的明朝仿古家具，木头格子上挂着他与各位高官和高干子弟合影照片的镜框－－显示他有着广泛的人脉。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名片背后印有办公室所在位置，刻意标明与中国外交部挨得很近（还标出了司法部和文化部的位置）。
我们相互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龙安志告诉我，他在中国和香港生活了二十年，是越南和老挝问题专家。九十年代他担任中国政府的顾问，曾运用他的学识帮助许多军工企业在香港股票交易市场上市；他也是南龙集团（Naga Group）总经理，一个为世界企业五百强提供信息的小型咨询公司。妻子是高干子女，来自一个军队高层将领的家庭；他在修缮自己的庭院时用的是曾经在故宫工作的工匠。
作为一名律师，他对那些关于北京房地产买卖和建设方面荒唐的拉锯式谈判官司有着出乎寻常的爱好。最特别的是，他还是一位写了二十本书的多才多艺的作家（《中国第一》、《诸葛亮处理中外合资危机的艺术》、《在中国谈判之三十六计》、《当「是」意味着「不」》等等）。这些书大部分在香港出版发行，瞄准的是在亚洲经商、生活的外国人。龙安志会讲流利的普通话和广东话，还是空手道黑带。
当他对我述说他的经历时，我不只一次感觉他在吹牛，我甚至还希望他能编出他是如何在人民大会堂做钢琴独奏表演的，或者是用毛的打火机烧了他的手掌。他的口若悬河使我感到有点惊恐，看来他肯定不会对我的纪录片提供任何资助。虽然我搞不清楚他对我用的是什么谈判技巧（诸葛亮的？还是孙子的？），但我还是硬拿妻子少得可怜的钱购买了两本他的新书。
回到位于破旧的老楼里的居室，我翻看着那两本书，开始进入沉思之中。《红都》，写于一九九七年，该书热情歌颂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香港的回归。香港富翁李嘉诚（北京的支持者，我认为他是亚洲版的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被描写成一位与中国领导层有密切关系的「超人」。龙安志还热烈地评述了李如何推平麦当劳在世界上最大的王府井分店，成功地在离天安门广场一箭之遥的这个黄金地面建造了辉煌气派的东方新天地。这类的文章，与指责英国人在撤离香港时到处留下地雷（一座耗资巨大的「白象」机场和虚伪的民主）的各种断言，巧妙的安排在一起。幸运的是，红色政权和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将会最终战胜这些艰难险阻。
《龙安志的中南海》一书以中国的权力中心命名，听起来分外庄严，但部分章节使其看起来在刻意吹捧中国领导人。
书中描写着江泽民看着湖水边的古典花园，回忆起了他曾朗诵过的埃布尔拉翰．林肯关于国家统一的演讲，然后是毛泽东的诗词。江泽民凝视着中南海的湖水陷入沉思中，并问自己如何才能更好地将那些不服统治的地区收归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
在阅读《中南海》时，我回想起交谈中龙安志那令人玩味的口音；忽上忽下，单词的发音中含有明显的错误，好像他很少讲自己的母语了（或者很少接触当前的美国文化，当我们在谈论一个电影剧本时，他居然不知道导演奥利佛．史东Oliver Stone）。虽然龙安志多少让人感到局促不安，但你不能否认他在写作中偶尔显露出来的精辟分析。龙安志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国的黑暗－－腐败的高干子弟、北京市副市长自杀背后的真相和统治集团派系之间的政治争斗等等。他因太了解中国领导人而对中国政权的屈服，这使我更加感兴趣。
龙安志想要了解华盛顿，而我想要了解北京。很自然，我们成了朋友－－临时性的，就像一对奇特的夫妇对他们能够共处一室感到惊喜。每当我以某种借口去胡同拜访他时，他总会说一些让我吃惊的话，比如「我刚与将军们交谈过，他们明天就要进攻台湾，为此他们已经筹划了五十年！」龙安志还喜欢在我面前提出一些说法来看看我的反应。他最喜欢提的就是一九九○年代后期，柯林顿和格林斯潘策划了亚洲经济危机，试图让中国屈服。我们很少发生争执，我从美国商会和一些论坛中知道，他在外国商界中非常受欢迎，不仅仅因为他系统化的学识和与中国高官的关系，更因为他左右了很多长期在华的外国商人考虑问题的思路（注：几年来，龙安志是唯一在美国商会杂志上每月发表专栏文章的外国人。专栏的名称叫「黑猫，白猫」，引用的是邓小平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名言，意思是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当龙安志发表文章指责布什政府故意用EP-3侦察机把中共喷气战斗飞撞毁后，专栏就被取消了。在国际危机处理过程中，这个立场对美国商界来说太具争议性了（甚至连他的朋友傅中宝也说，在杂志上刊登与《人民日报》相似的烂东西真没意思）。然而龙安志的专栏最后还是找到了新东家－－更具影响力的《南华早报》。）。正因为如此，我们总在探讨一个共同参与的项目（一个名为「今日商业中国」的电视节目就是其中之一：一群西方生意人坐在中国古典背景中，一边喝茉莉花茶一边讨论。庆幸的是，这个计划一直处在空谈阶段。）
