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妹再说说：今天发出这篇文章后，我收到几个来信和电话表示赞同，他们都是些知道内幕的人。以前就常有人喜欢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一些民运中的肮脏的故事，用“无耻之徒”来描述某些捧抬刘晓波的核心人物。
何清涟今天写的一段话很有历史观，她写道：“一个时代所产生的英雄，必然会带着这个时代的一切特点。所以，从一个英雄的高度，可以衡量一个时代的高度。中国如果只能出这种‘英雄’，说明中国人只配拥有这种‘英雄’。－－何清涟写于2010年12月10日”
她同意我公开发表这句话，并在电话中补充说，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欺世盗名小人当道。我知道她是指刘晓波是共产党极权社会的畸形产物。
历史需要沉淀才能看清楚，所以才有隔代修史的原则。当代人写当代的历史，容易受到当道者的干扰，也会受到见利忘义、趋炎附势的人性的干扰，往往会有为尊者讳，成王败寇，望风承旨等弊端。尤其当前在中共治下的世风日下道德不再的中国社会和海外“民运”人群中，像刘晓波这样的多面人物就更需要后代人去研究和判断。所以，当代人要给历史提供记载历史的史实。我看到那些本来就名声不好的人说假和扭曲历史事件，看到吾尔开希们为利益和虚名信口开河，看到那些沽名钓誉追风造假的人铺天盖地的一面之词，我不能不说话。我把我的文章看作是我留给后代的历史资料。
今天我也收到一封 Ronbin Fan 发来的信，说：“三妹，何苦呢，花这么大劲去攻击刘晓波。他毕竟让共产党难堪了。如果你是所谓‘爱国’的中国人就罢了。可你有这个必要吗？”
此人有所不知：我们反对共产党反对的是什么？是它践踏人权和谎话连篇——暴力和谎言。我们追求民主首先要建立的是什么？道德重建。而谎话连篇和党文化已经渗透每个领域、无所不在，尤其在那个乌烟瘴气的民运圈子中。反对共产党绝不是简单的骂骂而已，而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对刘晓波的观点的讨论很有必要。我认为它是认清中共和反共的一个重要环节。
点评《开放》杂誌专刊，再论原则性分歧
——对刘晓波们诸多观点的讨论
三妹
《开放》杂誌二0一0年十一月号收集了二十个作者回忆刘晓波的文章汇编成专刊，九十几页的杂誌有七十页是专门推捧刘晓波的，可谓达到顶峰。这些作者的一些观点值得讨论，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受到巨大争议的最令人关注时期，讨论这些观点更具现实意义。
（一）
首先，《开放》杂誌总编辑金钟写的《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开放杂誌声明》中把刘晓波说成“不愧为中国人权运动的标志性人物” 。金钟的这个评价完全无视刘晓波粉饰中共人权的事实，也无视刘晓波处于中国重要人权运动之外的事实：二00四年到二00六年中国发生前所未有的最重要的维权运动，刘晓波始终站在这场运动之外。这场重要的人权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是高智晟，刘晓波只是个旁观者。
此外，金钟把刘晓波参与的《零八宪章》说成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文件，是构建未来民主中国的蓝图” 。在我们看来，《零八宪章》毫无新意，脱离中国民主运动的实际，且起到缓和中国人民对中共政权的抗争力度，使中共政权更加背离它曾对世界所做的人权承诺。
《零八宪章》把中共当前恶劣的人权状况说成有了根本性进步，它把中共统治分成毛泽东时代和经济改革时代，它狠批毛泽东时代践踏人权，肯定经济改革后中共“人权进步”。它的这个判断与中国人权现状完全不符，因为，达十年之久的中共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和屠杀仍在继续。它无视现今腐败透顶的中共利益集团与人民尖锐对立的实际状况，回避中共执政六十年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和带给中国人民的史无前例的灾难。它以谏言规劝的方式企图使中共自行转变为民主政党，寄希望于中共极权的自我改良。
