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大陆互联网之父可不是件容易事。孩子们跑来跑去，船桨拍打着湖面，空气中弥漫着烤羊肉的味道；而麦克．罗宾逊这位年轻的美国计算机工程师，僵硬地坐在什剎海前的岸边，面对空无一人的咖啡馆，低声说着中国大陆互联网受到管制的事：「哪个更好呢？极权监控式的互联网？还是根本就没有互联网？」
一九九六年麦克被中共当局和冠博通讯（Global One，由美国速跑公司Sprint、法国电讯France Tele-com和德国电讯Deutsche Telekorn合资组成）聘为总工程师，负责在中国大陆为大众浏览国际互联网建立第一个与之联结的网络系统。
有一天他心情非常难受，因为与他一起工作的中国大陆工程师突然召开一个特别会议，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对中文互联网上的电子邮件和网址做关键词搜索。麦克回答这很难说，因为在网络上旅行的所有信息都被分割成包裹；试图窥探这些信息包裹很难，加密的包裹尤其困难，你需要在传送过程中拦截到这些包裹，然后查核其中的信息。他们接着说，你可以做到吗？第三次开会时，麦克发现就连他的这些计算机怪才同伴也打算放弃这种念头了。但高层的某人坚持着，在进一步兴建互联网之前，他们需要监视中国大陆用户到底用互联网做什么。对工程师来说，这只是为了保护自己而走走形式而已。只要这个外国人保证将来中共能够建造互联网防火墙来排斥外部世界并监视自己的国民，工程师们就能与他继续工作。「是的，可以做到。」麦克这样告诉他们，于是他们回去工作了。
美国人乐于作梦，前往中国大陆的每一代人都与梦想同行。一九七九年以来最大的梦想就是中共垮台，中国大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市场。美国商人与熟悉中国的人们长久以来反复这样预言，认为此景已经出现或即将来临。然而，麦克并不那么天真，他认为所谓「民主即将到来」的这种花言巧语是为一己之私服务的。身处其境，他可以感受到中共当局建造互联网的真正意图。
麦克的朋友彼得．劳洛克（Peter Lovelock）说：「这些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既要控制通讯手段，又要利用这些手段，使其充斥了中共的声音。如果他们能隔断外部世界、隔断中国大陆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谁还会跟着别人乱跑呢？」彼得在北京主持信息咨询公司MFC（Made For China）的调研部门。
但对麦克而言，对互联网特有结构设计的执着，超越了成为中共当局共犯的顾虑。互联网最初是由兰德（RAND）公司的研究人员所发明的系统，旨在美国遭受苏联核攻击后，能够透过受损的网络传递美方的指挥命令讯息。这种系统显然可以有效且安全的在成千上万的中国大陆网民的噪声中传递讯息。任何抵抗都是徒劳无功的，甚至在中国的外星人也无法抗拒。言论自由这只精灵一跳出瓶子，那些关于中国大陆民主时代来临的预测，早晚会成为事实。
但是那种前景现在出了问题，不是因为网络结构设计有纰漏，而是因为美国公司的价值观在几个个案上出了问题。让我们接着麦克的话题，在北海坊膳享受三十道菜肴的宴席期间，听听一位温姓中国高级工程师一边喝着鱼翅汤，一边讲给我的故事。
随着中国大陆互联网的扩展，美国思科（Cisco Systems）公司引起中共的注意。该公司在建造防火墙阻拦病毒和黑客方面享有盛名。然而中共当局要思科解决的问题有点特别：如何防止国内十亿人从现在开始无法接触政治敏感的网站。
它是这么做的：如果一名中国大陆网民设法浏览国外一个有政治内容的网站，譬如《大参考》网站（由中国异议人士在美国创建），或是其它宣扬民主、独立或人权的中文网站，其网址将被一个过滤程序认出，而被剔除。浏览请求将被扔进电子垃圾箱，同时用户会收到一条平淡的讯息：「操作逾时。」