不管怎么样，龙安志总是在不断打造他的王国。除了南龙集团，他还创立了红都俱乐部，其装饰风格和他家一模一样，这是个有精美菜肴的胡同餐厅。餐厅提供的红都葡萄酒，是他亲自命名的，收藏在防空洞里；当他的红都宾馆开张后，他又另创了红都牌雪茄（也储藏在防空洞里），他带着我参观了一次，虽然这一切都不太适合我的品味，但你怎么能不对两个「贵妃套房」和居中的「埃德加．斯诺单人房」的创作者心生敬意呢？我把这一切称为「龙安志创意」，他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恭维。
我之所以敬佩龙安志是因为他用尽三个方法来证明自己是中国的朋友。他不仅紧跟党的政策方针，而且他所说的也是可信的。他还带来了礼物：帮助一家美国大企业进入中国，并坚持不懈地鼓励他们加大对中国的投资。他也不忘拍马屁，红都王国，乃至他所有的生活方式，都表示他对中国文化在过去和将来占主流地位充满了信心。一天晚上，我们在红都俱乐部喝了很多酒，我问到是什么驱使他这样做的。我很平静地问他，「是中国的独裁统治吗？」「是的」，他微笑着回答。我想，正是因为我也有窥视中国独裁统治下的个人崇拜现象的好奇心，使我们两个走到一起。但龙安志则在创造这种崇拜。
龙安志是不是精神不正常？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做的那些耍花枪的玩意就有很大问题。其它的美国商人也逐渐在向中国的权力中心靠拢，但他们的表面工夫绝对没有龙安志做得明显。权力中心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范畴。观光客可能只把紫禁城看作一处景点，一座引人入胜的败落的博物馆，但这座古老帝国的王宫在地理上仍然位于城市的中心位置，是中国文化和权力不可替代的象征物。在西边紧挨着紫禁城的是中南海，中国领导人的办公地点，它的四周被高墙环绕，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哨兵构成了一层层的警戒线，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不能擅自进入。紫禁城的天安门（城墙上挂着的毛泽东画像每年都在褪色），它的南面是天安门广场。广场的两旁是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它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志性建筑物。
一九九九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整个北京城都被发动起来了，中国领导人离开中南海，站在能够俯看天安门广场的城楼上，向第一列走过的解放军队挥手致意，然后是来自各个省市的、精心挑选的、乘着花车和舞动着旗帜的群众。这种帝王般的架势尽管不太符合历史潮流，但它彷佛是在宣示中华帝国的永恒（少先队员们像兵马俑一样站立在广场四周的边在线，整个活动看起来没完没了，少先队员们事先都发给了纸尿布，以防止有人中途尿急离队）。
自从有紫禁城以来，北京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皇城搭建起来的。以前的古城墙变成了现在的二环路－－北京第一条环城快速路，然后是三环、四环，现在还有为二○○八年北京奥运会修建的五环。这些精心施工的项目不仅仅是为了疏导交通，同时也是在向外界宣示：北京再也不会面对侵略者却束手无策，而是以迅速发展传向中国的其它城市和全世界的动力中心。当然，环城快速道路还可保证大批坦克和战斗辎重车辆在有需要时的通行。
外国侨民住在什么地方跟他们的身分有很大的关系。从北京东北面的首都机场开始，一直到五环路外，当你仔细观察，在高速公路的两旁你能看到一派乡村的景色：被树林分割开的田野，贫穷的农村和少得可怜的耕地，破旧的厂房，然后你的视线被高墙隔断，里面是不断在增加的大量外国侨民的住宅。美国的商务代表就住在这样的地方。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利用美国企业的基础来发展个人事业，虽然他们被视为外国侨民中的佼佼者，但许多人还是选择住在这种便于搭机旅行的房子。这些房子集中在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两旁的空地上，远离喧嚣的北京市中心，龙苑别墅便是其一：
在风景如画的顺义县，毗邻著名的京郊高尔夫俱乐部和骑术训练场。为您呈献十四种设计风格迥异的二百三十一栋豪华别墅。北美风格式的建筑，宽敞的全景住宅，加上无边的景色，演绎出和谐的美感，对崇尚完美的人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小区不动产管理团队将全心全意地为住户提供上完美无瑕的服务。
在这些被欧式建筑风格高墙环抱的广场里，有精心修剪的草坪，备有氯气消毒游泳池的健身俱乐部和出售各种西方货品的商店，以及大批的警卫。这些住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资本支撑着外国侨民小区，在某种更大的程度上，他们也支撑着中国自己。
