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上讲，在八十年代我们把它当作盟国，允许有限的杀伤武器和民用技术出口给中共，没有引起太多的麻烦。九十年代，我们开始发现它是个武器扩散国，于是我们开始对敏感的高科技采取控制措施，不过为时已晚，漏洞太多，防不胜防。虽然我们抢先一步制止了洛拉尔公司（Loral）把军用卫星出口给中共，但他们提供的技术还是改进了中共的火箭性能；沈阳的波音公司（Boeing）分厂在收到停产命令之前，一直在为苏-27提供民用航空配件；升阳计算机公司（Sun Microsystems）想尽办法向中共出售超级计算机，而中共计算机制造业的老大－－联想集团接着就把这些超级计算机转手卖给解放军。中共有个技术采购单子，其中被拒绝的有芯片定制技术和算法（芯片很难仿制）、隐型技术和军事应用软件等等。
在北京的美国电讯公司和其它高科技公司的总裁们一般都认为中共不是我们潜在的敌人，他们认为只要不卖导弹的控制导引系统，「正常」商业交往不会伤害美国利益。另外，中共信息系统的技术协议必须要基本符合美国标准，否则，全球商业通讯会是一团糟。在这个阶层中，至少有两位专家另有主张。他们都愿意见我，但同时又像布莱克那样要求身分严格保密。我暂时称他们为『怀特』（White）（若干跨国电讯公司的顾问）和『格雷』（Grey）（技术和互联网分析家）。
怀特认为现代军事技术正经历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完全取决于互联网的发展：「中共致力发展信息领域的优势将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他指出，中共一年可产生一百万工程师，他们轻而易举的打下了基础。信息加密技术「相当于太空领域的科技角逐」，中共享五年时间已从零数字发展到二百五十六数字加密。他对美国技术公司普遍存在的傲慢颇有看法，他说，那种以为我们技术革新的速度快得使中共无法采用商业办法复制微处理器的想法荒唐可笑。（尽管按美国标准是很慢，中共最近还是搞出了他们自己的第一个微处理器，龙芯。他们声称研制花费一百三十万美元。令人好奇的是，英特尔（Intel）公司去年为中共高等院校的赞助费用也是这个数字。）怀特说，「一涉及互联网，军用和民用之间就很难划分。美国军方直接使用刚下货架的膝上计算机，所以中共的资金花在哪里最上算？在钢铁上呢？还是在信息战上呢？…中共能承受多少个登月计划和曼哈顿工程呢？只能承受几个，但他们能做成。」
怀特分析了中共的具体作法。获取尖端技术的一个作法是从以色列等国购买。吉拉特（Gilat）公司向中共出售了加密性能上乘的计算机、先进算法、软件、芯片、声音扰频器和所谓的「可设定地址的加密」技术。加拿大是另一个薄弱环节，温哥华高干子弟的关系网提供了许多可乘之机。另一个作法叫作蚂蚁啃大象。有超级计算机最好，如果没有，可以串联许多计算机来处理大型计算项目，这种事在中共那里就方便多了。
中共的信息产业部广撒大网，充分利用处在美国安全机构监视之下的众多超小型公司来运作。对此，布雷赫特别加以证明，他说，「中共为购买这些技术，做出巨大努力。尽管购买清单随时间不断变化，中共主导的采购行动从没有放松。赴美访问团体数目不断上升，大部分团体是美国公司赞助的，可优先拿到签证。…驻北京公司的代表忙着改善公司形象，发出邀请的美国公司并没有卖任何东西，但提供了接洽管道。这些中共人士一旦拉上了关系，他们会另找合适的公司来订购相关技术产品。」
二○○二年十一月，据报导，证交所雇员詹美玲（Mylene Chan）被迫辞职。这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女士把她经手的一些公司为证交所撰写的秘密报告转交给中共，其中不乏涉及国防和情报领域的承包商。但证交所一直没有把此事上报给联邦调查局，令人怀疑好像在掩盖什么。
这条消息出现后，我在北京一些新闻界的朋友对此嘲笑不已。主要是因为最先报导的记者是《华盛顿时报》的比尔•格茨（Bill Gertz）（被认作是专找中共麻烦的记者），其次是因为报导使用了「间谍」一词，他们认为这个词有些过时。不过我想既然这些秘密报告涉及保密项目和公司财政状况，这些不正是国家安全部想知道的情况吗？在一次与布莱克的会面，他立即证实了这件事，并指出这件事恰巧反映了中共的兴趣所在。
道琼指数低于一万点时，正是中共寻找受伤动物的时候，即那些混不下去而又有先进军事软件的小型高科技公司。接触他们的公司往往看起来与中共军方没有任何瓜葛。