刘晓波们一直把《零八宪章》说成是中国版本的《七七宪章》。事实上，《七七宪章》直指捷克共产党政府践踏人权，明确要求政府履行它对1975年所签署的欧安会协议所承担的义务：改善国内人权状况，保障公民基本人权。《七七宪章》形成了捷克社会以及东欧共产党国家集团中旗帜鲜明的反对运动。而《零八宪章》则不顾事实地肯定中国人权状况改善，以大量篇幅重复中国现有宪法中已有的条文，希望中共自我改良去履行它在人权问题上对国际社会的承诺。《零八宪章》对中国人民的反对运动起到误导作用，而金钟说的：“《零八宪章》启动的公民运动，必将滚滚向前……”，只不过是党文化式的煽情而已。
金钟的这个声明结尾刻意强调了合作派对中共的期望，他说：“我们愿借此机会，呼吁中共体制内人士，切莫错过中国历史性民主转型的大好时机，作出你们特有的贡献。深刻反省六十年误国害民的教训，看到 ‘非改不可’的形势，也看到改革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全成熟。”
金钟热切地期盼现体制内像彭德怀、刘少奇、胡耀邦和赵紫阳式的“智者” “挺身而出”去改造腐败透顶的共产党。他说：“共产党依然有脱胎换骨、幡然自新的空间。建立在小农意识上的中共，并非没有可供效法的先例，彭德怀和刘少奇，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在关键时刻，摆脱党性束缚，挺身而出的智者。请记住捷克《七七宪章》成员杜布切克的名言‘你可以摧毁花朵，却无法阻止春天。”
遗憾的是，金钟提到的这四个人没有一个是摆脱党性束缚的。彭德怀的万言书和刘少奇七千人大会的讲话只是共产党内的不同意见而已；胡耀邦被党内老人用非正常手段赶下台后痛哭流涕，伤心病倒不幸去世，连为自己申辩都还没来得及，更不要说表达不同意见；赵紫阳是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个拒绝写检讨承认错误的共产党员，但他也只是到晚年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共的极权制度有所认识，并认为民主制度才是世界大潮，可是他并没有表示与党公开决裂。金钟、辛子陵、刘晓波们，以投机方式把赌注押在所谓党内“智者”身上，认为唯有此，共产党才能得救，才能由得救的共产党搞民主。这就是“合作派”和“救党派”对中国民主的“追求”和“奋斗”之路。
（二）
万润南在此专刊文章中的第四节“率君子绝食，功德无量”对刘晓波二十年前的绝食行动给以高度评价；此专刊发表的《开放》杂誌主编金钟对吾尔开希的专访，吾尔开希也说到“刘晓波发起绝食是为了取得广场发言权，……他取得发言资格后，再动员学生撤离现场。”此专刊中的另一位作者梁慕娴也同样正面评价了刘晓波的绝食行为，也对其绝食给以同样的新解释。
我们不妨回头去看一看历史，看看刘晓波绝食是为了取得发言权说服学生撤离现场呢？还是为了掀起以他为中心的学运高潮？
刘晓波发起绝食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仅在中共屠杀的两天前，北京实行戒严的十二天后。六月二日前广场的真实情况是：五月十三日发起的绝食在五月十九日晚改为静坐。五月二十日宣布戒严那天激起学生异常激烈的情绪，但是一些知识分子和大学教师纷纷到广场去劝说学生退出广场，劝说工作做得非常成功，到五月二十五日时，家在北京的学生基本上都退出了广场。这个情况在刘晓波写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有所描述，他写到：“从五月二十五日开始，我基本上离开了广场，只是偶尔去看看，呆几个小时就走。广场上的气氛日渐冷清，围观的人已经寥寥，每个帐篷中只有一、两个人。”（见《末日幸存者的独白》175页）“大概是五月二十八日下午，我去过广场，只有纪念碑附近还有些人。（见《末日幸存者的独白》184页）”这才是刘晓波绝食的真实历史背景。