理论上来说，大企业家们在中国投资后就没有必要再证明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但实际上，许多企业都有当地合伙人，这些人常惹出麻烦。即使经营的是外资而不是合资企业，也躲不开中国政府部门和官员的干预，他们掌握着（或者说控制着）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进口结关证、关税、税收、房地产和基建审批权等，清除这些障碍的唯一办法就是未雨绸缪。最后，你不得不与某位部级的高官建立关系，而且还要做两件事情：一件是为高官，另一件是为中国（为高官打掩护）。比如，富士施乐（Xerox）和通用公司（GM）帮助北京争取主办奥运会；或者星空电视（StarTV）的执行总裁梅铎次子詹姆斯．默多克出席在比佛利山的比尔克恩学院举行的公开论坛时称法轮功是一种「危险的」和「迷信世界末日的宗教」。凡事贵在坚持。如果你不能参加美国商会每年为感谢中国官员而举行的「美国商会感恩晚宴」，那么这将对你事业的发展带来坏处，并失去很多机会（曾任英国商会主席的贝彼得，曾就座位安排引出的纠纷在类似的宴会上为英国保险公司的老板们劝架）。
从北京首都机场和五环路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到市中心的路上，耸立着一系列广告招牌：诸如朗讯（Lucent）、摩托罗拉和西门子（Siemens）等，这些广告招牌压在一排行道树之上，把这些公司的意图表现无遗。防沙林后面是一排用砖盖起的平房、自行车和缺乏动力的面包车－－陈旧共产主义中国的残渣。然后，在五环和四环路之间，一片片混凝土公寓住宅出现在眼前，好像一个遭受地毯式轰炸后的大城市正在进行重建。其中一些是外国侨民的公寓，这些小区效仿香港风格，不同的建筑群使用不同的色调加以区分。小区的边上是小商店、意大利餐厅和营业至深夜的咖啡屋，它们都是中国人开的，瞄准的消费群体就是住在这里的外国人。在这儿住的都是劳工阶层和野心勃勃的、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大资本家的美国青年。从他们位于首都机场和紫禁城之间的位置来看，他们不打算在北京久住。他们喜欢快节奏的现代中国，许多人可能很快被派往纽约、东京、香港，或者至少是上海等地方。因为他们都处于管理层以下，住在四环路边上的美国劳工阶层不需要去证明什么，只需与他们年轻的中国同行一样－－厌恶政治，唯公司高层的命令是从。在所有外国人的社群中，他们是最自由的，因为，艾德和他的同类不会跟踪他们。
如果你进入三环路以内，展现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北京。极权统治下的拙劣作品：标有国际东方文化交流贸易中心等诸如此类的建筑群；有专人警卫的景点：为高干子弟开的餐厅、行人地下通道兼防空洞、名字叫「成功」之类的性俱乐部、大铁门上标有某路某号的共产党机关和国营的外国人住宅区。这就是北京疯狂的城东地区，荒诞无常、腐败糜烂。到了夜晚，你的感受会尤其真切：被灯光照得血红的建筑物、坦克为特别节日进行演练、穷困潦倒的北朝鲜大使馆经营的冷面馆以及太空九号俄罗斯迪斯科。贫穷和粗野弥漫在这个缺乏管制地带的各个角落，甚至偶尔还会爆发疟疾，就像不断扩大的丛林在蚕食分崩离析的巴西利亚广场。
这里是大多数长期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的居住地，他们是中国真正的朋友：维持美国驻华商会和美中贸易委员会运作的商人、律师和顾问，正是这些人每年在游说国会，并为中国引入大量的投资。他们住在新落成的高层建筑里，其中有些人还能在租金方面得到小优惠；交换条件是允许将他们的名字和照片印在宣传单上，以此来吸引中国的暴发户。房间里配备了最新的家用电器和大屏幕超薄彩色电视，与其配套的是高档仿古家具，包括宫廷式的配有四根立柱的睡床，这一切反映出这些外国人意在中国久居。外国记者和使馆工作人员也住在这里，许多住在外交人员公寓，这些楼房布满了天安门镇压期间自动武器射击留下来的弹孔。尽管楼房的外表看起来简陋，但里面房屋的面积非常大，而且位于市中心，视野开阔，一览无遗，只是墙壁里布满了大量的窃听器。
居住在三环路内的外国人一般对现状都不抱持批判态度，他们认真经营在中国的事业并拥有深厚的专业背景：如互联网分析员彼得．劳夫洛克，历史学家福里达．莫克，以及一些记者等等。在所有的外国人群中，也许你会猜测外国驻华记者都会拒绝成为中国的朋友，他们会对中国状况的改善，以及美国的商业和文化促成这一改善的主要因素持尖锐的怀疑态度。但是，在北京我看到的批评和调查性的报导比我意料中要少得多。
白克尔（Jasper Becker），《南华早报》驻北京办事处前主任，是一位专门揭露中国真相的作家，着有《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揭露了毛泽东制造六十年代初中国大饥荒的真相。他在书中指出，根据相关统计，在那段时期总共有四千万中国农民死亡。他查阅了官方文件，采访了逃荒到香港的难民；但更重要的是，他一箭中的，证明毛泽东是这场大饥荒的始作俑者！他亲自到最偏远贫穷的省区，历时数月，对大饥荒的幸存者做面对面的采访。
当我第一次遇见白克尔时，我称赞该书写得非常感人。但是他看起来好像有点无所谓，有点不当回事，「我的任何一个同行都可以写出这样的书，只不过他们不愿意去做罢了。」