真了不起！但中共当局在实现这个操控机制上有一个问题。由于中国大陆借着互联网可获利丰厚，八家主要网络服务提供商（ISP）迅速涌入，并且有四条通道与外部世界相连。另外，中国大陆一些小公司也到处接触与美国直接联网的大公司，伺机购买后者剩余的网络容量。那时西方投资犹如淘金般的狂热，正是中共当局摩擦互联网神灯，乞求精灵带给他们实现成功的愿望。值此之际，中共当局的监控似乎有些失调，几个部门为了争夺管辖权引发分裂，造成中国现代史上「战国七雄」的局面。
中共当局逐渐认识到，一旦放出互联网精灵，将造成巨大「损害」。在华外国侨民经常提起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解放军将军周末上网漫游，发现不仅可以浏览异端西方新闻，还可以看到《花花公子》杂志的裸体插图；于是他呈报中央领导，汇报这个新技术带来的一些问题。中国当局寝食难安，他们需要西方投资，以避免城市失业状况失控；也需要继续维持国有垄断（这样可以从他们手中控制的，如中国电信这样的实体中，继续获取回扣）。政治生存的需求迫使他们使用尚未拥有的技术来控制这一新兴且强而有力的媒体管道。
为强迫众人与政府目标保持一致，中共当局决定对互联网实行标准化，并在全国各地配置防火墙。公安系统一直以人工方式，利用关键词检索，搜索网络上的「违法网站」（譬如浏览西藏独立网站），并将封锁的网站名单通知给网络服务提供商。
问题是，互联网的使用量成指数增长，到一九九八年为止，在线账号已超过二百万户，相对于四、五百万名使用者，上网人数每六个月增长一倍。由于网络交通量急速上升，公安部与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过滤与内容检索工作几乎忙得焦头烂额。
在中国大陆，「防火墙」与「审查制度」几乎是同义字；整顿互联网不仅需要外来协助，更需要特殊的装备，以便从内部将大陆的网络交通重新导向、拦截。电子邮件是其中防范的要点。
一九九七年，当中共当局决定建造一条电子长城时，由中共信息产业部牵头的几个部委至少考虑了三家公司：海湾网络公司（Bay Networks）、升阳公司（Sun Microsystems）、以及网络霸主──思科公司。来年，思科击败所有对手，取得中国电信大部分合约，负责打造中华网。
思科在产业中以客户满意与「一条龙」解决方案著名。北京的工业专家都知道，中共互联网的防火墙出自思科之手。思科是如何获得这独霸一方的地位呢？据中国工程师温先生说，思科专门为中共当局所垄断的电信业开发了一种路由器设备、整合器、和一个「特殊防火墙盒」以满足政府监控的目的，还慷慨折价出售防火墙盒。温说，在西方类似产品五万美元一个，在中国一个盒子只卖二万美元左右，而中国电信买了「数以千计」的盒子。
一九九七年IBM总裁罗．哲斯特那（Lou Gerstner）与江泽民会面后，IBM协助安排了尖端技术贷款，导致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中国大陆防火墙采用了思科的路由器。麦克．罗宾说：「思科公司狠赚了一笔，他们已经遍布各地了。」在整个中国大陆，只要互联网用户搜索被封锁的网站，他们就会看见「操作逾时」。
思科不否认在中国大陆的成功，它的代表最初也不否认曾根据中国大陆市场的「特殊需求」对产品可能做过改进。思科公司从来没有在世界其它地方这样做过（稍后思科有位经理对我的朋友证实，这种作法在思科公司内部引起很大争论）。但思科断然宣布，对于中共当局如何使用它的防火墙，不承担任何责任。
北京思科公司的系统工程经理戴维．周（David Zhou）在北京西郊的公司总部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们对中共当局的规则毫不关心，这与思科无关。」我承认这说法有一定道理，即枪本身不会去杀人，而是使用者的问题。你能期望一家制造防火墙设备的公司做什么呢？难道停止制造防火墙吗？
他满怀信心地补充，思科的路由器有能力拦截信息和进行关键词检索，「我们有能力深入查看这些封包。」这表示他们只要愿意就可在中国大陆网络上随意进行关键词检索吗？对，就是这么回事，周表示同意。当我问他思科的工作要向哪家政府部门汇报时，他说，思科接受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和人民解放军的直接监督。