刘晓波绝食的真实心愿也在此书中有几页纸的详细描述。其中最能说明他绝食心愿的是这两句：“我知道我将为不景气的学运注入新的刺激，我们的绝食肯定会引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成为戒严令发布后的头号新闻。绝食也许真能重新激起人们对学运的热情，再一次掀起高潮。（见《末日幸存者的独白》197页）”同时，绝食四君子在绝食前一天接受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采访，四个人的采访谈话都没有讲到吾尔开希现在所说的绝食理由。当天，刘晓波又向学生发表演说宣布第二天绝食，他也没有提到这个理由，更没有发表要学生撤出广场的任何言论。
在此书的“发起绝食”一章中，刘晓波提到了“通过绝食获得发言权”的几个想法，一是想告诉政府白色恐怖是吓不住人的，二是想结束知识分子只动口不动手的传统，三是想把自己从芸芸众生中分离出来，但他压根儿没说吾尔开希现在替他说的“他取得发言资格后，再动员学生撤离现场。”
真实的历史是，在那种严峻形势下，刘晓波没有像其他的大学教师那样去说服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避免流血。相反，他却发起绝食，吸引媒体的聚焦，把学生吸引回广场，再一次掀起以他为中心的运动高潮。而且刘晓波发起的绝食引发的高潮竟高得出乎他的意料，他写到：“在我和周舵讨论绝食的细节时，在我与侯德健商量绝食宣言时，在我们四人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在我们刚刚来到纪念碑上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绝食会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会掀起如此广泛而狂热的社会动员。”
更能证明吾尔开希的话不是历史事实的是，到六月四日凌晨两点时，周舵感到了局势的危机、“下决心组织留在广场的人和平撤离”，侯德健和高新也都同意撤离，四君子中唯有刘晓波提出了三个不撤的理由，坚决反对撤离广场，尽管他最后不得不以少数服从多数同意其他三人的撤离意见（见《末日幸存者的独白》223页）。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撤离的王蓉芬女士在听到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气愤地说：“刘晓波绝食是作秀，…… 刘晓波是历史罪人。”
（三）
此刊中梁慕娴女士的文章《刘晓波的内省历程》认为“刘晓波先生的自我反省的能力是惊人的，难能可贵的。他在思想品格上超越自己的高度是无人能及的。”
其实，刘晓波公开的反省犹如 “雷锋日记”，都是写下来给人看的。“雷锋日记”是共产党造假，投机和虚伪的刘晓波是有样学样。胡平并不像梁慕娴那样高度评价刘晓波的反省，他在其最新文章《阅读刘晓波》中为刘晓波反省不尽人意的地方解释道：“反省并不可能担保一下就达到正确，反省有可能导致偏颇，甚至导致荒谬。但反省的可贵在于它是一种不断的过程，反省导致的偏颇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反省来纠正。惟有通过不断的反省，才能达到相对的全面和正确。”照此看来，刘晓波的拥护者当下对刘晓波不顾事实和令人肉麻的吹捧，只能对刘晓波下次的反省、忏悔和剖析帮倒忙，使他失去下一个自我反省“达到相对的全面和正确”的机会。
（四）
苏晓康在为此专刊写的《把激进煎熬成温和》一开篇就问道：“从‘中国需要殖民地三百年’，到‘我没有敌人’，此间距离多少，又如何丈量？”“刘晓波从‘文化激进’而备受批评，又因‘政治温和’而同样备受指责，受‘两面夹击’如是者，在中国又曾有谁？”