没有去做的个人原因可能因为他们是身在中国的记者，但还是可以做出下列归纳。在中国做新闻报导也许没有像在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那样困难，但是CNN的报导还是经常遭到封杀，记者被拒发入境签证，想要进军中国的大传媒机构要非常注意自己的立场（比如，白克尔和林和立同为中国方面的专栏作家，但当《南华早报》决定开创中国市场后，他们都被解聘了）。因此，新闻机构在北京不得不规范他们记者的「操行」。他们用正面消息（《纽约时报》对中国首次地方选美大赛的报导）来冲淡负面新闻（《纽约时报》揭露艾滋病在中国一个内陆省份蔓延的情况）。他们把那些看起来好像是要把西方的人权和民主观念灌输给中国的语句删掉（这些语句不「客观」）。
一位美联社记者向我骄傲地说，只要他一觉察采访对象流露了愤怒或报复的「动机」，就立即打住。这就意味着在中国，许许多多有意义的新闻题材永远失去被审视的机会。
北京的外国记者不仅要对付他们老板的删节和中国政府的监视，还必须在一个难以获取真正信息（统计数字、公众态度、所有权、投资规模、消耗和利润甚至包括规范用语等诸如此类的新闻报导最基本的要素）的环境下工作。记者们不得不像美国商务代表那样在中国政府官员前毕恭毕敬，只报导一些日常的大众化新闻。记者和商务代表在这方面都学乖了。在一次西方商业代表的游说成功后（中国政府放宽了对编码技术的政策），我问美国驻华商会主席提姆．斯特拉特福（Tim Stratford），为什么在论功行赏时，对我所在的公关公司（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只字未提。斯特拉特福把我的话给顶了回来：「在这个地方，你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你在做什么！」美国卫星公司休斯（Hughes）和劳拉尔（Loral）发生丑闻后不久，在美国大使馆的一次聚会上，一位来自休斯的代表吹嘘着（确切地说，应该是喊叫），如何封杀了一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因为该名记者写了一些他不喜欢的文章。事实上，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新闻，只要出现一则对中国政府或者对美国在华商界造成威胁的有力度和深度的新闻调查报告，该名记者得到的回报就是被列入黑名单。
当你步入二环路，你就进入了北京的老城；喧闹的声浪逐渐消逝，尤其是在胡同的居家里面，这会使你想要寻求异国风情的愿望愈发强烈。外国人是不允许进入中国普通百姓家的，直到最近，这个禁令才被解除。在整个九十年代，野心勃勃的外国青年为了低廉的租金和体验真实的中国，冒着被警察发现的危险租住在破落的住宅楼里和新胡同住宅区，甚至搬到连热水都没有的老式院落里。他们属于最新的一类外国侨民：其中包括刻苦学习汉语的外国青年，异国夫妻、前卫艺术家、以及各式各样的人们；他们不愿意花钱坐出租车，有些人还宣称他们乐于使用大众交通工具－－公共汽车、地铁和自行车。许多外国青年确实把促进中国艺术、音乐或其它方面文化领域的发展当作自己的事业；比如支持北京奥运会，既是为中国做贡献，也是为个人发展。这些追求新奇的外国青年大都在大学时期被教导，当遇上声明自己是受害者的人时，要避免使用西方的价值观或干脆不用任何价值观来判断事情。
中国宣称自己是受害者，可以接受一个正在改变的中国以及承认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只要中国的国力不如美国，有关中国的崛起是否真的对世界造成威胁就不值得探讨，因为那种讨论会被认为有霸权主义倾向。面对每天要与中国朋友和恋人相处的压力，美国青年们很快找到了一种不触犯周围人们脆弱情感的中国式的圆滑。那就是表现出随和忍让的姿态，注重强调不同文化冲击带来的乐趣－－要么拥抱这个浮躁的世界，要么孤独一人。（注：一些为数不多的、来自美国的年轻人，在中国的制度下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受到政府部门、军队首长和高干子弟的庇荫。一位来自英国的年轻淘金者非常隐涩地告诉我，他如何成功地将武器零件走私到北韩；一个美国人则虚伪地向我抱怨，他花费了不少时间在国际航班上，只因为要把好莱坞最新发行的影片带进中国，以供中国人翻制成VCD或DVD出售；有一些人无法有更好的发展，干脆搬回北美。大山，从加拿大留学生变成中国娱乐界名人。他因为在电视节目上戴假辫子而受到全中国出租车司机的喜爱，也因为愿意在天安门镇压后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而得到中国政府的青睐。）
作为一名新来者，我也想融入中国。就在我开始为公关公司工作后不久，收入的增加使我具备了到北京胡同里居住的条件。菊儿胡同紧挨着鼓楼，在紫禁城的北边，这里的住户百分之十是外国人，是中国最早对西方人开放的地方之一。在北京市前市长和瑞典方面的援助下，菊儿胡同被建成一条既保持了老北京风格又设有高档住宅设备的混合体；建筑物一般只有三、四层楼高，融入了新式的东方建筑元素，大部分的厕所都被设计成中国传统的蹲厕。整体融合了具有东方特点的IKEA（瑞典家具品牌）设计风格，因此大部分的公寓显得高雅体面；但是在小区的中间位置，却有一家专门卖罐焖狗肉的地下餐厅。
要想找到我们住的地方必须穿过几条老旧的胡同小巷，来到菊儿胡同的入口。这里停满了自行车，洗好的衣物挂得到处都是。你要从左边走上楼梯，如果你不小心沿着楼梯朝下走（我曾经犯过一次这样的错误），就会看到一排排阴冷潮湿的房子，里面摆满了铁架床，彷佛是运送奴隶的船舱，里面住的全都是中国的民工；他们算是比较宽裕的了，至少不用睡在建筑工地的帐篷里。我经常对站在楼梯上，用海绵从铝盆里汲水洗澡的民工惊讶不已。
