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新闻网 生活 > 史海钩沉 > 正文

南昌暴动与中共八一“建军节”

南昌暴动与中共八一“建军节”
“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

中共于民国卅八年占据大陆以后,即特定八月一日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军节”,军帽上的帽花,也用着“八一”两字;同时在江西南昌将以前的所谓“中正桥”、“介石公园”,以及“中正大学”“中正路”等,都一律将中正、介石等字样凿去,而冠以“八一”二字,由此可见中共对于“八一”二字的重视。尤其是在江西,这个“八一”的符号更其来得特别普遍,等于民国廿年前后的剿匪时期,无论是公园也好,马路也好,乃至于学校等等,到处都可看到“中山”、“中正”二字一样。事实上中共这个“建军节”,便发源于南昌,即众所周知的“南昌暴动”的一幕;但在江西本省人口中,则直称为“七、卅一”事变。原因是“南昌暴动”,实发生于七月卅一日的晚上,后来中共舍弃“七、卅一”,而用上“八、一”,大概还是脱不了一点“唯心”史观的迷信心理,不用“晦”日而用“朔”日了。

由偷偷摸摸到明目张胆

中共对于“南昌暴动”所以特别重视的主要原因,则因中国共产党自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导以来,只有政治宣传,而没有军队武力,到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后,虽然有了一些军队武力,但也只是依附寄生于国民革命军身上,一直到民国十六年七月卅一日朱德与叶挺、贺龙所策动的“南昌暴动”,中国共产党才开始第一次以正式武装部队而暴动,这便是中共重视这一天而定为建军节的主因。

当民国十六年南京和武汉(简称为宁、汉)分裂,实则即是蒋、汪的不合作,这时长江中游以下各省,无论是党、政、军各方面,都极端混乱,原因是,从北伐开始以后,共产党潜伏在党、政、军各方面的势力,日趋壮大,凡属国民革命军所能到达的地方,他的势力也就随之而到达、而深入、而根深蒂固,这是中共组织力量所发生的特有效果,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那时江西省的主席为朱培德(益之),这位革命而没有革心的主席,虽然是国民党却有点左倾,他眼见国民党中宁汉分裂的局面尚未明朗化,便一直呆在九江观看风色,省府方面的行政、治安事务,却分别交由民政厅长姜济寰和衞戍司令王均负责,姜虽是朱培德的湖南同乡,但却是个十足的老共产党,而且是江西方面的重要负责人,这时江西的一切行政大权,都操在姜一人手中,有这样送上门的机会,安有不大干特干之理,于是,人事的安排、计画的策动,渐渐地由偷偷摸摸而变为明目张胆了。至于王均虽然是朱培德的老部属,而且又以第七师师长兼衞戍司令,有时冷眼旁观姜的这些举动,不大顺眼,伹这时局面混乱,又摸不透朱培德的心理,也就未便造次,虽然他可以用治安方面的武力来干涉控制,但朱德手中既握有两个教导团而兼任江西公安局长,人枪三千余,力量也就不可轻侮,因此,便眼开眼闭的听其自然了。

江西省党部变成空架子

这时国民政府远在南京,正闹着分裂,对于江西的党政军问题,除了上层的省党部外,其他都已自顾不遑、鞭长莫及了。共产党便趁此机会混水摸鱼,他见省党部无法控制,便用全力注重下层工作,把南昌市党部和各工会、农会等地方实力全部掌握着,于是,省党部便成为一种不着地的空架子了。这时省党部称为“省执行委员会”,设常务委员十一人,段锡朋以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后任教育部次长及中央训练团副主任委员),程天放兼宣传部长(现任台湾考试院副院长),洪轨兼青年部长(现在台湾),李人祝兼工人部长(现居香港),王礼锡兼农人部长(后参加闽变,现在大陆),邓鹤鸣兼商人部长,此外尚有不兼部的常务委员如周利生(后任中委失明)、姜伯彰(现任台湾立法委员),王镇寰(已逝)。共产党所掌握的下层组织,则有南昌市党部的常委贺益誉、汪功宏、冯惠中等,工会的常委萧努锋,农会的常委方志敏(后于四次围剿被俘)、邵式平(现任中共的江西省长)等。这时双方壁垒森严,每一个机关、学校、社团,都有着两个组织,而且名称亦同,因此,都设有纠察队,准备随时动武的。那时笔者尚在中学一年级念书,根本不懂什么叫政治,什么叫阶级斗争,只是糊里糊涂的,天天跟着开会、叫嚣、简直是盲从一团糟!

