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亮洪及家人在新加坡，不是第一个尝过李光耀铁拳的异议份子。在他之前，从五十至六十年代起，被李光耀清算的，基本上是华文教育者出身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界的人士。其中，也有不少是受英文教育出身的马来、印裔及华人知识分子。
政界被长期扣留的有谢太保、林清祥、林福寿医生等人，商界的有陈六使（南洋大学主要创办人）被扣留和被撤消公民权、报人有李星可（指李光耀是个二毛子和数典忘祖的人）、马来报人有沙末、依士迈等人。实际上，各界先后被扣留的人士数也数不清。这些人都是愿意把生命或一生所有的交给国家与人民，毫无私念。
最近，在英国为中国人蛇请命的著名华裔律师陈华彪，就是1975年新加坡的政治逃亡者。他原是新加坡大学建筑系学生，任学生会会长，因参加劳工运动和人民行动党所操纵的工会对抗被捕。罪名是“非法集会和暴动”。坐牢八个月，同时被大学开除。出狱后，立刻偷渡到马来西亚，经过泰国，辗转流亡英国，现在英国伦敦律师界执业。根据陈华彪告诉邓律师，“非法集会和暴动”的罪名，是莫须有的罪名，彻头彻尾的政治陷害！
1987年五六月间，共有二十多近三十名英文学校出身的专业人士被李光耀政权逮捕。其中有好几位是新加坡律师公会的活跃分子，是律师公会法律研究委员会的成员，他们的任务是负责对国会法律草案提出批评及修改建议，交由律师公会向有关当局提出。他们的工作和活动，引起李光耀政权的不满，在这几十位被扣留人士中，有的则是天主教福利中心的成员，他们协助在新加坡工作的菲律宾女佣解决各种难题。行动党政府对所有有效组织的民间团体都存有极度的戒心。恐怕他们发展成一股不听话的力量。李光耀政权给这些人都一一扣上“马克斯主义同谋者”的大帽子。
新加坡媒体对这些人士的被捕，大做文章，使新加坡人感到处处危机。似乎有人处心积虑地颠覆及破坏新加坡的安定。一阵又一阵的白色恐怖弥漫了整个新加坡。
被扣留者当中的几位女律师，和其他男扣留者一样，一律不准穿内衣内裤，只穿着单薄的囚衣。在特别寒气逼人的冷气房里，光着双脚，被穿着厚厚棉衣的审问者盘问。在二十四小时大灯光的照耀下，被关在没有窗户的扣留室里。根本不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夜晚。1998年4月间，他们终于不得不签下悔过书，承认一切指控，同时被安排上电视台亮相，媒体大力及全面宣传，新加坡又乱轰轰地闹了一阵子。这是李光耀政权惯用的手段，使异议者个人的威信，信心都会因此被撕碎，造成心理崩溃再也无脸见人，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这是除异议者的有效手段。
谁知，有好几个被释放的扣留者，一被放出来，马上收回悔过书，否认一切并说悔过书是在威胁之下签署的。李光耀政权又马上把他们扣留起来有的则逃脱溜到外国去再也不回去。当时的新加坡律师公会会长是萧添寿律师。萧律师原是检查总署的主控官，后提升为副总检查长，法律知识丰富，原是为李光耀所重用的人。对李光耀没被公布的一些事知道甚详。后离职创立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有一次当萧添寿以律师身份到扣留室去探访其中一位被扣留的女律师顾客时，自己也被扣留起来。也成了扣留犯之一。萧添寿差一点当选国会议员，但李光耀说，萧添寿不适合当议员。最后，萧添寿也只能落得逃亡的命运。也就是当他被释放后，流亡美国，现专心著书，揭露李光耀及行动党政权。还有好多异议分子，选择保持沉默，等待时机！
这次邓亮洪先后逃亡到香港和澳洲时，就得到这些被扣留者中的几个成员的协助，在英国时则得到陈华彪的照顾。
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每次大逮捕的恐怖行动，都会使新加坡人民对李光耀产生畏惧和害怕的心理。每一次的白色恐怖也可以给他带来十年八年的政权稳定和安宁。
九十年代的新加坡政坛可说是相对的寂静，惹耶勒南律师与徐顺全博士等所发出的异议，是比较经常听到的一点声音。但他们付出的代价，却是很大的。惹耶勒南原是地方法官，夫人也是律师。惹耶勒南后来离职，和夫人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这对以律师为业的夫妇拍档原是成功的律师，收入可观，住大洋楼坐名车。但由于对行动党某些政策不满，参加反对党提出不同意见。他的夫人不幸去世后。他本人一次又一次的被李光耀及行动党人以诽谤为理由起诉。他的洋楼及钱财，被诽谤官司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被吃光了。现在移居至新山去住。据说近来律师事务所也停业。