格雷证实了布莱克的说法并补充说，「中共挑选的不只是小公司，那些愿意帮助中共的大公司一样受青睐。北电网络（Notel）和朗讯（Locent）一落千丈时，中共成了他们的救星。中共希望他们支撑下去。」最有价值的民用技术应用到国防领域一直在悄悄进行；或者直接转换门庭，或者通过仿制的方式，这些从未见诸报端。特别是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中共相关部委有许多推波助澜的机会。
但好处是双向的。格雷认为，「科技公司的总裁受到的欢迎程度会远远超过中小国家首脑来访的待遇。」这些公司得到的回报不仅是招揽到投资和引发股票在华尔街上涨，还包括技术转让。这是由于中国缺乏透明度和没有证交所这样的机构造成的。怀特问我，有办法制止吗？什么办法也没有。不许出售？在这样的市场潮流下不许出售？现在的问题不是不许出售，而是如何出售。如果洛拉尔倚仗同政府的密切关系可以出售，那还能制止谁呢？
我们已经看到摩托罗拉在一九九五年用于贿赂的款项一年高达六千万美元，约占预算的百分之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从那时起中共官员越来越贪得无厌。美国公司正努力应付这种挑战，不过他们用于贿赂的数目毕竟没有他们在当地为中共建立研发机构的开销大。
例如，中共官方喉舌新华社曾在二○○三年报导：「摩托罗拉软件集团为扩大它在南京的软件中心再倾入一千万美元。」但这只是摩托罗拉在大陆建立的十八个软件中心的其中之一。据报导，另有七个工厂正在施工，这些都不是小厂。摩托罗拉在苏州的工厂有七十位高级半导体专业人士。SARS高峰期间，摩托罗拉（因为媒体对于它临时关闭了在北京公司总部的报导，觉得有失颜面）宣布计划追加投资九千万美元，用于在北京的研发设施，并在未来五年之间再投资五亿美元。摩托罗拉还计划把它在华投资总额提高到二○○六年的一百亿美元。届时从业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的总数可达五千人。
然而数字反映的内容很有限。据观察家和专业人士介绍，摩托罗拉在华设立的研发基地都是一流的设施，与摩托罗拉在美国本土的设施不分上下；唯一的区别是有些研制项目的目标来自中共军方。许多美国公司都曾表示要在中国开辟研发中心，不过尚未付诸行动，仍处在公关阶段。而摩托罗拉的研发中心早已参与了科技部863工程的尖端项目：第四代无线通讯，使用每秒千万位组的传输速度、可同时用于商业和国防的移动通讯技术、半导体和生物工程……这些都是军民两用技术。摩托罗拉在华的许多经理都是美籍华人，各自出于不同原因，回到出生地中国工作；当地雇员至少占百分之八十，公司多次证实绝不会对中国工程师作背景调查。
「这为他们提供了最佳的培训场所，」布莱克谈到这些实验室时这样表示，「这像一种贿赂，一种已写成剧本的贿赂。我们对此没有任何办法。」我问他谁能进去呢？包括党员吗？包括解放军的鼹鼠吗？有没有保护公司专利的防护措施呢？「没有措施，所有技术直接拱手送出。」
摩托罗拉只是众多美国公司在中国开设研发中心的一个。最初，怀特解释说，这种作法被认定为公司的一种慈善表现，可促进与中国政府发展关系，「是的，我们愿出资七亿五千万美元用于研发，但我们还没有找到地方。」在过去两三年中，不知在哪里发生了变化，它从公司的公关手段变成了那些期望在中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所有公司争先效法的模式。IBM的主要研发中心设在北京清华大学内，英特尔的研发中心在它旁边；蜂井（Honeywell）在天津设立了研发中心；微软（Microsoft）投资一亿三千万分别在苏州、上海和北京建立了研发中心，同时允许中方「有限度接触」它的原始码。通用电器（GE）在上海的研发中心据说是它在世界上第三大研发中心；朗讯建立了四个研发中心，并保证再投资五千万美元用于研发。阿尔卡特公司（Alcatel）正在为中国航天技术研究院开发第一颗大容量卫星，它正在建立的研发中心将雇用三千五百名工程师。（阿尔卡特公司有一句口号，叫做：「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我问布莱克为什么美国公司要走这条路？他回答，在华的美国公司（还有外国公司）都在下赌注。他们转让技术的速度已超过了他们发明创造的速度。建立一流的研发设施一方面为了与中国政府拉好关系，另一方面为了建立中国政府对公司的技术依赖，尽管这种依赖非常短暂。对于这些公司而言，由于中国工程师相对便宜，这种投资看起来还算值得。然而，在中国严守工业秘密常被视为愚腐之举；尽管摩托罗拉在硅谷也会发现这类泄密事件，但加州根本无法与国家安全部相比。