走上楼梯，看到的是一个破旧的旅馆，比地下室好不到哪里去。二楼的房间条件稍微好一些（但晚上就寝还得把白天收起来的床拉出来，地板会被磨得吱吱响）。三楼和四楼就是我们的住所：一套复合式铺着木板地板的住房，两条露天走廊和一间温室；房子的面积不大，但是收拾得很利落，最大的优点就是视野良好。北京是一个在规划中不断被推倒和重建的城市，除了几根电线杆和屋顶有小耳朵的派出所外，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鼓楼和它的姊妹－－钟楼，作为这个满清城市的城墙，它们从十五世纪到现在就未曾改变过。
搬进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在露天走廊上聚餐。工业烟雾在白天已从城市的南边散去，北京真实的地理特征开始显露出来：由于缺乏树木和植被，这个沙漠化的城市昼夜温差比较大。当太阳消失在鼓楼后的天际时，中午的炎热已经从屋顶的瓦片散发掉，开始吹来习习的凉风。一只蝙蝠（在中国被认为是吉祥物，与「福」字谐音）在走廊上飞来飞去；一群流浪猫受到炉台飘出的菜香和一只发情母猫的吸引，聚集在屋顶上；牛排在烤架上「嘶嘶」作响，妻子摆弄着鸡尾酒搅拌器，四周飘散着高级雪茄的香味，屋里传来阵阵约翰．麦克考马克的爱尔兰思乡民谣。
列克斯（Rex），我的一位年轻朋友，正在喝酒。他没事的时候，总喜欢打听邻居的隐私。当我问他是否喜欢这个耸立在屋顶上方、像个岗亭般的鼓楼时，他认为用「岗亭」这个词来描述我们的邻近再确切不过了；然后，他向前指出了五个清晰可见的军事设施和院落，距离这里不太远。离我们最近的那个院子是属于一位空军将军的，为了安全起见，这些院子没有挂招牌，或者任何标志。
在这里，我们离中国权力的核心不远，中国领导人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抗争期间也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菊儿胡同附近的居民为这次抗争提供了大量的后勤支持，每天都给抗议者送上食物和其它用品；同时，城市周边的居民成功地阻止了军队一次又一次的行动（当和平请愿失败后，他们用能找到的任何东西筑起障碍物以阻止军队的攻击）。最后，中国领导人决定调用来自遥远西部的少数民族军队镇压抗争者－－那些农村小子在遭受北京政府多年的压迫后，也许会乐于屠杀居住在大城市里的、在他们眼中是富人阶层的汉族人。
领导阶层从天安门事件中吸取了教训，那就是不能只信任其中某一支军队，而是要把来自不同军种的特种兵、宪兵和军官们组成小分队，逐一渗透到北京周围的军事单位中去（尤其是位于二环路内的军事单位），藉此保证有足够的、永远效忠当局的军事力量对新出现的「威胁社会稳定」的事件进行镇压。
我刚搬进来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居住在胡同里，在中国商店里购物，品尝地道的菜肴，多么有趣的事情呀！但是，我后来逐渐感觉到事情并不如我想象的轻松。戴着红袖章的老太太随时会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消息收集上报；警察会沿着巷子来回走动；我的电话里总是有滴答声。列克斯关于军事设施的说法是正确的。每天清晨，我和妻子都会被驻扎在旁边的解放军士兵响亮的操练口号吵醒，那声音就像石头直接砸在窗户上（你的生理时钟不得不按照他们的习惯来设置，你甚至可以从军队的士气猜出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地位，当美国的EP-3侦察机被扣留在海南岛时，他们的喊声充满了喜悦，如狼般响亮）。我和列克斯对此感到好笑，并把他们称为「混混」，但我们也明白，这是他们的世界，我们只不过是住在这儿罢了。
胡同的治安状况非常好，街道打扫得很干净。士兵们起得很早，大声宣示他们的存在，然后开始忙他们的事情。新鲜感过去后，我突然意识到，在每天的贫穷和严密控制下存在着某种阴谋，这令我不寒而栗，也使我对自己正在走的路感到怀疑，那是龙安志式的道路。无论龙安志在别人面前表现出多么大的自主权，他仍然像别着红袖章的老太太们一样，是中国中央集权统治下的顺民。在工作中，我开始走神；在讨论中国事务时我甚至还会脱口而出「警察帝国」的字眼，彷佛患了图雷特综合症（编注：Tourette，一种精神疾病，主要表现为反复抽搐，逐渐发展成吸气、呼气和不由自主地发声，好触碰他人并说些污言秽语。）为此我受到细微和善意的批评，但他们根本不应感受到打扰。我知道，在商业活动中不能贬低自己想要推销的产品－－中国。
作为中国认可的朋友，在整个外国人圈子中，我不只一次听到这样相似的话：中国正在改变，我们要帮助中国取得进步，你要明白的是，她不仅是在经济上得到增长，在政治上也正逐步向西方靠拢。当然，除了非政府组织成员，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见过村民选举大会，或者是其它一些橱窗作秀的玩意。我多次听说，在北京，派系之争在进行着。在中国更替领导层之前（据说即将上台的胡锦涛是一个锐意改革者，并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和平政权移交，类似的传言没完没了），统治并掌控中国的是江泽民，其次有能力与江抗衡的是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侨居那里的外国人以私下诅咒李鹏为荣，对江泽民保持一种有分寸的尊敬，而对朱镕基则大加赞赏。