女校长游街中途产鳞儿

到了四月二日,南昌的共产党奉到武汉方面的密令,策动一次广泛的暴动,于是由贺益誉、冯惠中、邵式平、萧努锋率领着工人、农人、学生和各工团的纠察队近千人,于上午十时左右,由市党部出发,一路喊著:打倒国民党的走狗段锡朋、程天放……的口号,蜂拥着直冲进省党部,见人就打,见了门窻什物便捣毁,直如疯狂了一般。这时省党部的人员,跑的跑,逃的逃,有逃跑不及的,便在石块、木棍、拳、脚交加下,打了个死去活来。记得有位先生头上蓄着个东洋装,发长长的梳向脑后,因一时逃跑不及,被暴徒抓住了,这暴徒也不先打他,却一伸手将他向后梳的头发从脑后倒披过来,把双眼全遮住了。之后,便你一拳,我一脚的乱打乱踢,而这位先生在自衞与反抗的本能下,也手足齐来,但因双眼被发遮住,毫无目标,于是,对方疯狂的拳脚交加,他的手脚便也拼命的向空乱舞,直如狂人跳舞一般,那情形实在滑稽之至,连其余的暴徒也都住手围拢来看这幕滑稽剧了。这时段锡朋、周利生诸人,见不是路,便纷纷星夜向赣东逃往南京,就中只有程天放、罗时实(秘书)、王冠英(国民党的农民协会委员)诸人没有走脱,竟先后被共党捉了去,此外,还有一位女子职业学校的校长曾华英(女性立委)也被抓住了,一起关在市党部内,第二天,便一个个的戴着两尺多高的高帽,簇拥着沿街游行,而这位女校长曾华英因大腹便便,却竟在这游行中临盆,产下了一个男孩,这只是 “七·卅一”事变的前奏。

实行清党下鲍罗廷解聘

到了五月初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鉴于湘、鄂、赣等省,屡次发生暴动,到处散发标语传单,共党势力一天天的膨胀,乃决定在湘、鄂、赣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负责秘密检查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各民众团体的言论、书报等,不到几天,竟先后发现了许多第三国际指示共党的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有:以暴力方式解决土地问题。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和五万工农份子……。这一来把国民党迫得非下决心不可了。七月中旬,便决定实行“清党”,一面解聘鲍罗廷的顾问,一面通饬各级政府机关,准许共产党员一律自动退出各机关,一面又通令各军事部队长官,将共产党人一律遣走,并改组政治部。如此一来,所有共产党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武力,便如热锅上的蚂蚁,大有走头无路之概。

朱德逃窜前大缴警察械

这时张发奎第四军建制下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和贺龙的第二十军一部份便秘密结合,不受张发奎的节制,由九江秘密开抵南昌,和南昌的公安局长朱德会合,并分别部署,叶挺的部队分布于牛行车站一带,以迎张发奎由南浔线来追的部队,贺龙的部队则分布于进贤门外城郊,以防南面国军夹击,朱德的两个教导团(属于王均第七师的)和省会警察,则担任解除王均部的武装,和占据省政府衞戍司令部各机关。他们分拨已定,遂于七月三十一日午夜发动,实行所谓第一次的武装暴动。斯时枪声四起,全城已陷于混乱状态,王均第七师的城防部队,早已被朱德的教导团暗中监视住,等到他们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已来不及抵抗,全部缴械了。朱德在得手后,城中已没有了顾虑,于是一面占领着省政府,高悬起红军的旗帜,一面与姜济寰、邵式平一些原在南昌的共产党人组织苏维埃政府,居然发号施令起来。可是好景不常,等到八月七日,张发奎已带着第四军的缪培南、李汉魂、许志锐等三师兵力,由九江直扑南昌,待抵达南浔线的牛行车站时,南昌已是空城,叶挺、贺龙、朱德以及原先在南昌的一部份共产党员,已带着部队向进贤、临三、宜黄等县逃窜而去,而且朱德在决定逃窜的前夕,召集了全体警察携带武器在总镇坡的总公安局训话,就在这训话中,把全部的警察武器也缴去了。因为枪枝武器才是他们斗争暴动的本钱,非一并掳走不可。

朱毛初会合落草井岗山

这时宁、汉分裂问题,已告解决,朱培德亦随同张发奎部队进入南昌,办理善后,并依照中央决策,将留在南昌未走的共产党人欢迎离境,而轰动一时的“南昌暴动”,至此亦告一段落。不过这时的朱德,年龄虽比叶挺贺龙为大,论地位却只是一个团级军官,远不若叶、贺已是正式的将领,因此,他们由赣东临川一带经由赣南而窜入广东的潮州、惠州,一切还是依从叶、贺的意思居多,到了这年底,他们在张发奎的部队追击下便决定分散,朱德只好又带着残余的实力跑到湘、赣边区打游击。恰值这时,毛泽东在湖南搞农民运动失败,也带着残部退到赣西,于是,他们便很自然会合起来。在湘、赣交界处有个井岗山,属于武功山脉,在江西方面,与遂川、永新、宁岗接壤,在湖南方面,则毗连攸县、酃县等,山势险要,又属边区,因此,经常成为小股土匪的巢穴,这时朱德、毛泽东在逃窜苦战之余,实在需要喘息,可是井岗山上,早已被王佐、袁才所据有,虽纯是山匪,却也拥有二三百人枪。毛泽东见有现成的巢穴,又有识途老马做向导,这是一个值得利用的条件,乃派人和王佐等接洽,愿意大家合伙,祸福与共。王佐本是个少见世面的土匪,更从未和共产党打过交道,居然一拍即合,但自合伙之后不到半年,王、袁的实力便全被朱德渐渐地吃掉了。从此以后,朱德与毛泽东便开始高揭“红军”的旗号,盘据井岗山,势力也一天天的壮大起来,于是,“朱、毛”“红军”之名,便遍传于中外了。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刘诗雨 来源:析世鑒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史海钩沉热门

相关新闻

➕ 更多同类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