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推荐：从一个村长的死看国家暴力

一个因为征地而上访六年的村长，死在圣诞节这天。死前他曾在天涯网上发了一个抗诉占地的帖子。一辆大卡车恰好从他的脖子上轧过，死因蹊跷。但警方把尸体从村民手中抢走，当天火化，6个村民被抓走。村长钱云会的帖子讲述了围绕140公顷的地的斗争。想占地谋利的是浙江乐清市政府，乐清市国土局和浙能电厂。保地的村民与占地的政府斗争的结果是大批村民被打被抓。但村长仍然作着不屈不挠的抗争，最终惨死在大卡车下。

是什么时候国家暴力发展到公开的谋杀？从“打死挖个坑埋了”，到看守所里的一个个离奇死亡，故事的发展不断变得更毛骨悚然。在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度，百姓是蚁民。不受控制的国家暴力在巨大的金钱和利益推动下张开了血盆大口。在这个暴力机器面前，一个人是没有生命保障的。

在军政府下的智利，一个人会莫名其妙地失踪，至今当年失去儿子的母亲们还在找寻他们的孩子。 在中国，每年有多少人死于与国家暴力有关的非正常死亡？首当其冲的是那些政治权力得不到任何保护的人，即被定性为“反动”的人， 如法轮功信徒、藏族和维吾尔族维权人士。因为被定为“敌我矛盾”，这些人的权利没有最基本的保证。截止今天，有3420名法轮功信徒（见明慧网）被警察折磨致死，其所受酷刑之残忍令人不敢想象发生在21世纪的文明国度。

再其次是上访人员。他们往往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无地、无房、无钱），最后走上上访之路。殊不知在政府眼里他们是一群找麻烦的人，又是什么地位也没有的弱势者，于是毫无忌惮地进行打压。关黑监狱、送精神病院，这些不可想象的事发生在中国一群无辜的人身子。因为相信最高公正，他们得到却是政府赤裸裸的暴力回答。

再下来是农民。他们处在中国的最底层，没有钱，没有权，没有资源。他们的土地属于“集体”。当他们被迫抗争说理时，当地政府毫不犹豫地动用大批警察，实行抓、打、关押，不必经过任何法律程序。

再接着是城市中的1.5亿民工。他们是城市的流动人口，他们做最脏最苦的活，拿最低的工资。如果身上没带证件，被警察被以随时抓到拘留所。一旦进去，遭受非人的毒打是经常发生的事。被打死的孙志刚只是众多死于非命中的一个，而他的故事被披露仅仅因为发现他其实不是民工。

剩下的居住在城市的人可以免于警察暴力吗？在街上摆摊的小贩，会面临城管的毒打；在网上仗义直言的网民会被判刑坐牢 （从刘荻到今年的福建三网友）。不幸而被拆迁的人们，如果抗拒拆迁，也会被毒打致死（如上海周大明之死）。

泛滥的国家暴力是因为有不受约束的权力。当说真话的记者被抓，维权律师被构陷，人民不能凭选票来改换领导人时，权力就会用暴力来开道。当权力与巨大的经济利益结合时， 这种暴力就会不惮于致人死命。

国家存在的目的，是对外抵御入侵，对内维持治安。社会依靠国家的公信力来惩治犯罪，来主持公正。今天的中共政府，不仅仅是治安不作为（网络警察多于治安警察），而是积极参与行凶和暴力行为。当法院成了摆设甚至成了诬陷好人之地，那么正义和公理又在哪里？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维护基本正义的功能，而且失去人民最基本的信任，这个政府还有合法性吗？

中共政府一向高举经济发展作盾牌。但现在巨大的经济利益与政府暴力结合起来，吞噬着无数人的生命，从强拆的血腥到因工程质量导致地震中数千学生的无辜死亡，到在官商勾结的毒奶粉事件丧生的婴儿。在一个人的生命得不到保障的国度，再繁荣的经济有什么意义？

泛滥的国家暴力昭示着中国走向民主的迫切性。当舆论可以公开监督政府，当人们用手上的选票制选择执政者，他们不必再惧怕无安生立命之地。那时政府是真正民众的政府，如林肯150年所说的政府，“来自于人民，归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民主的理想不只属于西方国家，今天从亚洲到非洲，到拉丁美洲，世界上 116个国家已经实现了真正的多党选举的民主制度。希望中国的这一天也能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