思科允许解放军查看封包吗？周可能不知道，也可能不愿意说。但二○○一年四月十八日，著名民运人士齐瘦竹用朋友的计算机从一个网站上打印一些促进中国民主的材料，几分钟后就在拥挤的长春火车站被拘捕。由于他随身携带了民运人士冷万宝的文章，警方随后在吉林省也逮捕了冷。这种仅仅因为参与网络活动便遭到逮捕的事件每天都在中国大量发生着。无论是羽翼未丰的民运网络论坛传递电子邮件地址，还是法轮功及基督教地下教会在网上寄发帖子，都难逃这种厄运。这说明思科也许不是唯一一个可以深入查看网络封包的单位。
其实思科的防火墙也并不是那么有效。每天都有包含被禁内容的新网站涌现。由于互联网服务供货商阵容日益扩大，且希望更多用户上网，令中共当局更新被禁网站黑名单的工作力不从心。因此，中共安全部门发现，对搜索引擎也要采取控制措施，这是找到新网址的渠道。
商业新闻把中国大陆市场上本地化的入口网站和搜索引擎描绘成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造成美国AOL、Google和Excite之间的竞争，也把搜狐和新浪为夺取市场龙头老大地位的竞争，形容成殊死搏斗。中国雅虎这个来自美国的先驱者，目前排在第五位。二○○一年七月，一位前雅虎驻京高层代表告诉我，雅虎实际上是中国大陆最流行的入口网站，遥遥领先其它入口网站。雅虎公司耍了一个聪明的手段，在每一次大型统计时，他们把雅虎分成好几个地区网站，这样一来雅虎就不会成为排行榜上的第一位；这样做是为了混淆网站的点击率，「被视为太张狂，太具有外来色彩不是好事。」他是在我答应不提及他的名字和身分特征的情况下讲出上述这番话的。
中国人的惧外心理使很多其它美国公司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但是雅虎公司显得更急于讨好中共当局。所有中国大陆网络聊天室和论坛都有一个「大妈」，是所有审查小组的负责人，她的下属会及时删除网络上任何不合政府口味的言论。但雅虎的处理方法截然不同。如果你在讨论中间打出的文字是：「我们应该在全中国举行多党派选举！」其它人不会对你的话做出任何反应。虽然你可以看到自己发送的话，但仅仅显示在你的屏幕上而已，见证这一言论罪的只有你和雅虎大妈。在对其进行拦截并阻止发送后，雅虎大妈会热心地给你发来一封友好邮件，建议你言辞谨慎。这种审查制度居然还带有新时代维护自尊的特点。
该雅虎公司前代表还承认，在中国雅虎上搜索「台湾独立」不会有显示结果，因为雅虎对特定的关键词设定了搜索限制，比如「法轮功」和「中国民主」（搜寻著名异议分子网站「大参考」时，你会受到一击，中共当局的一个网站会出现在面前，把前者抹得干干净净。）雅虎公司怎么会采取这样的规定呢？这位前代表解释：「这是一个未雨绸缪的办法，国家新闻出版署负责监督，保证我们必须符合要求。这样做是为了不受到他们的指责。」依这个逻辑，当雅虎拒绝美国之音提出的购买广告空间时，其缘由一定是为了保持网络功能畅通无阻。对如此这般的审查制度，他是这样辩护的：「尊重当地的管理至关重要，我们不创造信息内容，只是个媒介，一个有选择的媒介而已。」
但这却是一个重要媒体。中共当局利用它发起针对台湾、西藏和美国的宣传攻势。当然，互联网在中国大陆被承诺是自由的而不是有所选择的。这位前代表面对这种结局露出厌倦的表情：「你要有所调整，对网上言论进行的镇压层出不穷，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很正常的。」
但是，所谓的「正常」在中国大陆也会因为受到压力而扭曲。早在一九九九年，外国商人就意识到中国大陆对互联网实施了监控。国家安全部门几乎可以获取任何他们想要得到的正常联系邮件，但是他们能查核这些数据，读懂这些邮件吗？我们那时想，或许他们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那时工资支票照样签，商业计划照旧制定分发，投机资本依旧流入北京硅谷寻找极具诱惑力的高科技公司，都信心十足地认为加密动作保证了重要的金融交易安全无恙。
