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您进写作组的时候，第一个见到的是张春桥，还是姚文元？

朱永嘉：第一个见到的是张春桥，那时候他在上海，整个写作组是他管的。张这个人，讲话不多，不是很容易亲信别人，原则性很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有太大的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闲聊的机会都没有，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一开会就讨论工作，也不谈生活，也不谈家庭。所以人家讲他比较阴，就是这个道理，没有工作以外的相互交流。

《南风窗》：凭您和张春桥的往来，对他应该是非常了解的吧？

朱永嘉：城府最深的是张春桥。当然，他在前期和后期有变化。前期夺权时，比较张扬，敢于讲话。有一次，李先念到上海来检查财贸系统的工作，那时候刚巧文化广场开大会，大家就请李先念围绕广场走了两个圈子，我也在场。这本来是件好事，是可以挽回张跟老干部的关系的。但张春桥在大会上点名批评说，凭什么让李先念绕场两圈，你们干什么？从这个批评可以看出，张春桥不知道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妥协，缓和矛盾。

前期的张扬，我看得出来，是有他个人打算的。在后期，这方面性格就没有了，少了，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他知道得罪人太多了，要收敛。他要主动去改善与别人的关系，但是没办法了，结怨已深，没有群众基础。

《南风窗》：您和姚文元的关系也很不错，外界传说当年若不是您给他帮忙，他是写不出《评〈海瑞罢官〉》的。

朱永嘉：姚文元不是搞历史的，是搞文艺评论的。他找我很简单，说要临时写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问我能不能帮他找一点资料。我就把地方志、明史里的相关资料告诉他，关于海瑞这个人，我所知道他的经历和情况，时代背景、社会矛盾等也告诉他。这一点我是帮了他的忙的。再比如批“三家村”，他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问我，我就把《燕山夜话》拿给他看。他找不到别人帮他忙啊。

姚文元这个人，也有寡言、沉默的特点，不轻易讲话。他对我是很信任的，这一点还可以。姚对我从来没有批评过任何一句，他给工作我，我就做。我交上去的东西，他说改就改了，有的地方也确实改得很好。

《南风窗》：王洪文怎么样？

朱永嘉：王洪文比较浅，毕竟是小干部出身，他要应付局面，旁边也没有几个像样的参谋能帮他。他在北京要想站稳脚跟，周围一定要有有力的班子，这个智囊团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脑库，了解各方面情况以后，能够拿出点子来，告诉他怎么办。还有一个就是关系网，比如社交、公关，能够帮助他把方方面面关系联系好。

在“四人帮”中，文化知识和教养方面他是最差劲的一个，地位太低。江青说话他不敢不听，张春桥说话他也不得不听；姚文元他又不好顶。你叫他怎么办？对于那些大人物（叶剑英、李先念）来讲，他就更是儿童团，小孩子了，是由不得他作主的。

《南风窗》：您给王洪文讲解过《后汉书·刘盆子传》，从中也可以看出王在当时格局中的状况。

朱永嘉：他们在学习上碰到问题，我们写作组有帮助他们做些辅导的任务。毛泽东让他读《刘盆子传》，这是古文方面的，当然就要找我。

这样一个题目，我不能多讲的。因为刘盆子的结局是不好的。起家也不好。这无非是毛泽东给他敲警钟——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你不过就是个刘盆子。这种话我不好说。他也不好问我。他噎到中央了，地位那么高，你不能去扫他的兴。我就是告诉他这篇传记里讲的这个人，是怎么起来的，怎么当皇帝的，结果没办法指挥局面，让他心里有数。

王洪文能力不行，选择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选择，对毛泽东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选这样一个人，可以缓冲一下张春桥跟老人们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噎是很难挽回了。毛泽东跟林彪讲过，让小张上来接我们的班，这一下就把张放在火上烤了。他自然就成了大家的目标。