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青少年时期，反革命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之一，其中的“反”就是指“反革命”。当时政权名称叫做“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它将反对的人定为“反革命”，这人不仅被万人踩，受尽人间羞辱苦难，其亲属子女也都受到牵连和歧视，人们对他就像见了瘟疫病人一样。
这才过了40多年，世道完全变了。在国家当政者眼里，反革命成了可爱的人，仅次于他们身边的“小三”。“小三”可以“三陪”，使得他们生活舒心，反革命可以“一陪（心理按摩）”，使他们政治上没有压力，前途无忧，安心过豪华尊贵的日子。
世道变了，反革命开始“高贵”起来，许多敏感的文人纷纷成了反革命，忙着演讲，写文章，抨击革命者，歌颂真正的反革命者。例如批评革命思想家鲁迅先生，谩骂共和宪政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吹捧改良派名人康有为，赞美窃国大盗袁世凯。
他们虽然忙，但心里却很踏实。一来他们感到很安全，当政者喜欢他们，主张民主革命的人即使成功了，也不会打击他们，因为这些人还主张言论自由。二来他们能得好处，至少名人能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国家级保护。
就在此时，一向不频繁发表博文的韩寒，连发3篇文章《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谈革命》在先，为此，我这篇文章以《谈革命》为主，顺便说《说民主》和《要自由》。
韩寒在《谈革命》文章中，开篇提到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说“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点耳熟。”
韩寒这句话中的“是的，听着有点耳熟。”是句暗语，我给他说白了是指毛泽东领导的农民共产运动。韩寒说的没有错，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和农民共产运动性质都差不多。
白莲教以念佛得西方净土（弥陀信仰）为根本信仰。太平天国虽然是“拜上帝教”，但天王洪秀全自称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弟弟。外国基督教徒得知给他看《圣经》，告诉他上帝只有耶稣一个儿子，其他人自称儿子要遭殃。他说《圣经》是异端，他只信奉中国籍基督教传教士梁发写的《劝世良言》。农民共产运动信仰马克思，尽管马克思是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但他们仍然坚信不移。马克思得知说“我播的是龙种，收获是跳蚤。”。
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和农民共产运动都是农民革命，他们信仰错误，不能因此说其革命行为也错了。革命农民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如在水深火热中煎熬。他们都是因为不革命不得活才革命的，只有通过革命来改变命运，改善生活。他们的革命行动创造了历史，推动了社会不断进步。
孙中山先生曾这样评价太平天国，他说“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专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又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太平天国战史序》）
蒋介石对太平天国评价说：“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而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纪念焉。”（《太平天国诗文钞》序），又说“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增补曾胡兵语录注释》序）。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也适用于对白莲教起义和农民共产运动的评价。总之一句话，革命有理。
当然，他们的革命都有历史的局限性，用现在的价值观衡量太暴力，太血腥，太残酷，可在那时候只能如此，也只有如此，因为革命者面对的是靠宝剑和枪支维护的专制政权。革命者不暴力，不血腥，不残酷等于自杀。
现在的反革命们抨击农民革命最激烈的是，农民革命成功后又搞专制。这种抨击一半没道理，一半有道理。世界在300年前还没有共和宪政社会，要求中国农民革命政权建立这种社会未免太高，相当于要求他们制造出火车头一样可笑。
太平天国革命时，美国已经建成了共和宪政社会，可是天王洪秀全太自大自狂，自认为是上帝的儿子（天子主人），以民众为奴仆，不肯像美国华盛顿总统那样甘愿做上帝的仆人，以民众为兄弟姐妹，一律平等对待。结果他革命成功后过上比皇帝还奢华糜烂的生活，很快就灭亡了。据说洪秀全最终因饥饿而死。农民革命成功后有错误，不能因此否定他们的革命。
中国农民共产革命的时候，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很多国家实行共和宪政，毛泽东还有很多赞赏共和、宪政、民主的言论和文章，比美国总统华盛顿说的多，说的漂亮，可是做的事比中国任何一位帝王更加毒辣。他在革命成功后很快搞专制独裁，使得中国民众承受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但不能因此否定农民求自由、求平等、求解放的革命行动，当然也就不能否定毛泽东和战友们早年为革命作出的奉献。
韩寒出生和成长在和平环境中，又在条件优越的大上海生活，没经历过苦难，自然不想革命，害怕革命，直到反对革命。尤其是他在成名之后，非常爱惜和保护孔雀般美丽的羽毛，自然不愿意再如雄鹰般展翅搏击，经历暴风骤雨。
韩寒在《谈革命》文章中犯了一个重要错误，就是把旧式的民众革命与新式的民主革命混为一谈。他不提辛亥共和革命，也不提利比亚民主革命。这些革命并没有发生见钱就抢的情况。即使是毛泽东领导的农民共产革命，也没有见钱就抢，抢了钱也不获为己有，而是“一切缴获要归公”。毛泽东所以到现在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就在于他不贪财，也不允许他下级贪财。他的问题是贪权、贪名，中国就他一人说了算，只能拥护他。