但是，他们的信心随着警告信号的出现开始削弱：中共当局对微软公司公开丑化，指出微软公司在其产品中留有后门，可以「窥视」中国大陆金融交易的情况（并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分享有关资料），解放军计划在中国大陆推广另一操作系统「红旗」（LINUX），取代微软公司的窗口。这一切都是从那年夏天开始的。
一九九九年十月，中共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抛出一个针对外国公司的新规定：交出内部的原始码、加密钥匙，将所使用的计算机注册，并提供所有使用加密功能（这等于包括了所有常用的商务软件）的员工的护照影印件；笔记型计算机要到政府指定的维修站进行维修（估计要把计算机里面的内容下载，供国家安全机构查看）；公司内部的员工调动，从一台计算机换到另一台计算机也要备案；掌上计算机和行动电话在入境时必须如同传染性疾病一样进行申报。
西方企业原本估计，这个新规定是中共内部权力之争导致的一个副产品，大家都希望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很快消失，退回到原来不闻不问的状态。但是在二○○○年一月，委员会向所有在华外国公司发出最后通牒：在三十一日前必须要进行注册，否则将面临财产充公和起诉。
这次人们恐慌了。有三家机构开始着手应对这起事件，它们是美中贸易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和中国电子商务论坛（E-Commerce China Forum）（一家西方科技公司在北京建立的游说团体）。美中贸易委员会与中国的部委之间有着非常牢靠的关系，因此又开始了常用的软硬兼施的策略。但是，鉴于中共当局显示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密码使用问题的坚定决心，没有人真正知道下一步如何去应对；甚至连美国大使馆也感到相当的茫然。
在美国商会的每周例会上，使馆商务处承诺会有援兵到来：商务部长威廉．达勒（William Daley）将于一至两个月内到访中国，他会与中国领导人会面，解决所有问题。同时，使馆商务代表希望美国公司能进行一些牵制性的活动，并利用卡拉OK、三温暖等机会，借机向中国大陆的商业伙伴提及密码问题上的新规则，并拜托他们把我们的关注反映到中共领导层。
出于维护切身利益，我找了一位原先在电视公司结识的美裔华人朋友，他是我原来老板魏女士的丈夫，大概是个不公开的高干子弟。他的办公室挂满了他与朱镕基、李鹏等大人物的合影。这样的办公室在北京很常见，但我知道这位高干子弟货真价实。江泽民对他父亲非常重视，在美国进行访问期间曾到他们位于新泽西州的家里喝茶。依据中国的约定俗成，这个儿子继承了父亲与中央领导层的直线关系，即使不是与江泽民本人也无妨。此外，他执着地推动互联网的发展－－相信这种新经济模式会为中国大陆创造出奇迹。
但是他不属于那类喜欢泡卡拉OK、酒吧或洗三温暖的人。因此，经过一番关于中共互联网最新统计用户数的简短交谈后，我开始切入正题：如果密码管理委员会坚持原先的立场，那么美国商界和大量的西方投资可能会被迫撤出，中国大陆的最惠国待遇将变得非常不确定。中共领导人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他的脸上转变成一种神秘莫测的微笑表情，看得出来非常得意。他说，他将对此事做些了解，然后再与我联系。
我不是反应过度，中共领导人这回赌得大了点儿，可能失去一切。与各大企业代表参加完在丽晶酒店举行的策略会议后，我邀请微软公司的法律顾问刘凤鸣一起喝咖啡。他现在的处境比较困难：中国微软公司的前任中国籍副总经理写了一本非常畅销的小说，她在书中揭露微软公司参与了美国反华政策以及对中国大陆实施帝国主义图谋的事情，致使微软公司成为中国大陆媒体的众矢之的。所以，我猜测身为美裔华人的刘凤鸣之所以被微软聘为法律顾问，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背景。
在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北京，这是常用的方法，可以与中国人较为顺利地进行谈判。刘看起来是微软公司的装饰品，但同时也是我在北京所熟悉的商人中最出色的一位。在策略会议会上，他根据现场的气氛，以轻松的、让人容易接受的方式讲述微软公司的立场，使人不至于对微软公司的目标产生误解。