即使回到九十年代初期，外国公司因为中共血洗天安门而裹足不前，中共领导层那时已经意识到美国公司的圆滑特征。到一九九三年，中共领导人采取了凭借密切的经贸关系，来影响美国政府和国会放松对华的技术转让，即以「贸易手段处理贸易议题」（这个政策后来又用来对付台湾）。替中共游说的美国公关顾问们为了充分利用这个新政策，在他们的宣传中毫不脸红地把这些目标称之为「中国关于区域安全议题的先进政策」。
我们注意到，在美国方面这个攻势集中在如何通过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早先叫做正常贸易关系，更早之前叫做最惠国待遇）。二○○○年辩论是否通过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时，辩论围绕美国工商业是否会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获得商业好处，并以加入世贸组织来取消每年围绕美中贸易关系展开的辩论。然而，通过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本身就意味着对以往年复一年的就正常贸易关系议题争斗的认可，那种争斗就好比旷日持久的阵地战。
美国劳联—产联（AFL-CIO）是反对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主要团体。每次辩论，他们都准备周全。一九九四年那次辩论他们带去了三大箱材料，包括国会听证纪录、新闻剪报和双方的宣传材料。中共的游说者那时开始运用我在这本书中提到的论据：中国正在变化；美国商家是促成变化的先驱；美中贸易是双赢；另外我们究竟要和谁谈论人权呢？这些论据最终成了上报国会的标准化材料，只不过每年稍有变化而已。反对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一方包括工会左派和政界的保守人士，他们总希望有所突破；一年围绕中共监狱产品出口，另一年是关于洛拉尔的丑闻或者卖到美国街头帮派手中的中共AK-47自动步枪。他们年年在最惠国待遇的投票表决中败北，到了二○○○年，国会将就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进行一次关键的投票，准备的材料不到一箱，好像双方已失去了兴趣。如果你问工会活动家他们败下阵的原因，他们会翻翻眼睛说，「鲍比•柯白（Bob Kapp）。」
在一九九四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聘请了著名中国问题学者鲍比•柯白作为主席。中共游说团体终于找到了他们的理想人物：「天安门之后，时至今日，一张照片一直在我身边，上面身着白衬衫深色裤子的男子面对一长串坦克。这一幕将永远铭记我们心中。这一幕将不会因为我们的疏忽导致重演……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参与世界经济起重要作用，也是我们见证中国社会进化到更人道和更宽容的政治环境的最好希望。」
完美且认真，大胆并欣然，持反中共立场的慷慨激昂就这样被剔除了（甚至借用天安门屠杀来冠冕堂皇地支持正常贸易关系）。
柯白把美国商会、柯林顿政府、学术团体、智库、非政府组织和工商领袖组织到一起。一九九六年他们以「工业草根倡议」的方式影响国会通过中共的最惠国待遇。波音、洛克威尔、摩托罗拉、通用电器、ＴＲＷ、通用汽车、福特、伊士曼化工（Eastman Chemical）、耐克等参与中国投资的大公司分别负责向所在州的国会议员游说。季辛吉（Kissinger）和斯考特罗夫特（Scowcroft）等政治元老坐着轮椅出去为他们毕生的使命－打开中国－作最后的宣传（鉴于季辛吉的顾问公司丰厚的盈利，他此举也是在为他的生存作宣传）连驻华大使詹姆士•萨瑟（James Sasser）也在督促美国公司总裁们去游说国会支持最惠国待遇：「由国会议员所在州或选区的总裁前来问候或打来的电话对议员最有影响力。」
在这场精心组织的游说给最惠国待遇的「敲门」活动中，北京美国商会的代表准备谈话提纲时，甚至考虑到可能出现更严重镇压法轮功而造成的更尴尬局面。为了确保北京主办二○○八年奥运会，工商领袖们静悄悄地传播他们的奇想，奥运会可把台湾海峡和平局面至少再维持八年。他们甚至从华盛顿发公报给北京的中共领导人，督促中共暂时收敛对台湾采取任何恐吓行动，先以国会投票为重。到二○○○年，在表决前的最后几天，「商业圆桌」这个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重要支持团体显然有足够钞票可烧，出资在华盛顿街头散发免费十分钟的电话卡，上面印有「正确的呼唤：请支持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那天晚上，柯白因勾划出乐观的前景而获胜：改变了的中国与更富有的美国并存。