朱镕基不仅被认为精于算计、头脑灵活（根据中国的政治标准），而且还被看作最廉洁的领导人。
唐．圣．皮埃尔（Don St. Pierre），这位脾气暴躁的前北京吉普总裁曾经用一种恭敬的口气告诉我（可能在转述过程中有些添油加醋），朱镕基如何通过打压他的中国合资人拯救了他的企业；为什么朱镕基是他唯一可以信任的中国官员；他与朱镕基一同旅行，一同接见各处地方官员的经历；朱镕基对中国官僚的腐败深恶痛绝，朱镕基曾经反问道：「对这些人我又能怎么着呢？」
听到这里我没有表态，我明白，朱镕基在打击官僚腐败上绝不手软；但同时我也知道，他在支持和扩充警察权力的态度上非常坚决：施行监视行动，鼓励告密者和加快死刑判决的执行等。从朱镕基深化经济改革，进行技术革新和使中国贸易平衡等来看，他表面看来在某种程度上是亲美的，但我怀疑他只是了解了美国企业的心理。在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他学会了如何玩弄美国的政治制度；对即将上台执政的态度强硬的布什总统班子，朱镕基打的是「经济牌」，那就是，通过引入欧洲、日本与美国竞争，从而威胁美国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利益占有率，直至促使美国商界同意游说华府制订更加有利于中国大陆的台湾政策。
我多次听到江泽民「亲美」的说法，称他在任内致力于与美国保持睦邻友好，并建立了战略性伙伴关系。但美国大使馆的军事防御分析家非常肯定地告诉我，根据江泽民在军队内部的会议谈和发言显示，江与李鹏一样的反美。在我看来，江泽民与美国的伙伴关系更加具有讽刺意味：他感兴趣的是中国与美国平起平坐，藉此在国民心目中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并证明他统治的合法性。（注：江泽民的一名前幕僚，在华盛顿的宾馆里向我述说了一个关于江泽民试图在气势上压倒反对派的可笑故事。在江上台后不久，他准备接见一个来自西方的小型商务代表团，那是他第一次接见这类团体。他对于如何给人一种强硬的、有信心的印象感到紧张，这种紧张的情绪也影响到他对该穿什么样衣服的考虑。来自有前瞻性战略眼光的上海帮系的江泽民，喜欢穿香港样式的西服。但是像邓小平这样在中国权力至高无上的领导人却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不管接见谁，都是一身中山装。江在这方面显得优柔寡断。最后，他选择了中山装，但是却在外面披了一件夹克。）
为什么我们要在中国领导人中区别好人和坏人呢？我的一位朋友，美国商会董事会的成员，头脑相当灵活，告诉我这很重要，因为事实上中国暗地里在与美国以及其它现代化的民主模式融合。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最近与夏皮罗在龙安志的红都俱乐部一起吃饭。夏皮罗，一位坚定的毛派分子，自一九六三年起就加入了中国籍，他现在是全国政协负责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员。夏皮罗告诉我的朋友，在美国有共和党和民主党，因此，人们认为这样是民主的；在中国也有各种党派，但它们不能够称之为政党。在这里也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夏皮罗能够分辨出与他打交道的官员是属于保守派还是改革派。因此，他们有没有驴子和大象的标志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也照样存在竞争。
我问到，夏皮罗所指的派系与Bloods和Crips这样的黑帮组织有什么区别吗？它们也存在竞争，人们甚至还可以轻易地从对方的纹身、头巾颜色或者其它的特征判断出实施攻击的是Bloods还是Crips。但是这些帮派对贫民窟承担责任了吗？又是谁因为害怕，而率先把他们选出来控制贫民窟的呢？我的朋友很快在这个问题做出了让步，但我还是对他那么容易就被夏皮罗说服而心有不甘。
正当疑团在我心头越积越多时，发生了一件事，使我与龙安志的友情出现裂痕。从二○○○年到二○○一年期间，龙安志忙着出一本名为《中国世纪：下一个经济强国的苏醒》的新书，他计划邀请一些掌握中国未来经济和政治走向的部长和西方商界的明星为其新书作序。为了使读者能更好理解上下文关系和背景内容，龙安志还将在每个章节的前面设下开场白。
为他新书作序的名单真是星光熠熠，尤其是来自西方大企业的名人，其中包括美国各大公司的首席执行总裁、少数非政府组织领袖、美国驻华商会执行总裁傅中宝、世界经济论坛管理总监克劳德．斯玛迪亚、加拿大驻华大使贝祥（Howard Balloch）。中国方面有来自以下部委的部长：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外交部、对外经贸委、信息产业部、国家经贸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另外还有国家高等法院院长、人民银行行长以及作为点缀的夏皮罗。
