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后，母亲害怕女儿的经历会拖累全家，将她许配给了国民党的一个民团清乡队长刘恒应做妾，以寻求庇护，不顾对方身有残疾且大女儿15岁。
由于阿尔兹海默症，卢业香的晚年坠入了一片混沌之中，只有电视里偶尔传出的枪炮声会让她一个激灵“醒”过来，但更多时候，她只是在家中客厅的沙发上昏昏欲睡，要么搬把椅子坐在屋檐下，双眼茫然地望向远处。
卢业香今年100岁。她的儿子翁祚雄说，母亲前两年还能在家人的搀扶下走标准的行军步。她摆起手臂时，左手残缺的中指格外明显，那是70年前的热血战场留给她的残酷印记。
4月19日，这位中国最后的红色娘子军战士于海南琼海的家中病逝。卢业香曾是娘子军二连二排二班的班长。在知情者的描述里，她是第一个把耳环摘下来扔掉的女兵，曾赤手空拳俘虏过国民党的两名团丁。她的离世，意味着中共历史上第一支成建制的妇女武装彻底谢幕。
海南省琼海市阳江镇文化站原站长庞启江自幼成长在娘子军的诞生地，为了还原和记录她们的命运沉浮，14年来他走遍了琼海。崎岖的路途上，迷路、体力透支、摩托车发生故障都是常事，甚至他还“被狗咬了6次”。
在打捞娘子军历史的同时，近年来他还多了一项工作，即为新逝的娘子军战士举办追悼仪式。“卢业香的追悼词就是我写的。”庞启江告诉《博客天下》。不过由于家里正在修缮房屋，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他没有出现在卢业香的追悼会现场。
作为一个战斗单位，红色娘子军仅存在500天即被国民党军队打散，此后再没有恢复编制。她们中除一部分人死于战场、少数人被抓捕外，剩余的人大都回归了世俗生活，隐而不露。直到很多年后她们的故事被意外发现，相继成为报告文学、电影、舞台剧的主角，人们才注意到这一群女兵的存在。
然而不管何种形式的文艺作品，都只浓墨重彩地渲染她们人生中的短短一瞬，即如何走上革命之路，而对她们放下枪后的遭遇及此后的漫长人生鲜有提及。由于被国民党俘虏的经历，或是嫁给了“政治不正确”的人，她们中的一部分人在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跌入人生的低谷。
就在这些娘子军战士命运多舛的“文革”时期，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成为领导人招待外宾的必备剧目，还被指定为革命样板戏，重新拍成了电影，在全国范围内放映。这是两组截然不同的画面：舞台上，她们是革命的英雄;现实中，她们是革命的对象。
在那样的年月，创作红色娘子军系列艺术作品的文艺工作者，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女主角吴琼花最早的扮演者白淑湘曾被扣上“破坏革命样板戏”和“反革命”的帽子，一度被下放接受劳动改造;该剧编导、中央芭蕾舞团原团长李承祥则被打为“走资派”关进牛棚—后来掌权方考虑到还需要他饰演剧中反角“南霸天”，才恢复其工作。
现实中的原型与艺术形象的塑造者，两个原本相去甚远的群体，由此有了命运的交集—莫名其妙就一同成了阶级敌人。他们是银幕和舞台上光辉、英武、荣耀的红色娘子军的背面，历史的阳光在这里突然转暗。
革命之路
红色娘子军最初在党史中的记载只有30个字：“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一百二十人。”
1956年，当时还是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的刘文韶在查阅资料时偶然看到这句话，觉得女兵连可能是一个值得深挖的题材。在征求上级领导同意后，他开始四处寻访幸存女兵及熟悉此事的红军老干部。这段隐匿的历史遂开始浮出水面。
红色娘子军成立于1931年5月，全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此前的女兵大多是卫生员或文工团演员，绝少担任作战任务，而女子军特务连肩负的正是这一特殊使命。
在距离琼海市西南阳江镇中心约10里的深山里，如今还保留着红色娘子军的成立旧址。据当年活跃在海南的武装力量琼崖纵队原负责人冯白驹回忆，此前部队上就有少数女兵，“为了唤起妇女觉醒，增加革命力量”，他们决定吸收更多普通妇女加入队伍。
女子军特务连的首任连长叫庞琼花。为逃避父母为她定下的婚约，她在16岁时就参加了革命。1932年，一次肃反运动中，庞琼花被怀疑为“托派分子”而遭撤职审查，随后由冯增敏接任连长。同年，特务连扩建至两个连，下辖4个排、12个班，共140余名女战士。
是年年底，在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之下，琼崖(即现在的海南岛)红军组织被迫化整为零，转为地下斗争，女子特务连也因此解散。