苏晓康的问题引发下面一连串的问题和思索：刘晓波期望共产党自我改良的政治温和观点难道是二十年来到现在才“煎熬成”这样的吗？他的无敌意识是现在才有的吗？他二十年前全盘否定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激烈，现在变温和了吗？他的“文化激进”和“政治温和”是一回事吗？
我们可以在刘晓波自己写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找到头两个结论。其一，一九八九年六四运动前，刘晓波对中共渐进式改良的期盼与现在的对中共的幻想一模一样，他这样写到六四前的思考：“通过十年改革，共产党得到了执政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础，尽管它有种种致命的弱点，需要根本改造，但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中国的民主化和现在的改革还离不开共产党自身的渐进式的改良，改革之举就是改良。（见《末日幸存者的独白》069页）”其二，他二十年前对共产党的无敌意识也和现在的一模一样，他当初这样写到：“一九八九年五月七日，我有感于对学生‘五四’大游行的失望，写了一个呼吁， …… 共产党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权利，‘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是非民主的。我们不要求也没有理由要求废除共产党和现行政权，只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保障每一个民间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合法存在的权利。…… 中国的民主必须以消除‘敌人意识’为前提，因为在一个民主政体，没有敌人，只有不同利益集团的制衡。（见《末日幸存者的独白》096页）”
由此看来，刘晓波认为经过十年改革共产党已经改恶从善了，于是乎，共产党便“具有执政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础”了。他的“政治温和”观点并不是“煎熬”到今天才有的，《零八宪章》和《我没有敌人》只是他二十年来错误判断的继续。而刘晓波当初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全盘否定的激烈观点，我们也没见到他有任何温和的改变。刘晓波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激进和对共产党的温和是两个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议题，而苏晓康却把它们混为一谈，是不知所云。
（五）
沙叶新先生在此专刊中发表了一篇题为《诺奖有眼晓波中状元》的和稀泥文章。他认为中共对高智晟的酷刑和对刘晓波的优待，“原因多种多样，不能一概而论”。还说： “我相信，刘晓波并没有撒谎，更没有为中共监狱的黑暗涂脂抹粉。他说的是他本人在狱中所遇到的真实情况。”
高智晟和刘晓波受到的不同待遇的原因再简单不过，那是上面的指示。为什么上面这样指示，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高智晟是抗争派的领军人物，而刘晓波是合作派的代表人物。
至于 “真实情况”，共产党为什么不让别的政治犯良心犯也说说他们“在狱中所遇到的真实情况”？为什么只给刘晓波这种说话的机会？而且我们也不难看出，刘晓波说这些“实话”既安全又实惠，因为这是他对中共给他特殊待遇的回报机会。当国人都对中共以言治罪抓捕刘晓波感到气愤不平时，刘晓波不是着重抨击中共人权和司法以言之罪的黑暗，也不是像昂山素姬那样呼吁对其他政治犯同样的善待，而是大篇幅地谈 “他本人在狱中所遇到的真实情况”。对他这种投机的做法，我们倒底应该批评还是应该认同？