韩寒在《谈革命》文章犯了另一个重要错误，就是低估了中国民众的觉悟。尽管专制文化和教育极力毒害民众思想，限制和封锁他们接受西方民主观念，但在信息时代，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平等观念如电的速度般在天空中传播。就说乌坎村民维权抗争的例子，到目前为止，他们做的有勇气，也有智慧。我想韩寒身临其境也做不出来。民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自以为高明者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韩寒说了一句非常幼稚可笑的话，他说“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我们知道在朝鲜，只要金三世发一个指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立刻就没人敢会车再开远光灯了，因为“最高领袖”发话了，谁会车再开远光灯，等于蔑视“最高领袖”，就要遭“严打”。难道朝鲜民众比中国民众觉悟高？到了可以革命的时候了？
韩寒在《说民主》文章中说了一句非常雷人的话。他说“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
韩寒说这话似乎记性不好，他忘了苏联解体就是共产党内部改革派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曾经是首都市委书记的叶利钦联手，使得世界最强悍的共产专制政权解体，实现了民主制度。韩寒说党就是人民，这话说对了。中国现在党员是人民，精英们常说的“党内民主”就是这个意思。那人民是什么？是奴隶，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像被判处死刑的罪犯一般被剥夺了。
在《说民主》文章中，韩寒还说了一句非常中庸的话。他说“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对手那里。我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争取各派的同存。只有这样，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按照韩寒的逻辑，利比亚反对派弱小的时候，他会站在反对派一边支持民主革命，当反对派由弱转强，卡扎菲专制势力由强转弱的时候，他开始站在卡扎菲专制势力一边反对民主革命。只有让反对派不输不赢，让卡扎菲不死不活，才有韩寒追求的一切。我真看不懂韩寒在追求什么？也许在追求玩赛车般的快感吧。
韩寒在这篇文章里又谈到国民素质低，难以建立好制度。他用了“表面素质”“素质与人性”新提法，在先有高的国民素质，还是先有好制度，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上打转，最后也没有明确结论。
我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低，不是国民本身的过错，都是专制制度用旧思想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害的。要想有高的国民素质，必须先使专制制度解体，用民主宪政制度取而代之。然后通过自由平等的，具有普世价值观的新思想文化和教育引导国民，提升国民素质。
韩寒在这篇文章最后说“暴力或者非暴力革命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筹码”。如果全国人都像韩寒这样反对革命，哪里还会有革命？没有革命，哪里还会有“改良的筹码”？韩寒想把冲在前面的民主革命者当筹码，如果他在利比这样说，那里的革命派没准会向他小腿开一枪，让他知道没有革命者愿意做别人的“筹码”。
韩寒在《要自由》文章显得很无知，通篇言不及义，他似乎不知道自由真正的含义。自由是什么？就是人的个性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只要不违反法律，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切从心而为。从心而为的生活，舒展个性的生活才是最快乐的生活，这样的人生才是幸福人生。
我在美国生活12年，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I like（我喜欢）”，或者是“I don't like （我不喜欢）”。可是，这话在中国很少听到，都闷在心里想，不好意思说出来。比如女人找丈夫，见了面，介绍人问她的意见，她常常不好意思说。于是，这介绍人让她点头或摇头。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愿意表达，复杂的事情就更不用说了。
韩寒在《要自由》文章中说道“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韩寒自以为是名人，一声恳请，官方就把捆绑在文化、出版、新闻、电影身上的绳子解开了。
如果真是这样，不要说革命没必要，改革和改良也都没必要，全国的文化人都跟着韩寒下跪恳请就行了。我看到古今中外，自由都是争取来的，能和平争取到最好，实在不行，绝无希望的时候宁可使用暴力。“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在中国流传了近百年，可是有文学家之称的韩寒竟然说出这么无知的话——“恳请”。
我曾经很喜欢韩寒，喜欢他思想独立创新。尤其喜欢他《独唱团》的名字和初始封面设计。一个裸体双手拿着一支枪，一个圆形物体挡中央。自那以后，我成了他“粉丝团”的一员。我曾多次写专题文章赞美他，当他受到李敖父子攻击的时候，我还帮他还击。那时侯，我也知道韩寒思想比较幼稚，但相信他随着年龄增长和阅历增加，会越来越成熟。可万没想到他成了反革命。
我不主张革命，但绝不反对革命。如果有冤狱人的弟弟，冤死人儿子找到我，问我该不该革命？我会告诉他说，我希望社会和平转型到民主宪政社会，现在还有希望。如果没希望了，我会和他一起革命。如果他执意现在就去革命，我也不会阻拦反对他，因为他的处境和心情比我痛苦多了，是我无法体会的。
我不主张革命，看起来和韩寒反对革命比较接近，实际差别很大。所以，我现在郑重宣布，暂时退出韩寒的“粉丝团”。为什么要暂时呢？理由还是他年轻，思想变化快。也许有一天，他的思想像他的赛车般冲到我前面，我的思想如老式“解放牌卡车”般，再也无法追上他。现在给他下什么结论都太早，只有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