当我们在咖啡屋里时，我能感觉到表面的平静正掩盖着内心深处异常的愤怒。服务生走开后，这位微软公司法律顾问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交出我们的原始码？我们很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有的规定都是冲着我们公司来的。微软公司绝不会容忍这一切的！」刘凤鸣炯炯有神的目光充满了愤怒，眼球似乎就要冲破金丝眼镜的羁绊。如果密码管理委员会不做出让步，那么微软公司将撤出中国大陆，也不会在中国大陆公布微软窗口2000操作系统；一切都将取消，永远取消。
透露这种重要信息非经过深思熟虑不可。微软操控着中国大陆市场，没有了微软的产品，中国大陆的商业将面临沉重打击。同时，这等于投了一张举足轻重的不信任票，其它企业也可能撤出中国大陆。
几天后，我搭出租车去一位在日本商界中颇有影响的商业代表的办公室。他叫白仁杰（Tibor Baranski），美籍匈牙利人，成功打入了等级分明的日本商界。他的会议室俯瞰着长安大街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街上购物的中国人如苍蝇般四处蜂拥窜动着。被污染了的金色阳光洒进屋内，我们喝了几杯辛烷含量较高的日本茶，抽了一包非仿冒的肯特牌香烟，经过四小时，我们大致达成一个协议：一经日本政府同意，日本商界代表将出席美国商界就密码一事举行的会议（没有本国政府同意，日本公司似乎不会贸然采取任何行动）。
一周后，那个不公开的高干子弟打电话给我。当我到达他的办公室时，他看了看我，目光阴郁，然后宣称他已经找过一位高层人士，得到了明确回答。他说：「打开窗口吧」，然后平静地点了点头。我想我是不是听错了，或者他的点头意味着事情有了转机？
「打开窗口？」我愚蠢地重复了一遍。「是的，打开窗口。」他严肃地说。他向我解释：中共领导人相信美国的加密软件，比如窗口等，实际上是安插在中国大陆的某种特工。的确，微软的加密软件可以保护金融交易，但也会锁定所有使用窗口的中国大陆计算机。「当解放军进入台湾海峡（这是中共『入侵台湾』的委婉说法），中国大陆的计算机都将接收到美国卫星发来的一个讯号。一个窗口会弹出，要求输入一个只有美国人才知道的密码。中国大陆所有的计算机将因此而瘫痪。」
我寻思这真是典型的想象！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这就是他们想要对我们做的事情。所以他们推论，既然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一定会对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我禁不住争辩说，这好比电影「X档案─征服未来」里的幻想！高干子弟说：「跟以前一样，你还是不了解中国！」他摇摇头，结束了我们之间的交谈。
但几天后，北京的外商们决定不再坐等救兵到来。当中国大陆南方的海关扣押了一家著名日本公司的加密DVD影碟（用来防止仿冒）后，美国、欧洲以及日本商会，会同来自IBM、微软、摩托罗拉、NTT Docomo等公司的代表，在位于华润大厦顶楼的美国商会的会议室会合，我们紧急地草拟了一份联合公报，上面盖有各个商会的印章，并送达相关的中国部委。
紧张的局势开始扩大，如果中共领导人认为我们的举动是历史上船坚炮利外交的翻版，那将是什么情况呢？这是日本、美国和欧洲洋鬼子联合起来想要遏制中国大陆吗？尽管刘凤鸣坚持继续推动，而且我们也一再重复所说过的话，但是我们已经走得太远，加上同侪压力，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了。唯一能使人感到轻松的是从会议室可以看到北京外国使馆区的全貌。后来，当我们在会议中间抽烟休息时，一位参加者半开玩笑地说，窗户外可能出现解放军的直升机，像电影「教父Ⅲ」剧情中那样对我们扫射。