二十年前他在全国电视讲话说他没看见天安门广场杀人也是“他本人所遇到的真实情况”。他知道中共当局安排他对全国说话的用意，他也知道中共把所有的见证人都排除在外的用意。中共把屠城的官兵，医院当天值班抢救的医护人员，木樨地、六部口运送死难者的目击者，天安门广场最后撤离的学生，六四难属……全部排除在外，唯独刻意采访刘晓波一人达四十多分钟之久，并在全国电视播放。在这种刻意安排下说的“实话”反映了真相吗？刘晓波的这种“实话”难道不是中共骗局的一个重要部分吗？谁都知道这个常识，只有在其他具代表性的证人都能够像刘晓波一样公开说“实话”时，刘晓波的“实话”才是描述真相的一个部分。否则，就是误导视听。
沙叶新先生在文中还说：“两位上海朋友认为宪章的目的不是对抗，而是对话……，因此在内容上不应该针对权力机构太多，而应该着重针对公民社会，我同意两位上海朋友的意见，……”
宪法是制衡政府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的法。只有先制定好制衡和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法，民法才能顺理成章，因为一个国家的主要问题出在政府（民主政府也不例外）。《零八宪章》主要是讨论制定宪法的宪章，它应该是站在人民立场针对政府，重心应放在如何限制政府的权力和保障人民的权利上。但是，《零八宪章》却是站在中共的立场，正如刘晓波的挚友余杰所言，“它给当权者、甚至是双手沾满献血的屠夫们亦留出了充足的‘地步’，许多段落几乎就是设身处地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考量问题。”从余杰到沙叶新和他的上海朋友的“意见”，我们就能看到《零八宪章》的出发点和动机出了问题。
（六）
被专刊称为文化学者和思想家王康的文章《一位东方圣者的桂冠》以堆砌十几句经典古句和类比多位世界圣贤的手法来吹捧刘晓波，可以和林彪的顶峰之言相比。《开放》编辑特别以黑体字黑框突出了一段最为回肠荡气的节选：“这是利玛窦来华四百二十八年后，基督教世界向儒家世界的特别致意；是鸦片战争以来，欧洲对亚洲的由衷表彰；也是美苏冷战、国共内战、六四悲剧后，一九九一柏林墙倒塌二十余年后，人类共识在中国的嘹亮的回声。”王康还在文章末尾说“二0一0年诺贝尔和平奖指证了一个现代中国圣者的诞生”。
如果把话说过头就成了笑话。诺贝尔和平奖没那么神，诺委会曾把和平奖授给贪污巨款达数亿美元的恐怖主义头子阿拉法特，还授给伊朗独裁政权合作派代表人物希尔琳.艾芭迪（Shirin Ebadi），还授给刚上台执政尚无政绩的美国总统欧巴马，还授给平庸的美国前总统卡特，这些和平奖都备受非议。再说，刘晓波也不是圣人，他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多面人物。我们对他的人品如何，道德如何，不感兴趣。我们仅对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在中国近代民主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表示关注，并有义务向世人指出他曾对中国的民主运动起到的负面作用。既便他 “剖析”、“反省”自己，但他和中共合作的行为已经给中国的民主事业投下阴影。且不谈诺委会授予他和平奖是一个错误，王康把刘晓波说成圣人，恕我直言，是在诅咒他。
（七）
郑恩宠律师在此专刊中的文章没有像王康那样把刘晓波捧为东方圣者，像许多为刘晓波说话的人一样，他说 “人无完人，刘晓波更不是圣人”。我理解说这话人的为难——他们知道刘晓波的毛病，又想推捧他，于是就用“人无完人”来搪塞。我们不是因为刘晓波有毛病才批评他，我们没有兴趣去讨论刘晓波是不是完人和圣人的问题，我们讨论的是与刘晓波的原则性分歧。
郑恩宠律师还把民主制度下的多党竞争与我们和刘晓波的原则性分歧混为一谈，说什么“当两人在竞选总统，落选者在第一时间用电话等方式向胜选者表示祝贺，这才是一个民主人士最基本的素养。”说这话的人没有看到我们与刘晓波不是民主制度下的竞选之争，而是对中共认识的原则之争，是要和中共和解共生还是要结束地球上最后一个共产极权制度之争。用“竞选”之说， “赛球”之说和“内斗”之说去比喻这些原则之争，都是不得要领。我们不与刘晓波们竞争，也不与刘晓波们同路，谈何“竞争”、“赛球”和“内斗”？我们当然不会对诺委会的这个错误决定表示祝贺，不管刘晓波是否被推捧成“完人”还是“圣人”。