朱镕基还将亲自为该书撰写前言。有这么多重量级人物垂青，龙安志想必能够得到一家实力雄厚的出版社的支持，那就是香港约翰．威立父子出版公司（John Wiley & Sons）。
二○○○年的秋天，龙安志与贝彼得联系，邀请他撰写其中的一个章节。如果你想从顾问行业挑一个代表的话，贝彼得是最好的选择。贝彼得在北京生活多年，操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国政府的设置和运作。作为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斯的私人政治秘书，贝彼得因促成中英双方签署第一项贸易合约而一举成名。八十年代，他担任过安德生（Arthur Anderson）的首席代表，并在一九八九年创建了自己的公司－－贝特伯恩有限公司（Batey Burn），并在九十年代成为中国英国商会主席，现在是一家在中国居领先地位的顶级公关公司－－亚洲安可顾问有限公司（APCO）－－的主席。他还是新成立的欧盟商会副主席（很快就要成为主席）。
在他手下人士的督促下，贝彼得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敞开窗户的中国」，文章以历史为主轴，叙述了「中国经济的重生和继续经济改革将会遭遇的挑战，以及在新的世纪实现腾飞。」贝彼得论述了中华帝国的兴衰，明确提出了中国能否在二十一世纪重新占据世界领导地位的问题。
经济贸易的开放在多大程度上促使中国在理念世界的开放呢？中国最伟大的时期也就是她最大限度开放的时期，现在这个时期会延续下去并扩大已经取得的成果吗？贝彼得认为：可能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有观念上的撞击，务实的中国领导人已经解散了很多亏损的国营大型企业，并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中国在思想观念上也能够保持对外开放的话，贝彼得在最后总结：
中国的未来应该是光明的。她的领导人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无论什么都不能难倒目前朱镕基领导下具有才干的政府部门，尤其是如果他们能够注意并记住邓小平的名言：「改革开放难免会飞进来几只苍蝇。」
我认为，这个说法没有任何可以引起争议的因素。因为我与龙安志和贝彼得的关系使我成为他们的中间人。我读了贝彼得的文章，把它编排了一下以减少字数，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寄给龙安志。安志的反应是：看起来不错。
几个星期后，我打电话给龙安志，问他对文章做修改了吗？他说他做了一些删节，为了能使其更好地与书中的前后章节联系起来，但不用担心，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他的回答使我隐约感到不安；我很客气的请求他给我看看修改后的草稿。龙安志同意寄给我，但是语气里透着一丝紧张。
当修改过后的文章出现在我的计算机屏幕上时，我明白了。就在文章的开始部分，贝彼得有一句描述中华唐朝帝国崛起的话：
它成功地将周围的国家变成了殖民地或是附属国。
龙安志则修改成：
它在外交和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因此许多邻近的国家都把中国当作是他们的宗主国。
这就与中国官方对历史的解读统一了口径：中国不是殖民者（她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是受害者，野蛮的西方侵略者才是殖民者）；中国通过外交和贸易手段使其它国家主动承认她是「中华帝国」，而不是通过武力。这是对中国过往历史的连续性和正义性的解释版本。
再往下，贝彼得还写到：
中国长期以来非常羡慕新加坡的动态市场经济和由民主政治掩盖起来的一党统治模式。当这个模式的缔造者，著名的李光耀总理，最近宣布要进一步民主化并尽快结束人民行动党的独裁统治时，这对仰慕新加坡模式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龙安志修改为：
中国长期以来羡慕新加坡国家主导下的动态市场经济模式，但认为，发生在新加坡的经济奇迹也能够在当今中国规模相当的任何大城市发生。
另外，贝彼得曾经写道：
互联网所带来的现代通讯技术对党的统治来说是一场噩梦。它是否能够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来阻止政治意见的交流和反对团体使用这项新技术，而又不影响在网络网络上进行的经济、技术、科学管理以及其它方面的信息交换。
龙安志是这样修改的：
互联网所带来的现代通讯技术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它是否能够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来阻止负面政治宣传的交流以及商业信用卡的伪造，而又不影响在互联网上进行的经济、技术、科学管理以及其它方面的信息交换。
随后，龙安志把文章的剩余部分都做了彻底的删改，完全变成了共产党的口吻。我印出一份对照版本，前往贝彼得的办公室，一言不发地交给他。他一边看一边轻轻地摇头，然后微笑，最后是大笑，直到笑出泪水，沿着他的两颊滚落下来。