在深入调查了这段历史后，1957年，刘文韶写出了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全文以冯增敏的回忆为视角，讲述了特务连从成立到作战再到解体的全过程。
在冯增敏的记忆里，特务连成立3个月后，开始投入战斗。沙帽岭伏击战和火烧文市炮楼是娘子军初亮相时打出的两场漂亮战役，前者活捉乐会县“剿共总指挥”陈贵苑，后者生擒民团大队长冯朝天，这两人被认为是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反面角色“南霸天”的故事原型。
但战争也很快让她们付出了代价。1932年夏，国民党部队派出了一个旅的兵力进攻中共琼崖特委。为掩护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撤退，女子连配合红军的一个营在马鞍岭进行阻击。在坚守了3昼夜后，女子连弹药濒绝，最后把仅剩的几十发子弹留给二班的10个女兵，其他人撤退。
一场残酷的战役就此发生。等冯增英带着一个班回去接应时，二班的10位女战士已全部牺牲。在被炮火犁过的山地上，她们紧握着枪把或拳头横七竖八地躺着，班长梁居梅的衣服被撕得稀烂。冯增英猜测，可能是国民党发现她们是女兵后，双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近身搏斗。
在之后的追剿中，女子连越走越散，冯增敏等9人为甩掉追兵，退进了原始森林。浩瀚的森林在提供庇护的同时，也将她们置入新的险境—为走出森林，她们餐风饮露，跋涉了七天七夜。其间，女战士王运梅还生下一名男婴，出世不到3天就夭折了。
女兵们重聚后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继续和国民党打游击，要么化整为零，等情况好转后再回归。冯增敏想到被杀害的兄长及被国民党盯上的母亲，觉得无家可归，选择留在山上继续战斗，直至被捕。
冯增敏被抓前后，另外数名娘子军成员相继落到国民党手中，包括首任连长庞琼花、一连指导员王时香、二连连长黄墩英、二连指导员庞学莲、二连二排排长王振梅、女战士林尤新等。
庞琼花被俘后的一张照片，曾刊登在1933年2月15日上海出版的《时代》画报上。照片中，庞琼花身穿浅色上衣，短发，双手被绑在背后，像在游街。这次被捕前，她刚从红军的肃反监狱中被“无罪释放”。
负责琼崖“围剿”工作的国民政府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对这些被俘的女战士挨个提审，但收效甚微。1934年，陈汉光部奉命离琼前，向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请示娘子军的处置问题，陈济棠复电：“审核该犯性情及其环境状况，仍应施以感化处分。”
此后，冯增敏等8人被送往“广州国民特别感化院”继续关押。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她们才被放出。
不完美的婚姻
虽重获自由，但一年多的硝烟考验和5年的牢狱之灾已为她们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冯增敏出狱后嫁给了一个农民，生有一女，后来丈夫病故，她将女儿寄养在亲戚家，一个人又重返组织。
对战争心灰意冷的庞琼花则选择了一个文化人，过了几年平静日子。后来日军打到她的家乡，要求她丈夫出任维持会长。遭拒后，日军将其杀害。不久，逃至深山的庞琼花也命丧日军之手，年仅31岁。
庞学莲被捕前就已结婚，但她出狱后发现牙医丈夫已另娶妻室。后来在丈夫的要求下，庞学莲只能接受现实，与他们组成了特殊的一夫二妻家庭，直到她1999年去世。
王时香和黄墩英的命运更为曲折，失败的婚姻选择令她们的人生充满悲剧色彩。庞启江向《博客天下》表示，按照琼海农村习俗，女孩很小就会被送往别人家里当童养媳，15岁前要生孩子;25岁之后若还没嫁人，就要在族谱上除名。而这些娘子军被释放时，她们中年龄最小的冯增敏都已经25岁，加上她们的特殊身份，很少有人愿意娶她们。
另外，“女人上山是给共产党当共婆”的传言也让她们难堪。于是国共合作后，这些身份和经历特殊且年纪偏大的娘子军嫁给国民党人士或是地方乡绅，成为一种可能。
王时香就是其中一例。她19岁就加入娘子军，因为上过3个月夜校，被上级任命为连指导员。被捕前，她曾有过一段婚姻，丈夫是师部的传令队长，在一次排雷任务中丧生。出狱后，母亲害怕女儿的经历会拖累全家，将她许配给了国民党的一个民团清乡队长刘恒应做妾，以寻求庇护，不顾对方身有残疾且大女儿15岁。后来海南“解放”时，刘恒应被琼崖纵队击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