另外，郑恩宠律师为刘晓波的“无敌论”进行辩护。他说：“成立一个党就必须有敌人，没有敌人也要制造一批敌人，政治就是分清敌我——这是中共党文化的特征。”郑恩宠的意思是，共产党把一批又一批无辜的人民当成敌人，共产党这样做是错的，所以反对共产党的人不能学共产党这种错误做法，也把共产党当敌人。蔡詠梅的解释与郑恩宠大同小异。而胡平将其解释成，刘晓波的“无敌论”是出于大彻大悟大爱之心，不把整他的个人当私敌。还有人解释说，这才是刘晓波精神升华的结果，尽管他没有经历宗教徒的修炼过程，等等。
作为政治异见份子的政治人物刘晓波，说他没有敌人并不是出于像宗教徒那样的理念，他只不过是在利用宗教。他把宗教观念带进政治领域，就如同在刑事案件中，把个人的宗教理念与罪行辩证搅在一起，用饶恕宗教意义上的罪人的仁爱之心去取代司法的实施，取代对公正的捍卫。
而在中共眼里，不管你是否“和平理性非暴力”，不管你是温和的还是激进的，不管你是合作派还是抗争派，不管你是无敌派还是有敌派，统统都被它视为敌对势力，加以打压。这跟你是否把共产党当敌人毫不相干。说自己没有敌人无非是想说自己是最为温和的反对派，希望共产党把自己视为在野派中的最佳合作人选。这就是刘晓波们自以为在玩政治的“高招”，这就是他们“合作派”和“无敌派”想说而不好意思说出来的用意，也就是说，他们比宋江还宋江。
（八）
天安门绝食四君子之一周舵在专刊文章中，对共产党的派别有了新的划分，说：“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据我看，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至少包括四个派别——狗屎派，饿狼派，庸人派和君子派。…… 他们（君子派）是想要用社会民主主义挽救共产党，让共产党获得新生；而狗屎派和饿狼派恰恰相反，是在联手搞垮中共。” 周舵胡诌一把地列出这么多派，却对共产党的基本特性一无所知：共产党整体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在分享权力、瓜分利益、镇压人民、维护一党专政和既得利益上从来都是抱成一团，不把矛盾外露，六十年来这块铁板从未破裂过。
我们认为，历史从没有发生过“合作派”幻想的先例——共产极权制度自我改良和平过渡到民主制度。腐败邪恶到这般地步的中国共产党更不可能自我改良。苏联和东欧的先例已经告诉我们：只有共产党先垮台，才有可能建立民主制度。
周舵则自有一番高论：“……整个社会腐败到了骨髓。可是还有人大谈什么‘只要推翻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民主马上就能实现’——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当今中国，一旦政权失效、社会失序，迅速崛起的很可能是各种极端主义势力……，这不是什么民主福音，只能是一场民族灾难。…… 要想避免未来的社会大动荡，各界精英，君子必须尽早达成自由民主的目标及路径的共识，尽力让精英君子而不是痞子或庸人处在各个领域的关键位置上，大家共同奋斗，舍此别无出路！”
周舵幻想共产党不下台民主就能实现，他还要赶紧把“各界精英君子”放到“各个领域的关键位置上”，“共同奋斗”。不然，一旦共产党政权被人民推翻或被狗屎派和饿狼派联手搞垮，则坏人当道，就会有一场“民族灾难”。好一派政治谋略家的气派！试问，是你周舵把好人精英放到“各个领域的关键位置上”，还是你请党内“君子派”帮你实现这种安排，以避免你所担心的那个“民族灾难”的出现？说实在的，当今中国是坏人当道好人受气的世道，完全不具备实现周舵政治蓝图的条件。周舵如此这般的想一招是一招，难道不是“痴人说梦”？
（九）
这二十个作者中，最反常变态雷人的当属中文独立笔会会长廖天琪。她说她“为了穷踞锦州的晓波获得殊荣，快乐得灵魂出窍，飘飘欲仙”。真不愧为笔会会长，用词就是与众不同。如果她像“思想家”王康那样思想高远到 “伟大民族三千年的嘱托，百余年的夙愿……汇入这颗在宇宙中孤独运行的蓝色星球上千万年的性灵之光”，她表现的一定是身负重任的肃穆庄严，而不是民运既得利益者的得意肤浅。