几天后，事情进展得出乎人们的意料，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进行了相关的澄清（实际上是在相对宽松的信息产业部指导下进行的），缩小了密码的定义范围：法律仍然有效，但是，软件可以含有密码，只要它不是软件的「核心功能」。外国公司也不需要注册了，行动电话和笔记型计算机可以自由携带。当这些装置出现故障，也可以不在政府指定的服务站维修。窗口2000可以如期推出，外国商人可以回来为建设新中国继续贡献。
整个事件过程令人非常好奇。当中共当局命令微软公司交出原始码，作为经商的代价，微软公司选择了抗争，非常罕见地在北京带头组成了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商会在内的联盟。面对失去先进技术的不利局面，中共当局依然保留了这条规定，但对其进行了重新解释，放弃了原先的所有要求。想象一下吧：由不同国家的各大公司和商会组成的联盟，在没有使馆官员的协助下，居然成功地说服了中共当局。但实际上，此类举动非常罕见。我们可能有这样的能力，但奇怪的是我们都不太愿意用它。
理论上讲，中国大陆急于介入互联网的企图，将给那些参与投资互联网的公司很多可利用的机会，但实际上这些机会却溜到中共当局手中，这些外国公司反而要低三下四地乞求恩惠。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网景和升升阳计算机系统都通过支持中华网通有限公司（新华社分支机购）来帮助中共当局进行宣传的决议。为了不至于被挤出市场，实华开（Spark Ice）公司（一家加拿大互联网公司）高声宣布它的网页只提供中共当局核准的新闻。美国在线一份被私自公开的备忘录印有回答记者询问的指导原则。
这份备忘录暴露了该公司权衡利弊，考虑如何处理中共公安局要求美国在线提供有关持不同政见者情报时的态度。如果决定正确，将绝对有助于中共当局加速核准美国在线在中国大陆提供互联网服务，并有可能在中国大陆电视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二○○一年十月，美国在线出人意料地与中国大陆教育电视台签订了一项重要合约（他们还为中方在美国在线的有线电视系统中播放中国大陆节目提供方便，从此实现了中共国家电视管理高层长久的梦想）。
北电网络是加拿大一家很大的公司，野心勃勃地想要进入中国大陆的监控技术市场。早在一九八○年代，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进行「根管行动」（Operation Root Canal），以便截取电话通讯内容，曾寻求潜在的合作伙伴。美国所有的电话公司都毫不迟疑地拒绝了联邦调查局的要求。然而北电网络率先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到了九十年代，他们通过北电网络在广东的合资公司又把联邦调查局的技术转让给了中共国家安全部。
从二○○一年四月开始，监控技术在中国大陆IT市场的需求不断地增长。与此同时，中共公安部决定实施「金盾工程」；这是一个覆盖全国的数字网络，目的在于加强公安部的控制力和提高获取中国公民的个人纪录。中共当局的目的是把互联网作为一个全面的监控系统来使用，而这些北美的公司则急于销售，结果一拍即合。思科和摩托罗拉以及西门子公司早就表示了兴趣，最后摩托罗拉公司把最先进的加密通讯系统（TETRA）卖给北京警察机关，成了大赢家。但起先最积极地催促中共强化防火墙功能的却是北电网络，它建议中共使用个人追踪过滤器来检查网页内容，这项技术即使是在宽带高速互联网环境下使用也运转良好。
北电网络首先在上海推出了「个人化互联网策略」光纤网络服务，提供个人化选择和功能设定。但是，中共当局花一千万美元买下的这项技术却是为了从用户的IP地址找到用户的统计数据，甚至可能包括用户与政治倾向有关的数据。北电网络还推广一套数字监控系统，声称不仅可以对远程摄影机摄取的监控影像进行合成和分析，还可以对面貌、讲话和声音进行识别，相关信息可以与身分证芯片的内容进行对比。从此再也不会出现警察在火车站检查，要求人们出示身分证明的不愉快场面了，而是通过一种无声的仪器读取身分证里的数据（首批装备已经运抵北京）。