徐顺全博士原是大学讲师，当他的异议立场摆明之后，被系主任（行动党国会议员）指控动用系里136元当邮费，将夫人的论文寄到美国去，被大学开除职位。在此争论中被指为诽谤，住家与财产也被诽谤官司侵吞殆尽，只是还不至于报穷而已。最近，因没有准证在办公楼区演讲，被判坐牢。他的一位助手黄先生帮他将扩声机摆正，也同样要坐牢，因犯了“教唆怂恿罪（Abetting）”。1994年7月间，海峡时报一位女记者要邓亮洪针对徐顺全事件，就动用公款原则问题提出评论，邓亮洪指出：现在大家都在提所谓的原则问题。即是136元也不能随便动用。那么，许多部长和国会议员们，在办公室里也因私事打电话（包括长途电话）要秘书兼办私事，复印文件，利用办公时间（人民付薪时间内）做私人的事情，利用公车去载夫人和孩子们。他们所花的公费，何止136元，应该是136元的百倍，为什么没人追究。如果讲原则，这些都应该追究，现在只追徐博士是相当虚伪的。这则评论被刊登在海峡时报上。那时的邓亮洪因拍摄“中华历史五千年” 历史片及“大哉孔子”文化片等，身在中国。十天后才回到新加坡，在机场关口被“挡驾”。延缓过移民检查关，经上司指示才放行，邓亮洪满怀疑云，不知所以，因没把评论徐博士一事放在心上。
回到华源道住所，阅读十天来所有堆积的来信，才吓了一跳。原来信中有许多是税务局给本地各家银行的信件副本。说税务局根据税务法令，查封邓亮洪的全部银行户口。要银行代税务局向邓缴收新币二万四千元。
隔天早上，邓亮洪亲自到税务局，将二万四千元现款交给税务局，并查明原因。原来税务局检查邓亮洪十多年的帐目，对许多项已被接受可扣税开支项目不准扣税，并追算利息，共计二万四千余元。经过十多年，现在才说不同意有关的开支项目可当扣税开支。因邓亮洪采用马上付清款项并要求即时解封的态度，其他事后议。税务局也同意这样办，三个月后，邓亮洪的一张支票被某一间银行退票，邓亮洪才知道，税务局没遵照诺言解封邓亮洪的银行户口。邓亮洪去信抗议，但税务局不作答理。其狂妄霸道态度可想而知！在民主国度里，这样的事可以闹得很大，在新加坡只能低头！
假如邓亮洪当时的信誉和业绩不够好，单税务局就会因此把他搞垮。
假如不是有特殊政治原因，或接到什么特别情报或消息或受到特别指示，税务局不会，突然间会有兴趣查芝麻蒜皮的帐目，假使有，也会先向纳税者提出，让纳税人有机会查阅或解释或交给他们各自税务专业人士去协助解决。因为很多帐目是由财务部或专业人士，派人来整理，才拿出报账。若万一还有争论，可由法律裁判，不会毫不讲理，先将邓亮洪的银行户口全部查封，给他难堪，让他出洋相。他们完全知道，邓亮洪绝对有能力还二万四千元的。那是1994年的往事了。这事情很能说明什么是“白色恐怖手段”的实际情况。例如，移民厅官员根据移民法令，有权，在必要情况下，命令旅客，不论男女老少，脱光衣服接受检查。但这种权力，不可随便滥用，更不可以用来对付异议人士。
在邓亮洪近三十年的律师生涯中，知道李光耀政权如何通过各种法律手段，行政权力，对付那些异议人士外，也同时一步一步地全面瓦解及消耗华社内在的力量，长期拖垮华社。再把这些诚惶诚恐的生意人推举社团组织里的领袖。通过这些办法，牢牢控制着华社。从没有政治立场的银行家或金融家，被迫将银行或金融公司的股票，以低过市场的价格，卖给被指定的人。吉宝银行（前名为亚洲商业银行）的前股东就是一例。有的产业、屋业被征用，以低过市价倍偿，令人报穷破产，有的更跳楼自杀。餐馆被骚扰，工厂被检查，干预杂货店的摆设令人困窘使人害怕。会计师要看税务局的脸色，绘测师和建筑公司等则要建屋局的点头，不然就会垮台，没饭吃。律师则要靠法官或主薄官或注册处，若该处与你为难，大小官司都输定，那里还有顾客。通过这种种的刻意操控，往往令人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
邓太太与人合作的一间公司，在高级住宅区里，拥有一块地。经过多年后，连本带利超过二百多万元。在九十年代初被征用。最高市场价时超过一千多万元新币。被强制征用时，当局只赔三十万，连还银行的利息都不够！像这样的事，平常得很。随时会突然发生，令你破产。
善于调动及运用白色恐怖的人民行动党，就是通过上述各种白色恐怖的行动，牢牢控制着新加坡。因为被对付的人在人口的比例上，必竟是少数，他们没有可议论的地方或论坛，也不可能把问题提出来向有关部门投诉或汇成一股力量。
这次李光耀查封邓亮洪及邓太太的洋楼及邓太太和孩子的银行户口。为了达到最大的“白色恐怖”效应，各报馆摄影师，还特地跑到邓太太的洋楼拍照，因洋楼比马路高出许多，只能拍到篱笆。摄影员还特地弄来了高梯，爬上篱芭，拍洋楼全貌。接下来的几天，整个新加坡各大小报纸均大家浓墨，图文并茂，全面报道邓亮洪夫妇产财被李光耀及行动党等人查封。邓太太同时被移民局挡驾，护照被没收等大新闻，好不吓人。
白色恐怖的目的是达到了，但李光耀这种欺人妻儿的野蛮行径，也引起更多的人的不满和愤懑，纷纷私下指责。
邓亮洪记得，好一阵子前，曾有一位台湾男歌星，曾经嘲笑大意是说：新加坡男人好像都阉割了似的！据说这位男歌星从那时起，不准再到新加坡演唱。邓亮洪以为对那位男歌星的评论似欠公允。在强权下低头是常有的事，包括台湾在内。邓亮洪说他不知道，特别是在五十、六十及七十年代前后，又有多少台湾人敢抬头争“民主与人权”呢？但话又得说回来，新加坡人，特别是华社，保持沉默毕竟是太久了，希望今后会有所表现！
( 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