（注：柯白成功的另一个关键是他没有忽略反对派，不管其如何微不足道。二○○一年，我给《亚洲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短文，批评美国商界在中国的介入。柯白被文章内容某些地方「激怒」，曾试图要求在华盛顿的公司总部解雇我。我近水楼台，率先得到柯白派驻北京代表的口信：我在「咬那只养活我的手」。公司最终站到我一边（尽管升迁或平调其它地方的机会不复存在），这是因为公司一个担任过国会议员的高级主管请柯白出去吃早餐，缓和关系，情况才好转。为此，我专门飞回华盛顿，亲自向这位脸绷得紧紧的前国会议员表示歉意。）他没有明确提及，但他却藉助美国人普遍的看法，即中国问题实质是共产主义问题；中国每偏离共产主义一步，就更接近自由市场，这就是商业战略成功的证据。反对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一派似乎只能提供灰暗的选择，好像是孤立主义的东西（柯白这样评论他们）或者像那个年轻人面对一串坦克的那种悲惨的场面。
柯白的自由市场世界在我逗留北京期间的确存在，现在也一样。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一种日渐明显、充满敌意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为确保这不是我的凭空想象，我访问了一个在北京期间颇为熟悉的中国公众舆论专家。他很愿意和我会面，并根据一些未公开的民意测验资料，证实了所有中国年轻人（十八至三十二岁年龄层）民族主义情绪明显上涨的趋势，城市和沿海地区尤为如此。他把这个现象看成是近来所有焦点引发的自然增长所致，这些焦点包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外国到中国投资的浪潮和中国引人瞩目的航天项目等等。然而，所有这些自尊并没有软化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态度，涉及台湾时尤其如此。台湾人被视为「典型的心胸狭隘、吝啬鬼、周扒皮一类的地主。」但这已不重要了，因为大陆不再是「穷亲戚」了。台北现在与上海相比，一副「败落的模样」；大陆首辆百万美元的宾利车（Bentley）刚刚销售出；越来越强大且繁荣的中国会证实凭借一切手段收复台湾只是个时间问题。他滔滔不绝地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特意设定目标，吸引中国学生赴英国大学读书，和德国向中国游客招手的原因。「我们终于打胜了鸦片战争！」他兴高采烈地喊叫着。
我也看望了王，就是那个在一九九九年带领学生到美国大使馆前示威抗议的学生。他现在是个专业人士，他急切地向我渲泄民族主义的内心世界：台湾将被收回、民族主义象征着自尊和自重、我们一定能竞争过美国。「这个国家潜力大的无法控制。谁也控制不了，」他说，「……用不了多久，我们一定能赶上，那时美国人不得不用中国制造的手机，商标可能是『科健』什么的。」王笑了笑：「也许那时美国消费者会遇到拼写麻烦……那时冲突就会出现。」
唯利是图的美国人早已失去了抱怨的权利。毕竟是他们协助给新疆回教徒扣上「恐怖分子」的帽子，王说道：「那是利欲熏心的结果……我想没几个美国人真有信仰。他们不在乎理念。他们只看到数字。外国公司也许应该把一些价值、一些经营理念带进这个市场。但他们投降了。」
王透露，用代理服务器，他从网络上下载了一些政治内容的东西。两个影片对他非常重要。他问我是否想看？头一个是天安门大屠杀的恐怖录像。他承认直到他看到之前，他无法理解解放军究竟如何野蛮地杀戮；第二个录像是台湾立法院的两个女立法委员对打耳光，大声尖叫的场面。播放时，他配上了一段刻薄嘻笑的口白。
王不恨美国。他恨打着民主旗号的虚假空谈。事实上，王张口说「民主」一词时，总显得有些畏缩。王和其它的中国人都清楚为什么整个世界都在敲打中国的大门：中国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市场和一个庞大而廉价的出口平台，谁也不想真的打破现状。
既然如此，又产生了新问题：超级大国中国会向世界提供什么呢？鉴于中共恐怖的历史，毛的大饥荒、文革、天安门、还有其它一系列中共无法处理好的事件，他们又有什么理念、什么目标、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的信号可以向世界输出呢？据报导，一位原政府高级智囊人士曾这样表示：「我们什么也代表不了。我们不是民主体制，我们也不是共产主义体制。我们只是大了些。」