另外，这位多年混迹于大陆民运的廖天琪与刘晓波的其他捧将不同的是，她用骂对方来捍卫刘晓波的形象。她骂那些批评刘晓波的人是“人格分裂症”、“红着眼睛，四处告洋状”、“牛蛙鼓噪”。这位混吃民运饭的会长，混得连自由社会的自由声音也不能接受，不愧为老会长刘晓波排斥异己之传人。这位拿着美国纳税人 “洋钱” 的会长应该懂得一个起码的道理：不要只对给钱的“洋”上司俯首贴耳，也要禁得起纳税人的批评。
（十）
蔡詠梅文章《浪子回头金不换》用“浪子回头”来形容刘晓波精神上的自我反省和脱胎换骨的转变，令人捧腹。谁都知道，浪子回头是指浪荡堕落的败家子回头了。真不知刘晓波会对蔡詠梅的恭维作何感想。
蔡詠梅还在文章中借苏俄式暴力革命的滥杀无辜来否定暴力革命，却只字不提美国独立战争这个以暴力革命取得民主制度的典型案例的正义性和合法性。美国“独立宣言”早就清楚地阐明，人民有推翻暴政的权利，包括以暴力的手段。
虽然中国人民也有暴力反抗的权利，但是中共国家机器极为庞大，中国人民完全处于被施暴的处境，既没有人不顾现实地鼓动人民用暴力去和中共较量，也不存在人民“以暴易暴”的可能性。可笑的是，“合作派”明知道共产党掌握着暴力机器并不断地用暴力手段对付人民，他们却一个劲儿地要老百姓不要用暴力。同样，共产党一次次把人民当敌人整肃和迫害，“合作派”却一个劲儿的说不要把共产党当敌人。这种逻辑上的混乱起始于刘晓波，如今已在“合作派”内大行其道，俨然成为他们纲领性的语句，既可用来取悦于共产党，又可用来吓唬老百姓，并得意地认为这是他们探索民主之路得出的精髓。
（十一）
此专刊陈破空文章中的几个观点也值得讨论。他提出，对待刘晓波要像西方社会对待俘虏一样有包容人性弱点的人道主义。当年刘晓波在中共刻意安排下的的讲话完全是他心知肚明的配合，事后他自己承认他的那次讲话和认罪都未曾受到胁迫。他出狱后又写书《末日幸存者独白》以貌似忏悔和剖析自己的形式为自己以前与中共配合的行为辩解，坚持说自己说的是真话，并说“只有天性完整的孩子才一针见血地道破事实”。如果说我们可以原谅他电视讲话的错误，那么又如何原谅他出狱后写书为自己辩解的出尔反尔？哪个是可以原谅的真实的刘晓波？他去年居然还在法庭发出《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公开粉饰中共监狱和肯定中共人权，他的这篇讲话显然不是在压力和胁迫下而发。因为，他还想把这个陈述作为诺委会颁奖仪式上的发言稿。由此看来，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需要原谅的地方。陈破空的人道主义岂不是自作多情？
陈破空在文章结尾批评反对刘晓波的人帮助了共产党。他说：“来自反对派阵营的部分批评，其尖利程度，无形间已经置刘晓波於双向受敌的境地。否定之否定，到达另一种肯定。中共对刘晓波的否定，部分人士对中共否定的刘晓波的否定，不经意地，反倒成了对中共行径的肯定——至少有助于中共在这一事件上转移视线，局部脱困。”陈破空的这个悖论说法，无异于毛泽东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陈破空没有看到，我们反对刘晓波与中共对刘晓波的批判截然不同。我们反对刘晓波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刘晓波和他的追随者走的是与中共和解共生的对民主运动极其有害的死路——它从根本上缓解对中共的压力，帮助中共延长其统治地位。把我们反对刘晓波的政治行为说成是与中共两面夹击，何等荒唐？！
在刘晓波的投机行为背后是否属于性格缺陷、心态扭曲和人性弱点，我们毫无兴趣。我们对如下情况表示忧虑：刘晓波给中国民主运动立下了一个极坏的先例——以多变投机的不当行为搞民运，使民主成了不讲道德的投机者的招牌。
（十二）
最后，把我们和刘晓波为代表的合作派的主要分歧归纳如下：
一，中国共产党是什么？
刘晓波们认为中共政权具有合法性，中共有自我改造的能力，可以与民主力量联手共建民主制度，从而成为多党制一员。我们认为，共产党是与人民利益完全对立的、根本没有自我改正能力的、腐败透顶的政治集团，它不会摒弃一党专政、也不会转而建立民主制度。历史早就已经证明，中共是个犯有反人类罪行的政治集团。
