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灭，在一张旧皮之下的权贵资产阶级正在寻找“脱共”的方法。（Getty Images）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在原东欧共党集团国家的非共化清算过程从未停止。而在当今中国，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型态彻底破灭，在一张旧皮之下的权贵资产阶级，也在寻找“脱共”的方法。太子党大声指点江山已有无所顾忌的意味。中国非共脱共，在政治上破局，将在近几年看出分晓。
“非共化”指的是原共产专制国家，对共产党执政罪行的清算过程。在原东欧集团的波兰、捷克、匈牙利、东德，这一过程从九十年代至今从未停止。而罗马尼亚、原南斯拉夫国家，目前仍在进行当中。甚至前苏联的核心乌克兰，也在数年前开始了其清算的非共化过程。
即使是在俄罗斯，执政和在野的主要大党，虽然时不时护住斯大林这面民族的旗帜，但却刻意和苏共保持距离。而在中国大陆，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型态彻底破灭，在一张旧皮之下的权贵资产阶级们，也在寻找“脱共”的方法。
对中共体制不满的活跃人士当中，最高级别人物当属中国总理温家宝，虽然温家宝常被指“只说不练”、“作秀”、或被封“影帝”等等，但从这些在过去属于冒着“分裂党”风险的言论，多少也能看出温家宝确是中共体制内的准异类。
温家宝频呼政改改弦更张
2011 年9月14日，温家宝藉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达沃斯夏季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之际，再次高调谈论了政治改革。这已经是过去一年多来温家宝第十几次谈论政治改革这个敏感话题了。此次高论被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Klaus Schwab）当面夸赞为“一场重要的政治宣言”，接着温又再放重炮，大谈政改，批评“以党干政”，重提“党政分开”，新华社全文播放温家宝相关言论，国内外媒体纷纷评论报导。
2011年9月14日，温家宝藉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在大连举办之际，再次高调谈论政治改革。（AFP）
在最引人关注的“以党代政”问题，温说：“第一，坚持依法治国。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为此，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个任务是邓小平先生在30年以前就提出来的，我认为在今天尤为紧迫。”
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是邓小平于1980年提出来的，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期也着手改革，中共十三大后取消了一些部委的党组，但 1989年之后江又恢复了高度集权、以党代政的做法。此后的十四大至十七大，报告中再没有提过“党政分开”。此番温家宝批评“以党代政”的言论，被认为是开了自89学潮以来高层言论的先河。
虽然有一些学者认为温的这个讲话“并无新意”，但结合温提出的乡镇乃至县级的选举、“司法独立”问题、官员财产公开、政务公开以及党内民主等，有学者认为这已经给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温氏路线图”。已有传言，温的家人说“胡是亡国之君”，“总理不愿意殉葬”，也有人预测，温只等江泽民一死，便要振臂一呼，要当中共真正的“叶利钦”。而大部分人则相信，温面临着无法解决的经济烂摊子，干脆在十八大退休前留个“敢言”的好名声养老用。
也有分析指出，中共的言论政策，向来是随着党内斗争而有所变化。当党内斗争趋缓，较易达成一致时，表现为外松内紧，高层内部犹如铁板一块，不轻易发出不同声音。当党内斗争趋烈时，则表现为外紧内松，一方面党内不同声音频频出现，一方面在社会上大捕异议人士，令民间禁声。温家宝能够成为中共此时的“政改言论推手”，或许和中共内部孕育着的裂变情形相合拍。
汪洋“试点”受瞩目
相比温的“敢言”，广东地方大员汪洋则以“敢为”成为党内开明派的实力人物。2012年2月1日，广州的乌坎村，在大批中外媒体进驻报导下，进行了60年来第一次一人一票的选举，选出了11名村民委员会，以对之后3月的村委会选举进行监督。据报导，约7300多村民有投票资格，许多在外地的村民赶回村中投下一票，当天投票率达85％。汪洋以怀柔手法处理乌坎抗争事件之后，又一次利用乌坎选举，震动了中共党内，也为自己免费作了第二次世界性形象广告。