这也是柯白的世界：一个政权的初级阶段，它的合法性建立在没有内涵的民族主义、没有理念的扩张主义和没有民主体制约束的美国技术之上。中共领导层是一群不负责任且孤立的人物，他们对全球合作前景做不出什么保证；当自己的使馆受到轰炸后，他们居然拒绝通过热线回话；当海南军队指挥中心向他们汇报一架苏-27战斗机遭到蠢笨的EP-3侦察机攻击时，他们居然串通一气搞欺骗。中共领导人公开声称台湾是他们主要的领土诉求，但是收回台湾却与德国对苏台德区的诉求相似，可能是个试金石。正如布莱克所说，「中共领导人不突破美国的保护领地，是不可能扩大其影响力的。下一个落脚点就是关岛。」
事后诸葛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可能抓住柯白这样的人不放，让他对失败的社会实验负责。中共商业游说者许诺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会带来中国的政治改革，提议听起来颇有道理，尤其在九十年代初；然而，现在我们必须自食其果，未来十年我们被迫要把中国视为军事竞争对手。我们不得不继续就武器扩散到伊朗（甚至可能包括「基地」这样的组织团体）（注：中共向伊朗提供过防空系统，并且看起来好像途经基辅把一套雷达侦测仪运往伊朗。美国情报显示中共还向塔利班提供过装备：苏制SA-7地对空导弹（根据印度情报，他们还提供了火箭炮和防空炮），而中共的公司还为卡布尔建造了通讯系统。尽管如此，当中共口头表示中方情报机构将向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给予协助时，美国国务院官员仍然表示赞扬，称这一举动是朝着成为值得信赖的世界公民的方向又前进了一步，同时美方同意中共把新疆回教分离主义分子定为「恐怖分子。」中共加入反恐活动的主要效果似乎是对回教处以死刑的人数持续上涨。）与中共较量。我们还要面对一个拥有美军战场通讯技术、航天技术和表面说的过去的核武恐吓以及有能力对上述各种技术不断更新替代的军队。
「我们无法制止。」布莱克双手插在一起，放在桌子上，暗示该说的都说了，会面到此结束。旅店咖啡厅已经没几个人了，我们也喝到第三杯，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这次我们周围没有衣冠楚楚的中国人全神贯注地听我们谈话。布莱克漫不经心地摆弄着最后的几个细节；有什么例外？也许加密技术算个例外。在民用商业方面，偷盗盛行。但他们在一些科研机构搞了一些高水平的开发。一百二十八位，我们就去搞一千零二十四位，底线是突破他们的加密。我们能否把技术转让的限制与我们的突破能力挂钩？他承认，限制不住。这是个防洪闸门：「情报机构深陷困境之中。设定的难题太大，太隐密。要解决开销太大。」
布莱克告诉我，现在的所有作法，如出口限制，媒体对劳洛尔、波音和摩托罗拉的调查，国会各委员会和小组的听证，政府甚至对中国北方工业的惩罚等等，好比隔靴搔痒，无济于事。
倒转回那个空军基地。拆散「横空出世」电影棚之后，我搭车回北京，坐在运送食物卡车的后面。与我同行的是位政府宣传机构的笔杆子，对这部片子贡献很大。人很精明也很健谈。我们先就使馆轰炸一事唇枪舌箭一番，这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话题，也是他趁机衡量对方是否态度认真或是另一个唯唯诺诺的外国侨民的时机。
放松之后，他变得口无遮拦。卡车疾驶，把遍布北京西郊的摩天大楼迅速抛到后面，脚下豆腐筒不停地发出液体晃动的响声。他告诉我中国现在问题非常严重；领导人的子女腐败堕落，巧取豪夺，而政府却勒索百姓填补亏空的国库，已没有什么安全感可言。工人和农民没有任何改善自身状况的机会，只有失业和落魄。完了，整个制度破产了；唯一的出路是立即和全面的改革，或发动毛泽东式的革命。
「毛泽东式的革命？」我问到，车子在加速，我眼睛注视着前面变换的车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毛泽东式的革命是指暴力革命，」他说。「没有别的选择。」奇怪的是，他胆大包天，居然说出了侨居此地的外国商人想说却不敢说的话。这种无名的怕冒犯中国人的恐惧牢牢地封住外国侨民的口。使馆里不敢说，办公室里不敢说，在侨民东倒西歪的酒吧不敢说，大概在没有限制的家里也同样不敢说。
也许我应该就革命或中国经济发展或如何避免重蹈恐怖事件的覆辙争辩一下。但我没这样做，因为我的一部分思想同意他的观点。他扮演官方的喉舌，我扮演一个马克思主义教授。不久之后，我又要扮演商业投资顾问的角色。无论喜不喜欢，我们都在横空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