后来，我与龙安志就修改稿在红都俱乐部又做了几次深入的讨论（贝彼得和我屈服了，龙安志立场坚定），龙安志对稿子还做了最后的修改（但拒绝给我们看修改后的内容）。最后，贝彼得将他的文章撤出了《中国世纪》。（注：当龙安志就修改进程接受采访时，他说：「除了一些部长主动作序和朱总理亲自撰写前言外，中国政府没有参与该书的任何筹备工作。同样的，对每一位投稿者而言，不论他是跨国公司的执行总裁、学者还是传媒评论员，都有决定文章内容的自由。在撰写各章节文章的过程中，每位作者都不知道其它人写的内容，除我之外，因为我是这个项目的协调人。这是有意在创造一种完全独立的思想环境。许多来自商界领袖的评论对中国政府政策和方法的转变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他们从专业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政府要想取得既订的发展目标，仍需要对目前的政策做一定的修订。同样的，中国方面的投稿者中具有传媒评论背景的人士很坦率地指出，中国在新闻方面仍需进一步解放。所以，这没有『糖衣』之说。我确实要求投稿人具备冷静的头脑，能够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他们所写的内容才显得对中外读者都有价值。」）
那些没有将他们的文章撤出的名人有：柯达（Eastman Kodak）董事长乔治．菲舍尔、西门子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海恩里奇．皮埃尔、洛克威尔（Rockwell）（国际）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唐．戴维斯、韦斯丁豪斯公司（Westinghouse）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查尔斯．白、德国拜尔公司（Bayer AG）主席曼弗雷德．施耐德、高盛国际公司（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主席兼行政总裁彼得．萨瑟兰以及星空电视（Star TV）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梅铎次子詹姆斯．默多克。他们得到了一次拓展关系的绝佳机会作为回报：朱镕基总理的接见。那本书的发行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它提醒人们夏皮罗和李敦白时代并没有完结，而是在同时并进。那个左膀右臂依然能够把五环路外面的人拉到中国政府的轨道上。
我仅就对龙安志《中国世纪》的第一章节谈谈自己的看法。龙安志站在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上，在每个章节的开头加上差别不大的、有关背景的叙述，行文具有中国式的风格。他的开场白如下：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北京。昨晚下了一场大雨。雨在黎明前停止，秋风驱散了薄雾。当我来到天安门广场准备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的庆典时，太阳已经从云层中绽露笑脸。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等高大建筑物上的红旗冉冉飘扬，映衬着广场。看来，今天是一个晴朗的、阳光灿烂的好日子。
这只不过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宣传」原则的一个小例子罢了，所有的中国记者已经遵循这个原则五十年了。龙安志的文章背叛了美国精神，在文章中人们总会看到清晨八点响起的钟声，晨雾最终散去等诸如此类的描写。龙安志一开始就编织了一个灿烂阳光的谎言。
头一天晚上雨下得很大，甚至引起传言，说党的领导人为了避免雨势影响游行，特意让雨提前下完。但到了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我站在一个外交公寓的阳台上，手里拿着啤酒，看着正在建国门大街上集结的装甲车队。天空堆满了云，阴沉沉的，让人感到沉重。那种老天也应该顺应共产党的意愿而行的说法实在可笑。就像奥林匹克委员会来北京的时候，当局在草地上喷洒绿色涂料，这也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在书中（每个章节的标题都让人心惊肉跳：「史无前例的创举」、「中国，再也不会如紫禁城般封闭了」、「柯达和中国：七年的柯达纪元」），难道龙安志的小谎言只是开场白吗？这难道不是编者为了让读者接受各种更大的谎言之前所进行的热身准备吗？
那又怎么样呢？游行的场面（包括天空）被无数摄影机拍了下来，以便后代子孙们可以观看。但是，从龙安志坐的观礼台望下去可能是无数中国人的笑脸。他早已不在乎这些了，他一直形只影单地这样做。现在，他的家不在美国，甚至也不在中国，而是在二环路内的理想黄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