中共面临穷途末路，让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有空间以怀柔手法处理乌坎抗争事件，并允诺乌坎选举。（Getty Images）
2011 年9月至12月间，广东省汕尾市所属陆丰东海街道乌坎发生村民土地维权运动，要求法办贪官并追索征地款，但当地政法机关打死村民代表，藉口“境外敌对势力介入”，派出上千军警封堵乌坎村，以断粮、断水、断电的手段逼迫村民就范。后来省委书记汪洋介入，一改中共以往的“堵”、“压”手法与思维，罕见的派出政府代表与村民谈判，平息了事件，并许诺日前的村级自由选举。
2011年10月，网路盛传汪洋在内部会议上开展广东全省的“舆论监督报导”活动，并表示广东宣传部近期将不下达禁止或限制媒体报导的指令。在随后的乌坎事件中，当局未阻止境外媒体采访，或许和汪的这一政策的验证有关。汪洋针对乌坎村事件发表谈话时，宣称“乌坎事件”是一个教训，必须改进村级组织。汪表示，广东省将选择适当时机，以“解剖”乌坎村“这个麻雀”为基础，专门针对改进村级组织建设、解决突出问题进行规划。
外界认为，在“十八大”前夕的关键时刻，汪洋在乌坎作出这种史无前例、有悖于传统“维稳”思路，必然对中国政坛和政局产生重大冲击。汪此前的言论也频频引起社会关注，2011年11月22日，在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汪洋强调，要敞开大门搞改革。他说：“改革和走路一样，不怕慢，就怕站。”他说：“自己革自己的命很困难，”并批评政府“不肯放权”。
“相信民众有能力管好自己”
与此同时，广东省宣布放宽社团登记，汪洋提出，要舍得向社会组织“放权”。他批评政府不信任群众，他指出：“很多部门开会就说，它们放了多少多少权，其实都不是关键的权，要命的都没放。”汪洋说，要加大政府职能转移管理力度，舍得向社会组织“放权”。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交出去。
事实上，汪洋在广东各地推行的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包括精简机构“大部制”改革、公务员聘任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社会体制改革等等，没有触及到中共一党专制的根本。但与“什么都不做的”的多数官员相比，汪洋毕竟证明了自己的与众不同，外界评论汪走的路比较务实、开放、大胆。而汪洋能够施展的背景，也正是因为中共面临穷途末路，维稳已经到了尽头，上层没了招，也不得不期盼各路诸侯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走出一条路来，或许能给中共自己喘一口气。
共产党执政的集权国家，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媒体舆论绝对垄断，二是拒不允许独立和自发的民间社团组织。汪洋的两个试点，却恰恰落在这方面。巧合乎？有意乎？温家宝是只说不做，而汪洋似乎属于只做不说。
但是，这或许是中共的一厢情愿，就拿非政府组织脱离政府靠挂，自主经营来说，社会民间的活力增强了，中共对社会的控制也必然相对的减弱，不再可能像过去一样，把一切不稳定因素及时扼杀在萌芽当中了，这等于是汪洋变相的在广东实际上开辟了一个政治特区。
党内自由派藉十八大施压
中共高层一直存有自由派，从早前胡耀邦、赵紫阳，到“六四”后李锐、李昌、胡绩伟等人崛起。从2011开始，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政协常委胡德平便组织了多场声讨中共当局的研讨会，“大鸣大放”，挑战中共政治底线，引发海内外侧目。
胡德平已成为太子党中相当一批对中共现行体制不满群体的代表人物，最近一段时间亲上一线议论时政，言辞大胆犀利。
2011年5月28日，《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作者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出席哈尔滨书博会。胡德平已成为太子党中对中共现行体制不满群体的代表人物。（新纪元资料室）
近日，胡德平在微博上称：“我们所有的媒体都充满谎言！没有一句真话，到处吹嘘歌功颂德，我们的官员百分之九十六都贪污、包二奶，这样搞很危险。我们欠人民的已太多！不要总是拿人民当傻瓜！奉劝一些人不要过于迷恋权力，卡扎菲满脸鲜血被打死还历历在目，人民不跟我们玩了，我们就玩完了！”
胡德平的言论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左右两派阵营掀起一阵风波，右派称赞胡的政治勇气，是钉向中共棺材的“又一颗钉子”，左派阵营则指胡德平弃“老革命糟糠妻” 而娶资本家美女。胡2005年与中共前组织部长安子文的长女安黎离婚，迎娶比自己小二十岁的美女王豫颖，王现任中国光彩事业国际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是有名的亿万富婆。