北电网络还成功地向中国电信推销了包裹交换设备，天安门和市内其它公共场所也已经开始使用北电网络的高点影像监控装置。据中共媒体报导，这种间谍技术使上海市公安局利用摄影机获取的影像对比网上影像和其它数据，成功地在上海火车站抓到了一名嫌犯。由此可见合成面部辨认已经得到实现。
美国小公司和一些小国降低成本的本事高人一筹。当中共公安部官员和摩托罗拉、飞利浦、杜邦及西门子等IT巨人争先挤入中国网络安全新技术展览时，这些小公司也嗅到了血腥。爱可信（Netfront）公司（美国加利弗尼亚注册的网络安全产品供货商，大部分产品销往中国大陆）和美国电子商务信息安全中心（RSA Security）（曾率先把加密软件卖给中共，闹得家喻户晓）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共公安部门的商业伙伴。由雷迪雅（Radiate）等「间谍软件」公司提供的免费下载程序（同时也在用户计算机的内存上安置追踪程序）也开始出现在中共当局资助的网页上。
911恐怖攻击发生之后，非常规战争袭击手段（包括计算机病毒攻击）有增无减，北京当局与西方商界之间的合作呈现了新的特征。二○○一年发生了一起臭名昭彰的事件，美国网络联盟（Network Associates）（即McAFee病毒扫描程序制造商）、赛门铁克（Symantec）（诺顿防毒软件）与东京的趋势科技（Trend Micro）通过为中共公安部门捐献三百多种计算机病毒而获准进入中国大陆市场。这三家公司在中国大陆防毒市场占有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四，并拥有绝大部分目前已知的计算机病毒数据。就像人类的病毒，计算机病毒也很难控制，因此防毒公司对待病毒的作法很像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即隔离起来，只允许少数得到国际性研究机构授权的研究人员接触病毒的数据（如此说来，那就只有计算机病毒研究中心才能得到授权）。
这些防毒公司对外解释宣称，这样做是因为中共公安部要求软件上市之前，公安部必须要对产品进行测试，这实属自然。然而，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公安部曾对任何用户做过防毒测试，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公安部需要掌握三百种病毒。（McAFee、诺顿和趋势公司在其它国家从没有在这种圈套面前上当过）。这几家公司还声称，他们提供的90％左右的病毒都是常见病毒，凡有奉献精神的中国大陆研究人员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也许吧，那么剩下10％的病毒又是怎么回事呢？
比较善意的解释是中共想要利用一些西方技术和研究成果，帮助中国大陆本土的网络安全公司在市场插上一脚。MCAFEE、诺顿和趋势公司可能太急于获得许可进入市场，致使自身在中方竞争面前处于技术劣势（它们也许还不是第一批做出如此短视行为的外国公司）。但最终的结果是，它们让互联网世界在中共面前变得不堪一击。美国大使馆曾经秘密对一种木马程序（the picture.exe virus）进行监控，该程序入侵用户计算机后会把PGP加密软件的个人密码钥匙发往中国大陆。臭名远扬的蠕虫（Code Red）病毒，据说起源于中国大陆。起初，人们没把这个病毒太当回事，但是，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两个设在加拿大的法轮功网站发现受到来自中国大陆黑客的攻击而使网络连接速度变慢（通常是DOS阻绝网络攻击）。他们只好通过一个在美国的法轮功网站的代理服务器继续运行，但没过几天，该网站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在对原互联网IP地址和一个亚太地区互联网注册组织进行交叉检查中发现，执行攻击的黑客来自北京东长安街14号－－中共公安部的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