二，关于“无敌论”。
当下，刘晓波的“无敌论”已经成了“合作派”的一面大旗，成了他们挂在嘴头的纲领性的语句。刘晓波使用这句似乎很玄的话“我没有敌人”，其实想表达的是，他反对把共产党定为敌人，反对用暴力手段对付共产党。也就是说，他要那些被共产党视为敌人的人民不要去效仿共产党去把共产党视为敌人。
我们认为，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的说法对中国民主运动毫无价值，因为，这只是他用弯弯绕的方式向中共表示他才是最理性的温和派，是中共可以合作的最佳人选。
政府把人民当敌人只是在共产极权国家出现的奇怪事情。民主国家政府绝不以民为敌，只在法律准绳的衡量下把人分成有罪和无罪两类。在民主国家，完全不存在讨论谁是谁的敌人的问题。而刘晓波对共产极权政府大谈没有敌人，只起到他为自己向极权政府示好的作用。
[11:34:04 PM] diane.liu28: 三，刘晓波是什么人？
“合作派”有人认为刘晓波是“人权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有人认为他是圣人，有人认为他不是圣人也不是完人，但都认为他对自己的懦弱、动摇进行了自我剖析和反省而升华为精神境界高尚、理念正确、对中国民运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国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所以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实至名归。
我们认为，刘晓波是一个多面的机会主义者。自他参与天安门运动以来，他的所作所为对中国民主运动起到的是负面作用。他不是专政制度的反对派，而是处于专制反对派运动和中共政权之间的中间状态的合作派和投机派。既使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因此，刘晓波完全不值得我们追求中国民主大业的人士仿效和追随。
四，关于通向民主之路。
刘晓波合作派们认为，中共政权有其合法性，他们寄希望于党内民主派、改革派、君子派，认为这些“智者”终将会在沉默数十年以后，在共产党面临极端危机时浮出水面，听取并采纳党外“合作派”的谏言，在政治层面上改造中共，使其改头换面变成民主执政党，从而变成多党制的民主制度。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取得民主的道路。
我们认为，合作派的这种和解共生之路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只能起到延长共产党寿命，推迟民主到来的效果。中国共产党已经犯下许多人类史上罕见的极其严重的历史罪行，背上了无比沉重的历史包袱。现政权非但没有悔过之心，反而变本加厉瓜分国家财产，掠夺人民私产，成为一个不间断地滋生犯罪分子的庞大的特权利益集团。它恐惧政治转型，恐惧取得自由的人民对它清算，所以，稳固独裁统治成为它的凌驾于一切的政治目标。
因此，我们呼吁与中共不合作 ——不为中共说话，蔑视替中共说话的人；揭露中共践踏人权的罪行，拒绝参与中共的一切迫害行为；不参加中共组织的任何活动；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在互联网和茶余饭后等聚会场所调侃中共；以一切形式拒绝与中共的任何合作。我们相信，中共政权会在人们这些广泛和持续的不合作行动中最终丧失权威，全面崩溃。这是以人民付出最小代价，达到取得民主制度的合理可行的途径。
中国的民主大业需要全民的参与和追求，当人民都认识到中共极权的邪恶之日，就是中国民主的到来之时。让我们为中国的民主大业共同努力吧。
三妹于芝加哥
二0一0年十二月十日清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