今年1月18日，胡德平在北京召开纪念邓小平南巡20周年座谈会，有人在会场上公开呼吁中国实行多党制、全民普选、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自由派人士利用邓小平当年主张改革开放，影射当局僵化顽固，要求全面启动政改，接受普世价值观。
去年8月27日，胡德平主持召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30周年座谈会，批评党的决议“自我批评不够”，对毛泽东的错误讲得不够不透；还批评重庆唱红打黑是仿效文革的“一种倒退”。同年10月6日，胡德平又发起召开庆祝“四人帮”倒台35周年座谈会，会上有人抛出《政改十三点》，公开呼吁中国走前苏联解体的道路。
太子党日趋活跃 影响将增
外界分析，自由派公开向社会大众发布政改主张，获得民意认可，目的是要影响中共十八大的政治走向及人事布局，进而“逼”现在掌权的政要们接受普世价值。
深圳民间学者朱建国曾表示，过去几十年来，中共制造无数冤案，包括毛泽东制造了镇反肃反冤魂、反右冤魂、大跃进冤魂、四清冤魂、文革冤魂；邓小平制造了六四冤魂；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现任总书记胡锦涛制造了上访冤魂等。如今，许多“冤二代”觉醒，为父辈鸣冤、向中共讨说法，形成“冤二代”不满与觉醒现象。
《悉尼先驱晨报》去年10月17日一篇报导介绍了这一现象。10月6日，在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的一间会议室里，中国最有权势的家庭举办了前所未有的非官方聚会。主办聚会的是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胡德平则是协办人。
参加聚会的有已故领导人之子，如华国锋、叶剑英、毛泽东的卫士长、汪东兴、李先念。也有曾任中国情报机构的头子、海军、副总理、部长和将军的孩子们。
马晓力是和习近平的姐姐一起来的。她的父亲马文瑞，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自从1940年代就是亲密盟友，是华国锋和胡耀邦时期党校负责人。她后来和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一起在统战部工作。
马晓力对众人说：“共产党就像是一个得了癌症的外科医生，自己已经不能切除肿瘤，它需要其他人的帮助，但是如果得不到帮助，它活不了多久。”
这些前国家领导人的后代们在一起谈他们看到的共产党的道德败坏，对公民社会的打击以及破坏性的文革政治的复兴，交谈热烈，而且一发不可收，他们认为这个党已经迷失了方向。
马晓力说：“在80年代的时候，当党面对批评的时候，我们还为它辩护，解释它的做法。90年代的时候，我们同情批评者。但到了现在，我们几乎想要加入批评者。”她用台湾的前总统蒋经国举例，他把台湾从独裁转型为民主。
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说：“今天的中国，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道德水平的急速下滑，到有毒的或基因改造的食品，到猖獗的官员腐败。”
胡德平强调了当代中国政治的荒谬，包括短语“公民社会”现在已经被主流媒体禁止使用。
中共早期负责宣传的革命人物陆定一的儿子陆德告诉参加聚会的人：党和政府官员花了所有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购买自己的豪华汽车、旅游、医疗保健、宴会和其他津贴。他说：“然而我们还叫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这次聚会突显了在明年习近平接班之前，“太子党”是如何利用社交聚会来施加对人事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的。
中共太子党并非一党，但通常来说，文革之前父母已是高干（行政十二级）的一批人，却有特别的内在凝聚。一些知情人士表示，这批人文革期间父母被打倒，本人则跌落中国大陆社会最底层，但通常早期的理想主义色彩仍然保留。邓小平复出之后，这些人成为新贵，进入党政军各界，三十年下来已经大成气候。习近平是其中突出者，其即将登基掌管中共，因此太子党们大声指点江山已有无所顾忌的意味。而流亡海外的魏京生，则算是另一个极端。
中国非共脱共，在政治上破局，将在最近几年内看出分晓。◇
中国非共脱共，在政治上破局，将在最近几年内看出分晓。（A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